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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也在明顯擴大。文章通過深入分析各種相關原因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變動的影響,揭示其主次順序,以期為我國縮小城鄉差別提供政策依據。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原因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國剛剛達到的總體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完全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會。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指出,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等。其中發展很不平衡的直接而重要的表現是農民增收遲緩、城鄉收入差別過大。2003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23:1,2004年稍降至3.21:1。但是,這還不能反映城鄉居民生活的實際差距。首先,目前統計農民收入是根據戶籍來進行的,少數高收入的非村民掩蓋了多數種田的真村民。其次,農民純收入中包括生產資料費用,扣除后生活費用只剩純收入的65%。最后,城市居民享有各種住房、醫療、教育、交通以及公共產品等,農民享受不了。因此,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在2002年第五屆中國成長企業ceo峰會上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帳面上的3:1,這個差距應該為5:1,甚至達到6:1。200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一、制度變遷
中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是舊的制度體系局部沉淀及新的制度體系尚未完善的制度變遷的特殊過程的結果。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整體制度變遷,使得生產要素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市場的競爭,按其貢獻大小來獲取報酬。由于生產要素的獲取過程非均等,導致生產要素占有的差異不斷加劇,加之市場價格的偏差,通過要素分配這一前提,進而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和積累。同時,轉型過程中相關的利益獲得者利用獲取的非正常收入,作為要素投入市場競爭,使初次分配的差距結果,又轉化為再生產中的生產條件占有的差距,通過正常途徑又獲取更多的收入,從而使差距更大。
二、城鄉不同的產業特性
城鄉收入差距首先與城鄉產業特性有關。現在的農村雖然包含了多種產業,但農業在農村經濟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這與城市有本質區別。無論在農業資源稟賦豐富的歐美,抑或是農業資源稟賦稀缺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只要存在工業和農業兩大部門,其收入差距就一定存在。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小的特點,決定了經濟發展達到一定778www.程度后農業增長必然要慢于第
二、第三產業。在中國,農業生產率和(城市)工業生產率的差距非常大。即使在考慮了數據誤差后,城市工業的生產率仍是農村的9倍。造成生產率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實施資本高度密集的工業化戰略。近10年來,我國gdp結構中,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下降了十多個百分點,相應第
二、第三產業上升十多個百分點。工業和農業兩大部門的生產方式不同。工業可以重復、連續不斷地使用機械化生產,農業則必然與自然交織。現代農業的發展要依賴農業技術進步,但農業科技成果市場化比工業等其他部門更為困難。農業科技投資風險大、周期長、見效慢的特點,使其在與工商業之間以及其他農業生產性投資效益的比較中處于劣勢。還有,農業技術推廣具有很強的共享性和公益性,農業技術的提供者很難從市場得到相應的回報。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農業科技的投入相對較低,多年來低于農業總產值的0.2%。因此,農業科技的開發、推廣、應用等各環節都可能因資金嚴重不足而陷入困境。
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與政策
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是指城鄉之間因為人口流動受到嚴格約束而出現的一種分割狀態。中國自1955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起,就將全國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農民。戶籍成為決定城鄉居民身份、地位和福利的根本標準,直接導致了城鄉居民在獲取收入方面的起點的嚴重不平等。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城市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二元經濟結構體制不僅沒有調整改善,反而繼續強化擴大,已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具體表現如下,首先,相對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城鄉二元結構轉換滯后,導致農村大量勞動力閑置,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其次,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決定了城鄉居民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巨大差異。由于農業生產率低下,加之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一時難以被安置,使原本就收入低的農民在社會急劇變遷階段與城市居民收入進一步拉大。最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使中國農民在教育、醫療、勞保、養老、福利等社會待遇上,以及就業、分配等經濟待遇上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更進一步導致了778www.農村居民在以后獲取收入能力與機會方面與城鎮居民的差距。
四、工業化進程中的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
強制性的以趕超為目標的工業化優先發展戰略,雖然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對中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卻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在其進程中,依靠行政命令方式產生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直接影響了中國城鄉收入分配的格局。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工農業價格剪刀差,是將農業部門創造的部分國民收入轉換到工業部門,以促進其發展,其本質就是通過行政命令方式強制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這種再分配的結果就是將大量的農業資源轉移到工業部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農業生產的低效。改革初期,通過價格改革,部分農產品的國家收購價和市場價已大體持平,但到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差距重新擴大。從全國來看,1950~1978年間通過剪刀差從農業取得了大約5100億元,改革開放以后的1979~1994年15年間,國家通過剪刀差使農業向城市無償貢獻了大約15000億元。對城市居民的價格補貼從未中斷,20多年來補貼總額超過8000億元,2001年補貼額達到1043億元,占政府預算總額的6.57%,這都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五、財政支農政策不盡完善,農民的財政性負擔沉重
政府政策的取向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走向起著重要的作用,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化是體現政府政策偏好的最直接反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的弱質性和它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客觀上要求國家財政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力度,支持那些投資大、周期長、風險高,但外在效益顯著的項目(如農村基礎設施、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生態環境保護等)以彌補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強農業的競爭力。然而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村的財政支出不僅有限,而且出現相對下降的趨勢,不僅低于發展中國家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近幾年盡管國家加大了“三農”的投入力度,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但城市偏向的總體格局并未根本改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向公民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為私人產品的生產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對農村地方政府而言,其首要任務自然也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地方性公共產品(服務),比如農村社會治安,鄉村發展規劃,農田水利設施,農村道路、電網、通信、廣播等基礎設施,農村社會保障,農業科技及信息,農村基礎教育及公共衛生服務等等,其中有些公共產品可以按照受益原則有償提供,而那些同時兼具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或者外在效益顯著的公共產品則應該由政府免費向農民供給。但實際上,即便是諸如義務教育、民兵訓練、計劃生育、優撫、鄉村道路建設之類的項目,都是由農民自我買單的。許多在城市屬于政府無償提供的公共產品在農村卻轉變成收費服務或經營性項目。農村以孱弱的經濟基礎承擔著比城市重得多的財政性負擔。
六、城鄉人力資本差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取得收入的大小以及個人之間、城鄉之間收入的差距,人力資本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個人能力決定收入差距,而個人能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決定的。而我國城鄉居民在接受教育方面的機會在先天上就是不平等的,這就直接決定了城鄉居民在人力資本稟賦方面存在相當的差異。目前,我國絕大多數文盲、半文盲生活在農村,農民自身文化科技和信息化水平較低,難以適應市場需求,難以轉崗就業,更難以在外出務工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條件相同時,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越強,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越弱。農民接受的低水平的文化教育降低了他們在非農業部門就業的機會,嚴重影響了農民的收入和生活。過低的收入直接決定農民教育投資的有限性,使其陷入貧窮的怪圈。可見,由于城鄉居民資源稟賦差異,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七、我國農業的現實狀況
從農業內部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第一,改革開放以來,農產品供求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農產品產量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有了很大改善,使得主要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778www.下降。因此出現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農業增產不增收的現象。第二,由于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等因素,造成農業投入成本增加。農業生產成本的上升,減少了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第三,鄉鎮企業增長幅度下滑影響縣域經濟發展,影響農民的非農業收入。第四,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農業進行集約化生產。以家庭為主體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難以適應全國乃至全球統一大市場需求,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從而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這在中國加入wto后更加明顯。第五,我國北方干旱,南方易發生洪澇災害,加之耕地和草場的退化,甚至沙漠化,這些惡劣的自然條件必然制約我國農業的發展,影響農民收入的提高。
探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就是要想辦法保證農民增收,促進社會和諧,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使我們相信這個目標不會遙遠。“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
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加快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促進農業不斷增效、農村加快發展、農民持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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