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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

1．1熵值法和耦合協調模型耦合是復雜系統通過各子系統或要素相互作用與影響，促進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并且決定著系統相變的特征與規律［2］。耦合度反映區域各子系統或要素協調程度，它刻畫了某一時點區域系統之間、系統各要素之間交互脅迫、交互依存關系的演進趨勢［9］。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積極和迫切；而由于生態系統支持能力的有限，反過來制約社會經濟超速發展。生態經濟協調論指出，一定區域發展的實質就是區域生態支持系統與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相互脅迫、相互作用、由低級協調共生向高級協調演進的過程。耦合協調模型指標權重的計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層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夠深刻地反映出指標信息熵值的效用價值，其給出的指標權重值比層次分析法和專家經驗評估法更具可信度，適合對多元指標進行綜合評價［10］。因此，選用熵值法確定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耦合協調模型的各指標權重。

1．2指標體系和評判標準根據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經濟區域特色，參考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國學者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以及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2－11］，確定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表1）。評判標準是衡量區域自然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狀況的尺度參考。社會經濟發展必然會消耗自然資源，給生態環境帶來一定的壓力，但這并不代表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破壞自然生態支持能力為代價。高水平社會經濟可以通過發展新技術，開發新能源等，減輕對生態環境的依賴，更可以對自然生態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和修復。因此在兩大系統耦合發展評判標準的劃分中，既要充分考慮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也要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兩大系統的耦合關系和發展水平，以生態支持能力綜合指數（F）、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指數（G）和耦合發展度（D）為基礎，提出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系統耦合發展評判標準（表2）

2結果分析

2．1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整體呈波動減弱趨勢（圖1），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近13a，研究區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平均值為0．494，2000年生態指數最大，為0．655，最小值出現在2009年，僅為0．290，極差0．365，進一步表明處于干旱區的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環境脆弱，穩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區生態支持能力變化，大致可劃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2000—2004年生態支持能力緩慢減弱，主要原因為研究區降水量下降和工業廢水廢氣排放量增加；第2階段：2005—2009年生態支持能力快速減弱，生態支持指數平均每年減小0．07，遠高于近13a的平均減少速率，且R2＝0．92，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2009年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出現極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該年研究區的廢氣排放量劇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氣候的變暖趨勢，影響區域降水，增加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進一步擴大該段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第3階段：2009—2012年先增強后緩慢減弱。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不斷提高（圖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分析2000—2012年研究區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00—2007年社會經濟相對低速發展，研究區該時間段人均GDP、全社會固定投資資產和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由3240元、66億元和72億元上升到9077元、304億元和193億元；第二階段：2008—2012年社會經濟相對快速發展，年增長速率（0．05）較上階段的0．01增加了4倍。該時段人均GDP則突破了萬元大關，增長至31199元，全社會固定投資資產也達到了1105萬億元。

2．2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

2．2．1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演變由圖2可以看出，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整體不斷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盡管該區域的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不斷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僅達到低水平協調發展標準。按表2的評判標準，研究區2000—2012年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經歷了3個階段。第1階段：2000—2007年嚴重失調發展階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屬于經濟損益型，即經濟發展滯后，勉強保持在生態承載力閾值內；第2階段：2008—2009年輕度失調發展階段，g（y）／f（x）小于0．8，屬于經濟滯后型；第3階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協調發展階段，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屬于經濟發展與生態同步低水平協調發展型，其他年份仍屬于經濟滯后型。

2．2．2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空間分布對f（x），g（y）和D，g（y）／f（x）值進行分析，可將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經濟耦合發展類型劃分為4類：輕度失調發展生態損益型、輕度失調發展磨合型、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低水平協調發展經濟滯后型（圖3）。其中，甘肅省蘭州、武威和定西地區屬于輕度失調發展生態損益型，耦合度D分別為0．56，0．56和0．58。這些地區人口較多，經濟發展超過了自然生態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態支持能力無法滿足相對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不調和，系統落后，如果長此發展，該地區經濟和生態必將走上惡性循環的道路；甘肅省酒泉和平涼地區屬于輕度失調發展磨合型，雖然整體發展緩慢，但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支持能力處于相互適應磨合的調整階段，短時間內可以促進二者共同發展；甘肅省張掖和陜西省的咸陽、西安地區屬于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態壓力不大，社會經濟發展尚在生態支持能力范圍內，二者處于低水平協調狀態；而天水市和寶雞市則屬于低水平協調發展經濟滯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態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低。經濟發展滯后，基本保持在生態支持能力范圍內，生態環境壓力小，社會經濟發展仍有較大空間。總體來看，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不斷下降，且耦合協調類型多數為生態損益或滯后型，表明該段生態支持能力無法滿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快速工業發展模式，給該段經濟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3討論

生態文明建設不只是生態、環境領域一項重大研究課題，而是人與自然、發展與環境、經濟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協調、發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環的理論與實踐，是人類社會跨入一個新時代的標志。對于生態環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區，尤其是承擔復興西部經濟發展，解決東中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更是重中之重。從絲綢之路東段現實情況出發，當前最緊要的是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強化第一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適當調控第二產業；實現由主要靠物質（資金、資源、環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識和技術進步加快發展的轉變；調整優化經濟區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態功能區確立發展方向、重點；堅持經濟、社會、環境、資源、民生統籌兼顧，全面協調發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協調模型對絲綢之路東段的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進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標準來進行剛性劃分耦合基本模式評判標準的方法，勢必會帶來一定誤差［12］。另一方面，由于個別數據為插值以及數據標準化的原因，計算結果具有一定的相對性［13］，因而在反映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的協調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結論

（1）2000—2012年近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以0．02／a的速率減小，多年平均值0．494，極差0．365，表明該段生態環境脆弱，穩定性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則不斷提高，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4。（2）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整體呈不斷提高趨勢，經歷了3個變化階段。第1階段：2000—2007年嚴重失調發展經濟損益型階段；第2階段：2008—2009年輕度失調發展經濟滯后型階段；第3階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協調發展階段，僅2012年屬于經濟發展與生態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其他年份仍屬經濟滯后型。（3）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與經濟耦合發展總體水平較低，10個地市生態經濟耦合發展模式可劃分為4類：輕度失調發展生態損益型、輕度失調發展磨合型、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低水平協調發展經濟滯后型。（4）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不斷下降，耦合協調類型多為生態損益或滯后型，表明該段生態支持能力無法滿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快速工業發展模式。因此，該段必須從產業結構的角度對社會經濟發展作出優化調整，改善生態環境，促進區域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

作者：吳夢初延軍平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旅游與環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