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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程師雜志》2014年第五期

一、先秦儒家管理哲學的個案研究

對荀子管理哲學的研究，學者們進行的比較深入，有幾篇碩博論文分別從不同研究方向進行了詳盡闡述。于海艦《荀子管理哲學思想研究》沿著荀子的哲學觀點，如“天人關系論”、“人性論”、“明分論”，來探討管理的主體、管理的本質、管理的手段、管理的終極價值等問題。從“明于天人之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關系論突破了“天命論”的枷鎖，使人成為管理的主體;“群居和一”的群觀念，為管理設定了終極價值目標;“明分論”和“禮法論”為實現管理目的提供了合乎天人的管理方法論;“隆禮重法”的管理思想;從“以禮分施”的君道論等哲學觀點談起，把人的問題分析明白，而后向管理層面落實，詳細探討了“明分論”和“禮法論”在其管理哲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余森華的碩士論文《＜荀子＞的管理哲學特色研究》，從荀子管理思想的理論基礎、“修身”思想與自我管理間的關系、“王霸”思想與公共治理的關系、荀子管理哲學思想與現代管理的關系四個方面，審視《荀子》思想的管理之“用”。阮艷的《荀子的管理哲學思想與現代管理》采用歷史研究的辦法，通過整理和分析《荀子》及相關哲學思想的研究資料，從現代管理學意義上的管理前提、管理組織、管理主體、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目標等五個方面對荀子的“化性起偽”、“明分使群”、“盡倫盡制”、“隆禮重法”、“求治去亂”等思想進行了分析和闡述。另外，此文還將荀子的管理哲學思想與西方的X理論、馬克思•韋伯的組織理論以及管理方法、管理目標等理論進行了比較分析，探討其差異和通融之處，闡釋了荀子管理哲學思想之精華。

對于周易管理哲學的探討，就所涉及問題而言，應該說比較全面，但他們共同存在的問題是宏觀而不具體，從外部即儒家研究《周易》管理思想，或者說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周易》經傳管理思想，未深入到經傳內部。黃新根的博士論文《＜周易＞管理哲學研究》在吸收前賢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從《周易》經傳出發，通過解讀《周易》卦象符號和文辭，全面系統地探討《周易》經傳的管理思想。把經傳管理思想分開研究，指明《周易》管理思想是其固有的，與西方管理思想不同，有自己的特色。文章客觀理性地分析了經傳管理思想的優與劣，提出真正建立《周易》管理學必須揚長避短，融合中西管理思想。黃寶先《＜周易＞的管理哲學》一文，從其管理體制———科層制出發，從“盛德大業”的管理目標論、“陰陽之道”的管理決策論、“變易協調”的管理方法論、“民為邦本”的管理主體論幾個層面論述了其管理哲學。他認為，科層制管理思想是《周易》管理哲學思想的精華，只是思想太超前，沒有適宜生存的環境和土壤難以推廣。張耀天的《周易管理思想初探》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當前中國管理哲學的發展趨勢，從“道器不離的形而上學論”、“以和為貴的管理目的論”、“大道至簡的管理方法論”及“以人為本的管理價值論”幾個方面闡述周易管理思想，并理順了周易管理哲學的基本體系。許爾忠《＜周易＞的管理哲學智慧》一文，從整體性管理思維、進取性的管理理念和變易性的管理方法三個方面論述了其管理哲學思想，認為這些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管理思維、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形成，還給現代管理許多重要啟示和直接浸潤。對《中庸》及其思想的研究，多與儒家管理思想或是孔子管理思想融為一體。黎紅雷的《“中庸”本義及其管理哲學價值》一文，認為中庸一詞有“中正、中和、時中、用中、平常、不變、恰到好處、不偏不倚、動態平衡”［4］等多重豐富內涵，同時蘊涵著“正—反—中”的中庸辯證法。把中庸辯證法運用到管理活動中，正確處理“為己與為人”、“正己與正人”、“修己與容人”、“行己與安人”的辯證關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領導智慧;正確處理“王霸雜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罰”、“德主刑輔”的辯證關系，便是“德法兼濟”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確處理“見利思義”、“取之有義”、“先義后利”、“義利合一”的辯證關系，便是“義以生利”的中庸經營智慧。以此說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對人類社會管理活動的重要價值。嚴金梅、胡春蕾《中庸之道與現代管理》一文認為過猶不及與適度原則、和而不同與原則性和靈活性、“時中”與“權”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中庸思想在管理過程中的具體作用，同時他也認為，中庸在管理中存在很大局限性，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使用。

二、先秦儒家管理哲學的核心問題和核心概念研究

對核心問題“仁”的研究幾乎沒有獨立成篇的論文，大都與儒家其他管理思想融為一體，這里不再單獨陳述。對“義利觀”與儒家管理哲學及現代管理的研究比較深入，不同思想家的義利觀都得到了歸納和發掘，研究深度也不斷加強。李朝秀的碩士論文《先秦儒家義利觀及其現代價值探微》從義利觀的社會背景、理論來源入手，詳細闡釋其內涵、特點、儒家不同觀點的共性與差別，并論述了其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文章認為，利和義是分層次的，達到“義”之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高曉紅的《先秦儒家義利觀及其現代意義》一文認為將義利觀的主要內容歸納為:重義兼利、重義尚利、先公后私和先天下之公利。葉世昌《儒家義利觀和現代企業管理》認為正統儒家的義利觀可以“義以生利”和“何必曰利”［5］八個字為代表，其反映了貴義賤利思想。傳統思想中的精華和糟粕具有相對性，要進行具體分析。對“人性論”的研究也較為深入，黎紅雷《先秦儒家人性論的管理學意義》一文，從現代管理角度，重新審視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論，論述了先秦儒家“性善論”、“性惡論”、“人性可塑論”與現代管理理論的異曲同工之處。文章認為，強調塑造人性以實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論的獨特之處。易想和等人撰寫的《何為人性?如何人性?———儒家人性論的管理意蘊及當代價值》一文，從儒家人性論的演變歷程及哲學根源、管理意蘊及倫理困境、現代價值及倫理向度三個方面論述了管理中人性的重要性。認為其管理意蘊主要體現在以人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三個方面，現代管理應堅持“以人為本”的倫理向度。對“道治”與管理哲學的研究，張貴明《論“道治”管理哲學與C管理模式》一文認為，道治是對德治和法治的統合與超越，因其建立在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則之上，是以科學精神為基礎的人本管理思想，而成為科學管理基礎之上人本管理———C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哲學智慧。

三、儒家管理哲學的意義與當代價值研究

黎紅雷《儒家管理哲學的現代啟示》一文，從“安人”、“教化”、“修己”三個方面論述了儒家管理哲學的現代啟示。文章認為，儒家管理的基本精神:以“人為中心，以道德教化為導向，以正人正己為途徑”，對于現代管理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李玲等人撰寫的《管理哲學視野下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梳理了儒家“仁”學思想、中庸之道、“德主刑輔”、“義利觀”的現代價值，具體闡釋了在管理哲學視野下，儒家以“仁”為核心的思想與現代管理的人本主義價值觀高度契合，充分體現了人文關懷精神和崇尚人本價值的理念;“中庸之道”倡導管理者道德修身，在管理中感悟和把握平衡的藝術，揭示了管理依循的途徑及追求的終極境界;現代管理中“正人先正己”的原則傳承于“德主刑輔”的管理理念，體現了鮮明的東方文化特色;儒家“義利觀”蘊含著義與利兩種價值取向的辯證關系，它鞭策著管理者見利思義，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警示自身。

四、先秦儒家管理哲學與西方管理哲學的比較研究

成中英的《C理論:中國管理哲學》一書，認為西方的管理哲學是以經濟為基礎的，中國的管理哲學是以倫理為基礎的，而中國哲學核心價值的來源是儒家。他指出中國管理哲學是具有一種現代性，融合希臘、西方的精髓在其中的，具有一種高度的知識性與倫理性、現實性與理想，實現和諧自由和正義的標準。書中倡導動態和辯證管理，是綜合創新中國管理哲學的奠基之作。它運用邏輯分析與本體詮釋方法重建中國哲學，開創了當代中國哲學與中西比較哲學研究的新蹊徑。在論文方面，高志鵬的《淺談中西方管理哲學的異同》、馬鴻飛的《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與西方管理科學的整合》兩文，以基本相同的框架結構分述了中國傳統管理哲學的基本特征及價值取向，西方管理哲學基本特點及最新發展趨勢，均認為中西管理哲學應逐步實現共通及融合，以利于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的管理哲學，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

綜上所述，對先秦儒家管理哲學的探討，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一是許多學者著力于融合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兼容儒、釋、道、法、兵、墨等中國傳統的各家思想，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精華，弘揚東方管理文化，建立中國式管理模式;二是與西方管理學理論的聯系更為密切，許多學者開始進行中西管理思想的比較研究;三是儒家管理哲學的實用性、操作性大大增強。就所涉及問題而言，應該說比較全面，所包含的管理思想幾乎毫無遺漏地論述，但他們共同存在的問題是宏觀而不具體，從外部即儒家研究管理思想，或者說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未深入到內部，故使其研究流于表面。主要體現在:一是側重于個案研究，缺乏對先秦儒家管理哲學發展脈絡的梳理;二是沒有總結出先秦儒家管理哲學的整體特征;三是沒有指出先秦儒家管理哲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四是沒有揭示先秦儒家管理哲學對于構建當代中國管理哲學的重要意義與價值;五是對儒家哲學當代意義和中西比較研究不夠深入。總之，儒家的管理哲學思想，展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特征，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儒家的管理哲學思想所蘊含的豐富精華，依然具有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內在生命力，值得繼承和弘揚。將先秦儒家學派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總結其管理哲學的整體特征，并將其與當代社會管理結合，研究其在當代中國管理哲學理論構建與管理實踐中的價值與意義，是我們的主要議題。

作者：周璐單位：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