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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模型的提出

(一)基本假設FujitaMasahisa和Jacques－FrancoisThisse(2002)綜合了中心－外圍模型和張伯倫關于中間投入品多樣性的方法構建了關于粘性勞動力與區域專業化的兩區域、一種生產要素以及三部門模型。本文的模型基本假設與之相似。模型中包含兩個區域，即城市地區和城市以外的邊緣地區;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力，且勞動力是粘性的，其不能在區域間流動;經濟系統中有三個部門:制造業部門、服務業部門和傳統部門，其中服務業部門為制造業部門提供服務產品。這里假定制造業部門和傳統部門使用勞動力，且勞動力在空間上是不流動的，所以假定制造業部門產品是同質的，并且假定制造業部門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特征以及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所有勞動力的偏好是一致的，可以用(1)式所表示的效用函數來代表。其中，表示消費者效用，代表對制造業部門使用低生產率服務產品而生產的同質產品的消費，代表對制造業部門使用高生產率服務產品而生產的同質產品的消費，A代表對傳統部門產品的消費。，表示在消費者總支出額中對制造業部門各產品的支出份額，表示對傳統部門產品的支出份額。與之前的模型不同，本文借鑒了ToshihiroOkubo(2010)關于企業異質性的研究思路，將服務業部門劃分為生產效率不同的異質企業。假定服務業部門以規模收益遞增和壟斷競爭為特征，生產多樣化的現代服務業產品，以滿足制造業部門的服務需求，其區際之間交易遵循冰山交易成本，區內交易無交易成本，并且依據勞動生產率的不同而表現出企業異質性特征。為了方便研究，假設現代服務業部門有兩類生產效率水平不同的企業:一種類型為低生產率水平的企業，需要較多單位的勞動力及具有較高的邊際成本，稱其為“”企業;另一種類型為高生產率水平的企業，需要較少單位的勞動力及具有較低的邊際成本，稱其為“”企業。其中，每個企業都需要使用一單位資本作為固定資本投入，則現代服務企業類型j生產產量需要單位的勞動力，其生產函數如(2)所示。關于企業異質性的引入，本文假設現代服務業部門的異質性企業“”和“”的單位投入系數分別為和，且。每個區域在初始均衡條件下擁有相同的“”企業和“”企業分布，和分別表示“”企業和“”企業區域內企業數量的構成，其中，這個企業類型的份額表示生產率分布，在Melitz(2003)的研究中是外生給定的。由于每個區域的每單位資本與個體邊際成本有關，因此可用不同企業單位投入系數和來測量。假設決定企業異質性的成本差異要高于“”企業和“”企業的相對分布比率，具體關系見(3)式。

(二)消費者行為消費者效用函數由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表示，所有勞動力的偏好是一致的，并消費同質產品。地區代表性消費者效用函數如(1)式所示。如果為消費者收入，是傳統部門產品價格，而是制造業部門低端產品的價格，是制造業部門高端產品的價格，則消費者的預算約束為。

二、均衡分析

本文中的模型是在制造業部門使用服務部門產品的前提下展開的。當使用服務部門的產品時，制造業部門之所以在某區域集聚，是因為服務產業聚集在該區域，然后吸引制造業部門區位選擇至此，而制造業部門集聚此地，又提供了大量的服務產品需求，因此又會吸引大量的服務業部門集聚，相互作用，不斷循環。命題2企業異質性可以作為引起聚集的一種力量，更多的異質性企業更可能導致完全聚集的產生并在一定條件下保持穩定。相對于低效率服務企業而言，高效率服務企業由于自身單位投入系數較低而集聚在城市地區表現出的穩定性更高。

三、指標選擇與數據說明

(一)指標選擇通常情況下，經濟活動規模越大，所產生的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效應就越明顯，也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企業集聚于此。因此，經濟活動規模是衡量一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本文將指標體系共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指標，主要從經濟活動規模來描述;另一類是城市空間結構演變過程中的影響因素指標，是指影響城市空間結構演變過程中的一些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腹地的綜合實力、貿易比率、人力資本水平、交通基礎設施水平、信息基礎設施水平、制造業集聚度、服務業集聚度、物流業集聚度以及宏觀稅率水平等指標。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是香港，香港以其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由的市場制度、發達的金融和物流服務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已經成為全球公認的國際化大都市。香港不但擁有完備的交通基礎設施以及信息基礎設施，還提供較為完善的如融資、保險、經紀、仲裁與法律服務等中高端服務業。此外，很多國際知名的企業和國際組織總部都選擇在香港經營業務。因此，選擇香港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代表來分析城市空間結構演變的對象具有代表性。

(二)數據說明鑒于相關數據的可得性和時間的連續性，本文采用2001年－2012年香港的季度時間序列數據，相關數據來源于2001年12月至2012年12月的《香港統計月刊》。本文的計量分析主要使用以下變量，詳細劃分見表1所示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影響因素的指標體系，計量軟件為Eviews6．0。

四、實證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基于VAR模型要求系統中各變量的平穩性要求，本文通過AugmentedDickey－Fuller檢驗方法對時間序列ftop、gdp、hum、infor、jem、zem、tax、trade、traf、yem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顯示這些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差分平穩過程，具體見表2所示。

(二)協整關系檢驗下面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來對以服務企業機構數量比重為代表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各演進影響因素進行協整檢驗。如表3所示，根據LR、FPE、AIC和HQ準則，確定VAR模型的最大滯后階數為3階，那么設定Johansen檢驗的滯后期為2。選擇由ftop和gdp、infor、trade、traf、jem、yem構成的列向量有確定線性趨勢且變量之間存在4個協整關系，具體見表4。協整關系方程表明在長期均衡關系中，以服務企業機構數量比重為代表的城市發展水平與腹地綜合實力、信息基礎設施水平、貿易比率、交通基礎設施水平、服務業集聚度和物流業集聚度之間存在穩定關系。而人力資本水平和宏觀稅率水平對 服務企業機構數量比重的影響不具有顯著性，此處暫不考慮這兩種因素的影響。具體而言，腹地綜合實力和貿易比率每增長1%分別會引起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提高1．09%和1．57%;而信息基礎設施水平和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在長期內對中心城市表現出負向作用，即兩個因素每增長1%會引起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降低1．14%和2．00%;同樣，企業異質性對中心城市長期發展的貢獻也較大且均起到了負向作用，服務企業集聚度和物流企業集聚度的負向效應系數分別為－1．45和－2．18。

(三)誤差修正模型的估計基于協整關系檢驗可知，變量城市經濟發展水平(ftop)與腹地綜合實力(gdp)、人力資本水平(hum)、信息基礎設施水平(infor)、貿易比率(trade)、交通基礎設施水平(traf)、服務業集聚度(jem)、物流業集聚度(yem)等因素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因此，根據范曉莉(2012)［15］、郝壽義和范曉莉(2012)［16］的研究方法，在協整關系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中心城市的誤差修正模型，探尋各演進影響因素與發展水平變量之間的短期動態關系，如式(37)所示。其中，誤差修正項為，誤差修正系數為－0．04，說明了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增長率的誤差修正項具有負向的修正機制，即發展水平增長率對長期均衡的偏離會對短期的發展水平增長率波動產生一個負向影響，但調整速度稍慢，不具有顯著性。從ECM模型來看，短期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增長率的影響外，還受到滯后一期的腹地綜合實力的正向影響和滯后二期的腹地綜合實力的負向影響。同時，滯后一期及二期的信息基礎設施水平和服務企業集聚度的增長率對于發展水平增長率具有負向作用。而滯后一期貿易比率的增長對發展水平增長率短期內起到正向影響，短期正向效應系數為0．01。而滯后二期的交通基礎設施水平的增長率對發展水平的增長影響也為正，短期效應系數為0．04。此外，滯后一期的物流業集聚度的提高則對城市發展起到了正向效應作用。

(四)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1．脈沖響應函數分析脈沖響應函數的結果顯示，對于來自于“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自身的沖擊顯著為正，沖擊響應在第一期為最大值并逐步下降，在第二期達到最小值后處于一種波動的狀態;對于來自于“腹地綜合實力”的一個標準差的沖擊響應在前五期內呈現倒U型的負向效應，從第六期呈現穩步上升的正向影響;對于來自“信息基礎設施水平”的一個標準差的沖擊響應顯著為正，從第一期至第五期均呈現穩定上升的正向影響趨勢;而對于來自于“貿易比率”的一個標準差的沖擊是顯著為正的，在前五期呈現倒U型的波動狀態后呈現穩定的正向效應影響;對于來自于“交通基礎設施水平”的一個標準差的沖擊響應顯著為負，整體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負向波動狀態，且負向影響力度逐漸減弱;對于來自于“企業異質性”影響因素的一個標準差的沖擊來說，在前二期內服務企業集聚的貢獻為負，從第三期開始逐漸上升，直至第七期達到峰值，此后呈現平緩下降的正向影響趨勢。而來自于“物流企業集聚”貢獻在前三期內影響力度較弱，從第四期開始呈現U字型的負向影響，從第十五期以后轉為穩定上升的正向影響趨勢。綜上所述，在短期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除了受自身發展水平的較大影響外，服務業集聚度和物流業集聚度的提高對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帶來較大的正向沖擊效應。而信息基礎設施水平在短期內對中心城市發展起到較強的促進作用，但長期內則表現為抑制作用。此外，貿易比率在短期內對中心城市的影響較弱，但在長期中表現出較強的正向影響力度;與之類似，腹地綜合實力也主要在長期內利于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2．預測方差分解分析在VAR模型的基礎上對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指標的預測均方誤差進行分解。結果顯示，短期內主要受到城市自身發展水平的影響，占比為81．36%，同時還受到服務業集聚度、貿易比率和交通基礎設施水平高低的影響，占比分別為2．77%。6．46%和8．11%。長期而言，腹地綜合實力、貿易比率、服務業集聚度是影響中心城市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影響占比分別為7．39%、11．7%和9．97%，其中服務業集聚度的影響力度上升較快。此外，長期內交通基礎設施水平仍發揮較大的影響作用，影響占比為9．7%，而信息基礎設施水平和物流業集聚度的影響力較弱，但也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在異質企業區位選擇的前提下，本文提出了企業異質性視角下城市空間結構演變的理論模型。一方面，模型結論較好地解釋了單一中心城市經濟形成與發展的理論機理，對城市形成與發展進行了理論的解釋;另一方面，在理論模型的主體框架下研究不同類型企業的區位選擇和再選擇，進一步揭示了不同類型企業集聚或擴散的內在機制，描述了城市形成與發展的特征性事實并解釋了其內在機理。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異質主要是通過交通基礎設施和信息基礎設施水平而作用于城市的產業結構，在此過程中表現出較強的集聚－擴散連鎖效應，從而影響城市空間結構的演變類型。本文建立了衡量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演變影響因素的指標體系，并運用協整檢驗的分析方法和誤差修正模型來驗證城市空間結構演變過程中的發展水平和各種影響因素之間的長期均衡和短期動態關系。結果顯示，在短期內中心城市發展水平除了受自身發展水平的較大影響外，服務業集聚度和物流業集聚度的提高對中心城市發展水平帶來較大的正向沖擊效應，同時交通基礎設施水平也將發揮一定的正向影響作用。信息基礎設施水平則在短期內對中心城市發展起到較強的促進作用。長期而言，腹地經濟實力、貿易比率、服務業集聚度是影響中心城市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且服務業集聚度的影響力度上升較快。本文的政策含義也十分明顯，首先，產業集聚區的形成有利于新城的形成與發展，并通過快速交通通道與信息通道與中心城市保持緊密聯系，特別是隨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成為了城市空間結構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大都市區空間模式演變的顯著推動力量，產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城市空間結構發展的方向，并且也將成為城市空間結構演變與拓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應重視現代制造業與物流業的發展，現代制造業的發展和競爭是以信息技術與供應鏈管理技術為基礎的現代供應鏈間的競爭，因此出臺促進制造業和物流服務業聯動發展的政策是中心城市建設的必然趨勢。同時還應構建金融服務園區，培育高端服務業產業集群，為制造業和物流業發展提供高端服務支撐，從而加快城市空間結構拓展;其次，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的大量投資，一方面給城市的經濟發展帶來了集聚經濟，另一方面也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及規模擴大而產生的交通擁擠成本的上升進而產生集聚不經濟，進一步地抑制了城市空間結構拓展。因此，應加快中心城市的集疏運體系建設，做好集疏運體系的規劃建設，形成布局合理的集疏運網絡系統，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基礎保障;再次，制定增強適合城市發展的信息服務功能。為增強中心城市信息服務功能，亟需加快建設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的協同服務平臺，整合政府職能部門、各大企業、金融保險機構、中介服務機構以及其他的優勢資源，構建集智能化、網絡化、可視化和協同化于一體的服務統一平臺，拓展城市的信息服務功能，走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作者：范曉莉王振坡單位：天津城建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