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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可單位：美國印第安納州西拉法葉普渡大學哲學系

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指出，盡管唯物主義在法國與英國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征，但是它們不約而同地走向了對人的抽象理解。在法國，唯物主義發展出起源于洛克并導向社會主義的一派與起源于笛卡爾并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一派；在英國，培根依據現代實驗科學所建立的“在樸素的形式下包含著全面發展的萌芽”⑤的唯物主義在霍布斯、孔狄亞克等人那里變得日益片面且抽象，幾何學、數學和物理學的運動與科學被視作現實的、感性的活動及其知識的唯一形式。一言以概之，“唯物主義變得敵視人了”⑥。于是，當愛爾維修、拉美特利和霍爾巴赫等人綜合英法兩國的唯物主義并用于考察社會生活時，感覺、欲望、利益等因素被視為解釋人類社會的起源以及社會環境對于人的發展所起作用的決定性力量。實際上，早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從強調孤立個人的生存需要的唯物主義立場出發，構建社會契約學說以論證政治社會的合法性，進而走向探究市民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的政治經濟學，就已經呈現出舊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理論關聯。而確定這種理論關聯的現實條件，無疑是馬克思后來所揭示的，自16世紀以來出現萌芽并在18世紀走向成熟的近代西方市民社會。即便是在費爾巴哈那里，盡管他認為只有在社會或共同體中與他人交往并共存的人才是完善的、真正的人，但是由于主張運用感覺、直觀來獲取直接的、確定性的真理，因此，其本質上仍然屬于“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達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⑦。

由此可見，一方面，近代西方市民社會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與16世紀以來的舊唯物主義興起的共同歷史條件，另一方面，近代市民社會理論中的抽象個人形象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與舊唯物主義的共同特征，從孤立個人的抽象需要出發考察人類社會的舊唯物主義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哲學基礎。而作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的“人類社會”，是人們的感性活動在歷史進程中所創造的現實世界，是人們在物質生產活動中結成的社會關系的總和。從某種意義上說，當馬克思用“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⑧來規定人的類特性進而得出異化勞動的多重規定時，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哲學之間的差異就已經呈現出來。如果說，費爾巴哈始終沉迷于人的類本質與動物所共有的自然特性，那么，馬克思則看到了工業和自然科學的歷史與現實在改變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以及展示人的本質力量方面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如果說，對于費爾巴哈而言，整個自然界與人的類生活只是人的類本質在對象中的純粹顯現，那么，對于馬克思來說，人的類本質本身是經由作為合乎人的本質的感性活動并且表現為工業活動的勞動而實現的，盡管是以一種異化的形式來實現⑨。

然而，這一時期馬克思還和費爾巴哈一樣，預設了一種理想的、抽象的本質狀態當作思考的邏輯起點，并且把揚棄異化以實現本質的復歸當作邏輯終點。隨著唯物史觀的確立，這一思考方式才被徹底揚棄，馬克思哲學的感性活動與歷史主義的原則才真正確立起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明確指出，把人的活動及其對象理解為現實的、能動的感性活動即實踐，而不是僅僅從客體的、直觀的形式去理解，是新舊唯物主義的本質區別⑩。

由此出發，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他們不僅受到基于自然的肉體組織與外部環境的制約，還受到以往歷史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物質生活條件和交往形式的限制，并且在此基礎上生產與再生產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形成新的需要及其滿足方式，結成家庭關系，以及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

這表明，唯物史觀視野中的“人類社會”具有以下方面的規定性：首先，構成人類社會的主體的“現實的個人”既不是費爾巴哈等舊唯物主義者眼中的機械的、自然的個人，也不是黑格爾思辨哲學中淪為絕對精神的附庸的個人，而是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物質生產活動的具體的、有著豐富需要的個人；其次，構成人類社會的內容的“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既不是以舊唯物主義為哲學基礎的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利己主義的、永恒不變的市民社會，也不是黑格爾法哲學視野中最終被代表普遍倫理精神的國家所取代的內在環節，而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是處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包括工業、商業等等在內的人類全部的感性活動；再次，從內部結構來看，人類社會是各種社會關系同時存在又相互依存的有機體，一方面，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形成統一的整體，另一方面，這些生產關系彼此關聯、密不可分，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是單憑抽象的經濟范疇及其邏輯公式所無法揭示的。總之，人類社會是以過去歷史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為基礎、由人們在物質生產活動中結成的社會關系所組成的有機整體。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包括費爾巴哈哲學在內的舊唯物主義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市民社會問題上分享著共同的思維方式與現實基礎，唯物史觀則是從根本上顛覆了舊唯物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市民社會觀，轉而以感性活動和歷史主義的原則理解人類社會發展，分析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運行規律。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剖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背后的政治哲學前提，揭露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特征。

唯物史觀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功利主義觀念的批判

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唯物主義者認為，各種肉體的、自然的需要及其滿足是人類天性的主要內容，也是評判社會制度的重要尺度；政治社會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人們在滿足需要、追求利益的過程中所結成的相互利用的功利關系。因此，他們根據機械唯物主義的前提推導出考察社會關系的功利主義思想。在這方面，費爾巴哈與法國唯物主義者一樣，都把人類的需要理解為直接的自然需要，并且把人與人的社會交往理解為滿足彼此需要的相互利用關系。邊沁和密爾則進一步提出了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原則，并倡導運用這一原則來制定法律和政策，實現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統一。功利主義觀念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影響是巨大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輲輥訛對此，馬克思從社會關系的角度論述了人類的需要及其滿足活動的實質與意義，批判了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重要理論前提的功利主義思想。

首先，馬克思指出，需要是人的感性活動的內在動力，為滿足需要而進行的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歷史的根本前提。這是因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但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輳訛輥。不僅如此，在已經滿足的需要以及為滿足需要而制作的工具的基礎上又會產生新的需要，從而推動著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此外，人類還有著繁衍后代、相互交往的需要，這些需要的滿足，產生了最初的社會關系———家庭，以及語言和意識。由于人們的需要與滿足需要的生產方式之間的內在矛盾，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才推動著歷史的世代更替與不斷發展。因此，需要及其滿足是人類歷史形成與發展的感性基礎。

其次，馬克思認為，人類需要及其滿足活動的資產階級性質是功利主義的現實基礎。所謂功利關系，按照馬克思的理解，是指“我是通過我使別人受到損失的辦法來為我自己取得利益……其次，在這種情況下，我從某種關系中取得的利益總是對這種關系來說是異己的”，即賦予這種關系本身所不具有的功利色彩。馬克思明確指出，“把所有各式各樣的人類的相互關系都歸結為唯一的功利關系，看來是很愚蠢的。這種看起來是形而上學的抽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一切關系實際上僅僅歸結為一種抽象的金錢和牟利的關系”。簡而言之，由于人的本質的異化，交換活動中充當中介的貨幣成為主導一切的神秘力量，并且，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需要片面化為單純的占有，人們為了占有更多產品而相互利用、彼此欺騙。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馬克思對功利關系的批判由揭露私有制條件下的異化深入到揭示功利關系的現實基礎以及功利關系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實關系的掩飾。在馬克思看來，功利關系的實質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剝削關系，前者是后者的理論反映。“對資產者來說，只有一種關系———剝削關系———才具有獨立自在的意義；對資產者來說，其他一切關系只有在能夠被他歸結到這種唯一的關系中去時才有意義，甚至在他發現了有不能直接從屬于剝削關系的關系時，他至少也要在想像中使這些關系從屬于剝削關系。”

功利論者認為，人與人的相互利用關系能夠同時滿足我與他人的物質需要，實現雙方的利益，因而能促進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統一。對此，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利益與工人的利益并不一致。由于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與支付給工人的工資是工人所生產的銷售價格的組成部分，因此，工資與利潤之間始終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即使資本家通過改進勞動工具、擴大銷售市場而獲得了更大的利潤，相比之下，工人的工資仍然減少了。

所以，盡管工人的物質生活可能得到了改善，但是，資本的利潤增加得更多，“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即使工人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是相比于資本家的生活享受與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不僅如此，由于激烈的競爭導致新的機器技術的使用與普及，工人的勞動越來越簡單化、片面化，工人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他們的工資水平越來越低。總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越來越惡化，他們就更加依賴于資本。“只要雇傭工人仍然是雇傭工人，他的命運就取決于資本。這就是一再被人稱道的工人和資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因此，斷言人與人的相互利用關系會帶來雙方利益的實現，掩蓋不了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剝削實質。再次，馬克思聯系資產階級發展的不同階段論述了功利主義的演變，說明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剝削關系形成與確立的歷史過程及其理論反映。

馬克思指出，在17世紀，資產階級勢力逐漸發展壯大，并且在英國奪取了政權，這一時期的社會契約論者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中就已經有了與經濟學內容直接聯系的功利主義的萌芽。洛克認為，滿足人類需要的勞動是確立財產權的重要依據，他從物質需要及其滿足出發考察人類社會與政治生活的思路影響了后來的政治經濟學研究。18世紀是工場手工業和商業盛行的時代，法國巴黎作為當時唯一的世界城市所具有的包容性影響了當時法國思想家的思考方式。愛爾維修和霍爾巴赫把功利主義上升為普遍性的原則，即把一切關系歸結為相互利用的關系。功利主義的普遍性原則所缺乏的經驗內容則在英法兩國的政治經濟學中得到了補充。如果說法國的重農主義學說還帶有封建生產的落后色彩，那么，在有著發達資本主義的英國，邊沁和穆勒等人的經濟學說則實現了與功利主義的完全結合。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功利論是古典學派的“心照不宣的前提”，而“政治經濟學是這種功利論的真正科學”輰輦訛。總之，在馬克思看來，雖然功利主義曾經在批判維護封建剝削的宗教和道德話語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從經濟關系出發說明了現實的社會關系，并且帶有公益論的性質，但是，隨著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確立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功利主義的保守色彩愈發濃厚。

由此可見，馬克思認為，功利主義對人類需要及其滿足活動的理解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普遍的人性論前提和公益論的結論，它實質上是以功利關系掩飾資產階級社會的剝削關系。由于功利主義以抽象的個人及其物質需要為出發點，反映的是抽象的個人意志的外化與實現，因此一旦現實的經濟關系突破了個人意志所能決定的范圍，換言之，一旦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與交換活動同屬于資本的普遍統轄之下，單獨的個人只能選擇成為資本的附庸，這時，功利主義的形式就不能容納現代社會生活，無法真正說明現實的經濟關系和階級斗爭。于是，以功利主義為前提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就淪為掩蓋資產階級社會內在矛盾和階級對立的意識形態。

唯物史觀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法權觀念的批判

承認并保護私人所有權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重要特征。洛克的《政府論》從勞動創造價值的角度對財產權所作的論證確立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堪稱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先聲。此后，黑格爾法哲學更為系統地論證了市民社會的財產所有權。他將所有權看作是抽象的個人意志得以實現的定在形式，表現為一種法權關系或是權利要求。黑格爾的所有權理論成為馬克思的直接批判對象。

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僅為他從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出發考察所有權提供了經驗材料，而且提供了從經濟關系出發考察所有權的重要視角。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唯物史觀的確立，馬克思進一步主張從作為整體的資產階級社會關系和分工的歷史運動出發考察所有權，揭示資產階級社會所有權的形成過程、現實基礎和實質。恩格斯曾經指出，“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中，對法權（它始終只是某一特定社會的經濟條件的反映）的考察是完全次要的；相反地，對特定時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會階級產生的歷史正當性的探討占著首要地位”。正是借助于政治經濟學研究，馬克思才從經濟關系的角度揭示了法權關系意義上的所有權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悖論。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舉了兩個例子，頗能反映政治經濟學與法學在所有權問題上的差異。其一，不能帶來地租的土地所有權是不是真正的所有權？在法學家看來，所有權是指對某物的占有、使用、轉讓和獲益等權利，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如果占有某物而不能從中獲取收益的話，法律上的所有權在現實中就淪為空談。其二，占有破舊不堪的大禮服能否稱為真正的所有權輳輦訛？按照法學家的理解，歸我所有的破舊大禮服也能體現我衣衫襤褸的個性，然而，“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會想到把這件大禮服列為我的私有財產，因為它不能使我支配任何甚至是最少量的他人勞動”輴訛輦。

在政治經濟學家看來，由于缺乏支配他人勞動的資本，占有舊大禮服而衣衫襤褸的個人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所有者。這其實是資產階級社會中工人階級財產狀況的真實寫照，工人所占有的全部財產僅限于包括他們的大禮服在內的生活資料。“我的大禮服，只有當我至少還能將它變賣、抵押或出售時，只有當它還可以出賣時，才是我的私有財產。”一件破舊不堪的禮服不僅會使所有者的個性喪失，還意味著自身財產性質的缺失。

因此，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話語來說，所謂“真正的財產”是指能夠支配他人勞動的產品，即資本，相應地，資產階級社會所有權的根本特征是其所具有的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由此可見，黑格爾依據抽象的意志自由所論證的所有權不能完全解釋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實，古典政治經濟學用經濟關系取代法權關系來研究資產階級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現代社會所有權的實質。通過政治經濟學研究，馬克思揭示了資產階級社會所有權的悖論，即法權意義上的占有與現實生活中的匱乏，以及工人的財產與資本之間的對立，并進而轉向從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歷史與實質出發考察所有權。

當然，這并不是說馬克思采取了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同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生活的經濟關系，恰好相反，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與方法。在馬克思看來，首先，“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后者總是與整個社會的生產關系密不可分的。同時，“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因此，對資產階級社會所有權的考察離不開對作為整體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的描述。

其次，人類社會的生產關系是在歷史運動中形成與確立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為不同的經濟關系和所有權關系，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及其理論表現同樣具有歷史性。一方面，永恒的所有權是一種幻想。“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是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起來的。……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

輮輧訛另一方面，決定所有權關系的經濟條件也是變化發展著的。“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和在其他一切時代一樣，財產是和一定的條件，首先是同以生產力和交往的發展程度為轉移的經濟條件有聯系的，而這種經濟條件必然會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表現出來。”輯訛輧因此，從物質生產的歷史運動出發，說明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形成與實質，進而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所有權，就成為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任務，這也是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的主要內容。綜上所述，唯物史觀確立時期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功利主義前提和法權觀念，闡明了新舊唯物主義的根本對立，揭露了功利主義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特征，形成了從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歷史運動出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關系及其所有權的思路。這表明，一方面，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確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的形成是同一過程的不同側面。

政治經濟學話語為馬克思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提供了經驗材料和理論視角，馬克思則通過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而確立了考察資產階級社會的形成史與現代史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另一方面，這一時期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始終貫穿著對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的反思，它充分體現了馬克思政治哲學獨具個性的論證方式，即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角度切入政治哲學議題，探討政治觀念的社會根源和理論限度。應該說明的是，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雙重意義得到進一步彰顯，這也是我們今后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