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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限回歸模型的估計
在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中,以物價穩定的衡量指標通貨膨脹率為門限變量,分別建立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和金融穩定的關系式,構建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門限回歸模型。通貨膨脹率作為門限變量,是反映物價水平高低的體制變量。當存在一個門限值γ時,通貨膨脹對另一貨幣政策目標的動態影響就被劃分為兩個階段;當存在兩個門限值γ1,γ2時,通貨膨脹對另一貨幣政策目標的動態影響就被劃分為三段。
門限回歸模型設計由Caner和Hansen提出的帶有內生解釋變量和外生門限變量的門限回歸模型,[15]使用了兩階段合并最小二乘估計(2SPOLS)以及斜率系數的廣義矩估計(GMM)方法,極大地推廣了門限回歸模型在實證分析中的應用。
二、實證檢驗
(一)貨幣政策多目標系統指標選擇與模型設計物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一,與其他四個目標關系密切:首先,經濟發展必定伴隨著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投資、消費等的增加都會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導致物價波動;其次,根據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與就業在短期內存在替代關系,兩者呈反向變動;再次,物價穩定與資產價格穩定是以貨幣表現的不同經濟活動的實施目標,如果央行適當調整導致金融不穩定的變量,則不僅可以實現金融穩定,也可以平抑物價和產出的波動;[17]最后,在當前開放環境下,國際收支會從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兩條途徑沖擊國內物價水平。因此,本文選擇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門限回歸模型的門限變量。具體分析如下:1.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Fischer在研究影響經濟增長的各個宏觀經濟變量時首次提出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為非線性關系的可能。他認為一旦通貨膨脹值發生變化,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會變化。因此,如果兩者之間存在這種非線性關系,那么原則上估計這一拐點(即門限值)就是有可能的,在這一點上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將發生變化。根據上述理論,借鑒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資本存量和投資規模的增加會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會導致初始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具有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18]此外,投資規模的擴大會直接影響生產鏈上游的產品價格,進而對最終產品的價格產生影響,于是投資所形成的有效供給或將成為抑制通貨膨脹的物質基礎。最后,對于我國而言,人口紅利的出現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因此,在考察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引入投資、人口自然增長率、初始GDP水平等因素的間接效應。模型引入變量如表1所示。2.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菲利普斯曲線是用來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替代關系的曲線,由威廉•菲利普斯提出后,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理論解釋和改進,其中索洛和薩繆爾森根據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將原來表示失業率(u)與貨幣工資率之間交替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發展成用來表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但是,索洛和薩繆爾森認為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替代關系并非長期固定不變,制度性改革會緩和這種關系,政策對經濟的刺激會通過小幅度通貨膨脹來提高就業水平,[19]政府基于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的這種關系,通常將兩者控制在某臨界點以內的安全范圍內。因此,采用索洛和薩繆爾森的菲利普斯曲線形式表示通貨膨脹與就業(失業)之間的關系。3.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主要通過金融市場進行傳導和實施作用于最終目標,金融市場穩定與否直接關系到貨幣政策實施的效率和有效性。[20]但在現實中,物價穩定往往會抑制金融市場的活力,阻滯金融市場發展。美聯儲前任主席Greenspan指出,貨幣政策很難協調兼顧同時實現物價和資產價格水平的穩定。但是Greenspan仍然主張貨幣政策要密切關注資產價格的變化,在關注物價穩定的同時也要重視金融市場的穩定。限于數據選取的局限性,本文選取上證綜指(SH)作為反映金融市場情況的指標,對上證綜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此外,由于超出公眾預期的貨幣供應量增加會引起資產價格的升高,[21]利率的變化也會通過影響投資者行為和上市公司決策進而影響金融資產價格。因此,貨幣供應量、利率、社會固定投資額等也是研究物價與金融資產價格關系應考慮的因素。(控制變量見表1)4.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操作與調控關系重大,國際收支主要通過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兩條途徑來影響國內物價水平,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Karras通過實證分析檢驗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對國內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結果表明,一個國家對外貿易水平越高,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越小,對物價水平的影響越大,[22]且國際收支對國內物價水平的非線性拉動作用要求我們建立非線性模型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點。輸入型通貨膨脹的產生原因有很多,從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兩條途徑考慮,選擇國際收支差額(BOP)作為國際收支平衡的衡量指標,同時考慮國外實際利率水平、匯率、國內利率水平等因素的間接效應(如表1所示),建立其與通貨膨脹率的門限回歸模型。在該模型中,引入投資、人口紅利、初始GDP水平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改進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并考慮到貨幣供應量、利率、社會固定投資額等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以及國外實際利率水平、匯率、國內利率水平等因素對國際收支的沖擊作用。選取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通貨膨脹率的衡量指標。為了避免CPI分布的雙峰特征和非對稱性特征對模型穩健性的影響,使用半對數變換方法對其進行半對數變換處理。
(二)單位根檢驗平穩的時間序列是模型構建的前提,也是門限模型對數據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對上述模型進行門限效應檢驗之前首先對各個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PP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結果表明,各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一步進行門限模型的檢驗。
(三)門限值估計和門限效應檢驗運用MATLAB軟件,以式(2)為基礎對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的門限回歸模型進行門限值估計,各門限估計值在10%的水平下均符合顯著性要求。門限值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基于式(4)(5)(6)對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的門限回歸模型進行門限效應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表明,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存在門限效應,且所有LR統計量均拒絕有一個門限值的假設,不能拒絕有兩個門限值的假設。因此,貨幣政策多目標模型存在門限值,表3所示門限值估計結果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從表3的四組門限值估計結果中不難看出,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相應衡量指標之間均存在明顯的非線性關系。結合表5的系數估計結果,具體分析如下:1.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當CPI低于3.40%時,GDP對CPI的反映系數約為0.55,此時溫和通貨膨脹帶動社會生產效率提高,促進經濟增長,進一步會提高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引致通貨膨脹;當CPI進一步上升介于3.40%~15.20%時,GDP對CPI的反映系數轉為-0.86,此時社會公眾產生較高的通貨膨脹預期,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經濟增長;當CPI高于15.2%時,GDP對CPI的反映系數進一步惡化為-3.40,惡性通貨膨脹將會對經濟增長甚至整個社會發展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0%,3.40%)。2.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當CPI低于0.80%時,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相關性較弱,為0.02,且t值檢驗不顯著;當CPI介于0.80%~15.7%時,低失業率伴隨著高通貨膨脹,兩者之間的反向關系明顯,失業率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15,符合菲利普斯曲線的預期,且經驗數據表明這種情況下失業率能控制在社會可接受范圍之內;當CPI高于15.7%時,失業率對CPI的反映系數為12.2,經濟處于低迷狀態,失業率大幅上升。此時,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0.08%,15.7%)。3.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當CPI低于2.32%時,上證指數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03,但是社會投資需求不足,此時以上證綜指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低迷;當CPI介于2.32%~11.6%時,公眾投資信心增加,資產價格有所回升,此時上證指數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64,適度的通貨膨脹帶動各項社會投資升溫,各種金融資產的價格穩步上升;當CPI高于11.6%時,上證綜指變化幅度和變化頻率增加,上證指數對CPI的反映系數高達4.89,金融市場開始出現泡沫,此時金融風險增加,金融市場運行狀況不穩定。該情況下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2.32%,11.60%)。4.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當通貨膨脹率低于2.67%時,國際收支差額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02,歷史數據表明這段時間內國際收支差額明顯小于其他年份,且包括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在內的國際收支賬戶交易較少,經濟對外開放并未很好地帶動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當CPI介于2.67%~12.30%時,國際收支差額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45,國際收支差額隨著通貨膨脹在一定范圍內有所增加,這符合我國前期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國際收支順差帶動了國內消費需求的增加和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發展注入活力;當CPI高于12.3%時,國際收支差額對CPI的反映系數為2.80,國際收支順差持續增加甚至惡化。且從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出,經常賬戶的增加幅度遠大于資本賬戶,說明我國粗放型的經濟開放模式不再適用于當前的發展狀況。因此,基于該方面的考慮,理論上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2.67%,12.30%)。綜合比較上述通貨膨脹率(CPI)在不同傳導機制下的最優目標區間,并在數軸上呈現(見圖1)。可以發現,四個區間之間存在交集(圖1中的陰影部分),即(2.67%,3.40%),這表明貨幣政策五個最終目標在其相互影響和作用的過程中是可以協同兼顧、并非絕對排斥和矛盾的。當通貨膨脹率保持在區間(2.67%,3.40%)內時,貨幣政策其余最終目標的衡量指標也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GDP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GDP就會增加約0.59%;失業率會隨著通貨膨脹率增加有所下降,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失業率會下降約0.15%;在此區間內上證指數從低迷狀態平穩回升,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上證指數約增加0.64%;國際收支差額在此區間內有所增加但仍在社會可承受范圍內,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國際收支差額約增加0.45%。
三、結論
本文以通貨膨脹率為門限變量,借助貨幣政策多條途徑傳導機制,構建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門限回歸模型并分別進行門限效應檢驗。結果表明:通貨膨脹率與GDP、失業率、上證綜指、國際收支差額之間存在明顯的非線性關系,當通貨膨脹率達到門限值時,其與貨幣政策其他目標之間原有的線性關系就會發生改變。此外,通貨膨脹在與貨幣政策其他目標相互作用過程中產生的最優目標區間存在重疊部分,即當通貨膨脹率保持在2.67%~3.40%范圍內時,經濟增長適度、失業率尚未超出社會可接受范圍、金融市場穩定、國際收支賬戶合理。這表明貨幣政策五個最終目標之間并不是絕對排斥和矛盾的,它們之間具有協調和兼顧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實證結論,現提出以下建議:1.從政策制定來看,實證分析表明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之間具有可協調性。我國應該堅持實施多重目標制的貨幣政策,合理制定經濟發展目標,兼顧社會各層次需求,有效控制各操作變量,緩解各目標間的矛盾和沖突,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保持在社會可接受范圍內。2.從政策傳導途徑來看,進一步探索貨幣政策實施的有效工具和傳導渠道,提高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一方面應進一步穩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并深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使得利率、匯率能夠有效地反映資本市場資金流動狀況,保證貨幣政策利率、匯率傳導機制的效率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應建立健全社會投融資體系,改善投資環境,重視貨幣政策的微觀主體傳導模式。3.從政策實施的外部環境來看,應逐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進程,控制資本賬戶開放可能帶來的風險,嚴格把控對外貿易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保證貨幣政策宏觀經濟調控作用的有效發揮。
作者:劉超馬文騰單位:北京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山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