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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本部分從理論上分析文化企業產權屬性與政治關聯的關系，進而分析文化企業政治關聯與并購績效的關系，并根據理論分析提出研究假設。1．文化企業產權屬性與政治關聯我國文化企業從產權屬性上可以劃分為國有文化企業和民營文化企業，其中國有文化企業又可細分為中央控股國有文化企業和地方控股國有文化企業。近些年來，我國文化產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形成國有文化企業與民營文化企業共同發展的繁榮局面，但是由于二者成長及社會責任不同，導致中央控股國有文化企業、地方控股國有文化企業和民營文化企業與政府的關聯性存在差異。具體表現為政治關聯屬性、政治關聯深度及政治關聯廣度三個主要方面（具體衡量方法見第三部分表1中的變量定義）。以下我們將從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歷程和文化企業的雙重屬性兩個方面分析文化企業產權屬性與其政治關聯的關系。（1）從文化產業發展歷程看產權屬性與政治關聯我國在處理文化產業發展和意識形態傳播之間的關系上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探索，導致文化產業發展經歷了曲折的歷程。政府對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制主要是通過文化管理體制和政策來實現的。按照經濟體制的類型，政府對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制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市場主導型、政府主導型以及政府和市場共同主導型。我國對文化產業發展采取的政府規制模式經歷了由政府主導型逐漸向政府和市場共同主導型過渡的發展歷程。當前我國國有文化企業大部分是從經營性事業單位轉企改制而來的，其從建立初始就與政府有著緊密的聯系，且國有企業的領導層通常具有行政級別，無償劃撥資產轉企改制形成的國有文化企業集團集合了不同行政層級的領導干部，而股份制轉企改制形成的國有文化企業集團領導層可以是跨省市行政區域的集合。因此，相比于私營文化企業來說，國有文化企業政治關聯是建立在制度背景基礎上，通過公有產權建立起來的，具有先天性瑏瑧優勢，同時在政治關聯深度和政治關聯廣度上具有相對優勢。（2）從文化企業的雙重屬性看產權屬性與政治關聯文化企業具有經濟和意識形態的雙重屬性，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中反映著一定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承擔著傳播核心價值觀、寓教于樂和協調社會精神的功能。文化產業的發展程度及發展方向對于意識形態的變遷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成為各國在全球化環境下提高自身文化話語權的基礎。我國一直致力于通過文化體制改革，培養并發展國有文化企業，并鼓勵國有文化企業實現公開上市，成長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提高文化傳播能力，并在文化產業發展中起到“領頭羊”的作用。目前，我國中央控股國有文化企業“一把手”通常由中組部直接任命，因此中央控股國有文化企業與中央政府具有更為緊密的關系，管理層的行政級別相對于地方控股國有文化企業更高，同時更容易聚集不同行政區域、不同行業的優秀領導人員，獲得更高的政府及社會關注度、信任度和社會資源。從承擔的主流意識形態責任方面來看，中央控股國有文化企業承擔著國家層面主流價值觀傳播、引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主要責任，地方控股國有文化企業則會根據地方政府的發展需要，發揮具有地方特色或行業特色的引領作用。但是作為國有企業，無論是中央文化企業還是地方文化企業，二者均與政府具有較強的政治關聯關系。同時，文化企業的經濟屬性使得企業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和要求，滿足市場對文化產品的需求并獲取豐厚的經濟效益。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不僅要培育核心競爭力強的國有大型骨干文化企業，還要引導社會資本以多種形式投資于文化產業，逐漸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隨著文化市場體系的不斷建立和完善以及大眾對文化產品需求的不斷提高，民營文化企業逐步發展起來。但是相對于國有文化企業獲得的特殊優惠政策來說，民營文化企業面臨著證券市場、債券市場、銀行貸款政策及貸款利率、并購交易、專項資金補貼方面的歧視。因此，民營文化企業為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獲得更多的資源，有充足的動力主動與政府建立良好的關系，從而獲得后天性的隱性政治資源瑏瑨。綜合我國文化產業改革發展歷程、文化企業的雙重屬性來看，產權屬性不同會導致文化企業政治關聯性存在異質性，主要表現為國有文化企業的政府背景即政治關聯具有先天性，相比于民營文化企業，國有文化企業的政治關聯在廣度及強度上均更有優勢，獲得的政府優惠和補貼也比民營文化企業更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H1：國有控股文化企業的政治關聯性高于民營文化企業

2．文化企業政治關聯與并購績效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動機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其一，根據制度環境理論，制度是被制定出來的一系列秩序、規則、行為道德和倫理規范，可以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政治關聯作為一種受社會風俗習慣影響的社會關系，是對正式制度的替代瑏瑩。文化企業為了獲得穩定高額的收益，會選擇政治關聯這一非正式制度尋求資源保障。其二，從“尋租理論”角度看，在當前我國市場經濟不完備的條件下，政府會利用特權對市場資源配置產生影響，從而形成了“政府尋租”行為。民營文化企業為了獲得政府在并購、融資及稅收等方面的優惠，也會傾向于開展政治尋租行為。其三，從社會資本理論角度分析，各種方式建立的政治關聯也是一種社會資本，政治關聯的強度越大，關聯范圍越廣，企業在社會網絡關系中所處的地位越高，獲得的稀缺社會資源越豐富。現有關于企業政治關聯與并購績效的研究表明，政治關聯對企業的經營成果和并購績效具有雙向作用，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政治關聯能夠彌補正式制度的缺失，有利于企業在稅收、融資、并購資源等方面獲得優勢，為并購的順利實施提供良好的基礎。但是，政治關聯也可能會存在政府干預過度的問題，特別是國有文化企業有可能成為政府部門實現政治業績的工具，而民營文化企業需要為維護政治關聯承擔相應的成本，對并購績效產生負面影響。一方面，政治關聯能夠提高企業并購績效。學者們的研究證實了政治關聯可以幫助企業從銀行取得貸款，有利于提高企業經營績效。在我國，政治關聯對企業帶來的利益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提供并購資源，突破行業及區域壁壘。我國文化企業并購行為并不是完全的市場化行為，在并購實施前大多需要獲得政府的審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管制。政府控制著并購資源，若企業的并購行為不符合當地政府的利益，則會受到政府的阻攔或者在并購后無法獲得政府的優惠政策瑐瑠。（2）緩解銀行融資困境，優化融資途徑。政治關聯作為一種社會資本，成為文化企業努力獲得的一項無形資產，政治關聯帶來的政府支持或提供的擔保也成為銀行等金融部門發放貸款的重要參考因素。因此，具有政治關聯的企業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這種現象在金融水平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更加明顯瑐瑡。（3）獲得稅收優惠及財政補助。近些年來，我國政府出臺了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眾多政策，并成立了文化產業發展基金用于支持優秀文化項目的發展，同時各個地方政府也參與形成了地方性的文化產業基金。Faccio等瑐瑢的研究表明，在所有制相同的公司中，具有政治關聯的公司更容易獲得政府的補助；吳文峰瑐瑣等對我國民營上市公司進行研究后發現，具有政治關聯的公司獲得的所得稅適用稅率更低。另一方面，在政治關聯中，無論是企業方面還是政府方面都可能會因政治關聯的“尋租”承擔成本，降低并購績效。文化企業并購這一重大的經濟行為，不僅會影響企業自身的發展和利益，同時會給并購所在地的文化格局、經濟發展及社會就業等產生重要影響。首先，從企業自身角度來說，政治關聯能幫助企業從銀行那里獲得數量更多、利率更低的貸款，同時政府給予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等會降低文化企業的并購成本，這可能會造成具有政治關聯的企業更容易進行過度并購，在選擇并購對象時要求降低，容易導致并購績效的降低。杜興強等利用2004—2008年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研究證實了存在政治關聯的公司更容易出現過度投資，且過度投資會顯著降低公司價值瑐瑤。其次，從政府角度來說，政治關聯便于政府對企業的經營和并購決策進行干預，出現“政府的掠奪之手”。近幾年來，各個地方政府都在制定本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文化企業并購既要符合當地政府的政策規劃，同時需要滿足政府在社會就業、基建工程等方面的要求。這些政治因素都可能會對并購績效產生不利影響。綜上所述，在文化企業并購過程中，政治關聯可以給企業帶來并購資源、并購融資及優惠政策等方面的利益，同時過多的政府干預又會影響企業的并購決策，造成并購績效的降低。現有文獻的研究結果也證明了政治關聯對并購績效的雙向性。在目前我國文化產業并購浪潮的大背景下，探究政治關聯的作用，弄清其發揮的是政府的支持作用，還是充當了“掠奪之手”，有利于政府在文化市場體系完善過程中進行正確定位。因此，本文就政治關聯與文化企業并購績效關系提出以下兩個對立假設：H2a：政治關聯有助于提升文化企業并購績效，即文化企業的政治關聯越強其并購績效越好。H2b：政治關聯會降低文化企業并購績效，即文化企業的政治關聯越強其并購績效越差。

二、實證研究設計

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擇截止到2012年符合文化企業定義和分類的102家A股上市文化企業并購案例進行研究，用的數據來自于CSMAR數據庫、和訊網、東方財富網及上市公司年度財務報告等。考慮到股權分置改革、2006年新會計準則帶來的顯著影響，本文選擇2007—2012年文化企業的并購案例為樣本，剔除股份回購、資產剝離、債務重組、資產置換、法律判決、行政劃撥等非典型性的并購交易樣本，最后得到434條以文化企業為主并方的并購交易數據信息，其中國有文化企業并購樣本（實際控制人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234個，民營文化企業并購樣本（實際控制人為民營資本）200個。剔除數據不全樣本，最終得到228條有效樣本數據，其中國有文化企業并購樣本126個，民營文化企業并購樣本102個。

2．實證模型設計根據第一部分對政治關聯的界定，本文從政治關聯強度和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額度兩個方面對政治關聯進行衡量，政治關聯強度又可劃分為政治關聯深度和政治關聯廣度兩個方面，其中政治關聯深度采用高管的行政級別之和衡量，通過查閱公司年度財報中高管任職經歷，對實施并購當年的文化企業董事長、總經理和董事會成員擔任或者曾經擔任的最高行政職位進行賦值，部級賦值5分，廳局級賦值4分，處級賦值3分，科級賦值2分，科級以下且具有行政工作經歷的賦值1分，沒有行政經歷的賦值0分，將個人行政級別賦值匯總得到該文化企業的政治關聯深度。政治關聯廣度又進一步分為政治關聯地域廣度和政治關聯部門廣度，通過查閱文化企業年度財務報告得到董事長、總經理和董事會成員擔任最高行政職務所跨省份和所跨部門的信息，具體賦值方法如下：若該企業高管不具有政治背景則其政治關聯地域廣度值為0，若該企業M個高管具有N個不同省份的任職經歷則其政治關聯地域廣度為N。政治關聯部門廣度的衡量方法與政治關聯地域廣度類似，若該企業高管不具有政治背景則其政治關聯部門廣度值為0，若該企業高管M個高管具有N個不同行政部門的任職經歷則其政治關聯部門廣度為N。綜上所述，政治關聯可從政治關聯深度、政治關聯部門廣度、政治關聯地域廣度、專項資金與政府補助四個方面進行具體衡量。為檢驗產權屬性是否會影響文化上市公司政治關聯性，本部分將從政治關聯的這四個維度分別進行實證檢驗。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1．描述性統計在有效樣本中，國有文化企業并購樣本126個，民營文化企業并購樣本102個，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從政治關聯角度分析，國有文化企業政治關聯深度PCdepth平均值為12．74，遠遠大于民營文化企業平均值1．11；國有文化企業政治關聯地域廣度PCArwidth平均值1．79，高于民營文化企業平均值為0．66；國有文化企業政治關聯部門廣度PCDepwidth平均值為2．51，高于民營文化企業平均值0．74。因此，從均值上看，國有文化企業擁有更多的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同時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在行政職務等級、任職區域和任職部門方面都比民營文化企業具有顯著的優勢。從專項資金與政府補助GovSub均值角度分析，國有文化企業獲得的專項資金與政府補助金額均值為14606832．8元，是民營文化企業獲得金額均值的兩倍多，因此，初步證明相對于民營文化企業來說，國有文化企業更有機會獲得政府部門的關注和支持，更容易獲得更多的財政資助。從并購后整合效率角度分析，我們采用在并購完成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相對于并購完成前一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變動值代表并購績效，用MAP來表示，樣本總體并購績效最大值為0．2072，最小值為－1．8835，均值為－．01853，也就是說大多數文化企業并購后的凈資產收益率相對于并購前有所下降。將樣本分為國有文化企業和民營文化企業，國有文化企業并購績效平均值為－0．8037，民營文化企業并購績效平均值為－0．0315，盡管國有文化企業擁有更多的政治背景，在并購的過程中能夠獲得更多的政府補貼及稅收政策等，但是在并購后的整合階段，國有文化企業的整合效果并不如民營文化企業整合效果理想。

2．相關性檢驗相關性檢驗結果顯示，政治關聯深度、政治關聯地域廣度、政治關聯部門廣度與政府補貼額度與政府持股比例和實際控制人情況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這與我們的初步假設是一致的。從并購績效的角度分析，并購績效與政治關聯深度、政治關聯地域廣度、政治關聯部門廣度、政府補貼及政府控股比例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與實際控制人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而初步說明了政府在并購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具有復雜性，對并購績效具有雙重影響，需要進一步分析哪種影響的力度更強。

3．實證檢驗結果（1）產權屬性與政治關聯關系實證結果表5中模型1－1是產權屬性與政治關聯深度關系的實證檢驗結果。由檢驗結果可知，自變量Govshare、Controlor及控制變量InCore、Lev的回歸系數均達到顯著性水平，表明其對因變量政治關聯深度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具體來說，政府持股比例越高，文化企業擁有的政治關聯深度越強。國有控股文化企業中有政府背景的股東行政級別普遍高于民營文化中有政府背景的股東行政級別，從一個方面驗證了假設1。表5中模型1－2是產權屬性與政治關聯地域廣度關系的實證檢驗結果，自變量Govshare、Controlor及控制變量LnAss、InCore、Lev的回歸系數均達到顯著性水平，表明其對因變量政治關聯深度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而GovEff回歸系數的顯著性為0．065，大于0．05的顯著性水平，文化企業治理效率對政治關聯深度解釋力度稍小。因此國有控股文化企業政治關聯地域廣度優于民營文化企業，即相對于民營文化企業，國有控股文化企業中高管通常具有行政區域多元化的政府背景優勢，從一個方面驗證了假設1。模型1－3是產權屬性與政治關聯部門廣度關系的實證檢驗結果，自變量Govshare、Controlor及控制變量LnAss、InCore的回歸系數均達到顯著性水平，表明其對因變量政治關聯深度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國有控股文化企業政治關聯部門廣度優于民營文化企業，即相對于民營文化企業，國有控股文化企業中高管通常具有部門領域多元化的政府背景優勢；而GovEff回歸系數的顯著性為0．176，Lev回歸系數的顯著性為0．785，大于0．0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文化企業治理效率與資產負債率水平對政治關聯深度解釋力度小。這也從一個方面驗證了假設1。模型1－4為文化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與產權屬性關系的實證檢驗結果，由檢驗結果可知，自變量Govshare的回歸系數在0．01的水平上顯著，自變量Controlor及控制變量LnAss、InCore的回歸系數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其對因變量政治關聯深度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而GovEff回歸系數的顯著性為0．189，Lev回歸系數的顯著性為0．641，大于0．05的顯著性水平，因而文化企業治理效率與資產負債率水平對政治關聯深度解釋力度小。國有控股文化企業相對于民營文化企業能獲得更多的政府補貼，從另一個方面驗證了假設1。綜上，表5的實證結果從政治關聯的四個方面驗證了假設1，即國有控股文化企業的政治關聯度高于民營文化企業，表現為國有控股文化企業的高管普遍具有較高的行政級別，其高管政府背景具有更明顯的地域多元化、部門多元化特征，相對于民營文化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政府補貼。（2）政治關聯與文化企業并購績效的實證結果本部分實證檢驗文化企業政治關聯與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將樣本分組實證檢驗政治關聯如何影響國有文化企業并購績效與民營文化企業并購績效。其中按照并購方產權屬性將樣本細分為國有控股文化企業和民營文化企業。按照并購雙方產權屬性將樣本細分為國有文化企業并購民營文化企業、國有文化企業并購國有文化企業、民營文化企業并購國有文化企業和民營文化企業并購民營文化企業。在相關性分析中，政治關聯深度、政治關聯地域廣度與政治關聯部門廣度之間相關性較高，將樣本數據帶入模型2中得到的結果顯示，三個自變量之間存在線性相關性，而在這三個變量中政治關聯深度，即文化企業中高管任職的級別之和，最能代表文化企業的政治關聯強度，因而將模型2中自變量變更為PCdepth、LnGovSub以檢驗H2a和H2b。將全樣本、國有文化企業樣本和民營文化企業樣本分別作為觀測樣本，獲得表6的實證檢驗結果。模型2－1結果顯示，文化企業并購績效與政治關聯深度、政府財政補貼成正相關關系，其中政治關聯深度相關系數為0．079，在0．05的水平上顯著，文化企業擁有較高政治關聯強度有利于并購后的整合效率；政府財政補貼相關系數為0．239，在0．01的水平上顯著，文化企業在并購過程中獲得的政府補貼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并購整合效率。我國文化企業并購行為特別是國有文化企業的并購行為往往不是完全市場化的，并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管制，因而具有政治關聯的文化企業能夠從政府手中獲得優質的并購資源，更容易進入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等管制行業，也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和政府補貼，雖然企業在獲得或者維持這種政治關聯關系過程中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但從實證結果看文化企業獲得的并購收益要大于與之相關的成本。因此政治關聯有助于提升文化企業并購績效，即文化企業的政治關聯越強，與政府的關系越緊密，并購績效越好，驗證了假設2a。考慮到文化企業的產權屬性，將樣本分組為國有文化企業與民營文化企業，模型2－2實證結果表明，國有文化企業并購績效與政治關聯深度為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112，顯著性水平為0．05，但是并購績效與政府財政補貼的相關性不顯著，因此在國有文化企業中產權屬性主要通過政治關聯深度，即高層管理人員的政治背景影響并購行為從而提高并購績效。模型2－3實證結果表明，民營文化企業并購績效與政治關聯深度、政府財政補貼成正相關關系，其中政治關聯深度相關系數為0．062，顯著性水平為0．05，政府財政補貼相關系數為0．398，顯著性水平為0．01，民營文化企業中產權屬性通過政治關聯深度與政府財政補貼雙重方面影響其并購績效，且政治關聯性越強，并購績效越好。本文前面的理論分析提到，政治關聯對并購績效可能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可以通過提供并購資源，優化融資途徑，獲得稅收優惠及財政補助對并購績效產生積極影響，但另一方面過多的政府干預又會影響到企業的并購決策，造成并購績效的降低。對比模型2－2與模型2－3的實證結果可知，國有文化企業并購績效與政治關聯強度的正相關關系弱于民營文化企業并購績效與政治關聯強度的正相關關系，與描述性統計中國有文化企業并購績效平均值低于民營文化企業并購績效平均值的結果相一致，即國有文化企業的并購整合效果并不如民營文化企業理想。結合模型1的實證結果，我國國有文化企業的政治關聯強度高于民營文化企業政治關聯強度，由此可以推測，在國有文化企業并購中較多的政府干預對并購績效提升產生了阻礙作用。

4．穩健性檢驗通過上述研究，本文驗證了假設1和假設2a，梳理了產權屬性、政治關聯強度與文化企業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即國有文化企業通常比民營文化企業具有更高的政治關聯性，具有政治關聯的文化企業從并購前決策、并購過程和并購后整合均獲得更多優勢，從而并購后整合績效更優。但是產權性質對文化企業并購績效的影響機理是否主要通過政治關聯異質性實現，僅通過上述實證檢驗不能完全確定，因此構建了如下模型3和模型4以進行穩健性檢驗，其中模型3和模型4中變量的定義見模型2變量定義表。

作者：潘愛玲 王淋淋 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西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