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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頒布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發展普惠金融。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便是普惠金融中的關鍵一環。本文主要探討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利率問題。

一、公益性小額信貸的界定

（一）小額信貸。小額信貸最早現于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小額信貸在1990年才開始出現。2000年以后，隨著有關這方面的法規和政策開始出臺，小額信貸才逐步被業界人士關注。有“中國小額信貸之父”之稱的杜曉山認為，除了經常談到的提供少量的存貸匯等各種金融服務外，小額信貸至少還包括以下兩點：一是服務對象，二是單筆貸款額度。依照目前世界上的主流觀點，單筆小額貸款的額度應該控制在本國或本地區人均GDP或GNI的2.5倍以下才算合理。

（二）公益性小額信貸。根據國際慣例，公益性小額信貸分為福利主義和制度主義。福利主義小額信貸以實現社會發展和扶貧為宗旨，其倡導貸款資金應直接、低息借給窮人，而不是追求機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也可稱為“輸血式”公益性小額信貸。在我國，一些為婦女創業提供擔保的小額貸款、貼息對農村貧困農戶提供的貸款等屬于福利主義小額信貸。制度主義小額信貸主張走商業化道路，更關注自身創造利潤的水平和追求可持續發展，也有“造血式”公益性小額信貸之稱。制度型公益性小額信貸按服務對象，又分為以窮人為目標客戶的公益性小額信貸和以更廣泛的客戶群為目標的商業性小額信貸，他們分別以孟加拉的鄉村銀行和玻利維亞的團結銀行為代表。本文所研究的公益性小額信貸，特指以窮人為目標客戶，并追求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主義小額信貸。

二、影響公益性小額信貸利率成本的理論分析

筆者主要通過資金成本、經營成本、風險溢價、目標收益四個方面從理論上分析影響公益性小額信貸利率成本的因素。

（一）資金成本。對于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的資金成本，目前業界存在不同的觀點。一些學者認為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來源于捐贈，可視為零；另一些學者認為公益性小額信貸的資金屬于自有資本，成本很高。按目前狀況，對于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國家出于審慎考慮，在近來一段時期內，不會放開政策允許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吸收存款，因此不管持哪種觀點，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的資金成本可視為是一定的。

（二）經營成本。首先，由于公益性小額信貸服務的對象是生活在偏遠地區的農民，在農村市場，信貸網絡沒有普及，更沒有接入統一的征信系統，因此對農戶進行征信審查是一筆很大的費用；其次，商業銀行的單筆貸款一般幾百萬元甚至上億元，而且往往是每年收一次款，而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的單筆貸款額度小，大多只有幾千元。此外，為減少農戶的還款負擔從而降低風險，通常是每個月甚至每周收一次款，平均每筆貸款要收20多次款，因而人力成本很高。據估計，這筆成本就將近12～18個百分點的利率；最后，除了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小額貸款公司享有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之外，一般的金融機構仍然要上繳3%的營業稅，并按照稅前利潤25%的稅率上繳所得稅。所以稅收也是影響經營成本的一大因素。

（三）風險溢價。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的風險大多是由其服務對象的特殊性決定的。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的服務對象主要是農戶，并且服務范圍一般僅局限于所在區域，所以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我國自然災害種類多、發生頻率高、分布范圍廣，對農業生產經營造成了巨大損失。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災害，一方面農戶的人身安全面臨威脅；另一方面該地區的農產品產出下降，農戶沒有還款來源。于是，公益性小額信貸面臨重大的自然風險。農戶大多經營的都是小而分散的業務，缺少農產品價格和供求信息，常常只是借鑒之前的價格水平和市場供需狀況，盲目進行生產，使產品面臨市場風險，進而影響貸款的歸還。一般學者認為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面臨的信用風險很大，因為信息不對稱導致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無法對借款者的信用完全了解。不過通過筆者的實際調查看來，由于事前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對農戶進行了上門式的信用審查，并且我國的農戶大多比較淳樸和有感恩之心，因此主觀性違約的風險比較小。

（四）目標收益。現在主流的觀點都是將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定義為社會企業，其主要目標就是堅持社會使命和社會價值。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為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會追求一定的利潤，其利潤主要是為了覆蓋成本，其余基本用于增加投資、擴大規模，以服務更多的貧困農戶。因此，目標收益一般來說可以視為固定的值。

三、影響公益性小額信貸利率成本的量化分析

結合相關文獻的研究和本文前面的分析，現主要研究經營成本和風險補償對公益性小額信貸利率的影響。

（一）建立層次結構模型。經營成本評估的指標主要為信貸審核成本、人力成本、稅收，風險補償評估的指標主要為自然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由此可設計一個三層次的模型，就如圖1中所展示的。

（二）構造判斷矩陣。對每一層次下面的同級因素兩兩進行比較。判斷矩陣表示為M=［mij］n×n，其中i，j=1，2，3…n。mij表示指標i，j相比的重要程度，本文使用薩迪標度表。（表1）根據薩迪標度表，本文在前面分析的基礎上，綜合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對其各指標的重要性進行賦值。由此可得到以下如表2、表3、表4所示的判斷矩陣。

四、農村金融市場供求狀況

（一）供給狀況。我國金融機構有正規金融機構和非正規金融機構之分。在農村地區，正規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服務占主要地位，而非正規金融機構只起著輔助作用。在實際的運行狀態下，正規金融機構相互的配合并不默契，職能分工并不明確，農戶對資金的需要沒有適當的金融機構來滿足。1997年以后，在政府扶持政策推動下，中國農業銀行利用扶貧貼息貸款在政府扶貧辦公室和財政部門配合下實施小額信貸，瞄準的是農村貧困人口；2009年，作為國有控股銀行與公益性小額貸款機構合作的示范，中國農業銀行向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小額貸款分支提供了2億元人民幣的貸款；從中國農業銀行官方網站上獲悉，截至2014年末，在貧困地區投放貸款余額達9，725.6億元。中國扶貧基金會是我國國內經營公益性小額信貸業務覆蓋范圍最廣、歷史最悠久的的機構。2008年末，該基金會獨資建立的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專門負責治理和實施小額信貸業務。截至2015年4月30日，中和農信在中國17個省的145個縣開展了業務。

（二）需求狀況。近年來，中央出臺多部文件來推動“三農”發展、活躍農村經濟，由此刺激了農村金融需求。根據國務院相關部門2007年的做的統計，有六成左右的農戶有借款需要，但只有五成的農戶是實實在在得到貸款的。隨著國家對扶貧的重視，農村的產業結構得到不斷調整、借款用途逐漸多樣化，因而農戶對資金的需求也越來越大。李海燕在調查農戶的1，899筆貸款中，單筆500元借款以下占67.3%。從李海燕的調查來看，當每位農戶的貸款達到5，000元，那么只要中國小額信貸市場是成熟的，其貸款總規模就會超過3，500億元，甚至達到5，000億元。根據“金融結構理論之父”戈德•史密斯的理論，資金需求量與經濟總量之間存在著正的相關關系，這種關系可以用經濟金融化比率表示。在欠發達國家，戈德•史密斯估計這個比率約為80%，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個比率會提高并超過100%。結合我國實際，如果按150%這一比例計算，在我國第一產業的GDP從2002年的14，678.8億元上升到2014年的58，332億元，相應的農村資金需求量也會從2002年的22，018.2億元上升到2013年的87，498億元。

五、對降低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利率的建議

（一）降低成本。從本文中影響小額信貸利率因素的成本分析中，我們看到影響利率最大的因素是經營成本中的信用審查成本、人力成本以及風險溢價中的自然風險補償，因此筆者著重從這三個方面提出建議。首先，降低信用審查成本。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可以依據本身實際情況，設計一套相對完善的征信體系：細化評級的標準，規范信貸準則。同時，可以充分發揮村委會的作用，在村委會的幫助下為有借款需求的農戶建立信用檔案、開展有關金融和法律方面的講座，提高農戶的信用意識和法律知識水平；其次，降低人力成本。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的服務對象是貧困農戶，所以需要有耐心和愛心的信貸人員，他們不一定有高學歷但必須了解當地情況。工資制度也決定了人力成本的高低，公益性小額貸款組織可以借鑒四川省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的工資制度，將獎金與考核指標直接掛鉤，對員工形成有效激勵。實行標準化放款、批量化作業也是降低人力成本的一個重要途徑；最后，降低自然風險的溢價。主要是盡快在農村建立農業保險體系。從國內外“三農”發展經驗來講，建立完善的農業保險體系，對于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改善農村整體信貸環境、增強農民風險保障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當發生自然災害時，保險公司會承擔一定的風險，從而降低了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的風險，進而降低了風險溢價。此外，對于稅賦過重問題，政府可根據財政能力，對扶貧性質的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減免農業貸款利息收入的稅收；對于市場風險，根據國家新提出的方案，政府需“加強以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為骨干、覆蓋全國的市場流通網絡建設，開展公益性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試點”。對于信用風險，這和信貸審核是密切相關的，所以事前進行嚴格的信貸審核，向農戶宣傳金融和法律知識是最佳選擇。

（二）化解資金供需矛盾。一方面要擴大資金供給。有關部門應加快出臺規范公益性小額信貸的政策，使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的地位明確化和合法化，只有通過讓社會廣泛并明確地知道公益性小額信貸的社會定位，才能更多地吸引外界的穩定資金。政府可適當放寬對貧困地區的融資限制，從各個方面拓寬貧困地區融資渠道，并鼓勵和支持貧困地區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將更多資金留在當地使用。以政府為主導建立小額信貸批發基金，這類基金主要集中國內外的個人或銀行的資金，并指引匯聚的資金向量小、分散的小額信貸機構流動；另一方面要走利率市場化道路。利率市場化的重要意義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最有效的方式，監管部門可以適當放松利率管制，允許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在法規和政策規定的區間內擴大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利率上浮的幅度，使其利率和市場上的利率水平相一致。如此，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就能持續經營，潛在投資者也會有投資興趣，從而增加了貸款供給；同時，只有真正需要資金的農戶才會愿意以較高的利率借款，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將存在投機心理的貸款者排除，從而減少了貸款需求。從而，各個信貸組織才能從相互競爭中在各個方面縮減成本，留下經營績效最優的組織來服務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戶。

主要參考文獻：

［1］鄧海東，卓建偉.農村小額信貸的市場化運作及其利率區間［J］.貴州農業科學，2009.37.

［2］杜曉山.對當前小額信貸及相關熱點問題的思辨［N］.金融時報，2013.3.4.12.

［3］陳建永，孟兆輝.基于Rosenberg改進模型的小額貸款定價方法研究［J］.武漢金融，2015.1.

［4］孫同全，潘忠.社會企業營利與保持社會使命的兩難困境———兼論我國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轉制［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8.7.

［5］張群，孫同全.社會責任與小額信貸運行［J］.中國金融，2012.18.

作者：蔣曉 單位：新疆財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