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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基于我國城鎮化發展影響居民消費規模和結構變遷的事實，探討了新型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理，并依據2004-2016年我國省域城鎮化發展與居民消費的短面板數據建立協整分析模型。研究發現，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具有明顯正向作用，作用力度大小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具有反向關系特征，揭示出城鎮化發展對欠發達地區消費拉動的重要性，凸顯城鎮化建設對內需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居民消費；面板協整

一、引言

城鎮是商品流的樞紐，也是城鄉居民的消費場所，城鎮化能有效貫通城鄉消費市場，對促進城鄉居民消費提升和消費結構改善具有重要作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實施以來，我國圍繞新型城鎮化建設進一步快速推進城鄉統籌變革，在城鄉基礎設施和居民生活條件不斷改善的同時，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也進一步提高，消費結構持續改善。隨著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如何順應城鄉居民消費升級，挖掘和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如何在更高層次上解決消費供求矛盾，使消費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的引擎和轉型發展的驅動力，已是我國政府和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城鎮化進程帶來的不僅是城鎮區域人口的集聚，更重要的是其引致的巨大消費需求。面對我國資源紅利和人口紅利空間不斷壓縮的基本事實，城鎮化已經成為我國擴大內需的強大引擎。盡管針對城鎮化發展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已經有眾多理論和實證分析的文獻，比如趙永平（2015）、王平（2016）、魏楚（2017）等的研究都證實了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提升的積極意義，但有關我國不同地區城鎮化進程影響居民消費的機制和作用力度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本文在探討新型城鎮化發展拉動居民消費機理基礎上，以2002-2016年我國不同省市城鎮化發展和居民消費的面板數據為基礎，建立協整模型，進一步實證分析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提升的作用力度及其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以期對我國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啟示。

二、我國城鎮化進程影響下的居民消費規模與結構變遷

城鎮化進程是鄉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相關產業不斷向城鎮集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城鎮人口不斷增加，城鎮規模不斷擴大，城鎮經濟的集約化程度加強，其中蘊含著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擴散與傳播和地域性質的變遷。城鎮經濟的集聚和擴散促進民眾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城鄉就業結構和需求結構發生調整，民眾收入和消費的規模與結構都隨之變化，社會需求總量不斷增長，呈現出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的拉動效應。這種拉動效應主要通過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居民消費規模提升，二是居民消費結構優化。

（一）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規模的拉動

當前，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0.1公頃，農戶戶均經營面積也只有0.6公頃，遠達不到農業規模化經營的要求，已經成為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的比率為53.7%，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僅為36%，不僅遠低于發達經濟體80%的水平，較之與我國人均收入相近的新興經濟體的60%，也有不小的差距，城鎮化發展潛力巨大。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農村地區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推動了非農產業的巨大發展，這在客觀上改善了我國當前農村人口多、人均農地少的局面。新型城鎮化建設有利于從根本上改善農村產業結構，優化農地使用效率，推動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升級，進而以現代化的生產經營模式和手段保障農業生產提效增收；而且，城鎮化建設不僅推動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有助于拓寬農民收入來源，實現農村地區收入增長，也通過非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就業的擴大改善了城鄉居民的收入渠道，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也為居民消費增長提供了扎實的收入基礎。而且，城鎮化建設帶來的非農產業發展不僅創造出更多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吸納了更多農業富余人口，為農業規模化生產方式變革創造了條件，也使得伴隨城鎮人口的不斷上升，農業人口在非農產業領域的就業預期改善，就業的穩定性提升，居民收入增長預期隨之調整，為城鄉居民消費潛力的釋放奠定了產業基礎。進一步地，隨著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增量城鎮人口將帶來對衣食住行、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增量消費需求，從而帶動如物流、旅游、餐飲、金融、商貿等行業的產出在質和量上的升級，從而不斷推動社會總需求在更高層面上的持續拓展。這種居民生活和就業的地理結構調整所帶來的收入和消費變化，有助于從質變的角度挖掘新型“人口紅利”，以緩解當前不斷趨弱的“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2014-2016年的經濟數據對此提供了佐證，見表1。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實施以來，2016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7.35%，和2015年相比上升1.2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1.2%，相比2015年上升了1.3%，農村人口繼續向城鎮轉移，2016年城鎮常住人口較2015年增加2182萬人，農村地區人口減少1373萬人；從全國就業人口看，2016年全國就業規模為77603萬人，和2015年年末相比多150多萬人，增量就業主要集中于城鎮，2016年城鎮就業規模比2015年年末多1018萬人；2016年年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5年年末提高了6.3%，無論是名義增速還是實際增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變化強于城鎮居民；與此同時，居民消費在2016年較2015年提高近5%，達到64.6%，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較大貢獻。

（二）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結構優化的拉動

居民消費結構優化是城鎮化發展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另一個重要影響，農村人口向城鎮居民轉化的過程中，受城鎮居民消費觀念、消費模式和消費條件的影響，原有的消費心理、消費理念和消費習慣會發生很大變化，從而產生龐大的消費需求；農村居民轉化為城市人口過程中的消費行為變化，又會對原有城鎮居民的消費習慣產生回饋性影響，從而引起新型城鎮消費結構的持續變遷。2014-2016年我國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如表2所示，反映出我國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一方面是食物等消費在總消費中的比重不斷降低，服務性消費比重不斷提升；另一方面是民眾消費觀念變化、消費滿意度不斷提升、消費環境狀況持續改善，城鄉居民的品質型消費需求不斷上升，如旅游、醫療、家政、家裝、汽車、通信等領域消費增加迅速。以2016年為例，當年居民人均通訊、教育文娛、醫療保健等的消費比重分別為13.7%、11.2%和7.6%，較之2015年分別提高0.4%、0.2%和0.2%，汽車消費較2015年增長21.9%，每百戶擁有家用汽車27.7輛，空調和冰箱較2015年分別增長11.5%和5%，消費結構持續優化。城鎮化對居民消費影響的過程從三個層面反映出來：一是由于收入渠道增加，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質量不斷改善，進城農民開始將城市生活模式作為潮流加以模仿，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向城鎮居民消費趨同；二是新型城鎮本身就是現代物流和信息流的樞紐，各種消費商品以及消費信息糅雜交匯，消費渠道更加豐富，消費模式空前多樣，城鎮消費對身處其中的居民形成巨大的消費示范和牽引作用，比如在農村地區本不受重視的健康、家政等方面的消費，進城農民卻在城鎮消費觀念的影響下日漸關注這些領域的消費；三是城鎮是商品流的樞紐，也是城鄉居民的消費樞紐，城鎮規模的擴張也帶來消費類型的增多和消費模式的推陳出新，更多的新型消費品開始進入居民生活，大型國際化都市的消費心理逐步得到認同。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響，城鎮化不斷推動著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張，加速了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在城鎮化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城鎮內部第三產業規模也不斷膨脹。人口集中也使得一些具有較高規模經濟門檻的行業獲得快速發展，比如醫療、法律咨詢、教育培訓等專業技術服務和公共服務等領域消費需求日漸旺盛，各種類型消費信息傳播速度加快，新產品、新服務、新消費熱點不斷加速成長和擴散。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和服務條件使得居民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比如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帶來的教育、醫療、社保、就業、養老等服務，不僅創造了巨大的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增加了居民收入，服務規模和質量的提升也為城鄉居民生產生活提供了更高水平的保障，不斷弱化了城鄉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形成居民消費水平提升和結構優化的重要基礎力量。

三、模型設計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本文采用2004-2016年我國省域城鎮化發展與居民消費的面板數據建立分析模型。其中，城鎮化發展水平采用了廣泛認同的、國家統計局所使用的城鎮化率指標，即以不同省份“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度量不同省、市、自治區的城鎮化發展水平，記為CR；居民消費以常住人口為基礎計算居民消費支出并剔除人口規模變動因素和價格影響，即以消費價格指數計算出以2004年不變價格為基礎的各年居民消費水平，記為RC。相關數據來自2004-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化進程報告》和各省統計年鑒。由于城鎮化率是百分比值，根據雙對數面板數據模型所得到的彈性系數是城鎮化率的單位增量變動對消費增長的百分數，而非城鎮化率的單位變動所帶來的消費增長，因此，從所研究的問題出發，本文選擇半對數面板數據模型展開分析，即以居民消費水平的對數與城鎮化率進行回歸處理。所得到的參數估計即為城鎮化率的單位增量變動對消費的拉動，且便于模型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因素的消除。以IPS（Im Pesaran Shin）檢驗和Fisher PP檢驗和ADF檢驗分析各省、市、自治區的城鎮化率和居民消費與收入水平對數值的單位根檢驗情況如表3所示，結果說明，各省、市、自治區的城鎮化率和居民年人均消費的對數值是非平穩的，但其一階差分數據平穩，變量間可能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然后基于Pedroni檢驗來判斷各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Pedroni（2004）指出，在短面板情況下，GroupADF和PanelADF的檢驗結果具有良好效力。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CR和lnRC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二）面板協整模型構建

剔除數據不完整的西藏自治區，在截面數和時長分別為N=33和T=13下建立基礎面板模型為：lnRCi,t=aRC,i+bRC,iCRi,t+ei,t，i=1,2…，t=1,2…式中，lnRCi,t為i省在t年居民消費水平的對數值，CRi,t是i省在t年的城鎮化率，a和b分別表示截距項和解釋變量系數，ei,t是相互獨立的隨機因素且滿足零均值和同方差條件。在實際中，若各省、市和自治區之間的截距項和解釋變量的系數均不相同，存在個體影響和結構變化，即面板模型應為變系數模型；若各省、市和自治區之間的截距項各不相同，但解釋變量的系數均相同，則存在個體影響而無結構變化，此時面板模型應為變截距模型；若各省、市和自治區之間的截距項和解釋變量的系數均相同，則不存在個體影響，面板模型應為固定系數模型。考慮到我國各省、市和自治區之間在城鎮化發展、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水平方面的差異，相關模型應選擇具有個體影響因素的變系數模型；由于模型存在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的差別，對此進行Hausman檢驗，如表5所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拒絕隨機效應模型。這些檢驗說明對各省、市和自治區的城鎮化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之間的短面板數據以固定效應的變系數模型進行二者之間的長期關系分析比較合適。

四、面板協整模型的估計與檢驗

在對面板模型的變系數固定效應模型的分析中，影響居民消費的各種因素，除了城鎮化發展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收入變化等均納入隨機誤差因素中，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存在區際之間的相關性，從而導致隨機誤差因素在不同省份之間具有一定的相互影響，因而估計中采用GLS估計方法，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從表6可以看出，擬合優度和調整擬合優度分別為0.9912和0.9765，F統計量480.5743遠大于臨界值，D.W.統計量為1.0826，說明無嚴重的序列相關性。根據GLS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各個回歸系數顯著，P值均為0.0000，說明我國省域城鎮化對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比較顯著；居民消費對城鎮化發展的半彈性為正值，且最低值約為0.0523，最高值為0.1532，即城鎮化發展每提高一個單位，可以拉動居民消費最低為5.23%，最高為15.32%；但各省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一定差異性。為了更清晰地比較不同省份城鎮化發展對區域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可以將面板模型的半彈性系數調整為城鎮化發展對區域居民消費的貢獻率，定義該貢獻率（g）為城鎮化帶來的消費增量除以實際的居民消費增量，如表7所示。從表7可見，無論是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城鎮化率對居民消費的半彈性系數的值均在5%-15%之間，只是中西部地區系數值的中心較東部地區略有上移，反映出城鎮化率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缺乏明顯的地域性規律，各省、市、自治區的差異化特征比較明顯，二者之間相互關系的分析需要考慮省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從城鎮化發展對區域居民消費的貢獻水平來看，總體上，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貢獻值的平均水平最高，中部地區其次，東部地區最低，反映出城鎮化發展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具有較好的拉動消費作用，城鎮化過程中新增城區人口的收入提高和消費心理與消費習慣轉變可能是影響區域居民消費水平的重要因素。計算全部省份的城鎮化率對居民消費影響系數的平均值為0.0894，簡單地看，這意味著在全國范圍城鎮化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平均會帶動消費增加8.94個百分點；計算全部省份的城鎮化率對居民消費貢獻值的平均水平為0.1323，這意味著在全國范圍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帶來的消費增量對實際總消費增量的貢獻水平為13.23個百分點。

五、結論

本文基于我國城鎮化發展影響居民消費規模和結構變遷的事實，探討了新型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理，并依據我國省域城鎮化發展與居民消費的面板數據建立協整分析模型。結果顯示，無論是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還是經濟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都缺乏穩定的一致水平，表現為面板協整模型中城鎮化水平回歸系數的差異。但是從總體上看，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全國范圍內城鎮化率的單位變化能帶來居民消費水平大約8.94個百分點的變化；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影響力度的最大差異約為10個百分點，作用力度大小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具有反向關系，這與城鎮化發展在區域帶來的消費增量的高低有關。這個結論佐證了城鎮化建設對內需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而且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加速城鎮化顯得格外重要。進一步地，從城鎮化發展對區域居民消費的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對居民消費貢獻值的平均水平最高，中部地區其次，東部地區最低，進一步揭示出城鎮化發展對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消費拉動的重要意義。城鎮化建設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區域差異說明中西部城鎮化建設進程中不能照搬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經驗，而應該根據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和結構特征，因地制宜，靈活制定區域城鎮化建設和促進消費的政策措施，這為區域發展中差異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政策啟示。

作者：韓麗紅 單位：山西國際商務職業學院工商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