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古代害蟲治理思想的改善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龔光明單位：阜陽師范學院社會發展學院

基于劉猛將軍原型的抗金事跡，元廷很難容忍這樣一個英雄充當驅蝗神。故元代長期沒有劉猛將軍廟的記載。元末再現劉猛將軍廟，恰好證明猛將廟興盛的初始原因，希望借此再次激發世人抗擊外族的決心。但為了減少元統治者的阻撓，便把劉猛將軍改稱為元末指揮使。此后直至明嘉靖朝才再現劉猛將軍廟。嘉慶《合肥縣志》：“明嘉靖時知府龍誥建，今潛山廟內有神位”。這是建廟時間較早記載。清初，尤其雍正、乾隆朝，劉猛將軍廟興盛。據史料看，順治、康熙兩朝劉猛將軍廟記載極少，這當與劉猛將軍興起的初始目的是驅逐外族入侵有關。元廷不能容忍其存在，清朝當然也不例外。猛將祭祀獲得清廷認可并敕令建廟推廣，是在雍正二年，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康熙五十九年仲春，劉猛將軍降靈自序：“吾乃元時吳川人。吾父為順帝時鎮江西名將，吾后授指揮之職，亦臨江右剿除江淮群盜。返舟凱還，值蝗孽為殃，禾苗憔悴，民不聊生。吾目擊慘傷，無以拯救，因情極自沉于河。后有司聞于朝，遂授猛將軍之職。荷上天眷念愚誠，列入神位。”

猛將軍因蝗而死，其神位設置也與蝗災有關。其職能已發生變化，成為專職驅蝗的神靈。此時劉猛將軍廟祭祀已扎根民間，廣為流行，已是欲罷不能。經李維鈞奏請，雍正隨即改變了對劉猛將軍的態度。劉猛將軍自明末清初再興后，廣泛興建，這與官府大力推行有很大關系。滿清一些皇帝相信猛將軍驅蝗靈驗，常敕令興建：雍正二年,“每有蝗蝻之害,土人虔禱于劉猛將軍廟,則蝗不為災”，因此“飭各直省建劉猛將軍廟”。民國《定陶縣志》也載，“雍正三年知縣葉亮奉勅建。”雍正連續敕令興建猛將廟，足見對該廟的信奉程度。

咸豐《朝邑縣志》：“飭各直省建劉猛將軍廟”。史料也顯示朝廷肯定劉猛將軍驅蝗功能對于此廟推行的重要作用，“將軍之神力賴圣主之褒勅而直行于西北，永絕蝗蝻之禍，其功亦不偉歟。”地方官及百姓對劉猛將軍的信奉也是廣泛建廟的主要原因之一。“乙亥年滄、靜、青縣等處飛蝗蔽天，維鈞時為守道，默以三事禱于將軍，蝗果不危害。”劉锜一生于江淮間統兵抗金，民間祭奉他，希望他在當年大顯神威的地方顯靈，驅除由敵方而來的蝗蟲。因此，其最初信仰當始于民間，是人民為了懷念這位民族英雄。

在各方信奉的情形下，劉猛將軍廟逐步向四周擴展。同治《桂陽州志》：“咸豐八年飛蝗入湖南各府縣，遂及州境，知縣俞晟修祠祀，立劉猛將軍神牌于中，明年蝗不為害。藍山劉猛將軍祠在城隍廟側。”民國《隆安縣志》：“劉猛將軍廟在高公祠右，咸豐四年知縣丘玉璋建。”咸豐《朝邑縣志》：“關西舊無蝗，道光十五六年自河南浸淫而西，不至蔽天，而群飛甚眾，上憲下令捕蝗，又飭所在建劉猛將軍廟。”光緒《順天府縣志》：“劉猛將軍廟雍正二年奉敕建，今合祀于八蠟廟。”由此形成以江淮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的態勢，其分布密度與中心區的距離成反比。

傳統害蟲防治觀念

不同時期害蟲防治觀念表現形式不同，但目的都是消除蟲災。《詩經•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秉畀炎火”等，乃驅蟲咒語。陳旉也說是“祈之之辭。”《周禮》中“翦氏”、“赤犮氏”等治蟲官吏，只是治理室內或水中害蟲，或用“嘉草”、“莽草”熏治，或用“攻禬”、“攻禜”、“炮土”等祈禳。從現有史料看，古代首次捕蝗應是西漢平帝元始二年。此后，歷代都有捕蝗行動，很多由皇帝詔令、官府組織進行。但捕殺并非主流，人們更主張以順氣、祭祀、修德等方式防治蟲災。

（一）順氣說認為，農業生產順應天時、地利等自然因素，作物就能免除害蟲危害有所收獲。在實踐中認識到人與自然是統一整體，統一體和諧有序才能穩定，災害才不會發生。《呂氏春秋•審時》說，“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遇天災。”順天時，則“得時之麻……不蝗；”“得時之菽……不蟲；”“得時之麥……不蚼蛆”。“順”、“逆”天時，得到的是兩種相反的結果。重天時、盡地利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條件。陳旉說，“蓋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其或氣至而時未至，或時至而氣未至。”萬物依時令感受陰陽之氣生長、發育，時、氣并不總是同步，有時氣先至而時未到，有時則相反。人類只有充分把握二者，合理安排農事，農作物才能健康地生長、發育，避免災害。逆時則滋生災害，“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順氣說反映了傳統農業精華所在，順應自然的和諧次序對于農業豐收及防治害蟲具有重要意義。

（二）八蠟之祭始于先秦，八蠟是與農業有關的八種神靈。八蠟通，農業豐收；不通，則歉收。《禮記•郊特牲》：祭祀昆蟲是希望其“毋作”，祈求蟲不為災，體現先秦對包括害蟲在內所有昆蟲的“敬”。古代祭祀大多帶有功利目的，祭祀活動遍及政治、經濟、生產生活各領域。早期的靈魂不滅論認為，靈魂對其子孫有保護作用，可幫助子孫戰勝困難，獲得幸福，因而要祭奉祖先。各種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堅定了這一觀念，人們相信風雨雷電等都由超自然神靈控制。蝗蟲肆虐的場面，更似遵從著統一號令。只有通過祭祀，討好神靈，才能消除災害。

體現了對自然神靈的敬畏。嘉慶《旌德縣志》記載八蠟祭儀：“每歲臘月上戊日例祭。八蠟之神至期，主祭官補服行二跪六叩頭禮，進香奠帛、獻爵焚祝俱與祭。欽頒祝文：具官某敢昭告于八蠟之神曰：稼種百谷，天施地生，耕耘收獲，惟神之靈，無災無害。又因乃成，報功崇本，享祀苾芬，四方九土來格來歆尚饗。……以蠟為索，始于伊耆，歷夏殷周秦為名不一。至元明祀廢。國朝雍正十二年奉檄通行，每歲用十二月上戊日設祭儀。祭品悉照先農典禮。在于縣編祭祀銀兩內，通融辦理，并欽頒祭文。”包括祭期、祭儀、祭因、歷史演化、清代祭祀概況等。八蠟之祭已成為一種文化融入社會習俗中，經久不衰。

（三）“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重要觀念，董仲舒認為，天人同類，天是“人之曾祖父”。人君受天命主宰天下，皇權至高無上。但皇權從屬于天，天有一套評判人間政治得失的標準，人君必須按天意行事。所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董仲舒傳》）在天人同類、同類相感的前提下，構建了天人感應理論。災異源于人事，統治者失德是一個主要方面。蟲災是政事缺失遭致的天譴，只有修德才能消弭災害，人力不僅無法消災，反使災情更甚。

唐太宗吞蝗可謂“德化”說之典范。《新唐書•五行三》：“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為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蝕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為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唐太宗認為蝗災是因自己失德，害的卻是百姓，寧愿自己被蝗蟲啃噬。他吞蝗是把自己作為蝗蟲的食物，把災禍引向自身，舍身保民。盡管開元四年姚崇的除蝗法取得極大成效（《舊唐書•姚崇傳》），但倪若水等眾多大臣反對捕蝗，主張修德驅蝗（參見《舊唐書•五行》）他們認為，人事缺失引起自然之氣失去和諧引起蟲災，人事不僅不能消除蝗災，反而更加破壞自然萬物間的和諧，致使更多災害發生。以后歷代常用“德化”說規勸帝王、攻擊政敵或檢討自己。飛蝗過境不為災是官員有德的表現，《元史•泰定本紀》：“比郡縣旱蝗，由臣等不能調燮，故災異降戒。今當恐懼儆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敬慎修德，憫恤生民。”歐陽修的《答朱寀捕蝗詩》說：“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于誰。或云豐兇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把蝗災與天數聯系起來，神秘性更濃。反思“修德”說，其理論依據是天人同類、同構，可以相互感應。只要人事符合天意，合乎社會倫理道德，就可天人和諧。

通過災異、人事的比附，實現以儒家的社會倫理道德規范世人行為的目的。綜上，順氣說主張合理安排農事，在順應自然秩序中實現預防蟲災的功效，是從本上下功夫；祭祀既可通過平時祭祀神靈，使其不為災，也可在蟲災發生時祀神，及時終止災情繼續；修德說也具有災前預防、災時終止的雙重功效。祭祀與修德說，無論災前、災時都不主張捕殺害蟲；順氣說則是在農作物、害蟲習性科學認識的基礎上，充分利用這種認識積極預防蟲災。面對蟲災，主張采取積極措施消除害蟲。歷代捕蝗行動都是這種認識在實踐中的反映。

劉猛將軍廟反映的害蟲防治觀念的變化

人們祭奉劉猛將軍在于其驅蝗功能,乾隆《望江縣志》載祝文曰：“神夙昭勇，略懋著靈威功殄螟蝗，惠周原隰，肅明禋而備物兆嘉貺于豐年，維茲謹以牲帛醴齊用，伸虔祭尚。”民國《懷寧縣志》：“劉猛將軍之祀遍天下，相傳以為驅蝗之神。……蝗蝻特其余威之所震，又烏足為公異也。”猛將軍御大災捍大患、驅蝗保稼，因而列于祀典。劉猛將軍廟祭祀反映了害蟲防治觀念的變化。劉猛將軍廟祭祀與八蠟祭祀、修德驅蝗都屬禳災活動，但與后兩者有所不同。八蠟之祭把昆蟲當成蟲神祭奉，通過祭祀祈求蟲神不再為災。修德說則認為蟲災是人事缺失上天發出的警示，是天譴。只有修德順應天意、感動上天，才能不降災害。二者都是通過討好、敬畏神靈實現消弭蟲災的目的，體現了對害蟲的“敬”。

劉猛將軍作為害蟲的對立面、滅蟲英雄受到祭奉，以消滅害蟲為目的，是從“治”上著手。人們不再祭奉蟲神，而是祭祀專事驅蝗的劉猛將軍，希望它及時顯靈殺滅害蟲、保稼保民。意味著向害蟲宣戰，象征著人類從此不再懼怕、敬畏蝗蟲，而是進行力所能及的捕殺。劉猛將軍廟祭祀所反映的害蟲防治觀念的變化源自對害蟲認識的提高。人們在實踐中發現各種昆蟲和自然界其他事物一樣，有其自身發生、發展的規律，只要具備適宜它們生存的條件，就會發生。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并無神靈驅使。宋代陳旉從時、氣的角度對事物發生之理作了論述，董煟的《救荒活民書》也從蝗蟲的生活習性分析了最佳捕蝗時間、組織形式等。元代《農桑輯要》對桑樹害蟲的種類、撲打方法等作了詳盡的論述。《種蒔直說》突出利用耕耙技術防除蟲災，“耙功不到，……有懸死、蟲咬、干死等諸病。”《元史•食貨志》載，“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為了避免蝗蟲遺卵次年化蝗為災，敕令各地每年定期掘挖蝗卵以絕后患。

這些材料都證明了害蟲發生的客觀性及可治性。明清在此基礎上有更大發展。徐光啟認為水、旱、蝗是兇饑的三個原因，蝗災危害重于水旱，但是，“惟蝗不然。先事修備，既事修救。人力茍盡，固可殄滅之無遺育。”蝗災可憑人力防治。只要官府發動民眾，有組織地協力捕蝗，蝗災即可消除。因此，他說，“合眾力共除之，然后易。”他對“蝗災之時”、“蝗生之地”、“蝗生之緣”等進行了科學的論述，并從“昔人治蝗之法”、“今擬先事消弭之法”、“后事剪除之法”等方面，提出應對蝗災的方法。最后列“備蝗雜法”5條，均系防治蝗災的寶貴經驗。徐氏總結說：“蝗蟲之災，不捕不止”，“夷狄盜賊比于蝗災，總為民害，寧云修德可弭？”只有及時捕殺，才能消除蝗災，否定了修德驅蝗的觀念。

明清一些皇帝也反對蝗災的唯心觀念，認為必須破除，以確保捕蝗措施的切實執行。《九朝東華錄》載康熙言：“或有草野愚民，云‘蝗蟲不可傷害，宜聽其自去’者。此等無知之言，切宜禁絕。捕蝗弭災，全在人事。應差戶部司官一員，前往直隸、山東巡撫，令申飭各州縣官親履隴畝，如某處有蝗，即率小民設法耨土覆壓，勿致成災。”乾隆三十五年諭令：“可見捕蝗并非人力難施之事。任封疆者，豈可徇州縣官之詭氏之詞，因循姑息，不亟亟為閭閻除大患乎！”可見明末清初，蝗災可治而非天譴的觀念成為許多人的共識，皇帝也不相信巫禳弭災了。

清代捕蝗的組織方式極為完善，《欽定戶部則例》從“督捕蝗蝻”、“鄰封協捕”、“捕蝗公費”、“捕蝗禁令”、“捕蝗損禾給價”等方面對應對蝗災作了詳細規定。清代地方捕蝗有完備的組織：每里設一總廠，由紳耆莊保統領；每甲設一分廠，甲長、牌頭統領；每里備大旗一桿、鑼三面；每甲備小旗一桿、鑼一面；每戶出夫一名，自備捕治器具；一有飛蝗入境，總廠放炮，甲長傳鑼，民夫各帶捕撲器具齊集于廠；小旗隨大旗，各隊人員隨旗依次捕撲。不許隨意踐踏田苗，每日統一出動、統一收工，極具組織性。這些都是人們在害蟲可治觀念影響下采取的應對害蟲的策略，但在有限的技術水平下，鋪天蓋地的蝗蟲使人們倍感無奈，劉猛將軍廟祭祀的出現便是這種現狀的反映。但人們并非一味地依賴劉猛將軍來實現自己的愿望，祭祀的同時也在竭力捕殺。

其技術水平、組織能力都較以前有所提高。當然，以今人的科技水平看，禳弭蟲災絕不會有任何實效。但在科技落后的情形下，傳統鬼神觀念已滲入社會習俗中，長期影響人們的思想、行動，害蟲防治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只有提高對害蟲的認識及防治技術，才會逐步放棄迷信觀念，代之以新的、科學的觀念。基于明末清初人們對害蟲認識的提高，害蟲防治觀念發生了某些變化。劉猛將軍廟祭祀在這一時期較為流行，它的興起與擴展，正是傳統害蟲防治觀念變遷的反映。當然，劉猛將軍廟祭祀的興起與推廣并沒有、也不可能替代其他觀念，而是出現了眾多觀念并行，反映了古代應對蟲災蟲害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