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退耕還林工程的農村扶貧影響與持續性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退耕還林工程是唯一以農戶為主體的生態建設項目，兼顧了生態治理與扶貧開發雙重目標，扶貧效益顯著。新一輪退耕還林與精準扶貧戰略存在著實施時段與地理空間部分重疊，存在著戰略目標的一致性。退耕還林是生態建設脫貧一批的重要載體，扶貧開發是退耕還林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本文系統梳理了退耕還林的目標演變，討論了退耕還林對農戶生計活動的多樣影響，分析了退耕還林的扶貧效應與扶貧針對性，提出了確保退耕還林工程實現持續扶貧的制度建設。

關鍵詞:

退耕還林;扶貧效應;制度建設

自1999年四川、甘肅、陜西率先啟動退耕還林(草)工程以來，到2007年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于完善退耕還林政策的通知》，全國累計完成了退耕地造林793.25萬公頃，荒山造林1078.26萬公頃，涉及全國2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3200萬農戶、1.14億農民、人均累計收益1200元［1］，是全球最大規模的生態建設與補償工程，是唯一以農戶為參與主體的重點生態建設工程。工程實施不僅為帶來工程區產業結構調整、農戶生計資源配置轉型，而且在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戶生計能力提升和扶貧攻堅等方面均發揮了巨大效用。2014年，新一輪退耕還林(草)工程開始實施且持續到2020年，實施面積達283萬公頃1。新一輪工程實施時段不僅與全國脫貧攻堅時段重疊，且實施范圍多為脫貧攻堅的關鍵區、難點區和攻堅區，兩者具有相同的生態治理與扶貧目標。四川省的新一輪退耕還林方案就明確將工程“優先和重點安排在地震災區等生態脆弱地區，長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流域等生態區位重要地區，以及秦巴山區、烏蒙山區、大小涼山彝區、高原藏區等特殊困難地區”3，兼顧了水源涵養、扶貧攻堅、生態保護、農村發展能力提升等多種目標。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明確要求“結合生態保護脫貧”，要求退耕還林等重點生態建設工程“在項目和資金安排上進一步向貧困地區傾斜，提高貧困人口參與度和受益水平”。因而，退耕還林是連片特困區精準扶貧之“生態建設脫貧一批”的載體，是生態扶貧之生態建設扶貧類型。1999年啟動的退耕還林工程距今已有16個年頭，2014年啟動的新一輪退耕還林也已實施1年，關于退耕還林工程對農戶的生計影響和扶貧效應受到學術界關注，實踐也驗證了退耕還林的扶貧效應。因而，回顧退耕還林工程的農戶生計影響與扶貧效應，既有助于新一輪退耕還林工作的順利實施，也有助于生態建設扶貧工作的推動，更有利于貧困地區實現生態建設與扶貧開發的融合發展。

1退耕還林(草)工程的多目標并重

退耕還林工程初期目標是兼顧生態治理與開倉濟貧。1999年在四川、甘肅、陜西三省啟動了退耕還林試點，2000年擴大到長江上游、黃河上中游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74個縣(團、旗)試點示范，基本要求是“退耕還林(草)，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以減少坡耕地開墾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以糧食換林草可減輕糧食存儲壓力，節省大量倉儲費用，還具有帶動西部地區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效益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加快貧困地區農民脫貧致富3。退耕還林(草)試點示范工作將治理水土流失保護生態環境視為第一目標的同時，也兼顧開倉濟民的救濟目標以及結構調整促發展的增收目標。四川省在1999年的《四川省退耕還林試點實施方案》中就明確提出“把退耕還林與生態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扶貧攻堅和旅游開發結合起來”4，賦予了退耕還林(草)較為明確的農村發展與扶貧任務，全省36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全部為退耕工程的試點示范縣。2003年1月20日實施的《退耕還林條例》第四條進一步規定“退耕還林必須堅持生態優先。退耕還林應當與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農村經濟、防治水土流失、保護和建設基本農田、提高糧食單產、加強農村能源建設、實施生態移民相結合。”在條例中就明確了退耕還林在堅持生態優先的前提下，要與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發展農村經濟等相結合，具有明顯的調結構、促增收、防水土、能源建設、生態移民等目標。實踐證明，工程區借助退耕還林工程實現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培育起增收致富的支柱產業，工程區的農村經濟得到發展、農民收入持續增加。3關于開展2000年長江上游、黃河上中游地區退耕還林工程鞏固期與新一輪退耕還林強化農戶持續發展目標。2005年頒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切實搞好“五個結合”進一步鞏固退耕還林成果的通知》(國辦發［2005］25號)明確提出了退耕還林工程要“實現農民脫貧致富”和“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2007年，國務院針對退耕還林農戶長效發展機制尚未建立、部分退耕農戶出現生計困難等問題，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完善退耕還林政策的通知》(國發〔2007〕25號)，提出“加大基本口糧田建設力度、加強農村能源建設、繼續推進生態移民等措施，從根本上解決退耕農戶吃飯、燒柴、增收等當前和長遠生活問題”，退耕農戶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成為完善退耕政策的重點內容之一。2014年五部委聯合下發的《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實施方案》提出“實施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是貧困地區農民脫貧致富、加快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有效途徑”。在配套政策上提出“清晰界定退耕林(草)的屬性及處置方式……支持林下經濟發展，允許間種套種……打捆使用相關資金支持退耕戶增收，以鞏固退耕還林成果……不設置生態林與經濟林比重”。很明顯，新一輪退耕還林(草)將退耕還林(草)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以及社會效益等均進行了有效平衡，扶貧開發與可持續發展能力培育是新一輪退耕還林的重要目標。可見，退耕還林(草)從1999年的三省試點啟動到全國13個省(區、市)的試點示范、25個省(區、市)的全面實施，以及新一輪的退耕還林還草方案，其目標任務都是多重的，在堅持生態優先的核心目標之下，兼顧農業結構調整、農民增收、扶貧開發(扶貧攻堅)、農戶持續發展能力等，扶貧目標內化在退耕還林的實施范圍、補貼政策、基本農田建設、農村能源建設以及退耕林木產權處置等各個方面，是國家重點生態建設工程中最具扶貧目標的重點工程，兼具減緩貧困的目標和生態補償的作用［2］，具有典型的生態建設扶貧特征。

2退耕還林(草)對農戶的影響

2．1退耕農戶的收入變化

退耕還林(草)是唯一以農戶為主體的生態建設項目，也是涉及范圍最廣的大規模流域生態建設項目，具有較強的收入增長目標。那么，退耕農戶的收入是否在退耕后明顯增加?這取決于初期退耕補貼是否大于退耕地的凈收益?退耕農戶剩余耕地是否實現了高產出?退耕農戶剩余勞動力是否實現了非農轉移?從補貼情況來看，國家對退耕農戶的補貼在退耕還林實施期和鞏固期有所區別(表1)。在退耕還林實施期間，國家補貼標準普遍高于退耕地的凈收益，退耕戶在退耕地上的凈收益是增加的，獲得了較高的利潤［3－4］，且退耕還林補貼在退耕農戶收入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來自全國6個省(區)3375個樣本農戶連續16年的跟蹤調研表明:隨著退耕地面積的增加，全部樣本農戶退耕補貼占總收入的比重由1999的1.10%上升到2006的5.15%。其中以陜西省樣本農戶所占的比重最大，從10.42%增加到21.77%;從2007年開始一些退耕地進入第二輪補貼，雖然補助標準減半，但2010年樣本農戶補助收入仍占其總收入的3.35%［5］，一些調查還反應樣本村早一年實施該工程可人均年收入提高17.37%，退耕還林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是正向的且在1%顯著水平上顯著［6－7］。由于補貼增收并沒有考慮到農戶的機會成本和其它損益，所謂退耕地的凈收益在某些產出較高的地塊是負收益，而且新一輪退耕還林還因未考慮農戶的各種惠農補貼收益等，單位面積退耕還林補貼低于農戶實際收入，農戶退耕積極性不高［8］。退耕農戶的收入增加還通過結構調整和剩余耕地增產增收得以體現。退耕后，農戶有更多的時間用于高產田地的集約化生產，高產田地收入增加。而且，退耕地產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不斷增加，到2010年樣本戶從退耕地上獲得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達到1.24%［6］。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退耕還林“工程在促進農民增收和結構調整方面作用甚微，經濟可持續性存在很大疑問”［3］。另一方面，由于試點示范期退耕地不能套種間種農作物、干旱地區樹苗成活率低等，對退耕農戶的收入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9］。但總體上講，退耕還林對農戶收入增加是有促進作用的［10］。退耕后，農戶勞動力資源配置向非農轉移，退耕戶勞動力非農化比例增加。退耕還林后，退耕戶勞動力從坡耕地上釋放出來，有了更多的空閑時間，勞動力非農轉移的速度增加［9］，勞務經濟成為退耕戶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劉越(2016)等利用國家林業局的數據采用probit模型測算了退耕還林對農戶勞動力非農化的影響，結果表明參與退耕還林工程在促進勞動力進入非農市場方面，較未參與農戶高出8．4%的可能性［11］。當然，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受多種因素影響，退耕還林是影響退耕戶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諸多原因之一。可見，退耕地補貼、結構調整、高產田高投入高產出以及勞動力非農化等同時作用于退耕農戶的生產活動，使退耕戶的資產流動性和收入流動性均明顯增加，而流動性增加是收入增加的重要條件。從全國數據的經驗性結果來看，退耕還林工程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都是正向0.2835且在1%顯著水平上顯著［12］。另一方面，退耕還林工程實施期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增收效應是退耕農戶收入增長的重要原因。無論是退耕戶勞動力非農化還是退耕地上收入的增長以及剩余耕地產出的增加，都與經濟增長的普惠效應有關［13］。無論是學界對退耕農戶的跟蹤研究還是短期比較，都不可能將經濟增長、國家農村政策等因素剔除出去，退耕戶與非退耕戶收入穩步增長是不變的客觀事實。但不管怎樣，退耕還林的生態效益客觀存在，退耕農戶依靠退耕還林工程實現資源配置的轉變、農戶林地比重的增加等，說明退耕還林對農戶是有益的促進作用。

2．2退耕農戶的生計資本構成變化

生計資產是農戶維持可持續生計的基礎，由自然資產、物質資產、金融資產、人力資本以及社會資本等組成，決定著農戶的生計產出、生計策略、脆弱性、生產活動等。退耕還林前，農戶的生計資產、生計產出與生計策略等處于一種依靠坡耕地等自然資本維持生計的狀態，種養業是主要生存策略，生產經營活動場地相對固定，形成一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計策略。退耕還林后，陡坡耕地轉變為林地并獲得林權證，農戶自然資本構成改變，林地在退耕戶中的比重不斷增加;由于林地與坡耕地的勞動力投入不同，前者所耗用的勞動力資源遠低于后者，退耕后出現勞動力剩余或閑置，倒逼退耕戶重新配置勞動力資源，非農配置是重要選項。退耕農戶面臨因生計資本結構變化而進行生計策略調整與生計活動變化［14－15］，其結果可能是一種自覺主動的選擇，形成一種可持續的生計策略，如一些區位條件好的農戶利用退耕林地發展林下經濟(林下家禽家畜)和林下休閑旅游，退耕地及其相關的自然資本成為農戶經濟活動的新增長點;也有可能出現一種被動接受型選擇，嚴重依靠退耕地的補貼生活，陷入一種依靠國家補貼的生計策略，一旦國家停止補貼就出現生計困難而陷入脆弱性困境。可行能力是退耕戶可持續生計的基礎，或者說是退耕戶免于生計困境或退耕脆弱性的基本保障。能力是指人能夠把生存和做事的潛質發揮出來的能力，即可行的能力。一個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尚心芰σ虼耸且环N自由，是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自由。退耕農戶能否根據退耕前后生計資本構成變化并重新配置生計資本和調整生計策略，選擇能夠替代原有坡耕地生存的生存策略，更多取決于農戶自身的可行能力。也就是說，人力資本存量較高的退耕戶較人力資本存量較低的退耕戶更容易實現生計策略調整，更容易選擇可持續的生計活動。在退耕還林后陷入持續貧困或者生計出現困境的退耕戶，大多表現為人力資本存量較低或者可行能力低下，或者是社會資本匱乏而難以轉移剩余勞動力。

2．3退耕農戶的生計活動更加多元化

退耕還林通過增加林地面積減少坡耕地面積影響農戶土地利用結構，改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配置，并逐漸改變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使工程區從生態脆弱區向可持續發展轉變，農戶生計活動的市場化程度增加。劉東生等(2014)的研究表明，2009年與退耕前的1998年相比，樣本農戶耕地面積減少46.82%，林地面積增長5倍多，同期，種植業占樣本農戶家庭經營收入的比重從71.28%下降到39.45%，林業收入比重從4.46%增加到18.86%，工副業和養殖業收入比重也大幅度提高［12］。貴州省黔東南州退耕農戶通過在經濟林下發展種養殖業、林糧間作等拓展增收渠道，帶動當地楠竹、茶葉、油茶、松脂、優果、種苗等產業集群發展，形成了林產基地100多萬畝，年收入8000余萬元［16］。林業、工副業與養殖業等在退耕后顯著增加，林下經濟(林下種植、養殖、采集以及休閑等)成為林區極為重要的經濟活動類型，鄉村旅游成為鄉村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形態。

3退耕還林工程的農村減貧效應

退耕還林的核心價值是改善生態環境特別是減少坡耕地、沙化土地帶來的水土流失問題，但參與主體的農戶屬性以及實施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滯后等，使扶貧目標內化于退耕還林之中并隨著退耕還林后續扶持配套政策的實施而得到強化。《關于完善退耕還林政策的通知》就明確指出要“完善退耕還林政策，繼續對退耕農戶給予適當補助，以鞏固退耕還林成果、解決退耕農戶生活困難和長遠生計問題”。退耕還林工程對中低收入群體和貧困戶的減貧效應明顯，國家錢糧補貼足以滿足坡耕地供養人口的吃飯問題，試點期退耕大戶的補貼糧食還出現剩余。王立安等(2013)對甘肅南部武都區實證調查表明，參與退耕還林項目的絕對貧困、相對貧困和一般農戶退耕后在人均純收入和生計綜合能力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其中絕對貧困人口受益最大［17］。謝晨等(2011)研究表明，退耕還林對低收入農戶的貢獻更大，退耕收入在低收入農戶中的占比更高，對低收入戶具有明顯的收入提升效應。在1998～2009年期間，退耕補助占調查農戶家庭收入的平均比重分別為:東北16.82%、華中12.95%、西北19.11%、西南12.63%、少數民族地區17.53%、退耕重點縣16.36%。從平均數來看，10年中退耕還林補助占農戶收入的比重在15.9%。對貧困戶、遭受自然災害的農戶以及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戶，退耕補助可以占農戶收入的80%以上或全部［18］。對收入來源單一且相對集中于家庭經營收入的貧困戶來說，退耕還林補貼與退耕林地收益是極為重要的收入來源。新一輪退耕還林的扶貧針對性將更加明顯。按照新一輪退耕還林(草)的目標，到2020年，將全國具備條件的坡耕地和嚴重沙化耕地約4240萬畝退耕還林還草。其中包括:25度以上坡耕地2173萬畝，嚴重沙化耕地1700萬畝，丹江口庫區和三峽庫區l5－25度坡耕地370萬畝。我們知道，經過第一輪(1999～2006)的退耕還林以及經濟發展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農村大量勞動力的城鎮轉移和農民收入的持續增加，大量陡坡耕地和部分坡耕地或因退耕還林工程實現工程性還林，或因勞動力外流而自主退耕還林，城市周邊還出現了大量農耕地(水田)在市場配置下轉變為園林土地5。據介紹，我國還有6500萬畝陡坡耕地、4000多萬畝嚴重沙化耕地亟待退耕還林，而且這些陡坡耕地和沙化耕地大多分布在高寒地區和貧困地區，生態治理難度大，潛在生態災害也大，是“最棘手和最難啃的硬骨頭”［16］。存量陡坡耕地和沙化土地越來越向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集中，因為農村貧困戶和低收入群體對陡坡耕地和沙化土地依賴程度更高。從這個角度看，新一輪退耕還林的主體更多是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所承載的扶貧目標更加突出，退耕還林的扶貧針對性更強。新一輪退耕還林實施期與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持續期一致，生態建設脫貧一批是精準扶貧的五大策略之一，而退耕還林是生態建設項目中貧困人口參與度最高的項目，自然承擔著脫貧任務。

4實現退耕還林扶貧持續性的幾點建議

隨著國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重視，“兩屏三帶”生態安全戰略格局區內、長江流域水源涵養區以及一些生態脆弱區，將實施力度更大的退耕還林還草工程。正如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指出“要把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作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項目的優先選項，實施好長江防護林體系建設、水土流失及巖溶地區石漠化治理、退耕還林還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濕地生態保護修復等工程，增強水源涵養、水土保持等生態功能”。退耕還林是生態建設脫貧的重要建設載體，關系到生態脆弱區的全面小康建設、關系到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建設、關系到貧困人口的全面脫貧。因此，新一輪退耕還林工程要在堅持生態治理的核心價值基礎上，進一步發掘退耕還林的扶貧載體作用，在補貼制度建設、農戶生計配套能力、實施區域以及碳匯造林等方面有所強化。一是提高退耕還林補貼制度，激勵貧困地區農戶積極參與退耕還林。合理的補償標準是激勵農戶自愿參與退耕還林工程的關鍵，而現有退耕還林補償標準的測算方式沒有考慮農戶機會成本和損益狀況的動態變化和不確定性［19］，沒有考慮到在取消糧食稅和實施種糧直補后農民“種糧”收益已大大超過“種林”收益［16］，加上新一輪退耕補助低于2000年的標準6，農戶退耕積極性下降［20］，也不利于退耕還林扶貧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陡坡耕地的耕種者越來越多地集中于貧困地區的貧困戶和沙化地區、生態脆弱地區，退耕還林將兼顧生態治理與扶貧開發的雙重目標，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重。對此，應提高退耕還林的補貼力度，以提高陡坡耕地種植者的退耕參與率;應將退耕還林與農村扶貧開發、生態公益林建設、林下經濟項目等結合，改善退耕農戶的生計資本結構，拓寬退耕戶的收入來源。二是要更加重視退耕農戶的生計資產配置和生計能力提升。新一輪退耕還林參與主體更多是貧困戶和低收入戶，表現出一定的生計資產配置能力和管理能力缺失。正如阿馬蒂亞．森認為貧困人口的貧困更多是缺乏一種可行能力，這種能力的缺失導致貧困人口的長期貧困。其中之一便是對家庭資產的配置能力與管理能力，特別是在坡耕地退耕后的生計資本應急管理能力。因而，新一輪退耕還林政策除了實施直接補助外，需要更加關注農戶資產和生計能力的加強［13］。退耕還林工程不僅要包括如何退耕、如何管理退耕地，更要包括如何提高剩余耕地的利用能力、如何利用退耕還林工程實現自身發展能力的提升。提高農戶對退耕還林地塊的利用能力，重點是發展林下經濟(林下種植、林下養殖、林下采集等)，對自然保護區周邊農戶在退耕還林后實施身份轉變，就地轉變為生態建設者與保護者，獲得穩定的生態建設與管護資金。三是新一輪退耕還林向重點生態功能貧困區傾斜，提高退耕生態林補助標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市場在耕地資源利用配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經濟發達地區大量良田沃土轉變為各式園林，山區富裕群體在外出務工和收入增長后亦將耕地資源轉換為林地，反而是收入偏低且非農就業技能缺乏的群體依然依靠坡耕地資源維持生計。新一輪退耕還林應避免“撒胡椒面”工程布局，將退耕還林相對集中于重點生態功能貧困地區，使退耕還林成為生態建設扶貧的重要載體。另一方面，要提高上一輪退耕生態林的補償標準，構建重點生態功能區退耕生態林的動態補償制度。據調查，上一輪退耕還林地的90%為生態林(難以產生顯著的經濟效益)，有10%的退耕戶為貧困戶［16］，退耕生態林的經濟產出低而抑制退耕農戶的持續發展。建議對重點生態功能貧困區的退耕還林實施動態補償制度(即補助標準隨物價上漲，每隔一定年限向上動態調整)，對重點生態功能貧困區的退耕生態林納入生態公益林的補助范圍并由國家財政長期進行補助。四是將退耕還林與碳匯造林結合，提高退耕林地的持續收益水平。碳匯是指森林吸收和儲存二氧化碳的能力，碳匯造林就是指以增加碳匯為目的的造林活動，是對造林及其林木(分)生長過程實施碳匯計量和監測而開展的有特殊要求的造林活動，通過出售所增加的碳匯獲得收益。退耕還林造林不僅具有生態治理和結構調整的目標，退耕造林同樣增加了森林碳匯，可借助碳交易市場出售碳匯而增加收益。我國首輪退耕還林工程已新增退耕造林地達到793.25萬公頃、荒山造林1078.26萬公頃，新一輪退耕還林還將增加282.6萬公頃的造林地，將退耕還林與碳匯造林相結合，通過退耕還林碳匯林的碳交易量來構建退耕地林的長效增收機制，有助于生態服務消費市場發展，有利于構建可持續的扶貧發展機制?？傊?，退耕還林是重點生態建設工程中農戶參與度最高的項目，也是生態建設扶貧的重要載體。無論是1999年啟動的退耕還林還是2014新一輪退耕還林工程，都兼顧生態治理、扶貧開發、社會進步的多重目標。在生態建設脫貧一批的精準扶貧中，退耕還林是極為重要的生態建設脫貧載體。

參考文獻

［1］劉璨武斌等。中國退耕還林工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J］．林業經濟，2009(10):41－46．

［2］謝旭軒張世秋等。退耕還林對農戶可持續生計的影響［J］．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5):457－465．

［3］徐晉濤陶然等。退耕還林:成本有效性、結構調整效應與經濟可持續性—基于西部三省農戶調查的實證分析［J］．經濟學(季刊)，2004(1):139－163．

［4］劉璨武斌等。中國退耕還林工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J］．林業經濟，2009(10):41－46．

［5］．劉璨張巍。退耕還林政策選擇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以我國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為例［J］．經濟學(季刊)，2006(1):274－291．

［6］劉璨劉浩。林業重點工程與消除貧困問題研究進展［J］．林業經濟，2012(1)73－77．

［7］張永亮劉璨劉浩劉延安．林業重點工程對農民生計持續影響研究［J］．林業經濟，2013(10):23－29．

［8］多化豫李娜．探索新一輪退耕還林農戶參與積極性不高的原因與解決辦法［J］．內蒙古林業調查設計，2015，36(6):112－113．

［9］沈茂英梁與延．退耕還林試點工程中農戶利益的思考［J］．農村經濟，2000(10):18－20．

［10］王征兵郭斌等．退耕還林對經濟社會影響評價的研究［J］．農業經濟與管理，2012(5):60－69．

［11］劉越姚順波．不同類型國家林業重點工程實施對勞動力利用與轉移的影響［J］．資源科學，2016(1):126－135．

［12］劉璨林海燕．林業重點工程對農民收入流動性的影響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1(1):34－47．

［13］劉東生謝晨等．退耕還林的研究進展、理論框架與經濟影響———基于全國100個退耕還林縣10年的連續監測結果［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74－78．

［14］楊皓王偉等．退耕還林對農戶可持續生計的影響———河北省以保定市淶水縣為例［J］．水土保持通報，2015(4):263－267．

［15］李金香龔曉德等．退耕還林對農戶可持續生計能力的影響［J］．寧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34(3):279－284．

［16］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課題組．穩定和擴大退耕還林的幾點建議［J］．全球化，2014(11):37－46．

［17］王立安鐘方雷等．退耕還林工程對農戶緩解貧困的影響分析———以甘肅南部武都區為例［J］．干旱資源與環境，2013(7):78－85．

［18］謝晨黃東等．2010退耕還林工程社會經濟效益監測報告［R］//2010國家林業重點工程社會經濟效益監測報告［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1．

［19］李國平石涵予．退耕還林生態補償標準、農戶行為選擇及損益［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5):152－161．

［20］多化豫李娜．探索新一輪退耕還林農戶參與積極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及解決辦法［J］．內蒙古林業調查設計，2015(6):92．

作者：沈茂英 單位：四川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