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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發端于空想社會主義的合作化思想經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探索從空想變為科學，進而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合作社實踐。繼承和發展社會主義合作社實踐和理論資源，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當前，在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積極促進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關鍵詞:

社會主義;合作社;新農村建設

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把合作社作為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載體。聯系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實踐，分析社會主義合作社理論，對于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具有重要意義。

一、社會主義合作社理論及其實踐軌跡

社會主義合作社理論的創立是由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但其思想淵源可以上溯到16—19世紀初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比如歐文就曾經在美國興辦過“新和諧公社”。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合作社已經開始在歐洲各國普遍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發展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合作社思想。概括地說，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論呈現出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合作社的理論與他們對于未來社會共同體的構建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第二，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理論中的“合作社”具有三重功效:一是具有向未來社會“過渡”的革命意義。他們設想，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必須從封建地主和富農手中奪取土地，然后將其變成社會財產，必須由無產階級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把農民吸引到革命方面來，同時，促使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實現轉變。恩格斯曾指出“至于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2］二是作為發展經濟的一種社會化生產方式。馬克思在談到合作運動時說:“工人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證明:大規模的生產，并且是按照現代科學要求進行的生產，在沒有利用雇傭工人階級勞動的雇主階級參加的條件下是能夠進行的。”“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3］三是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即個人所有制成為現實的一種有效經濟形式。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公社“是想要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制成為現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結束無時不在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的動蕩這樣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難以逃脫的劫難，那么，請問諸位先生，這不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又是什么呢?”［4］

應該說，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理論，是立足于經濟高度發達的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實際情況而提出來的。而將這種理論率先發展為一種深刻的實踐的是“十月革命”勝利后誕生的蘇維埃俄國(即后來的蘇聯)。列寧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都十分重視發揮合作社的作用。集中反映列寧合作社理論的是他所口授的《論合作社》一文。《論合作社》一文，總結了十月革命以來，特別是新經濟政策時期發展消費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的實踐經驗，完整地提出了關于通過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第一，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情況下，實行合作社具有重大的意義;第二，合作社體現了私人利益和國家檢查監督、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結合;第三，合作社是小生產者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好形式;第四，在蘇維埃制度下，合作社與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高度一致性;第五，把對農民的文化工作與全面實現合作化聯系起來。同時，列寧也認識到在現實俄國經濟、文化等落后情況下，“為了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全體居民人人參加合作社，這就需要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5］列寧的合作社理論立足于蘇維埃俄國的實際，在俄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思想。但是，列寧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領導俄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他領導的農業集體化，在全面集體化實現后，使從1920年開始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就完全退出了歷史的舞臺，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去實現小農經濟的完全替代。這必然表現為農業集體化不經過合作化的初級形式而直接使個體農民轉為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里的集體農民，這就必然使農業集體化沒有真正實行自愿原則，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全盤集體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合作社理論和斯大林的集體農莊制對后來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產生了直接、巨大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始終是新中國建立后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主導者，并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農業合作化理論。的農業合作化理論提出于土地革命時期，從那以后，黨在農村一直把合作社當作在經濟上組織農民的最重要形式和主要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1952年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已完成任務后，如何把幾億農民引上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關乎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應該說，和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堅持了從中國實際出發，循序漸進，通過農業合作化逐步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在農業合作化的方針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獨到的見解，多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農業合作化理論。一是把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有機地結合起來;二是堅持自愿互利的原則，反對強迫命令;三是加強黨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領導，正確把握在合作化時期的農村階級政策。但是，由于對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完成的，這就難免使得后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存在這樣那樣的失誤和偏差。1955年中國農業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產生的高級社在1958年被合并組成“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由此在全國掀起了“大辦”的運動。在此，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合作社實踐也就徹底偏離了它的正確發展軌道。運動很快就暴露出了很多嚴重的問題。化這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引起了災難性的后果。農業、農村、農民受到嚴重的傷害。“優越性”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懷疑。形勢迫使國家在原來的政策基礎上后退。后來，經過調整，形成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這一體制成為中國農村一直沿襲到“十年動亂”結束以后的基本經濟制度。

1980年以后，隨著我國農村普遍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和政社分設任務的完成，就成為歷史。以這場農村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為開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在國際國內兩大市場發生重大變革和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各種類型的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在我國廣大農村蓬勃發展起來。它們以個體的農民為主體，以利益為紐帶，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自愿組織起來，開展生產、經營、分配、管理為重點的互助活動。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實際上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領域內兩大矛盾運動的產物。一是在市場流通領域小農戶與大市場銜接的矛盾;二是生產生活發展與實現農村共同富裕要求的矛盾。立足于這兩類矛盾，我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大體上以兩類形式而發展。第一，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市場流通領域的合作經濟組織得到快速發展。這種合作經濟組織是社員的利益共同體，它以為社員服務為宗旨，以市場為導向，基本按照自愿參加、共同經營、民主管理、收益返還的合作制原則建立，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第二，就是在生產領域內以農民土地或身份入股，因地制宜，立足于農村社區的股份合作經濟組織的勃興。這在目前一些推進城鄉一體化，通過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地區比較典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類型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深刻實踐以及與國際合作運動的頻繁經驗交流和學術理論界的積極探討為社會主義合作社理論的繼續發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和元素。

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合作社的本質分析

可見，無論是在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合作社的發展與社會主義自身發展，特別是與落后國家基礎之上建立的社會主義的發展緊密相關。合作社的運動目標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具有一致性。但在不同的體制環境中有著不同的發展命運。

(一)國家與農民關系中的合作社從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歷史與理論軌跡來看，在農村，合作社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組織與兩類主體密切關聯，一是作為國家權力延伸的鄉村組織。二是農民所代表的農戶。合作社不是一個抽象的符號，從合作社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來看，政府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合作社的組成成員來看，合作社是由合作社社員組成的，主要是農民。那么，合作社的廢立興衰就與兩個利益主體密切相關，一個是與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一個是與農民的利益緊密相聯。正是因為存在著與這兩類利益主體的利益相關性，所以合作社自身的發展伴隨著這兩類主體在利益上的不斷的博弈。顯然，當政府所代表的國家權力與農戶個體權利通過合作社作為中介而相聯系并相遇時，合作社本身的發展就是機遇與風險并存，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有可能對合作社社員個人權利起著保護作用，也有可能對合作社社員的個人權利造成侵蝕。而合作社社員的權利能否得到維護關鍵是看合作社自身是在行政權力的翅膀下還是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內獨立運動。合作社社員權利要得到維護關鍵是要把合作社的發展引導到法制軌道上來。具體來說，合作社有兩種運動方式是:一種是國有化方式，成為國家行政的附屬物或政社合一，斯大林時代的集體農莊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出現的高級社(成為后來的基礎)是典型代表;一種是以保障農民的利益為前提，按照自愿參加、共同經營、民主管理、收益返還的合作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合作社。這一種在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初期和市場經濟國家存在。

(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合作社的本質分析從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來看，到目前，社會主義已經歷了兩種經濟體制，即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始終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其顯著特點是，國家產業發展的重點是通過國家計劃主導來實現的，這是其一;第二，國家對資源的配置采用的是計劃手段，而非市場手段;第三，由于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國有化和行政化色彩濃厚，所以，合作社之外并不存在一個比較發達的市場體系。國家的角色定位導致的后果是:首先，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戰略要服從國家的意志，并憑借對資源配置的權力來服務于這種戰略;其次，國家與農民在力量和信息上具有嚴重的不對稱性;最后，農民在是否入社和退社權利的選擇上沒有自由。因為人的權利已經成了行政權力的附屬品。特別是在新中國歷史上，當“合作社”進入到“”這個階段之后，“”之外不存在一個可供農民選擇參加的合作性質的主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合作社”必定要成為國家行政的附屬物。就歷史來看，無論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的消費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實踐，還是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時期的初級農業合作社實踐，盡管，都在當時表現出較強的制度性優勢;盡管，都是作為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步驟，但由于后來都沿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方向運動，都是把合作社作為一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手段，所以最終結果是:合作社承擔了實現農村公有化的理想角色，合作社與公社一體化。從理論上講，只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才能實現“合作社”的本質規定，才能堅持合作制的首要原則:自愿性。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和我國農村的改革實踐可以證明這一點。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本質與合作社的原則不存在沖突;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價值規律在調節資源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產生了產權清晰的現代市場活動主體，蘊涵著平等、自由、競爭的契約性關系。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的合作經濟組織的本質是“社員利益共同體”。合作社這種“社員利益共同體”作為一種市場活動的主體，既存在著與國家、企業、農戶等主體的外部性契約關系，也存在著合作社與社員、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內部性契約關系。合作社內部基于自愿性的契約關系從本質上更要求訂立契約的雙方具有獨立人格和平等的締約地位。要實現這種締約平等地位，只有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才能實現。最關鍵的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發展格局，在多種經濟成分主體并存和多個獨立經濟主體并存的情況下，社員就有選擇入社和退社的自由，有參加這種社和那種社的自由。這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無法完全實現的。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我國一直堅持市場化取向改革，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我國各類型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可見，在“國家—合作社—農民”這一組關系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存在著“國家—合作社”這樣一種強制性的外部利益關聯。由于國家直接管理經濟，直接配置資源，所以，合作社有國有化的傾向和國家權力侵蝕的危險;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存在著“合作社—社員(農民)”這樣一種客觀性的內部利益關聯。國家由于不再扮演經濟的直接經營者角色，實行政社分開，所以合作社不再有來自國家權力的直接侵蝕。

三、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離不開合作化———社會主義合作社理論及其實踐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無論是在本世紀初作為黨和國家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戰略部署，還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作為補齊農業農村短板的路徑選擇，在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即“三農”問題上絕不是僅僅滿足于一些細枝末節的修修補補，必定有一個超越的問題。選擇什么樣的路徑來實現跨越，這是關鍵問題。按照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堅持生產力標準和堅持共同富裕的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應有之義;同時，要“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增進農民福祉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破解“三農”新難題［6］;再結合我國人多地少的實際情況以及農村土地對于農民基本生活和農村社會穩定的實際保障作用，顯然，我國在解決“三農”問題上應該走兩條道路，一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一是中國特色農業合作化道路。前一條道路主要解決的是生產力的發展問題，后一條道路主要解決的是共同富裕即發展成果共享的問題。兩條道路相互交織，密不可分。對于兩者道路的結合和實現來說，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已經實踐檢驗的非常有效的組織形式。所以，我國在走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同時，應該堅持走農業合作化道路，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壯大鄉村一級的集體經濟。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農村的發展再次回歸到中國50年代合作化運動的老路上去，而是一種經過“否定之否定”后的超越。

(一)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三農”問題從整個經濟社會來看，實際上要解決的是“弱者”的問題。中國的農村相對于城市來說，它是綜合力量相對落后的地區，這是長期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果;中國的農業相對于國民經濟領域中其他產業來說，它又是弱勢產業，這是當前我國農村中經濟體制未能進一步深化改革，農業生產水平停滯不前的現實表象;中國的農民相對于中國社會中其他多數社會群體來看，他們中的大多數又是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而要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在不偏離共同富裕這個目標的前提下不斷提高整個農村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弱者”轉化為“非弱者”的途徑就是“弱者的聯合”。具體來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的農村、農業、農民的“聯合”分別表述為:通過改善農村地區的交通和通訊信息條件，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打破城鄉之間、鄉村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往壁壘，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和有效聚集;逐步增進農民居住區的社區功能，創造條件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有序轉移;探索農民承包土地經營權的自由、自愿和多樣的流轉制度，讓有條件的地區逐步實現土地集約化、農業規模化經營;擴大同一農業產業跨地區的聯合，積極發展股份合作制的現代農業產業公司;把個體的農民通過自愿聯合組織到多種經濟合作組織中，使個體農民(農戶)在經濟交易中享受更多的利益成果，提高其談判地位;不斷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根據國內外生產實踐經驗，立足于當前我國多層次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多種經濟產權形式的實際情況，在追求公平和效率的雙重目標情況下，積極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走合作化之路是一種很好的路徑選擇。

(二)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當前，在我國積極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不僅必要而且可行。在我國積極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在目前已經具備一定的條件。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健康發展和黨的堅強領導以及農村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的施行為我國積極推進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同時，也存在著積極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的體制、經驗等優勢。1、“”的制度遺產。張樂天在《告別理想———制度研究》一書中談到了解體后土地與農民的關系問題，黨政權力的問題，政府與農村集體企業的發展，政府與農業的經營，村民自治等問題。他寫到“改革開放是公社向村落傳統的再次倒退，浙北農村發展起始于對公社制度的否定。但是，倒退是有限的，農村絕對沒有退回到傳統的村落中;否定是局部的，公社的很多東西融入到新的體制中，并給農村的發展打上了自己的印記。”［7］那些“融入到新的體制中的很多東西”主要是指土地、農民、農業、黨政權力、農村企業、村民自治組織等相互之間關系的繼承和發展。具體來說，今天看來，制度盡管已經被歷史證明了它有著很大的超越實際的歷史局限性，但它對于中國農村超越傳統村落的循環，為中國農村下一輪經濟發展的高潮提供了制度性的貢獻。2、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80年代初我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最顯著的效果就是農村生產力得到了大發展，同時對中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明顯后果是:第一，“包產到戶”成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流，標志著中國農業完成了由集體經濟制度到農民在“承包”土地上建立的家庭農場制度的過渡，為農村各類經濟實體發展提供了可能的產權前提，農民擁有了基于土地的家庭財產權利。農民擁有的土地使用權利和私人財產權利，使農戶(家庭農場)成為農村中可進行商品交易的獨立的經濟主體。“通過聯產承包制而使農戶成為農村集體所有制的一個生產關系環節，從而使農戶成為市場活動主體所產生的最重要經濟效應，就是在集體與農戶及農戶與農戶之間形成了明晰的經濟利益邊界。這種經濟利益邊界的明晰化，構成了聯產承包后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的基本原因”;［8］第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還有另外一個重大的后果，那就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的出現和發展使農村多了一個經濟發展的主體，并為農村其他經濟發展主體的發展提供了積極的制度示范效應;其經過一定發展階段后積累的經驗為農村發展股份制農業合作企業、為農業發展的工業化指明了方向。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合作組織，就是經濟理性精神成熟的自由個體在競爭中為求生存和實現自身利益的一種手段。現代化的合作經濟只有在現代契約性社會取代傳統依附性社會的過程中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9］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既催生了具有獨立人格(含法人人格)的契約主體的存在，又形成了獨立主體間的契約性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為合作社合作者之間由行政命令行為下的非自愿合作到基于平等締約地位的多方自愿合作提供了體制保障。4、實踐基礎優勢。我們有合作化運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有改革開放以來合作化的深刻實踐;就國內形勢來說，正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階段。國家在減輕農民負擔，解決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等支農、惠農方面做出了重大舉措，把新農村建設作為一項長期發展戰略;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相當一批懂文化、懂管理、有技術、懂市場的建設人才涌現出來;當前，我國廣大農民群眾作為舉辦和參加合作經濟組織的主體，在探索農村合作化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創造了以農業合作社為主體的多種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模式，為今后黨和政府對于農村合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為與合作社相關的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當前，我國積極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走合作化道路，除了制度和體制條件具備以及實踐基礎優勢外，還具有一定的法制基礎和社會基礎。比如，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已經頒布并實施;通過多年的基層民主實踐和經濟發展，農民特別是新一代青年農民提高了自己的交往能力，拓展了交往的空間，自主性和能動性大大增強，農村農民中蘊藏著公民社會的萌芽。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合作社理論自身經過人民群眾實踐和理論工作者的努力已經發展為一項成熟的理論體系，其對于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四、結語

厘清社會主義合作社的實踐歷程和理論線索，深刻把握合作社的本質，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走合作化之路具有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項新的偉大的工程，沒有固定的模式，沒有教條的原則。同樣，在新的時期，如何繼承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歷史資源，如何借鑒國際合作化的合理思想，如何對中國農村現有的各類型合作經濟組織進行制度創新，這都要結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具體實踐來進行。在現有的文章當中，沒有提供什么模式，也不應該提供什么模式。想象的空間提供給讀者，提供給實踐者。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5.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5－606.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60.

［5］列寧全集第四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4.

［6］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N］.人民日報，2016－01－28(10).

［7］張樂天.告別理想———制度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85.

［8］魏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192.

［9］趙泉民.政府．合作社．鄉村社會———國民政府農村合作運動研究［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380.

作者：馬樹邦 單位：成都師范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