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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作家：深諳母族文化底蘊又深受社會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引導的學者型作家

這類作家是幸運的，他們個人的青春理想與民族的新生問題共同起步，歷史選擇他們帶著責任與感謝開啟了自己的文學之旅。所以，小說多以科學、民主、解放等宏大概念為切入點，闡釋了自己所身屬的母族在“民族－國家”想象共同體完成進程中的具體表現和真心歸屬，如益西卓瑪、尕藏才旦、馬自祥、吳季康的創作。我們可以將其表層化地稱之為政治抒情小說和紅色歷史小說，但有一點必須注意，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正面歌頌并不是小說的全部焦點，作品的細節褶皺中還有著非常深厚的母族文化敘事意義，即對藏族的歷史、宗教、民俗等進行了知識性的深度介紹。這種獨特的敘事效果其實說明了老一代少數民族作家對母族文化的精深掌握與原型意識層面的認同。尕藏才旦是這類作家的代表。他是一位具有學者氣質的作家，早年牧區的生活經歷為他打下了扎實的田野基礎，而青年時代的省城求學又使其獲得了理論的提升，流利的藏族口語、熟練的雙語寫作，這些都使得尕藏才旦在甘肅少數民族作家中獨具風采。他對國家的真摯熱愛使他的作品充滿了一個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國家認同意識，很多時候，我們發現，他懷揣著一顆愛國之心，熟練地談論著藏區的近代史，對各種主流的政治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他的歷史觀統一在愛國心之中，釋放著獨特的光芒。在他的《首席金座活佛》、《紅色土司》等小說中，我們都扎扎實實地看到了這一點。因此，“紅色寫作”可能是對他的創作比較準確的定位，但是他作品中的一個真正亮點，是對藏族文化（宗教、民俗、歷史等）的知識性介紹。關于歷史的介紹是相對科學的，關于宗教的介紹是相對全面的，而他作品中的許多民俗知識可以用“鮮為人知”去形容，這樣精細、嚴謹、深刻的描寫有時甚至達到了田野民俗志的效果，我們把它們置于非物質文化遺物保護的視野中也是有意義的。這樣的學力體現出了一個嚴謹的藏族傳統學者應有的高度，這樣知識性功力，在年輕一代的甘肅藏族作家的寫作中，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正在慢慢地消失，這一點非常令人遺憾。從這樣一個意義上去講，即便放眼全國，尕藏才旦的小說在當代少數民族小說作家中也是有代表性的一類，毫不夸張地說，對甘肅藏族文壇來講，這樣的寫作應該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二、第二類作家：具有一定民間藝術才華和個人學術理想的思想型作家

相對于前一類作家，這一類作家對母族文化的全貌并沒有全面深刻的了解，由于多數人有過高等教育的良好學術背景，他們在寫作之前已經有了個人的學術理想，這樣，就會對母族文化作出選擇性的研究，而他們身上那種民間藝術才華又往往催促著他們做出相對應的學術選擇。“思想”成為他們在寫作時非常重視的一個因子，而“民族歷史”則成為他們進入思想大門的第一把鑰匙。這類作家多數生活在基層，熱愛民間藝術，在田野采風的過程中，他們對民間流傳的歌舞、敘事詩、史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些真正的民間藝人因此而進入了他們的文學世界，他們對藝人演唱出來的民族歷史（如形成史、遷徙史、文化交流史）產生了樸素興趣，而高等教育階段的理論學習又將這種興趣轉化為學術的方向。因此，藝術與歷史相遇在作家準備了很久的文學田野中。關于歷史的個人化解讀成為小說的敘事紅線，而這種解讀又因為生態學視域中的“今昔對比”（對昔日水草豐美的草原的向往，對今日破壞生態環境的城市化進程的憂患）而帶上了淡淡的現代性憂傷。如鐵穆爾、達隆東智的創作。我們可以將其表層化地稱之為文化尋根小說，作品中有一種“純詩”的意境，由于長期相對恬淡地生活在田野之中，作家對天人關系的探索觸覺相對敏銳，毫不夸張地說，這是少數民族作家貢獻給當代中國文壇的寶貴財富。鐵穆爾是這一類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以散文見長，但散文有小說的情節意味，個別小說又有著散文的抒情意味，如《魔笛》、《牧人捷爾達拉》等。從其創作的內涵來看，他有著良好的史學功底，又對母族文化有著學術研究的熱情與踏實實踐的赤誠。當然，從他目前的創作實踐來看，民間藝術家的詩性情懷更勝一籌，那些失傳的古歌、那些白發的阿媽、那些忠義的“安答”都顯得情深意長，詩中有畫的語言也讓我們不由得隨著他的筆觸遐想萬千。但是，如果能讓這些充滿了歷史情緒的人、事、情再多一些基于歷史細節、歷史場面、歷史事件而形成的理論質感，可能會寫出具有民族秘史意義的歷史小說來。這種宏大歷史感的形成一方面要來自深厚的學術積累，另一方面要來自對民間的“剝離式”觀察，即在感情上要化入民間，但在學術視點上要保持距離，才會有高瞻遠矚的新發現。“北方蒼狼”“、牧人之子”的自謂多少表達了作家的理想主義情懷，這種民間立場非常可貴，但是，史學的海洋廣博無涯，需要更多的努力，如何在史家發掘歷史材料和詩家發展歷史精神的雙重視野中完成詩學和史學的完美結合，可能是甘肅少數民族小說寫作的一個綠色生長點。

三、第三類作家：具有先鋒文學概念和大量信息來源的現代型作家

這類作家多數是70后和80后作家，正當盛年，觀念開放、意識先鋒，在文學寫作上有著多樣的形式嘗試，對城市生活有著相對成熟的認知，對文學、媒體、市場、人脈之間的復雜關系也基本上能夠駕輕就熟。他們擁有大量的信息來源，也愿意頻繁地參加各類文學活動，比如文學采風、文學培訓、學術會議、改稿班、評獎等活動，在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中他們也已經獲得了不俗的成績，有一部分作家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壇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應該說，他們是信息時代催生的現代型少數民族作家。他們的小說創作也確實已經在某些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對新世紀以來中國民族地區生活原生態樣貌的努力建構，這種樣貌不再是簡單滿足“他者”想象的浮淺而庸俗的描寫（如一味去表現少數民族性格的憨厚與物質的落后），小說中人物的吃穿用度與當下中國其他地區的人并沒有大的區別，因此，盡管有著民族化了的人名、地名，但我們發現，故事的核仍然是現代中國的鄉土敘事或小城敘事，民族文化只是以名稱或習俗的稀薄方式薄薄地鍍在故事的核上，這種常常被稱之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的作品其實恰恰是一種文化融合之后的“中國敘事”，這樣的創作應該是有意義的。另外，他們的創作內質充滿了矛盾，有時為文化的融合等問題而興奮，有時又充滿了無盡的困惑，這種掙扎本身就具備了某種轉型期文學的典型意義。青年小說作家中比較突出的是何延華，應該說，她的作品反映了80后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新氣象。作品中的人物就生活在甘肅的民族雜居的小村落里，他們有著扎西、桑吉的名字，但是，他們更是富有時代氣息與豐富內心世界的當代中國的民族青年。何延華的新作《喬莊新年紀事》就以比較嫻熟的民間語言講述著河湟地區藏族農村的新生活、新變化，風格熱烈明快、諧而不俗，洋溢著濃濃的生活氣息，少數民族地區青年人的打工、擇偶、理想、愛情等問題被作者以虛實相生的手法講述得活色生香、耐人尋味。雖然人物形象略顯單薄，故事內涵仍需打磨，但筆法的輕盈流暢與文中掩飾不住的熱愛生活的信念則顯示著作者可貴的潛力。

類似的小說創作還有王小忠的創作、扎西才讓的創作，我們可以將其表層化地稱之為現代村落（或小城）小說，盡管此類小說的寫作還在起步的稚嫩階段，但是，可以負責任地說，這是少數民族作家中有思想的一代。以往的文學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個轉型時期的文學表達都非常艱難，他們的痛苦與反思本身具備一種思想的力量，如是，理應將這種思想的道路堅持下去，讓其成熟、深化，展飛成時代的旗幟，那么，才能為未來的閱讀者和研究者留下一筆財富。而現在，還有一個更為切近的問題，就是如何在這個信息爆炸、名利沸騰的時代既與共時的環境保持一種文化層面的動態聯系，又能面向文學保守一顆靜思向善的為眾生寫作的恬淡初心，這對他們可能是一個兩難的挑戰。

作者：白曉霞 單位：蘭州城市學院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