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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15年第九期

國民經濟動員是國家根據國防需要，將相關經濟部門、經濟活動及其經濟關系由平時狀態轉入戰時或緊急狀態的活動①，也是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所需資源，對國民經濟系統的干預和調控（孔昭君，2014）。國民經濟動員本質上屬于管理活動，因涉及到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也是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朱慶林，2012），但進行該特殊經濟活動必須適應所處的外部環境與時代特征。21世紀，消耗劇增的高技術局部戰爭（姜魯鳴，2013），經濟增長率正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的現實（經濟日報評論員，2014），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都要求中國國民經濟動員必須更加注重經濟效率。由于歷史及現實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國民經濟動員在實際工作中還存在總體效率不高的突出問題（周濤，2010）[5]1，為此，理論界就國民經濟動員效率相關問題進行了大量探索研究，無論在研究成果的數量上（王靈恩，2014），還是在研究視角及方法上，均取得了較大進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為規范分析較多，實證檢驗較少；定性分析偏多，定量研究不足；對問題的描述性研究較多，基礎理論研究不夠等問題。目前，經濟學領域就經濟效率已有較為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較多研究成果，對分析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問題具有較好的借鑒意義。以經濟學工具界定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內涵，并分析影響該效率的主要因素，既是對現有研究成果的補充，也有利于相關理論問題研究的規范化和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一、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的內涵界定

在國民經濟動員領域，使用經濟效率概念的頻率較高，但對其內涵進行明確界定的較少。依據不同的效率準則，往往產生不同的經濟效率衡量標準，因此，科學界定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必須基于一定的效率準則。

（一）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準則效率一般指不浪費或將現有資源利用得最好。主流經濟學理論中，定義經濟效率主要有兩種準則：帕累托效率準則和考爾德-?？怂剐蕼蕜t（楊小卿，2010）。帕累托效率也稱一般均衡狀態下的資源配置效率，其成立的前提是同時滿足“生產效率”“交換效率”和“生產—交換組合效率”3個條件。總的來說，帕累托準則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效率準則，其思想建立在市場運行不存在交易成本、不存在外部性、決策者完全理性和信息充分的假設基礎上。而且，帕累托準則所界定的契約曲線上各經濟效率間不具有可比較性。從經濟活動“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全過程來看，帕累托效率的三個條件本質上只滿足生產效率和消費效率，即該準則還缺少對分配效率和交換效率的要求（張秀生、盛見，2008）。因此，在實際市場條件下，帕累托效率準則的應用性不強。對比而言，考爾德-?？怂剐蕼蕜t的基本思想則完全不同，該準則基于“成本—收益”觀念，認為任何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只要滿足其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就是具有經濟效率的。由于現實中的任何一項經濟行為和優化措施都伴隨實際成本或機會成本，因此，考爾德-?？怂剐蕼蕜t更接近現實條件下的經濟效率情況，可操作性更強。此外，在經濟學理論中，除了正面定義經濟效率，也有很多學者通過定義非效率從相反的角度來說明經濟效率的含義，如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非效率、萊賓斯坦的X非效率、新制度經濟學的非效率等（畢泗鋒，2008）。國民經濟動員作為一項特殊的經濟活動，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實踐性，國民經濟動員既涉及到一般經濟活動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其運行的交易成本、公共產品外部性也不可忽略。為了比較全面地把握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這個綜合性指標，本文借鑒帕累托效率準則一般均衡的全局思想，并以考爾德-?？怂剐蕼蕜t的“成本—收益”法則界定國民經濟動員活動是否符合經濟效率，即采用既貼近實際又兼顧全局的效率準則思想，從正面直接界定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

（二）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內涵從現有資料來看，國內外學者及相關政策部門對國民經濟動員的認識和表述沒有達成完全一致，定義國民經濟動員的視角主要有“過程論”“程序論”“措施論”“活動論”“需求保障論”和“資源配置論”等，盡管各種定義的表達形式不一樣，但都反映了國民經濟動員的本質特征，即通過有計劃有組織地提高國民經濟應變力，“適時、適量、有效”地滿足安全所需的經濟資源（王治彪，2014）。國民經濟動員屬于復雜性活動，其經濟效率也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對這種綜合性既可以從國民經濟動員涉及的產業部門來理解，也可以從國民經濟動員進展的時序性和階段性來理解，還可以從復雜性活動的演變性進行理解。無論從哪個角度，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的本質，都是在國民經濟由正常狀態轉入非常狀態全過程中，使得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資源最小化。但從不同角度把握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內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首先，如果從國民經濟動員涉及的具體行業或領域來把握其經濟效率，則必須考慮該效率的一般均衡性。一方面，國民經濟動員的“有效”性要求動員起來的經濟資源必須結構平衡、相互配套、整體協調，例如，有了軍需物資還必須有運輸手段，有了醫療設施還必須有醫務人員等。另一方面，從投入產出經濟學的角度看，國民經濟動員所涉及的行業或領域之間具有緊密關聯性，某一行業的動員會通過技術經濟聯系直接或間接影響其他行業的動員。顯然，如果僅以單個行業效率或領域效率來定義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既不科學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此，從行業或領域角度把握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內涵，必須是同時滿足各局部效率的全局效率。但準確衡量全局效率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類似于經濟學理論中的一般均衡效率，從輪廓上描述比較容易，精確界定并測量的難度較大。其次，如果從國民經濟動員系統的復雜性屬性來把握其經濟效率，則必須考慮該效率的動態演變性。第一，國家面臨安全威脅的多樣化及國家利益的迅速拓展，使得國民經濟動員應對的安全需求呈現出總體特性，即國家總體安全①。國民經濟動員不但要發揮“戰時應戰”的傳統軍事功能，也要發揮“急時應急，平時服務”的拓展功能，還需要發揮服務國家總體安全中其它新興領域的功能。那么，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內涵也必須跟隨活動服務對象的拓展而動態發展。第二，軍民融合在中國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國民經濟動員軍民融合發展也將成為必然趨勢。在軍民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下，國民經濟動員活動會呈現出新的特征，對其經濟效率內涵也會有新的要求。目前，復雜性科學還處在發展階段，對國民經濟動員相關變量的處理還難以精確化，僅以一個明確的參數或模型對其經濟效率內涵進行清晰界定，還不可行。再次，也可以通過技術效率和制度效率，或者經濟活動生產效率、分配效率、交換效率和消費效率來表達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的內涵。國民經濟動員活動涉及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而每個環節都有對應的經濟效率要求。但是，在現實的國民經濟動員活動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不是孤立存在的，技術和制度等因素也不是孤立地發揮作用，而是通過經濟動員準備、經濟動員實施和經濟復員個階段有機結合在一起。同時，完整的國民經濟動員也只有通過這三個階段的有序銜接才能實現。所以，本研究認為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是經濟動員準備效率、經濟動員實施效率和經濟復員效率三者的累積，從該角度界定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既能適應動員活動的實際工作內容，也考慮了該特殊經濟活動各環節經濟效率、技術性效率和制度性效率。

二、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的衡量指標

基于上述對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內涵的基本界定，經濟動員準備效率、經濟動員實施效率與經濟復員效率共同構成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的關鍵內容及核心指標，正確認識三者所處地位，科學把握三者內在聯系，是建立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評價體系的重要方面。

（一）國民經濟動員準備階段的經濟效率國民經濟動員準備，是為了保證經濟動員活動能夠快速高效進行，國家在戰前和平時期預先做的安排、籌劃和采取的措施，經濟動員準備是國防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依托經濟建設貫徹國防要求，建設平戰結合、軍民兼容項目，兼顧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吳景亭，1987[11]；羅海曦，2002[12]6）。因此，國民經濟動員準備階段的經濟效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和平時期健全的法規制度和規劃計劃，有助于消除各種制度性障礙對動員活動的不利影響，降低經濟動員的交易成本，表現為動員活動的交換效率。其次，經濟動員準備階段的技術發展和儲備，既能提升生產要素之間的相互轉換能力，為后續的拓產、轉產提供技術支撐，又能提高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出率，表現為經濟動員活動的生產效率。

（二）國民經濟動員實施階段的經濟效率國民經濟動員實施，是指臨戰或緊急狀態時，將經濟動員潛力轉化為經濟動員實力的階段，是整個國民經濟動員活動的中心環節，也是解決國民經濟動員需求—供給根本性矛盾的核心階段，該階段經濟效率主要表現為生產效率和消費效率。首先，臨戰或緊急狀態下動員需求膨脹性增加，動員供給方通過轉產和擴產增加生產能力，由于技術水平不可能有突破性變化，生產的規模和范圍通過影響資源利用效率來決定生產水平，即動員活動的生產效率。其次，將經濟動員潛力轉化為動員實力以滿足軍事需求，其本質上是一種消費活動，當供給與需求平衡對接時，即實現了動員活動的消費效率。

（三）國民經濟復員階段的經濟效率國民經濟復員，是指將國民經濟由非常狀態恢復到和平時期經濟建設與發展正常狀態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12]19，該階段的經濟效率主要表現為生產效率和分配效率。首先，由于安全需求的急劇下降，要求相應地減少動員供給能力，即通過控制生產規模和生產范圍調節產出量，而生產組織的規模與范圍又同時影響生產效率。其次，經濟復員本質上也是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由于安全威脅的基本解決，國家需要將部分經濟資源從軍用轉為民用，并根據安全與發展新形勢需要，調整經濟資源在軍民間的比例，此外，在該階段，國家還需要對經濟動員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相關賠償補償，這些經濟活動的效果主要體現為分配效率。

（四）各階段經濟效率的內在聯系經濟動員準備、經濟動員實施和經濟復員三個階段承前啟后、環環相扣，統一于國民經濟動員實踐，經濟動員準備效率、經濟動員實施效率和經濟復員效率三者相互作用、互相制約，共同影響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整體效果。首先，經濟活動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分散于動員的三個階段，通過生產效率、分配效率、交換效率和消費效率間的前后作用，使得三個階段經濟效率之間交叉影響。其次，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是一個復雜性、綜合性指標，只有當三個階段均滿足經濟效率時才能實現。再次，各階段經濟效率的地位隨動員過程動態演化。在和平時期，動員準備是整個動員工作的主要內容，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主要體現為動員準備效率；在戰時或緊急狀態下，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主要體現為動員實施效率；在戰爭或緊急狀態末期，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主要體現為經濟復員效率。綜上所述，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指標體系及其相互關系如表1所示。

三、影響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的要素分析

國民經濟動員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不能用“決定論”和“還原論”相關方法對其經濟效率進行線性分析（胡曉峰，2012）[13]，但可從不同層次分析影響該經濟效率的主要因素，及各主要因素的作用過程。綜合國民經濟動員活動自身特殊性及表1中的分析結果，本文認為，從經濟活動不同環節及國民經濟動員不同階段影響其經濟效率的主要因素有：技術性因素、生產組織因素、制度性因素、信息因素和時間因素，且各因素作用過程各具特點。

（一）技術性因素在經濟學理論的生產函數中，技術常被作為影響產出效率的關鍵要素引入模型。在帕累托效率定義中，假設生產要素間可完全替代，“生產效率”由生產要素間的邊際技術替代率決定，事實上，這種替代性受生產技術水平影響，即當前技術水平決定了生產要素間能否充分替代，從而使國民經濟動員的生產活動能否出現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此外，動員準備階段的軍民兩用性技術儲備，既有利于軍民生產模式之間的轉換，也能降低經濟動員各交易環節的技術門檻，通過降低轉換的交易成本，影響所有交換活動的效率。

（二）生產組織因素帕累托效率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規模報酬不變，實際生產活動產出不但受生產組織的生產規模影響，還受生產范圍影響。一般認為，產生規模經濟的原因是固定資產的不可分割性與固定成本的可分攤性，范圍經濟則產生于可分享的準公共投入，即多個相關產品或相關業務之間可以共享剩余或閑置資源（PanzarJC和WilligRD，1981[14]；ChandlerAlfredDupont，1990[15]）。以動員中心的生產組織形式為例，假設動員中心有軍用和民用兩種不同產出，產量分別為QM、QC，令TC{QM、QC}、TVC{QM、QC}分別為該動員中心生產兩類產品時的總成本、總可變成本，MCM、MCC分別表示軍民兩類產品聯合生產時的邊際成本；以TC{QM、0}、TC{0、QC}分別表示其他同質企業只生產軍品QM、民品QC時的總成本。式（1）中，Scope、Scale分別表示動員中心的總體范圍經濟系數和規模經濟系數，若Scope<1，則存在總體范圍不經濟；若Scope>1，則存在總體范圍經濟，若Scale<1，則存在總體規模不經濟；若Scale>1，則存在總體規模經濟。若Scope和Scale均遠大于1，則說明動員中心的生產組織形式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從生產組織對應規模與范圍之間的關系來看，對于生產能力一定的動員中心而言，當擴大其生產規模時，勢必會縮小其生產范圍，反過來也成立，即生產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之間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二者通過相互作用共同影響國民經濟動員的生產效率。

（三）制度性因素制度安排對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國民經濟動員準備階段進行的產權界定、風險界定等制度建設，均會降低活動的交易成本，影響動員活動的交換效率。另一方面，在經濟復員階段，如果沒有相關制度約束和規范，對動員造成的外部性及經濟損失進行補償，就會損害部分經濟社會主體的經濟利益，降低經濟動員的分配效率，影響社會主體參與動員工作的積極性，并進一步影響其他經濟環節的經濟效率。

（四）信息因素戰爭和危機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國民經濟動員需求的不確定性，使得動員過程中信息不完全問題異常突出。由于實施國民經濟動員的主體是國家，而參與主體涉及到經濟社會各類微觀企業，二者在地位上的不對等，造成了他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無論是信息不完全還是信息不對稱，均會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對應到國民經濟動員，就會影響其供需對接的消費效率。

（五）時間因素國民經濟動員的“適時”性，要求進行這項特殊的經濟活動時，必須嚴格對時機變量的把握。首先，經濟動員實施時機的選擇是影響該階段經濟效率的關鍵因素，如果經濟動員實施時間過早，就會干預經濟社會的正常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其次，在經濟復員階段，如果經濟復員時間選擇過晚，也會對恢復經濟社會生產產生不利影響，影響經濟社會的生產效率。

四、提升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的對策思路

通過軍民融合發展、供需對接機制和法制建設，能夠消除技術性因素、生產組織因素、制度性因素、信息因素和時間因素等對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國民經濟動員是一個連續的活動過程，提升其經濟效率，還需要處理好活動過程中各階段間的關系。

（一）深化國民經濟動員軍民融合發展2015年3月12日，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要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王士彬，杜獻洲，2015）[16]。這既標志著軍民融合發展在中國已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也對作為軍民融合重要內容的國民經濟動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推進國民經濟動員軍民融合，涉及到優化國民經濟動員系統的技術、體制、制度和生產組織形式等各個方面。例如，軍民融合有助于軍民間的技術交流，通過強化技術通用性，降低技術門檻，提高國民經濟動員的生產效率。軍民融合也有助于破除國民經濟動員現存的體制性障礙，降低動員活動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換效率。軍民融合的基本手段是統籌兼顧，本質上就是通過建立統一的組織結構，在一個統一的大棋局中對異質性資源進行統籌管理和配置，通過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提高生產效率（賀琨，曾立，2015）[17]，通過不同主體間外部性的內部化，實現對經濟社會主體的有效和持續激勵，提高經濟動員的分配效率。因此，必須抓住當前良好契機，深入推進國民經濟動員軍民融合。

（二）完善國民經濟動員供需對接機制國民經濟動員供需對接矛盾是貫穿整個動員活動始終的根本矛盾，供需對接矛盾能否解決，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動員活動的成敗。破解該矛盾的關鍵，首先在于及時了解國家安全態勢對國民經濟動員的需求狀況，其次在于準確將該需求情況反饋給經濟動員供給方，進而實現雙方的均衡對接。在具體對策方面，既要及時跟蹤安全需求的動態變化情況，認真研究需求演變規律，準確掌握需求規模、需求結構等信息，并進行定量化處理；也要及時了解與動員相關的經濟社會企事業單位的創新、建設和轉化等供給能力；還要建立健全和規范軍地信息溝通共享機制，完善動員信息平臺，加強政府公共信息服務，為軍隊、政府和企事業單位間信息交流及互動合作，提供制度支撐、平臺服務和技術保障。

（三）進一步推進國民經濟動員法制建設中國國民經濟動員是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進行的，提高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離不開市場手段的運用，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需要健全的法規制度環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①進一步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則要求“全面依法治國”。所以，必須抓住當前良好契機，推進國民經濟動員法規制度建設。在經濟動員準備階段，通過健全法規建設明確產權、保證公平、降低交易成本，為提高經濟動員交換效率創造條件。國民經濟動員屬于公共部門經濟活動，對經濟社會外部溢出作用突出，這就要求必須完善相關賠償補償制度，但目前中國還沒有制定專門的國民經濟動員補償法。為適應市場經濟建設需求，必須加快國民經濟動員補償立法進程，并科學確定補償標準、規范補償范圍、強化補償執行，提高國民經濟動員分配效率。此外，制度建設包括正式制度建設和非正式制度建設，二者共同影響國民經濟動員各環節的經濟效率，法制建設本質上屬于正式制度建設，因此，還必須注重社會習慣、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對資源配置效率的作用。

（四）加強國民經濟動員各階段的銜接國民經濟動員活動的復雜性和整體性特征，使得任何一個階段的非效率將導致整體的非效率。因此，提升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必須從整體上進行把握，整體把握的關鍵在于加強各階段的銜接，而銜接的核心問題是對時機的精確控制，即根據安全需求情況正確選擇經濟動員準備向經濟動員實施轉變的時機，并依據安全威脅解決情況合理確定經濟復員時機，通過科學確定經濟動員實施和經濟復員兩個時間點，優化國民經濟動員活動的循環演進。

五、結語

為深入認識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問題，本研究從國民經濟動員活動自身特性出發，將其經濟效率細化為經濟動員準備效率、經濟動員實施效率和經濟復員效率三個緊密聯系的指標，并分析了影響這些指標的主要因素，對于深化研究國民經濟動員問題，推進國民經濟動員集約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于國民經濟動員系統本身的復雜性和整體性，使得“決定論”和“還原論”方法在分析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時，并不能發揮很好的作用。目前，復雜性科學相關理論和實踐正迅速發展，其對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問題研究的借鑒意義也將日趨凸顯。因此，在下一步工作中，為深入研究國民經濟動員經濟效率，還需要積極探索國民經濟動員與相關領域的交叉融合。

作者：賀琨  曾立 單位：國防科學技術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