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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上春樹的第14部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于2017年2月在日本問世，被出版界譽為“村上闊別7年的、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新作中村上一如既往地持續著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記載了關于戰爭的思考，再現了苦難，并呈現出了反省的姿態和為歷史作證的價值。《刺殺騎士團長》清晰地顯示出了“村上要素”，仿佛是一部村上春樹小說的“二次創作”。

［關鍵詞］村上春樹；《刺殺騎士團長》；文學創作；戰爭認識

一

2017年2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第14部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問世，由新潮社出版發行。小說超過千頁，由64個章節構成，分為一、二兩卷，第一卷題為“顯現的理念篇”，第二卷題為“變化的隱喻篇”。這部小說的初版印數便達到了138萬冊，被出版界譽為“村上闊別7年的、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1］50。該書自上架以來，搶購之勢席卷日本圖書市場，“村上神話”依然在日本當代文壇延續。從小說問世的第4天開始，媒體和評論界便迅速做出了反應，各種書評、鼎談便相繼刊登于日本各大報刊的頭版頭條：“這是來自村上本人的最優秀的村上春樹論”［2］；“《刺殺騎士團長》堪稱是一部靈魂的經歷談”［3］；“正是我所期待的小說”［4］。學術雜志《文學界》緊跟其后，該刊5月號設置了《關于〈刺殺騎士團長〉》的特輯，內中收錄了小山鐵郎的《與“理念”抗爭的“我”》、佐佐木敦的《不平庸的肖像畫家的肖像》、鈴村和成的《下意識的自作引用》、山崎直可樂的《何謂“自己的孩子”》等4篇文章。《群像》和《新潮》則分別刊登了清水良典、椹木野衣和上田岳弘的評論［5］［6］［7］。“這是一部像鏡子一樣的小說，當我們睜大雙眼去面對文本時，看到的并不是名為《刺殺騎士團長》的故事，而是隱藏在鏡子深處我們自己的模樣。”［8］12盡管褒貶毀譽之聲充斥著日本批評界，但可以認為，《刺殺騎士團長》是社會和讀者們無不翹首期待的產物。讀者在閱讀《刺殺騎士團長》時，或許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受。因為村上春樹原本便是一個將相同的思想、相同的人物加以設定反復使用的作家，在這部小說中，從故事情節的展開到登場人物性格的特征，再到每段插曲的細節描寫，都極為清晰地顯示出了“村上要素”，仿佛是一部村上春樹小說的“二次創作”［9］93：主人公和妻子分離、與“異世界”相通的地下“穴”、夢中的性交、十幾歲的少女、對亡靈的思慕、患老年癡呆的老人；以及小說中奔跑的汽車、飄蕩的古典音樂和漫不經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引用等等，人們品味著村上世界“滿漢全席”般的味覺盛宴［10］107，也感受著“村上精選集”帶來的視覺沖擊［5］40。重復別人、包括重復自己，都是小說創作的大忌，對于像村上這樣的后現代小說家而言，這個規律同樣沒有絲毫的改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刺殺騎士團長》問世以后，日本評論界有聲音認為，這是作家寫作實踐的一次敗筆，然而這樣的意見是很難被大多數人接受的。理由在于這不僅小視了村上春樹的文學創作能力，而且對于村上的藝術處理方式也并沒有完全領會。

“文學作品本身便是帶有重復的性質，使用相同的素材打造出全新的作品，這種挑戰是沒有任何問題的。”［11］119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中，村上久違地采取了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早在1979年村上春樹的處女作《且聽風吟》中，講述的便是主人公“我”帶著經歷學潮后的疲憊倦鳥歸巢，從都市返回故鄉的故事。“從一開始，我便使用第一人稱寫小說，然后慢慢過渡到使用第三人稱，《1Q84》則完全使用第三人稱了。現在又想回到使用第一人稱寫小說、回到原來的領域的感覺愈來愈烈。”［12］第一人稱敘事中，“我”這個故事講述者的身份，背負了現代小說的意識形態，游弋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穿針引線，使讀者的視線與“我”相碰撞，情感與“我”相融合，行動與“我”相統一，從而更加容易進入角色，感受故事的真實性。村上如今已經經歷了30余年的寫作實踐，對文學創作的整體把握可謂游刃有余，對這種第一人稱講述方式也早已駕輕就熟，終于在《刺殺騎士團長》中，他再次決定由“我”來講述各種撲朔迷離的故事。36歲的主人公“我”和妻子柚分手后，住進了“我”大學同學雨田政彥的父親雨田具彥位于神奈川縣小田原市郊外的家中，他家的棚頂上，意外地發現了一幅被隱藏多年、包裝完好無損的名為“刺殺騎士團長”的畫。這幅畫出自雨田具彥之手。為了悼念自己留學時期逝去的同伴，他以刺殺納粹高官未遂的事件為背景，借助西洋歌劇中的人物形象，將維也納的痛徹心扉的經歷，繪成了題為《刺殺騎士團長》的日本畫。對于具彥來講，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事情，在圖畫中得以實現；用語言無法講述的內容，畫一幅寓意深刻的畫，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畫面上流淌著真實的鮮血，具彥將多個個人的歷史悲劇融入進了畫中。因此也有評論家認為：“鎮魂是這幅畫的創作原點”［13］447。《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從表面上看，是遠離現實的，可是它的內部卻潛藏著更為深刻的“現實”，為了表現這種“現實”的本質，村上恰到好處地運用了隱喻的色彩，意在展現出更加尖銳犀利的“現實”。因此，每個人在看這幅畫的時候，都會看到不同的景色，得到不同的感受，而這便是隱喻的作用，它給予了文本不可思議的功能。隱喻拉開了表象與本質之間的距離，而二者之間所產生的這段溝壑，則需要由欣賞者憑借自己的人生閱歷和讀解能力來充填；有些人可以無限接近本質，有些人則會漸行漸遠。所以即便是面對相同的文本，每位讀者都會從中讀出不同的內容。在村上小說的人物譜系中，首次由畫家來擔當主人公的角色。在大學期間，“我”本來是學習抽象畫的，那是一種與自然物象極少或者完全沒有相近之處，而又追求強烈的形式構成的繪畫方式。“我”既被飄忽的形式美和搖曳的平衡感所深深吸引，又因其無法觸及事物的靈魂而感到困惑。結婚后為生計所迫，“我”開始改行畫肖像畫。在畫肖像畫時，“我”并不只在意畫出和本人一模一樣的外在真實，而是努力洞察其形體表層深處所隱藏的內在本質。當看到雨田具彥放棄追求西洋畫的虛無，而完成的靈魂之作《刺殺騎士團長》時，“我”的心為之一顫。單純地依靠造型趣味而產生的視覺效果，是無法與世人產生共鳴的，優秀的繪畫作品一定是具有它獨特的藝術靈魂的。在這里，畫家“我”對繪畫內涵的思考，透露出作家村上春樹對文學創作的求索；所謂小說，不只是現實主義的人生摹寫，而靈魂駕馭才是它的中心要素。一部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沒有靈魂的支撐，是無法流芳百世、震撼世代人的心靈的。事實上，村上春樹一直都在追求文學作品的靈魂書寫，這也正是村上小說的魅力所在。“表面上，村上小說貌似只是進行了一些都市生活的簡單描寫，當這層表皮被剝開的時候，呈現在人們面前的便是村上對現代人類生存的探求和思索。”［14］52

二

眾所周知，1989年11月9日，伴隨著柏林墻的倒塌，東西冷戰關系宣告結束。大多數的人們認為，他們期待和企盼已久的和平時代終于到來。然而事與愿違，人們等到的卻是一個混亂的、善惡不分的世界。關于這一點，2008年村上在接受共同通信社記者小山鐵郎的采訪時，曾這樣講道：“從柏林墻倒塌開始，整個世界便陷入混亂之中。世界的本質在發生變化，南斯拉夫問題也好，伊拉克問題也罷，這些事件將人們置于一個很難分辨孰善孰惡的世界之中。”［15］244村上的這段闡述表明，柏林東西陣營相對立的冷戰時期，是一個善惡分明的世界，自己所屬的陣營就是“善”，對方陣營就是“惡”；而這種冷戰結束以后，迎來的則是一個“善”與“惡”可以瞬間反轉的時代。就像奧賽羅游戲一樣，能夠清晰地分辨出絕對善與惡的時代已然結束，特別是經歷了“9·11事件”之后，人們生活在無法預測下一秒將會發生什么的恐怖世界之中，支撐人類生存的理論和體制被無視，失去保護的人們不得不獨自面對風吹雨打。這對生存在21世紀的人們來講，是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認識，因為我們都生存在柏林墻倒塌后的年代之中。事實上，村上春樹始終持續著對這種善與惡的關系以及道德倫理問題的思考。1992年出版的《國境以南，太陽以西》中，村上春樹借助主人公之口，作過這樣的表述：“事實上，我終究不是一個邪惡之人，不管對誰，我都沒有想過要去做什么惡事，一次都沒有。可是，動機也好，感受也罷，根據需要我也會變得任性，變得很殘忍。”在《1Q84》（BOOK2）中，青豆在殺掉深田保前，談到善與惡時，他們也曾經有過這樣耐人尋味的對話：“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善與惡并不是被固定靜止的東西，而是不斷地交換所處的場所和立場。一種善在下一個瞬間，有可能會轉變成惡，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左夫兄弟》中描寫的就是這樣一個世界。重要的是，一定要維持善與惡相互轉換的平衡，不管偏向于哪一方，都會難以維持現實生活中的道德的。所以，平衡本身就是善。我必須赴死的意義，便在于要維持這種平衡。”《1Q84》中深田保的這段認識，在《刺殺騎士團長》中通過免色涉再現出來。免色涉始終糾結于秋川真理惠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在這種可能性的平衡上，他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將這兩種可能性置于天平之上，在無法停止的微妙振幅中，他看到自己的存在價值。”面對善與惡，深田保“為了得到這種平衡，不得不死”；而免色涉則“在可能性的平衡上，建立自己的人生”。村上關于人性善惡探索的執著，開始于《國境以南，太陽以西》，重新認識于《1Q84》，升華于《刺殺騎士團長》，“同一主題的反復使用，表明了村上對它們的持續思考”［16］306，其藝術價值亦是值得肯定的。小說《刺殺騎士團長》終章的開頭這樣寫道：“‘我’在電話里將火災的事情告訴了已經上高中二年級的真理惠”。從時間的推算來看，2011年5月份，真理惠上高中二年級，應該是17歲；而當年失蹤的時候，她只有13歲。那么，開頭部分所記述的“從那年的5月到第二年年初”的具體時間，就應該是2007年5月到2008年年初。這種獨特的時間逆行計算的方法，在《神的孩子都跳舞》中也曾出現過。

1999年出版的這部短篇小說集中，主要講述了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發生的1個月以后，日本不同地域發生的故事；而兩個月以后3月20日，東京又遭受了“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堪稱日本有史以來遭受的最為嚴重的恐怖襲擊。“這六部作品中無論是哪一部描寫的都是阪神大地震發生后，人們內心世界發生的變化。”［17］15－26在《刺殺騎士團長》中，村上再次使用這種特殊的時間逆行計算法，將東日本大地震與現代日本人的生活聯系在一起，闡述了這場天災帶給人們的生活重創，關注了劫后余生的人們的精神重建。“東日本大地震給日本人的精神留下了很大的創傷，描繪生存在當今這個時代的人們時，如果避開災難不談的話，小說將失去它的真實感。”［18］作家在面對現實中無法回避的痛苦經歷時，時常會選擇這種帶有距離感的創作手法，既無法進行直白地描寫，也不能去直接地講述，卻還必須讓讀者感受到他們希望表達的內容。雨田具彥的繪畫《刺殺騎士團長》做到了，小說家村上春樹的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也做到了。“作家所關注的焦點，集中在震災的非直接受害者對該事件的接受方式上。總之，村上春樹雖然以《地震之后》這一標題，明示了‘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的事情這一表現范疇，但卻并沒有直面那些受災者，對震災進行正面描寫，而是采取了挖掘那些既非居住在災區、也非直接受災人群的一般人心理的‘偏離’式的方法，來展現地震所帶來的‘暴力’問題。”［19］232關于主人公“我”面對暴力的決斷性，在村上以往的小說中，施暴者通常是主人公之外的他者，或者是為了幫助主人公的救助者。在《發條鳥年代記》中，僅僅是憑借電子游戲式的暴力打敗了綿谷升的惡；《海邊的卡夫卡》中，少年卡夫卡在非現實的夢境中，毫無知覺下實施的暴力，責任和后果卻由遠方的他者來承擔；《1Q84》中，殺死先驅教主深田保的也是女主人公青豆，而并非男主人公天吾。而這一次，在《刺殺騎士團長》中，當失蹤的秋川真理惠身陷險境，面臨危機需要救助的時候，“我”則主動出擊，就像題目所寫的那樣，“我”用刀刺殺了作為理念的騎士團長，以暴力的手段將她救了出來。為了正義而實施暴力，村上的主人公在經歷了焦躁和迷惘后，終于決定作為有意識地施暴的主體而悍然起身，以暴制暴。近年來，村上春樹一直關注著現代人的信仰和宗教的問題，而《刺殺騎士團長》便是以“相信自己的信仰”結局的。“不管身處多么狹窄黑暗的場所，或者是多么荒涼的曠野，引導‘我’走出困境的一定是‘我’的信仰。”與這個世界存在的惡和暴力相抗衡的力量，在《海邊的卡夫卡》中靠的是想象力，在《1Q84》中靠的是真愛的力量，在《刺殺騎士團長》中靠的則是信仰。在這個后現代化的社會中，有些人已經無法辨別真偽善惡，甚至連自己的處境都說不清楚。我們所期待的真善到底是什么？今后村上春樹也許會在他的小說中，更加專注于對信仰與宗教問題的探索，以他特有的方式，不再是理念，不再是隱喻，而是用信仰將人們導向真善的方向。騎士團長對在“我”身旁熟睡的女兒“室”說：“你應該相信，它真的存在”。村上以父親贈言般的話語，結束了《刺殺騎士團長》的故事。一直以來，村上小說中的父親形象塑造大都不盡人意。“青春三部曲”中，對父親只字未提；《托尼瀑谷》中，托尼的父親省三郎死后留下的上千張老唱片被付之一炬；《神的孩子都跳舞》中，一直在苦苦尋求自己生父的善也，到頭來也只能跳著帶有遺憾的舞姿；《海邊的卡夫卡》中，卡夫卡的夢中弒父，可以理解為父子絕情的宣言。村上本人對與父親的關系不睦之事也從不諱言，甚至表示過自己不要孩子的原因也在于此。而這種一貫的立場在《1Q84》中出現了明顯的轉化態勢，與父親的關系成為映照天吾靈魂的要素，父子關系由此變為一種中庸之道。在《刺殺騎士團長》中，父子關系不再決裂，四條父親的線索兩明兩暗：畫家雨田具彥是雨田政彥的父親、畫中的騎士團長為保護女兒而死；免色涉歷經磨難，最終確信真理惠就是自己的“女兒”；而“我”也承認與妻子夢中性交所受胎的女兒“室”。可以看出，村上春樹在有意緩和和拯救著父子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了父親的責任。

三

村上春樹在以往的小說創作過程中，對于故事的框架和情節的構思，事先是沒有周密計劃的，想好一個開頭的場面便信筆寫下去。“如果事先想好怎樣寫的話，象征的自由空間將受到限制。”［20］271而在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中，第一章開頭便寫道：“從那年的5月到第二年年初，‘我’住在距離狹窄的山谷入口很近的山上。”這句話明確地告訴我們，這是一段大約持續了9個月左右的故事。其后還做了補充式的說明，“當時，我和妻子的婚姻生活已然結束，并且辦理了正式的離婚手續。那以后發生了很多的事情，最后，我們復婚，又重新生活在一起。”很顯然，這是一個已經設定好的結局，這種在小說的開頭便預告結尾的處理方式，在村上的小說創作中，是十分罕見的。處女作《且聽風吟》的結尾，“我”和“鼠”并未相見；《挪威的森林》的最后，渡邊在與綠子的通話中發出了“我在哪里”的詰問；《發條鳥年代記》中，主人公“我”最終也沒有找到失蹤的妻子；《1Q84》（BOOK1·BOOK2）中，平行發展的兩條故事線索，讓天吾和青豆始終是擦肩而過，未曾相遇。從初登文壇開始，村上小說便拉開了這樣的帷幕，即“望眼欲穿，等不到想見的人；費盡周折，找不到想找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這是村上小說創作的一種傳統所在。在《1Q84》（BOOK3）的結尾，這種傳統才得以打破，天吾和青豆二人終于相見。而在《刺殺騎士團長》中，失蹤的少女平安回家、離婚的夫婦破鏡重圓、女兒“室”平安出生，一家三口共同面對天災人禍，劫后重生開啟全新的生活。這種“大團圓”式的結局，在村上的文學歷程中是絕無僅有的，也可以理解為村上小說創作的一次新的嘗試。“我的小說基本上都沒有結尾，都是故事還沒講完就結束了。這次我覺得我一定要寫一個結局，讓主人公和孩子一起生活，對于我來講是一個新的啟示。”［18］“世界上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沒有小孩，可是這些偉大的小說人物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直到小說結束都沒有繁殖下一代。”［21］47－48

法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自己的隨筆集《相遇》中注意到了一部偉大的小說所共存的問題：厭惡生殖。也許是受到了這樣的文學創作理論的影響，縱觀村上春樹早期的小說創作，關于懷孕生子的話題是無處可尋的，直到《1Q84》（BOOK3）中，青豆的肚子里才有了天吾的孩子；而在《刺殺騎士團長》中，妻子柚在夢中懷上了“我”的孩子，最后孩子不僅平安出生，而且還擁有自己的名字“室”。“最讓‘我’欣慰的是，‘我’讓這個孩子帶著自己真實的名字來到世間，這樣她就不會迷茫、彷徨。不管怎么說，名字都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可見，和人類的繁衍相比，文學的偉大已經變得不那么重要了。有了孩子便有了生命的延續，而在這場生命的延續過程中，人們又不得不面對被模仿、被懷疑、被超越甚至還有可怕的背叛。帶著這種擔當，村上小說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家庭或許會成為他未來創作的主題。“井”是村上春樹常用的意象媒介，從《且聽風吟》開始，無論是在《1973年的彈子球》還是《挪威的森林》中都曾反復出現過，在《發條鳥年代記》中，它幾乎貫穿于作品的始終，在對人物命運做出種種暗示的同時，也成為超越時空的一種存在。而在《刺殺騎士團長》中，“井”的作為意象的造形發生了改變，它不再是進、出口合一的媒介，而是變成了像螞蟻洞那樣的，縱橫交錯的“穴”一樣的多孔世界。在雜木林中或者隧道里，有著無數的“橫穴”和“小路”，它可能連接著地獄的入口、富士山的風洞或者東京拘留所的單身牢房。這種多孔的世界景觀，與《世界的盡頭和冷酷的仙境》和《1Q84》的平衡世界有著微妙的差異，也和《發條鳥年代記》中游戲式的“穿墻體驗”有所不同。從“井戶”到“巢穴”，從平衡世界到多孔世界，是村上文學創作的又一個重大改變。在那個本不應該有人存在的“穴”中，每到深夜便會不時地傳來響鈴聲。這種夜半鈴聲的藝術表現手法，又將人們帶回到了日本傳統文學的世界。《春雨物語》是江戶時代的讀本作家上田秋成晚年完成的小說集，與其代表作《雨月物語》之間大致相隔了整整40個年頭。與重視故事性的《雨月物語》相比，《春雨物語》則更加注重思想性，其中的《二世之緣》講述的便是“入定”的佛教故事。“在小說創作時，古典文學作品的引用是非常有價值的。我也會引用很多東西，這個過程非常愉快。”［18］村上春樹曾憑借“美國味的日本抒情小說”，在當今世界文壇上闖出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反傳統的、脫日本化趨勢的這條路上，村上走了10年。功成名就以后，在第二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對日本的重新理解成為村上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的一次重要經歷。“寫完《發條鳥年代記》以后，不知為什么，我日甚一日地、特別想‘應該趕緊回到日本’。既沒有什么特別思念的東西，也不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回歸，只是覺得作為小說家，我應該待的地方還是日本。”［22］37－38

《刺殺騎士團長》這部西洋歌劇，在具彥筆下變成了“日本畫”，即便它血統不純，不是純粹的日本畫，但也是在與西洋文化的對決和沖突中派生出的“日本國民藝術”，可以理解為“和魂洋才”，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和洋折衷的產物；而《刺殺騎士團長》這部小說中流淌的對季節的變化無常的敏感，深夜中的鈴聲與蟲鳴交相呼應，以及各種靈異的存在和多神教的精神伴隨始終。凡此種種，讓讀者感受到了濃厚的日本風土氣息，感受到了村上在創作《刺殺騎士團長》時回歸日本文學的步伐。“從音樂到繪畫的題材轉變，標示著村上小說作為日本現代小說的復活。”［23］還應該注意的是，《刺殺騎士團長》的主人公“我”的年齡設定問題。早在1983年，村上便創作了短篇小說《35歲的問題》，主人公在35歲生日的時候，發出了進入“人生的轉折點”的感慨。1949年出生的村上在該作發表時剛好34歲，可以認為，那時的村上已經意識到自己在一年后也將面對這種“人生的轉折點”，也將面對這樣那樣的愁眉不展和各種非議的問題，從而創作了這部小說。近年來，2013年出版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的主人公多崎作36歲；2014年收錄于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中的《昨日》的主人公也是36歲；2017年問世的《刺殺騎士團長》中的主人公同樣是36歲。三十而立，36歲是跨越“轉折點”后的第一年，是三十代的“中間檔”，即將徹底告別青春的青澀，卻還未到四十的不惑。所謂“人生的轉折點”，即會有無限的可能發生，村上讓這樣的“我”來講述《刺殺騎士團長》的故事，意在告訴人們，36歲后的又一種可能、又一種人生。這樣的藝術處理方法，既顯示了與前作的承接性，又具備這部作品的獨特性，不但不會有重復之嫌，而且“我”這個人物形象，必然會成為村上小說人物譜系中的獨立存在。只是小說中的主人公，即便經歷了漫長的30余年的歲月，只長大了一歲，而它們的作者村上春樹已然是一位68歲的老人。在《刺殺騎士團長》中，雨田具彥在維也納經歷了地獄般的災難，雨田繼彥在南京經歷了地獄般的災難，“我”在現實中的日本經歷了地獄般的災難。村上以他獨特的敘述方式記錄了跨越歐洲和中國的戰時記憶，完成了對人類歷史、日本歷史的災難講述；其中既有無法抗拒的天災，也有人類主觀挑起的人禍。這些災難帶給人類的后果如出一轍，那就是生靈涂炭，大量的生命死亡。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流淌中，村上真實地記述了過去，積極地生活在現在，并且和家人共同面對未來的結局讓人感動。但村上在結尾處的曖昧的處理方式，引起了人們對第三卷的幻想：“可能會像《發條鳥年代記》和《1Q84》那樣，《刺殺騎士團長》很快就會出現第三卷的”［11］121；“期待著第三卷中出現孩子的身影，讓他成為破壞者來破壞這已有的和諧。”［24］人們對第三卷問世的期待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刺殺騎士團長》給讀者留下了太多的無解之謎和未解之謎，政彥小田原家中的刀，被瞬移到了伊豆高原療養院；“我”還有沒有完成肖像畫任務；免色涉衣櫥中的恐怖；從未露面的真理惠的父親秋川良信的存在；被宗教團體威脅的秋川一家人的命運……在第三卷中，作家應該寫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村上究竟是否打算帶領讀者走出這個謎一般的故事世界，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尚一鷗單位：東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