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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社會科學雜志》2015年第七期

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原來一直在中國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同居共財”的傳統的家庭生活和組織方式不斷被打破。首先，隨著個體崛起，傳統家庭倫理道德對個體的影響和約束正在減弱；其次，個體表現出了對其財產權利越來越強烈的主張，而尚未完全解體的家產制實踐與個體產權的訴求之間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特別是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伴隨著征地、拆遷等利益巨大的“導火索”和“臨界點”的出現，家庭內部的矛盾和沖突不斷加劇。本文擬對出現在家庭內部的緊張關系和沖突進行討論，分析產生的原因，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

一、個體崛起

在傳統中國，不管是國還是家，都著力運用傳統中國的家庭倫理來維持家的整體性。同時，也充分利用諸如家產制等具體的制度設計來實踐傳統家庭倫理。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傳統中國家庭倫理在個人與家分離、國法與家法分離的過程中慢慢發生著改變。

（一）個人與家的分離關于中國社會中個人與家分離的問題，在“禮法之爭”中有過很多的討論。其所揭示的是一個有關個人身體從“倫理身體”到“法權身體”轉變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憲法觀念”產生的過程，是指團體不能抹煞個人，只能在個人所愿意交出的那分權利上控制個人。[1]關于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是政治意義上的解釋，強調個人從家分離出來是與國家主義有關的結果；第二種解釋從社會角度出發，認為個人從家分離出來與社會變遷，特別是與經濟改革密切相關。第一種，政治意義上的解釋，首先來自于“禮法之爭”中法理派的代表們。他們主張通過現代法律的構造，使個人身體走上平等化的道路，成為家族/家庭無法全然支配的對象。更具體地說，就是要將個人身體由家族歸屬轉移到國家歸屬上。比如楊度就認為，為了使國家有能力競爭于外，則必須使國民不再間接于國家，而是直接于國家，使人人有獨立的生計能力和自由，有相對于國家存在的權利與義務，成年以后不再被養于家長，不再被抑于家長；而家長也不再擁有立（家）法權與司（家）法權，身體統攝由國家來管理與支配。“誠如是也，則與國家主義日近，而與家族主義日遠。此即新律之精神及主義所在，即與舊律之區別所在”。[2]其次，這種政治意義上的解釋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實踐中也有體現。比如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除了在經濟領域扶持私營工商業發展外，還在社會領域實施新婚姻法和禮俗改革。這使婦女得到解放，同時還使婦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人身自由、婚姻自由和參政的權利。[3]第二種，社會意義上的解釋則將視角延伸到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相關研究通過對社會變遷、特別是經濟改革影響的考察發現，隨著個人財產觀念的發展，積累家庭財產的新方式使得年輕一代具有更強的個人權利觀念并要求提前分家，而新的分家模式使得提前分家十分容易，同時又將新建立的核心家庭置于十分脆弱的位置。[4]從這些不同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近百年來，隨著個人觀念、行動的變遷以及家庭結構的變化，個人與家庭分離的趨勢不斷發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不管是個人權利意識的提升，還是“國家—個人”關系的變化，都進一步從總體上促進了個人與家分離的進程。個人不再純粹地隸屬于“家”———這個“同居共財”的“事業組織”，[5]家父權力對個人的影響力在減小，個人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和主動權。

（二）法律世俗化及其對個體主義的保障與個人從家庭分離出來相伴隨的，是法律的世俗化，也即國法從家法中分離出來的過程，或者可以說是法律從倫理本位到權利本位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從被稱為“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清末變法開始，歷經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時期、新中國時期而得到較大發展。早期，特別是從清末變法一直到民國時期立法的一大任務就是要努力實現個人“身體法權化”，也就是要實現從倫理法向權利法的邁進，由家族本位走向個人本位的身體權利演變。與之相伴隨的是身體的權益、人與他人的權利、義務和社會關系產生一個新的、相對應的改變過程。[6]首先，在刑事法領域，“一人犯案，株連九族”的律法則被革除；規定一人犯刑，其產物的查封備抵不得誅連妻妾父母兄弟姊妹子孫和其他親屬家人。同時，“干名犯義”“子孫違反教令”等條款及其所形成的特定刑法處斷，不再被新刑律所采用。在經過《刑事民事訴訟法》和《大清新刑律草案》等條文的具體規陳后，不但使得家族不得再以私刑的方式來懲處個人的身體，同時也將個人身體置放在法律的平等保護之下。[7]其次，在民事法領域，“家族主義”的立法模式被“人格主義”的立法模式所取代。民國政府頒布的民法規定了個人對于生命、身體、勞動力、貞操、名譽、自由、信用、姓名、秘密等所擁有的權利……大體而言，它們已經將人獨立化于家族的管制，使人的身體和相關應的能力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8]在清末至民國這一階段，國法不再以“家—國”倫理作為基礎，而是試圖以一般性、世俗性的規定來保障個體間的平等，而不管個體在家里的地位、性別、輩分等。到了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時期，立法和法律實踐進一步明確了個體解放的目標，同時也加快了國法與家法分離的進程。比如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對婦女的解放作出了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澈底的實行婦女解放為目的，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女性的辦法，使婦女能夠從事實上逐漸得到脫離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而參加全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①1941年《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則對土地私有權進行了規定：“在土地已經分配區域，保證一切取得土地的農民之私有土地制。”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不僅僅從具體規定中促進立法“由家庭主義到個人主義”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個人權利的觀念和實踐得到了法律重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過去的法律理論“片面地強調集體、社會、國家權力的價值，個人權利無條件地讓位于集體利益，而犧牲掉了個人的利益和自由”。同時他們還認為，這種偏頗的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的權利觀與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中正處在發展時期的法律不符。[9]因此，從理論上特別強調對個人權利的保障，而不是對集體權利或家庭權利的保障。事實上，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的立法實踐也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比如養老、繼承、社會保險等立法的完善，婚姻立法（包括三個相關婚姻法司法解釋）對個人選擇權的保障等。從以上幾個變遷過程以及相關法律規定可以明顯地看出，原本“婦女從夫”“兒子必須絕對聽命于父親”等傳統立法實踐，已經在法律世俗化的過程中得到了極大的改變。一方面，立法不斷地將個體從家庭和傳統禮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真正實現了個人身體從“倫理身體”到“法權身體”的轉變；另一方面，法律的發展同時也保障了個人人格的獨立和權利的實現。這些變化表明，在后傳統時期，隨著個體的崛起，首先，家庭不再保有其獨立的主體地位，個人已經擁有更多的自主性，成為了社會生活中最主要的、獨立的社會和法律主體；其次，“克己”和“不爭”的個人行動準則在權利話語建構之下有不斷被舍棄的趨勢。在市場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私欲”不斷地被激發出來，并成為一種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動力。就此，傳統中國家庭倫理，即便沒有完全消失，也在人與人互動過程中慢慢地經歷著不斷解體的命運。

二、不徹底的家產制解體過程

一個多世紀以來，立法和法律變革的確助推了傳統家庭倫理的解體進程。然而，在“表達”與“實踐”之間可能還存在一定的緊張。首先，傳統家庭倫理的解體并不意味著世俗法律所預設的以權利、義務為核心的新的家庭關系已經完全、徹底地建立起來；其次，家庭倫理的轉型并不意味著就是一個一帆風順而不會有任何沖突的過程。其間還有可能（事實也）存在著沖突與不適應。關于這一問題，梁治平先生曾說過：至于說到法律意識，恐怕還是傳統的占優勢。因為長久形成的觀念、意識較之表面的制度更不易改變，轉變的過程也更多痛苦……因了觀念的不同，一種技術既可能“物盡其用”，也可能“形同虛設”。所以，歷史上凡割裂二者，只要技術，全不顧觀念者，沒有不失敗的。[10]這種觀念與技術上的沖突所帶來的“失敗”正如費孝通所說的“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的狀況，[11]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布滿沖突和危機的過程。因此，以下問題的討論就顯得很有必要：在傳統家庭倫理實踐中，有哪些實踐依然“頑固”地長期①本文參照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文本來自存在著，進而與世俗國家法律所預設的權利義務觀念形成比較。按理來說，傳統家庭倫理的解體也應該引發傳統家產制的解體。因為，家產制與傳統中國家庭倫理存在著密切關聯，家產制從本質上就是傳統中國家庭倫理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表征，因為家產制的制度設計總體上是與傳統家庭倫理的原則相吻合的。它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保障家之財產的整體性，如何保障父系（父親）對家產的管理權和處置權，以及如何保障家內的每一個個人在面對家產時候的“克己”和“不爭”。然而，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即便個人已逐步從家分離出來，法律也對個體主義有了更多的保障。但是，家產制依然頑強的存在著。雖然存在一定的解體傾向，①然而家產制的解體過程相較于個人與家的分離以及國法與家法的分離來說乃是一種并不徹底的解體過程。關于這個問題，俞江先生曾有過討論：個人財產制沒能在事實上取代家產制，最多只是在國家法層面擱置了家產制。但是，用個人財產制中的規則去處理家產糾紛，其結果在很多時候讓人難以接受。這樣，要么人們對法律不滿，要么是不去理睬法律。至少可以說，百年來之中國民法，個人財產制與事實上的家產制沒有發生關聯。比如，民國民法典頒布施行之后，中國農村照樣分家和立嗣，這些行為脫逸于民法之外，民法不主動規范它們，它們也不受民法約束。[13]從這一討論中可以看出，與個體崛起和家庭倫理的解體不同，家產制仍然頑強地存在于當下中國社會中。同時，正因為民眾的實踐更多依循于傳統家產制，因此，立法者在進行立法的時候也就不得不考慮這一既存的事實了。比如，1980年《婚姻法》在處理財產問題時候使用的概念是“夫妻共同財產”。又由于《婚姻法》同時規定夫妻之間、代際之間的扶助、贍養、撫養義務，因此，有學者認為夫妻共同財產不過是“家庭財產制”的一種（蹩腳的）法律表述。[14]1993年最高法院出臺了《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雖然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司法審判能更好地“分清個人財產、夫妻共同財產和家庭共同財產”。然而，該意見中很多條文都在強化著對夫妻共同財產以及家庭共同財產的保護。②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際上也加入了這一維護家產制基礎的行列。1998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將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主體確定為是“戶”而不是個人。③2003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中對“家庭承包”進行了規定，并在第十五條中明確規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從這些規定不難看出，雖然“法權身體”正不斷地將個人從傳統家庭倫理中解放出來，并試圖建構新的家庭倫理。然而，在家庭財產方面，它并沒有隨傳統家庭倫理的整體性解體而突然解體；卻是頑強的存在著———不僅僅被民眾所實踐，同時還被立法者所重視、吸納。

三、當崛起的個體與依然共財的家庭相遇

從上文的討論中，可以看到一種基本的國家立法邏輯：在個體崛起以及法律世俗化已經無可避免的情況下，國家立法有意無意地保留了對家產制的肯定。試圖用財產作為“最后的堡壘”來維系家庭的和睦。同時，法律卻又對個體①之所以說是“解體傾向”，是因為雖然家產制在中國社會中長期處于穩定的發展過程中，但是其間也存在一些發生在親屬之間的家產相爭等情況。這些情況同樣給家產制的穩定性造成了一定的影響。②比如該“意見”第6條規定：“一方婚前個人所有的財產，婚后由雙方共同使用、經營、管理的，房屋和其他價值較大的生產資料經過8年，貴重的生活資料經過4年，可視為夫妻共同財產。”第7條規定：“對個人財產還是夫妻共同財產難以確定的，主張權利的一方有責任舉證。當事人舉不出有力證據，人民法院又無法查實的，按夫妻共同財產處理。”這些“視為父親共同財產”、“按夫妻共同財產處理”的規定實際上就在進一步強化著《婚姻法》上強調的保護“夫妻共同財產”的原則。③比如該法第62條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成長提供保護，甚至保護的范圍還在不斷擴展。在這種情況下，不斷擴展的個體意識和依然既存的家產制之間形成了一種并不匹配的狀態。不難設想，一旦個人的個體意識及其行動范圍不斷拓展，并開始要向尚未完全解體的“家產”發難，以追求財產的個人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時候，那種原本家庭和諧的局面就將再次打破。特別是在城市化發展背景下，伴隨著征地、拆遷等有著巨大利益的“臨界點”和“導火索”的出現，崛起的個體與家庭共財之間的張力斷裂，進而轉化為矛盾和沖突。其突出特點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家庭成員間不斷反目。同時，由于有法律對個體權利予以肯認和保護，大多數人會借權利話語不斷強化自己的主張，而不顧家庭人身關系層面的和諧與穩定。大望京村一位拆遷戶說：“拆遷帶來挺多問題，有母親告閨女的，有哥哥告弟弟的，甚至大打出手。”村里的離婚率也像銀行存折里的數字一樣飛漲。“凈是離婚的，真的。”另一位拆遷戶說，“好幾個人沒拆時身體都挺好的，這一拆，心里想不開的就愛得病。”這一年，大望京村民經歷太多，除了上百起官司，還有20多人的離世，比以前增加了三四倍……①這樣的例子在近年來的中國社會中并不罕見。在家庭內部出現的這種緊張關系不僅影響著家庭倫理的和諧轉型與重建，同時還是一種危機四伏的狀況。

四、如何應對家庭結構失衡

無休止的家庭紛爭和無可預知的家庭風險，說明那種一方面保障和促進個體成長，另一方面又保障家產制繼續存在的措施存在一定問題。因為它假定只要家產還在，家庭感情就不會破裂；它同樣假定，保證個體的崛起，家庭關系依然不會有任何問題，而且可以很好地繼續維系。但事實卻是：個體的崛起越走越遠，家產的整合性越來越脆弱，家庭成員的關系越來越緊張。為了討論方便，接下來我將對傳統時期的家庭結構和后傳統時期的家庭結構進行一個對比，并分析應對家庭結構失衡的可行路徑。圖一表明：傳統中國家庭的人際法律關系安排（家+法）和家產制實踐（家+財產）從總體上都是以傳統家庭倫理（家的整體）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塑造了家產制實踐，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法律的倫理特征。因此，在傳統中國家庭內部并不存在明顯的沖突，傳統中國家庭結構基本是平衡的。圖二則顯示了變遷社會中家庭結構失衡的具體情況。首先，由于個體崛起，家這一整體已經演變為一個個個體的集合（個體+個體）。同時，由于國法與家法的分離，原來以維護家庭整體性為主要目的的倫理法（家+法）已經演變為以維護個體為主要目標的世俗國家法律。在家庭倫理關系中，“家”不斷被抽離，“家”的意義不斷被淡化。其次，在這一過程中，家產制（家+財產）的解體并不徹底，甚至在很多地方，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實踐中家產制依然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不管是法律制度的設計還是人們對家庭關系的維系，都希望以財產作為“最后的堡壘”來實現對“家”的整合。再次，正因為“財產”的作用日益變大，“家”的作用在日益減小，家庭結構從整體上表現為圖二所顯示的失衡狀態。因此，重新思考既有的有關個體和家庭財產的制度設計，乃是這一轉型和陣痛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綜合以上討論，以下兩點對于重建家庭倫理和適合的財產制度至關重要：第一，適度限制個體主義的無度擴張。這并不是說要限制個人自由，而是要在保障個人自由的基礎上使人們重新發現家的價值和親情對個人的重要性，而不是只一味關注于財產。與此同時，創新制度設計，使法律和制度在限制個體主義方面能夠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做到這一點，則可以使之前被抽離的“家”能夠適當回到個體的生活中，在家庭倫理中重新增加“家”這一分量，以此使圖二中“蹺蹺板”的右端能夠適度“往下壓”；第二，既然財產保護的個體主義傾向已越來越無法避免，那么，最重要的已經不是要讓所有人接受“同居共財”，而是應該創造一些有利于協商和糾紛解決的機制，使產權更為明晰。做到這一點，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原本將“家產”作為“最后堡壘”而忽視親情的錯誤決斷，并使圖二中“蹺蹺板”的左端能夠適度“往上抬”。以此達致“兩端”的平衡。

（一）個體主義盲目擴張的限制之所以要限制個體主義的盲目擴張，是因為：一方面，個體主義的盲目擴張，除了會造成個人與家分離這一后果外，實際上也如上文討論所顯示的，它還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和法律后果。[15]另一方面，從中國社會現實來看，個體與家的再次“聯合”同時也是時代的需求。首先，在個人和家的關系方面，絕大多數中國人并不可能完全擺脫家而成為純粹獨立的個體，家在很多時候依然是個人重要的社會、情感和精神資源；[16]其次，在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方面，中國的個體化很多時候還沒有在制度上被納入基本權利保護體系（比如戶籍制度、勞動法、社會保障等方面所反映出來的問題），[17]因此家依然是實現個人價值的重要場域。新近一些立法規定實際上已經表現出了對此問題的關注。第一個例子是2012年3月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188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有學者把這一條款看作是對我國傳統法律中“親親相隱”條款的延續和重新發現，同時認為這也是對家的價值的承認。[18]第二個例子是2012年底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8條有關“常回家看看”的規定：“家庭成員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保障贍養人探親休假的權利”。這一條款在2012年草案公布的時候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甚至有人認為這是法律對倫理道德的干預。然而，不得不承認，這一條款的出臺實際上正是對目前盲目的個體主義擴張的回應，同時也是對“尊老”“贍養”等傳統家庭倫理和道德的再次回應。以上兩個新近立法的出現說明，在個體主義盲目擴張的情況下，試圖單靠“家”與“財產”的聯合來維系家庭關系的和諧是遠遠不夠的。傳統中國家庭倫理的一些基本原則必須對“個體主義”形成補充，甚至形成對“個體主義”的修正。只有這樣，才能重塑“家”的價值，①并恢復個人基本的倫理道德。

（二）家產制解體過程中法律指引作用的發揮上述討論已經表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個體主義盲目擴張的背景下，國家曾試圖依靠家產的整體性來維持家庭的完整性。從表面上看，這一做法的一個基本后果是使家產制經歷了一個并不徹底的解體過程。然而，從本質上來看，后果乃是頗為嚴重的：一方面，造成一種假象，讓人誤認為財產乃是維系家庭關系最重要的東西。家人情感、家人間的義務等都不如財產在家庭中的作用要重要。另一方面，當那些所謂“臨界點”或“導火索”（比如拆遷時候的巨大利益）出現的時候，世俗法律對個體主義的肯定（甚至放任）會瞬間加劇個體爭取個人利益的沖動。世俗法律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親手將“家”從原本“家的整體”關系中抽離出去，只留下一個個孤零的個體。甚至還親手將“自己”所最為信賴的、作為最后堡壘的“家產”親自摧毀，讓個體們赤裸裸地處于財產爭奪中無休止的戰斗。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完成上文所提到的第一步，也就是要實現對個體主義盲目擴張的限制，同時實現“家”原則對個體生活的重塑。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個體恢復“克己”的基本倫理，并在家庭環境中合理地主張自己的權利，不至于出現剛剛所提到的那種在沒有“家”存在（而只有個體存在）的情況下個體間赤裸裸斗爭的殘酷景象。其次，既然在維持“家”完整性的過程中，財產并不是第一位的決定要件，那么我們有足夠的信心接受個人對財產權利的主張以及可能會伴隨而來的家產制解體的現實。況且，在人口流動日益頻繁、產權交易日益增多、住房方式日益多樣性的情況下，社會生活對產權歸屬有了更為明晰的要求。在這個時候，法律應該為財產產權的進一步明晰提供更多的事前指引，而不只是事后補救。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是2011年7月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簡稱“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7條：“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由雙方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該不動產可認定為雙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資份額按份共有，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這一條規定在社會上和學界引起了較大的爭議，但很多批評者可能并沒有注意到，該司法解釋正是在直面家庭危機的基礎上試圖通過司法政策和程序指引來引導人們理性行動，同時促進家產制更為和諧穩定轉型的一個重要指針。比如在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出臺后，我們看到了房屋產權“更名熱”等現象，很多人對此很恐慌。然而，這些現象與最高法院出臺該司法解釋的目的恰恰是一致的。一方面，它使得房產權屬不再模糊難辨；[19另一方面，還引導人們在事前通過協商的方式避免以后糾紛發生和惡化的可能。①更何況，該司法解釋并沒有禁止夫妻將財產共同登記在雙方名下，也并沒有禁止父母將房產贈與夫妻雙方。該司法解釋只不過是在程序上提供了一劑對轉型陣痛予以緩解的藥方，而并沒有限制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同時，它也對個體主義的盲目擴張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五、個體化時代的家庭結構

根據第四部分兩點建議，一種新的家庭結構平衡關系可以穩步地建立起來，見圖三。A代表一種新型的家庭財產關系。既不是強制實行傳統的家產制，進而要求所有家庭成員共有財產；同時，也不是強制實行私人財產制，進而要求將財產所有權和經營權確權到個人。而是在現有法律制度的實體規定基礎上，側重從程序上為家庭成員提供公開、明確，且充分、細致的指引和保障，并提供了糾紛解決的管道。以此避免因權屬不明確而持續發生糾紛；同時，避免因個體意識盲目擴張而損壞其他家庭成員的利益以及家庭整體的和睦。①B代表在一定范圍內“家”與“個體”的再次結合，或者說是家價值在個體主義時代的復歸。這并不是說要限制個體的自由，因為個體主義的崛起已經是事實，法律對此也進行了積極的回應。“家”與“個體”的再次結合只不過是在個體崛起過程中強調個人對家庭義務的履行。所限制的只是那些不計后果的、擯棄道德的個體主義的盲目擴張，比如為了財產可以與親人反目、不贍養老人等。C代表在一定范圍內世俗國家法律對傳統“家”原則的重新發現和吸納。以新的《刑事訴訟法》有關不強制親屬到庭作證的條款和“常回家看看”條款為例，說明過去單靠“家”與財產的結合并不是維系家庭關系最好的選擇。家庭關系的和諧穩定終歸是要靠家“人”間關系的和諧來達成的。

總之，當代中國家庭和家庭財產關系的重構必須是一個整體推進的過程，在關注個體權利的同時必須關注家庭價值的意義；既要關注傳統的影響，同時還要立足于當下的社會現實。只有這樣，才能從整體上恢復家庭結構的平衡，同時促進社會和諧。

作者：張劍源 單位：云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