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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為經國之大業，學術乃社會之公器。當前，學術界有識之士為學術不端痛心疾首，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但大家所共識、所期盼的，是有公信力、為學術立規矩的評價標準早日誕生。一些期刊出問題，個別辦刊人違法，這些局部問題不難解決。一條臭水溝容易治理，一條大河的源頭活水絕不能被污染。學術評價是學術發展的指揮棒、風向標，關乎源頭活水的治理和清潔，關乎中國學術發展整條浩蕩大河水質的好壞。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怎樣強調學術評價的重要性，都不過分。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要建設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建立優秀成果推介制度”。中國社科院學術研究實力雄厚，擁有一大批名副其實的名家大家，產出了一大批皇皇巨著和響當當的期刊。

院領導堅決貫徹落實重要講話精神，重視社會科學評價，在全國率先成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而是敢于亮劍，理直氣壯舉起學術期刊評價的旗幟。企業界流行一種說法，三流企業賣產品，二流企業賣技術，一流企業賣標準。這也值得從事精神創造與生產者深思。社會科學研究“國家隊”—中國社科院毅然決然抓學術評價，制訂評價標準體系，既是解決學術不端的急迫需要，更是提升辦院水平和強化辦院功能的需要。說到期刊評價，自然要講到英國人布拉德福發現文獻集中與分散的規律，美國SCI創始人加菲爾德提出“核心期刊”概念。但對國外的理論和辦法斷不可簡單地照抄照搬，亦步亦趨。更何況，美國科學促進會和150多位知名科學家2012年簽署了《關于研究評價的舊金山宣言》，呼吁停止用影響因子評價科學家的研究水平。中國社科院期刊綜合評價指標體系（AMI，三個字母分別代表期刊吸引力、管理力、影響力）提出的一套指標和辦法，既吸收了國外經驗，又考慮到中國國情和中國話語，自成體系。不必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這爛熟的套話描述，用中國成語，八個字便可概括：有理有據，允公允信。這個“理”首先是“理論自信”之“理”，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既指航線，又畫紅線；其次是學理的“理”，要符合學術發展規律、有利于學科建設和期刊發展之“理”，而且是放在歷史長波段中審視，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之“理”。

大數據時代，評刊必須有過硬的數據支撐，空中樓閣注定要塌陷。做到“有理有據”，評價結果自然公正，贏得信譽。學術期刊評價需要多方面發力。AMI的提出和推行，體現了四種力量交互作用、達到平衡以至逐步接近科學的結果：一是爭取期刊主管部門的指導；二是依靠文獻計量研究專家浩繁的數據統計與分析；三是依靠學科專家長期積累的判斷；四是“知己知彼”的辦刊專家積極參與。四方合奏，將奏出和諧樂章。AMI在“核心期刊”之上，再設“權威期刊”和“頂級期刊”兩個等級是有意義的。期刊評價既要把所有的期刊劃等分級，也要評出中國期刊的排頭兵、領跑者，以收拔尖出萃、尋峰問巔之效。《中國社會科學》當年創刊，胡喬木就提出辦“龍門刊”的獨特概念和高標準，能夠在上面發一篇文章，如同鯉魚跳龍門。在“核心期刊”上再設兩個層級，體現了對社科院往哲先賢學術傳統的繼承。對當前文藝創作的評價是有“高原”缺“高峰”。這個判斷也適合對學術期刊狀況的分析。AMI所做的種種努力，就是要催生更多具有“高峰”意義的期刊出現在學術界。

作者：  龍協濤 單位：北京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