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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對于傳統的實體店交易，網絡食品交易的環節及參與主體類型均較多，疊加網絡交易的虛擬性、跨時空性、跨行政地域性等特點，導致網絡食品交易的法律關系非常復雜，監管效果并不理想，侵犯消費者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網絡食品交易給政府監管帶來了新課題、新挑戰。筆者認為，網絡食品交易安全治理不是政府監管機構所能獨立完成，而應當以政府監管為主導，強制第三方網絡食品交易平臺建立完善的網絡食品交易信息數據庫并賦予其部分“準監管”權利，同時完善網絡信用管理機制建設，對網絡食品經營者進行信用分類監管，引導行業協會及消費者積極參與，方能達到比較理想的綜合治理效果。

關鍵詞：網絡食品交易安全；綜合治理；第三方網絡食品交易平臺；信用分類監管

2018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7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5.8%，較2016年底提升了2.6%，比全球平均水平高4.1%[1]。隨著互聯網絡的快速普及，網絡塑造的社會形態進一步加強，其中，網絡銷售及網絡購物發展迅猛，食品交易也裹雜其中，并呈現出重要的獨有的特點。互聯網交易迅猛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虛擬性特點突破了傳統交易模式的時空局限性，節約交易成本的同時擴大了規模。但是，這一突破為食品交易安全監管帶來許多難題與挑戰。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問題備受社會關注，消費者對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信心還比較脆弱。網絡食品交易作為一種新型的經營業態，如果監管不到位，勢必會增加全社會對網絡食品的憂慮，甚至危及這一新興業態的發展。

1網絡食品交易的新特點及其牽涉法律關系的復雜性

1.1網絡的虛擬性使得網絡食品交易呈現出新特點

網絡交易不亞于一場革命，完全顛覆了傳統的食品交易模式，極大地推動了食品交易的發展。一方面，網絡食品交易極大地拓展了經營活動與消費活動的地域范圍；另一方面，網絡食品經營者的營業時間與場所與消費者的消費時間與所處場所無需一一對應，節約了雙方的時間和精力，極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但正如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網絡食品交易的虛擬性也給消費者、政府監管部門帶來了新的困惑或挑戰。網絡食品交易的特點表現為：第一，網絡食品交易模式具有虛擬性。網絡店鋪無需實體店，經營成本大大降低，有時候只需要一臺電腦、一部手機和少量的押金就可開一家網店，這給消費者維權、政府監管帶來一定的阻礙；第二，網絡食品交易的標的具有不確定性。在網店中，消費者看到的只是食品圖片及語言描述，消費者不能真實感受或試用食品，對同種類食品也不可以進行特定選擇，其在網絡上看到的食品與實際所收到的實物相比，差別可能是極大的；第三，網絡食品的推廣與宣傳信息具有誤導性。網絡食品交易中，消費者喪失了通過感受食品的真實情況進行初步鑒別和判斷的權益，只能通過網絡食品廣告來決定是否消費。食品經營者往往會利用極富誘惑力的圖片及宣傳用語、低廉的價格、好評如潮等方式或手段，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望，而置誠實信用于不顧，產生了許多欺詐現象[2]。第四，網絡食品交易增加了配送環節，配送用具是否清潔、配送過程無法有效監控[3]，使網絡食品安全風險進一步增加。

1.2網絡食品交易的法律關系更加復雜

與傳統的食品交易相比，網絡食品交易的經營主體和經營環節增加，涉及食品信息、第三方網絡食品交易平臺（以下稱“第三方交易平臺”）、線上線下結算、物流配送等環節，各環節參與主體之間形成多種不同的法律關系。其中，食品信息涉及廣告主（生產者與銷售者）、廣告經營者（廣告的設計者、制作者）、廣告者（第三方交易平臺）之間的廣告法律關系；消費者從網絡上選擇食品到實際取得食品會涉及到食品生產者、食品銷售者、第三方物流配送者、消費者之間的買賣、委托、運輸等法律關系；網絡食品對價支付涉及網絡食品經營者、第三方物流配送公司、第三方支付平臺、消費者之間的委托收付款法律關系；除第三方支付平臺和消費者外，網絡食品經營者、廣告經營者、第三方交易平臺、第三方物流配送公司對于網絡食品交易安全均負有一定的職責，與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之間存在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關系[4]?；谝陨峡芍?，網絡食品交易安全問題所牽涉的主體更多、法律關系更加復雜，疊加網絡食品的虛擬性和跨行政管轄地域性等特點，對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行政管轄、案件調查、證據固定、行政處罰、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帶來一系列新問題[5]，食品安全監管難度更大。

2網絡食品交易安全問題的表現

2.1網絡食品信息的不完全性及虛假性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

對于消費者而言，食品包裝上的商標、產地、生產日期、保質期、成分、生產廠商等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構成買賣雙方契約條款的有效部分。但是網絡銷售的食品很多情形下不展示食品的外包裝以及外包裝上依法應當注明的各種信息，而是通過過分渲染的圖片及文字宣傳誘惑消費者。常見的網絡食品交易虛假信息有：服務信息不存在、宣傳與實物不符、夸大效果、虛構或者無法驗證的信息作為證明等[6]。比如，某消費者看到電商平臺上一家售賣酒水的店鋪打出茅臺酒“全年最低價、超劃算、原價1518元，促銷價926元”的促銷廣告，于是買下了24瓶茅臺酒，總共花費2萬多元。幾個月后，又見這家店鋪在促銷五糧液，并且又打出“全網銷冠、年度最低價、原價1500元，促銷價618元”的促銷廣告，于是又購買了26瓶。但是，該消費者后來翻看該店鋪銷售記錄時，發現茅臺酒的最低成交價為899元，五糧液的最低成交價為598元[7]。同時，消費者一般通過網絡評論來判斷網絡食品的質量或服務狀況，但網絡評論很容易被操縱，比如，有的銷售者為了提高銷量，會通過返利等名目“購買”消費者“五星”好評，消費者受利益誘惑，也會給出與網絡食品真實情況不一致的好評；食品經營者甚至會雇傭“網絡水軍”制造好評。

2.2消費者安全權可能受到侵害

網絡食品屬于信息產品范疇，網絡的虛擬性決定了網絡食品交易標的物的不確定性。網絡食品中的假冒偽劣、添加有毒有害物質、出售過期變質食品以及營業場所衛生狀況差等問題威脅著消費者的生命及財產安全，經常見諸報端或為消費者投訴。網絡食品交易中，消費者事前無法真實感受所購買的食品，消費者識別網絡食品質量安全的成本遠高于該成本帶來的收益，因此，大多數消費者會放棄識別網絡食品的質量安全[8]。某消費者在某網上購物商城的一個旗艦店看到原裝進口的臺灣茶葉，進店查看了證書以及商品詳情后，一次性購買了49罐。但是收到茶葉時卻發現，沒有中文標簽和衛生證書，更沒有出入境檢驗檢疫的證書，連生產日期都找不到[9]。在傳統的實體店交易中，消費者選購食品后，自己保管、攜帶，而網絡食品銷售后是通過第三方物流公司等流通渠道將食品轉交至消費者，增加了一個第三方物流公司保管和運輸的環節，這一交易環節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監管，也會增大食品交易安全風險。另外，近年來網絡自制食品非常流行，包括蛋糕、巧克力、臘肉等，經營者打出“無添加、純手工、綠色有機……”等宣傳，但是，這些經營者是否有經營資質，工作人員是否經過健康檢查，經營場所是否合格，均無法有效驗證，凸顯網絡食品交易監管的空白地帶。

2.3消費者求償權可能受到侵害

消費者求償權受到侵害主要體現為網絡食品交易退貨難?！断M者權益保護法》第25條規定：“經營者采用網絡、電視、電話、郵購等方式銷售商品，消費者有權自商品收到之日起七日內退貨，且無需說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費者定做的；（二）鮮活易腐的……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據商品性質并經消費者在購買時確認不宜退貨的商品，不適用無理由退貨。消費者退貨的商品應當完好。”基于此，各大網絡運營商就直接將食品交易的“七天無理由退貨”排除在外。1號店退換貨政策總則中規定，食用類商品在消費者簽收后不予退換貨，但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機構公告的有質量問題的商品除外，具體包括母嬰食品、進口食品、食品、飲料等不享受“7天無理由退貨”政策[10]。亞馬遜退換貨政策規定：食品類商品、酒類商品等在消費者簽收后不享受“7天無理由退貨”[11]。網絡食品從消費者選擇購買、經營者出庫發運、物流公司運轉交付需要一定的時間，這期間食品質量可能發生變化。在收貨時，可能因為消費者的無法親自收貨、物流配送人員時間緊急等原因，消費者沒能當場打開外包裝查驗食品的安全性、外包裝的完整性等，況且有些食品的質量是否存在問題并不是憑肉眼所能辨識的。而且，對于食品來說，受其自身性質的制約，如果不打開外包裝就無法知道其質量好壞，而一旦打開外包裝，受網絡食品退換貨政策約束，消費者的求償權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得到有效實現。

2.4第三方交易平臺信息審核流于形式

第三方交易平臺對于網絡食品經營者的基本信息和日常商業行為的管理承擔著重要職責[12]。但是，在網絡店鋪上卻很少看到網絡食品經營者的營業執照、食品衛生許可證等相關信息，更少看到網絡食品經營者依法應當提供的健康證明和定期的健康檢查報告，第三方交易平臺對食品經營者管理的嚴重缺位[13]，導致網絡食品經營者良莠不齊。究其原因，網絡食品經營者數量龐大，第三方交易平臺對食品經營者資質、信息的審核管理工作量大極大，為降低管理成本高，第三方交易平臺對入駐的食品經營者的信息審核與日常管理流于形式，缺乏配套的處罰機制，使得網絡食品銷售市場環境惡劣和質量得不到有效保障。2016年“3·15”晚會央視記者曝光的“餓了么”事件：網上登記地址與實際經營地址不一致，真實小作坊的惡劣經營環境也與網絡圖片中寬敞明亮的廚房形成鮮明對比[14]。另外，網絡食品銷售商自我約束能力不足，證照缺失、無證經營成為網絡食品銷售行業的常態，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這一現象從網絡自制食品中就可見一斑。相對于實體店交易，網絡食品交易因其具有隱蔽性和虛擬性的特點，虛假信息更多、維權更難，監管部門對線上食品的進貨渠道、加工場所、配送運輸等方面的監管難度增加[15]，使得網絡食品交易安全問題突出，亟待解決。

3保障網絡食品交易安全需要建立綜合治理體系

如今，立法、司法、執法、學術研究界達成一個基本共識，網絡市場治理必須突破政府一元管理、單方面管理的思維定式，更多強調多元化的參與，不僅包括政府監管，也包括行業自律、企業自治、消費者參與等諸多因素[16][17]。網絡食品安全治理涉及的主體多、關系復雜、數量龐大，加之互聯網交易獨有的特點，單純通過政府監管或市場調節的方式都不會取得最佳監管效果，政府和非政府合作型的監管手段才能獲得理想的治理效果[18]。國家領導人提出要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加快建立科學完善的食品藥品治理體系”[19]。當前對“治理”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全球治理委員會在1995年發表的《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指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20]。治理問題的提出意味著傳統的、由政府自上而下實施權力的單中心、傳統的統治過程，已經日益被多中心、多向度互動協調的治理過程所取代，國家內部與外部不同組織、制度與行為主體之間的關聯性、相互依賴性越來越緊密”[21]。長期以來，我國在食品安全問題上，無論是觀念形態還是制度設計上主要在完善政府監管體制上濃墨重彩，而忽視了治理體系的建立和完善[22]。面對政府超強監管可能出現的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和社會失靈，政府已經開始接受學界觀點和外國政府的多元治理理念，但是，面對網絡食品交易這一新興業態，我國政府的多元治理理念、實踐及經驗都處于摸索的起步階段。政府必須尊重市場、社會作為一種治理力量的存在，必須考慮與市場、社會共生共進的關系。伴隨飛速發展、龐大的互聯網及其前所未有的、駭人的影響力，網絡食品出現諸多的新現象、新問題，單靠政府、互聯網平臺、社會任何一方力量都難以有效解決，必須推動政府、互聯網平臺、社會的協商合作，就需要把網絡市場監管中的各方關系建立在“治理”的基礎上[23]。

4建立網絡食品交易安全治理體系需要明確的主要問題

4.1建立網絡食品交易安全治理體系，政府主管部門應當發揮主導作用

推動網絡市場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政府關注網絡市場監管的重點問題[24]。政府是公權力的天然代表者，和傳統的市場監管一樣，網絡食品交易安全治理中，政府當然應當發揮主導作用。但是，從廣義的“大監管”觀以及治理體系構建的角度出發，政府監管需慎重考量介入網絡食品交易的尺度和方式[25]。政府監管部門應運用代表國家公權力的天然優勢，合理調動各種可用資源，增加與其他網絡食品交易參與主體之間的持續協調和互動，重視社會層面主體的監管作用，構建社會化、市場化、民主化的食品安全監管平臺[25]。當前，政府監管部門應把建立、完善網絡食品交易安全治理體系作為自己的工作重心之一，而不應把全部的資源投入到監管第一線、放在單靠自身力量無法有效完成的具體監管工作中。網絡食品經營者、第三方交易平臺等作為市場經濟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經濟理性的體現，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帶來了無序競爭等負面因素。政府監管部門有必要建立制度機制去約束其行為，并引導其實現自律。政府監管部門還應督促食品行業協會實現良好的自律管理。德國政府鼓勵具有行業自治性質的組織發揮獨立而具體的作用。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德國逐漸形成了政府監管和同業公會監管并行的雙軌制，政府通過法律授權同業公會制定更為具體的事故預防規程，而同業公會也會為企業提供事故預防的培訓和咨詢工作[26]，通過自我監管規范行業發展。賦予食品行業組織監管主體功能而非只是監管對象或權利空白的陪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的信息不對稱難題。同時，政府不可忽視網絡時代社會監督的力量。網絡為政府監管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同時也對政府監管帶來了挑戰[27]。一方面，消費者獲取信息的渠道增加，權利意識增強，若政府信息公開不全面、不及時，應對食品安全事故不得力、無效率，則容易導致消費者對政府的不信任。加之，扁平的、非線性的網絡傳播關系是滋生謠言的“溫床”，海量信息的傳播使得辨真去偽的成本太大，因此，互聯網時代輿論危機更易爆發[28]。因此，政府監管部門應充分重視社會監督力量，制定網絡食品安全預警及食品安全危機應急處理機制，為社會監督網絡食品交易安全提供紓解渠道?？傊诰W絡食品交易安全治理中，政府監管部門應著力構建市場主體自律、業界自治、社會監督、政府監管互為支撐的綜合治理體系，充分發揮社會多元共治的作用[29]。

4.2第三方交易平臺是網絡食品安全治理體系中的天然中堅力量

傳統的食品交易在單一有形的物理空間進行，政府監管機構可以掌握相當的信息主動權[30]；而網絡食品交易中，政府監管機構、第三方交易平臺、食品經營者、消費者存在于多維、虛擬化的時空，這一特點給政府監管帶來了全新的挑戰。第三方交易平臺通過匯總交易數據流而成為交易中心，占據了管理網絡食品交易秩序的天然優勢。政府監管機構由于不掌握交易數據和履約動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監管基礎。網絡食品交易數據是第三方交易平臺的核心和商業基礎，基于商業秘密等考慮，不愿意將該數據開放給政府監管部門。當然，政府監管部門有權運用其執法權要求第三方交易平臺打開數據庫，但是一方面第三方交易平臺數量眾多，另一方面每一平臺都儲存有海量的食品交易數據信息，加之網絡食品交易的多方主體分處不同行政區域、甚至不同國別等因素，政府監管機構基于執法資源以及管轄區域的限制，根本不可能獨立完成網絡食品交易的監管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把監管網絡食品交易市場的部分監管權限“讓渡”給第三方交易平臺、食品行業協會等第三方主體。與此同時，第三方交易平臺應不斷完善網絡食品交易的大數據信息，為政府執法監管、司法協助提供基礎以及為消費者維權提供便利[31]，更主要的是為網絡食品交易安全多元綜合治理體系的構建信息共享平臺以及監管平臺。《食品安全法》將網絡食品自營電商與第三方交易平臺提供者區分開來。京東自營、天貓超市等自營電商相當于線下超市的線上版，可以比照傳統政府監管方式監管。而第三方交易平臺提供者則被納入兩條特殊監管條款，第一是《食品安全法》第62條規定的第三方交易平臺提供者應當對入網食品經營者進行實名登記，依法應當取得許可證的，還應當審查其許可證，明確了管理責任[32]。第三方交易平臺提供者發現入網食品經營者有違法行為的，應當及時制止并立即報告所在地縣級市場監管部門；發現嚴重違法行為的，應當立即停止提供網絡交易平臺服務。這一規定可以視為法律賦予網絡食品交易平臺以“準監管”的義務[33]。第二是《食品安全法》第131條規定了第三方交易平臺違反“準監管”義務時，對消費者應承擔的連帶法律責任。基于上述法律規定以及第三方交易平臺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第三方交易平臺需要樹立風險意識，應在其內部建立專門的法律及技術審核團隊，對網絡食品經營者、入網食品品類、來源地及來源國別等風險因子進行食品安全風險預估，建立相應的監管措施，切實履行網絡食品交易安全的準監管義務[34]。

4.3建立網絡信用管理機制，對網絡食品經營者與消費者實行信用分類監管

互聯網經濟時代，非面對面、遠距離的經濟活動急速擴張，如何了解交易對手的市場信譽、履約能力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此情況下，社會信用管理機制的建立就顯得極為重要。具體到網絡食品交易安全領域，完善的市場信譽體系能有效傳遞市場信號、降低交易成本、增強信息對稱，維持良好的交易秩序。根據KMRW聲譽模型，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不完全信息對均衡結果有重要影響，合作行為在有限次重復博弈中會出現，只要博弈重復次數足夠多[35]。因此，市場信用體系的建立與完善首先需要雙方交易的重復性，其次需要嚴懲交易中的欺騙行為。但是，我國網絡食品交易市場的特點是：網絡食品經營的主體不固定，一方面存在網絡店鋪、微信商務、網絡直播推銷等多種網絡經營形式；另一方面，網絡食品經營出問題后，重新申請賬號，改頭換面重新入場經營，無法鎖定經營者的身份，也無法對交易中的欺騙行為進行懲罰，因此，我國網絡食品交易信用管理機制遲遲不能有效建立并完善?！镀髽I信息公示暫行條例》規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推進、監督企業信息公示工作，組織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的建設。2018年8月31日頒布的《電子商務法》第86條的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有本法規定的違法行為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記入信用檔案，并予以公示[36]?！毒W絡交易管理辦法》規定，縣級以上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建立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信用檔案，根據信用檔案的記錄，對網絡商品經營者、有關服務經營者實施信用分類監管。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或立法觀點，我國政府相關部門應建立完整的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對經營企業建立信用檔案并依據其市場行為實施信用分類監管。筆者認為，在網絡食品交易安全治理中，所有網絡食品經營者都應當做到實名制注冊，消費者在每筆交易前，不一定必須看到其真實的身份，但是都可以通過便捷的途徑來識別網絡食品經營者的市場信譽情況，交易完成后可以便捷地對其信用做出評價。政府相關部門應結合網絡食品經營者的市場表現對其信用狀況進行綜合量化評價，確定其在市場中的信用等級，對失信企業要增加監督檢查力度；對嚴重失信企業，列入黑名單，重點監控，并不定期開展檢查和監督抽驗；同時，對失信企業和嚴重失信企業，形成網絡食品經營者的“負面清單”，監管部門要對重點監管對象做出預警并加強督察[37]，要求其他企業和消費者對其失信行為做出防范。

筆者反對要求網絡食品消費者進行實名驗證，這種做法不可取，也不可行。因為，網絡食品的消費者大多數都是自然人，出于保護隱私的防御心理，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個人信息等隱私暴露給素未謀面的網絡賣家。如果強制要求網絡食品消費者實名制，必然會損害網絡食品交易的成長，甚至扼殺這一新產業形態。但是，一些消費者在網絡上使用侮辱性、誹謗性語言或者明顯違背事實進行評價的行為確實存在。筆者認為，對于自然人消費者可以實行前臺匿名、后臺實名的做法，一方面有效保護消費者的個人隱私，另一方面對一些惡意消費者進行后臺監控，并作分類監管。網絡刷單、刷信譽、刷好評、惡意評價、惡意刪帖等行為是互聯網經濟的“毒瘤”，不僅直接侵犯其他經營者的利益，也侵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破壞網絡經濟生態秩序的均衡發展[38]，嚴重阻礙網絡信用評價體系的建立。當前對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主要是通過行政處罰、不正當競爭訴訟、軟性行業自治等方式給予事后性制裁。但是，應當注意到，網絡刷貼、刪帖行為已經職業化、專門化，甚至形成了產業鏈。對于嚴重破壞互聯網經濟秩序的行為，一些地方法院已按照非法經營罪或破壞生產經營罪判處刑罰。但是，破壞生產經營罪的屬性是財產犯罪，無法直接保護消費者權益、網絡市場競爭秩序等。非法經營罪本身早已深陷“口袋罪”的陰影中，將網絡刷單、惡意虛假評價擴張解釋為非法經營行為很牽強。因此，有必要參照《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2條、《電子商務法》第39條的規定，在刑法“擾亂市場秩序罪”類罪中增設“破壞網絡市場信用評價罪”，對網絡刷貼、刪帖行為情節嚴重的行為給予刑事制裁[39]。相對于實體經濟，網絡市場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高級形態，網絡環境的透明性、互動性、及時性等特點，使得網絡市場更具可能實現信用監管。信用監管歸根到底是要借助網絡監管平臺整合各類經營主體的信用信息，進而建立統一規范的網絡市場主體信用管理系統，其重點在于建立信用信息的歸集制度、獎懲制度、公示制度和評級制度[40]。另外，網絡信用體系的建立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單靠政府部門的力量顯然難以完成并達到良好運轉的目的，因此，國家應建立并完善第三方信用評級制度，支持依法設立的信用評價機構開展電子商務信用評價，向社會提供電子商務信用評價服務?！峨娮由虅辗ǎú莅溉螌徸h稿）》第38條的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當建立健全信用評價制度，公示信用評價規則，為消費者提供對平臺內經營者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進行評價的途徑。

5結語

網絡食品交易呈現出的新特點及法律關系的復雜性決定了其交易安全治理需要政府、第三方交易平臺、行業組織、消費者等多方主體通力合作[41]，通過服從正式的制度、規則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能采取聯合行動，形成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堅持依法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的總體思路，創新網絡食品安全治理體系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

作者：尹紅強1單位：北京交通大學中國產業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