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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學通訊雜志》2015年第四期

2004年，加拿大國家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合并為“加拿大國家圖書檔案館”（LibraryandArchivesCanada,簡稱LAC），其所代表的圖書情報檔案一體化發展理念及數字資源整合服務模式，成為學術界探討的重要議題。加拿大國家圖書檔案館合并的初衷，在于整合國家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的資源、館藏、技術、服務等，以完整地保存數字時代加拿大的國家文化遺產[1]。這一合并行為是在加拿大文化遺產部直接推動下開展的，但在保存文化遺產方面的相近傳統及機制[2]，卻是其最后實現實質性融合的基礎。加拿大檔案館保存文化遺產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加拿大前聯邦時期。本文運用相關史料，結合加拿大公共檔案館的起源及早期發展過程，從文化層面深入剖析加拿大公共檔案館早期發展的時代背景、運行模式、管理制度等基本內容，為我國當前的公共檔案館建設提供參考。

1前聯邦時期加拿大省級檔案工作的思想文化源頭

1867年加拿大聯邦成立之前，加拿大省（ProvinceofCanada）和新斯科舍省（NovaScotia）的檔案工作頗具影響。在加拿大省，1824年成立的魁北克文學與歷史學會將“關于加拿大史的歷史研究及文獻的恢復與出版”作為唯一的目標。1832年起，魁北克省議會給予該協會系列資助，以支持其開展積極的研究與出版活動。[3]歷史學家埃金斯（ThomasBeamishAkins）在新斯科舍省開展的檔案工作更加引人注目。1841年，他曾“建議成立一個保存（新斯科舍省）殖民地檔案的基金會”。1857年5月，埃金斯被任命為“新斯科特舍省公共文書局局長”，除了收集本省檔案文獻之外，還從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馬薩諸塞州等地抄錄了大批歷史文獻。與此同時，在公共財政允許的條件下，埃金斯開始對他從各個政府機關收集來的文獻進行整理編目。他整理編制的檔案文獻匯編、目錄索引等檢索工具，一直被沿用到1976年。埃金斯對加拿大乃至整個北美地區公共檔案事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他被譽為北美檔案工作者的先驅。[4]加拿大省、新斯科特舍省開展的檔案收集與整理活動，基本是獨自進行的，不過這些早期的探索性活動，都深受歷史協會或歷史學家的影響，因此相應的檔案機構不僅收集官方的政府文件，還搜集反映當地歷史的私人材料。這與英、法等國的檔案保管策略迥異。關鍵的因素在于，從16世紀就淪為英、法殖民地的加拿大，本國所保存的檔案文獻非常少，因此早期的加拿大歷史學家和檔案學家渴望能全面收集反映加拿大歷史的所有資料。加拿大省和新斯科舍省所開創的全面收集公共文件和私人材料的做法，為后來聯邦層面的加拿大檔案分部所承襲，成為加拿大檔案工作的一大特色。

2文化功能與政府文件管理職能的失衡：檔案分部與文書分部的競爭

1871年，加拿大國會批準農業部籌建“檔案分部”（ArchivesBranchoftheDepartmentofAgri-culture）。1872年6月20日，道格拉斯•布里姆納（DouglasBrymner）被任命為農業部“高級二等書記（SeniorSecondClassClerk）”，以創建全國范圍內的檔案館系統。這就是加拿大國家檔案館的最早組織源頭。[5]由于當時的農業部掌管“藝術及制造業”，因此檔案分部繼承了加拿大省和新斯科特舍省的檔案工作傳統，對具有歷史研究價值的文獻史料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這與當時加拿大聯邦初創的特殊時代背景、文化傳統也有密不可分的關聯。18世紀中后期，早期的加拿大歷史學家們在重構加拿大史的過程中，就認識到官方記錄的寶貴價值。19世紀中葉開始，加拿大的國家主義思潮開始顯現。1867年加拿大聯邦的成立，在帶來國家建設熱潮的同時，也產生了如何整合各省間相對獨立的歷史傳統的文化難題。由于缺乏系統的公共記錄、手稿等檔案資源的支撐，導致加拿大在構建完整準確的加拿大歷史、推進文化及民族認同等方面困難重重。[6]1870年底，亨利•霍珀•邁爾斯（HenryHopperMiles）在魁北克文學及歷史學會發表了著名的“論加拿大檔案館”（On‘CanadianArchives’）的演講，對當時加拿大分散保存政府公共文書、檔案的現狀及其危害進行了……，并認為應當“……有一個便利的制度體系為這些檔案記錄提供安全的保管并為學術研究、未來參考等提供利用服務”。[7]檔案分部的第一任館長布里姆納上任伊始延續了前聯邦時期的海外檔案文獻收集計劃，繼續對英國、法國等地的有關加拿大的檔案文獻進行抄錄，這些文獻成為加拿大早期檔案文獻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布里姆納（1872-1902年任館長）時期的檔案分部經常面臨資金匱乏、庫房不足等內部壓力，而來自國務秘書處（DepartmentoftheSecretaryofState）文書分部（RecordsBranch）和國會圖書館（Libraryofparliamentary）的巨大外來壓力，則更為深刻地影響了檔案分部職能的演化與發展。文書分部代表的是另一種傳統：即政府應當出于行政或法律目的而保存其重要的公共記錄，而不論這些記錄是否能夠用于公共研究。[8]1867年加拿大聯邦成立后，國務秘書處被賦予傳統的“保存所有的國務文書和文件并保證其不被轉移到其他部門”的總體責任。這個部門的首份報告（1869年）列出的職責之一就是“對檔案進行安全的保管和分類”。與檔案分部的做法不同，文書分部只關注政府部門形成的現行文件和非現行文件等官方記錄，對于歷史文件不予重視。而從后來文書分部的工作報告來看，它很少且幾乎不涉及它的業務活動，只注重保存自己部門所產生的記錄，未能履行公共文書局（PublicRecordOffice）[9]的職責。不過，文書分部的存在，使得檔案分部無法收集到當時加拿大政府機關保存的各種官方文件，也無法完整地履行作為聯邦層面檔案管理機構的使命，從而嚴重影響著社會對檔案分部的認同。因此，1882年5月，國會眾議院建議將檔案分部收集的所有文獻永久地保存在國會圖書館。一旦該建議實施，無疑將會對剛剛起步的加拿大檔案事業造成巨大的損失。文書分部的存在，是檔案分部最大的競爭對手，而國會圖書館提出的議案則可能使檔案分部的長期努力化為泡影。歸根結底，在于檔案分部成立之初沒有得到聯邦政府明確的授權，也沒有形成自身的愿景和使命，從而使得它很難從一個部門檔案機構（機關檔案室）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檔案館。一旦檔案分部的工作進展緩慢，就極易招致各方的非議而陷入困境。面對來自文書分部和國會圖書館的競爭性壓力，布里姆納融合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檔案實踐并結合自身對研究需求的觀點，形成了一個加拿大特色的公共檔案館理念。[10]他在1882年的檔案分部年度報告里將這一理念描述為一個“高貴的夢想”：加拿大檔案館是大英博物館、英國公共文書局與歷史手稿委員會三個機構組織與功能要素的集合，“它的特殊使命就在于獲取所有的原始資料，包括私人與公共的，這些文獻能夠使加拿大的社會史、商業史、市政史以及純粹的政治史變得更加清楚”，“……關于英屬北美的歷史，每一份與之相關、甚至第一眼看上去只是間接關系的文獻，都應當能夠在檔案分部找到”。布里姆納不僅成功化解了當時檔案分部的生存危機，其公共檔案館理念更受到史學界的極大關注和支持，為此后加拿大檔案事業在制度上解決發展瓶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檔案分部、文書分部的合并及公共檔案館體系的萌芽

由于國務秘書處文書分部沒有履行公共文書局的職責與權限，使不少政府機構的官方歷史記錄沒有得到妥善保存。隨著這些記錄積累到一定階段，就會造成各機構文件存儲空間的緊張，從而為政府公共記錄管理活動的萌芽提供了契機。1904年5月16日，阿瑟•喬治•道蒂（ArthurGeorgeDoughty，1904-1935年任館長）被任命為“自治領檔案館館長兼公共文書局局長”，并被授權將檔案分部和文書分部合并為一個機構。1912年，公共檔案館法（PublicArchivesActin1912）通過后，檔案分部脫離農業部成立一個獨立的機構，并更名為加拿大公共檔案館，從而在法律上獲得正式身份。公共檔案館館長為副部級崗位，通過國務卿向國會提交工作報告。[12]這標志著加拿大公共檔案館解決了來自政府內部的制度生存危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道蒂在他近30年的任期內，繼承并發揚了布里姆納的檔案理念，將檔案分部逐步引入公共檔案館的發展軌道。他的主要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實施更為積極主動的館藏發展計劃在海外檔案收集方面，道蒂積極拓展海外檔案收集工作的范圍，從原來的英國倫敦和法國巴黎兩地擴大到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國等，并主動聯系所有曾在加拿大任職過的前任總督及其后人，獲得了大批重要的個人文書、家族文獻和藝術品。在國內檔案文獻收集方面，道蒂將加拿大各省有關自治領的重要歷史記錄逐步集中到渥太華，使公共檔案館的館藏數量和結構進一步優化，提升了公共檔案館在聯邦層面的影響力。1904年檔案分部僅有3155卷的館藏資源，經過他30年的任期，已經擁有500000卷的手稿、文件與手抄本，30000幅地圖，20000張照片，40000冊圖書和10000本小冊子。[13]

3.2探索多元化的檔案公共服務方式（1）推動建立了“歷史手稿委員會”（HistoricalManuscriptsCommission，1907年）、“歷史文獻出版委員會（HistoricalDocumentsPublicationBoard，1917年）”，推進檔案文獻全文的編纂出版工作，提升檔案文獻服務層次。在這些機構的大力支持下，《加拿大憲法史（1759-1791）》、《加拿大及其行省》等重要歷史文獻出版物先后問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2）積極與高校的歷史學者建立合作，為其開展學術研究提供館藏和研究室。1922-1940年間，加拿大公共檔案館幫助女王大學建立了一個“加拿大歷史研究學院”（SchoolofResearchinCanadianHistory），每年暑期都在檔案館開設一門研究生課程。此外，加拿大各地大學的史學研究者們來到渥太華公共檔案館利用檔案，使其成為推進學術研究、思想交流、職業組織、學術出版的聚會場所。[14]這些工作提升了檔案館的知名度，為公共檔案館向加拿大各地區逐步推進奠定了基礎。

3.3初步構建了加拿大的聯邦、省、地區三級公共檔案館體系為了從各地收集具有國家意義的檔案文獻資料，道蒂在蒙特利爾、魁北克、三河市（Trois-Riv-ières）、圣約翰和哈利法克斯等地建立地區性的檔案館分支機構。在魁北克，檔案館分支機構的工作是抄錄教會、公證及司法檔案，而其他地方則是簡單地采集或報告新發現的檔案材料。然而，這些檔案館分支機構將各地檔案文獻送往渥太華集中保管的行為，卻受到了源自地方主義的加拿大認同傳統的有力挑戰。為此，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圣約翰和哈利法克斯的檔案分部機構通過建立自有館藏和閱覽室等舉措，向當地民眾提供更完整的檔案服務，并逐步完成了機構轉型。與此同時，在加拿大濱海諸省，創建分工明確的聯邦、省級和地方三級公共檔案館體系的探索性活動也逐步展開起來。[15]不過，協調檔案分部與文書分部的工作理念，并實現兩者在功能上的實質性合并，卻沒能在道蒂任期內實現。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文書分部與檔案分部的機構合并，未能解決政府機構的官方文件向公共檔案館定期移交的制度障礙。1912年的公共檔案館法雖然加強了公共檔案館的任務，并且賦予檔案館館長管理政府文件的權力。然而，這種權力沒有強制執行力，也缺乏有效的機制實現政府文件從政府機關向公共檔案館移交的程序化、常態化。在道蒂的最后一個十年任期（1925-1935年）內，只有加拿大郵政局（PostOffice）和總督辦公室（GovernorGeneral'soffice）向公共檔案館移交了大量的文件。第二，在新成立的公共檔案館內部，強調檔案館文化功能的傳統占據了主導地位，未能對政府文件管理給予足夠重視，又缺乏政府文件管理的經驗和準備。因此，任期長達30多年的道蒂沒能利用曾經一度有利的環境發展其“公共文書局”的職能，使得公共檔案館保存政府文件的職能一直未能有效開展，而他的繼任者古斯塔夫•蘭科特（GustaveLanctt）由于處于長期戰爭和財政極度緊張的狀況，基本繼承了道蒂的檔案館政策，也未能實現這一轉型。

4結論

加拿大公共檔案館在經過幾十年的早期發展之后，實際上已經處于一個發展的十字路口。加拿大檔案館傳統中的缺陷———過于重視歷史文化資源而忽略政府公共文件保存的傳統，深刻影響檔案館的長遠發展。然而，歷史地看，加拿大早期公共檔案館的發展模式也是當時加拿大檔案界所能走的最佳路徑。首先，加拿大聯邦成立之初，加拿大本國保存的檔案文獻非常少，為了提升國家文化的認同度，亟須從英國、法國等地收集年代久遠的檔案材料，并且當時尚無復制設備和技術，只能依靠手工抄錄等方式復制這些早期的檔案，因此，在人力、物力非常有限的環境下，優先開展歷史檔案的收集而將政府機構保存的現行文件擱置一旁是不得已的選擇。其次，無論是早期的魁北克文學與歷史學會，還是掌管“藝術及制造業”的農業部，乃至自治領檔案館的前兩任館長，都有著濃厚的歷史研究情結，因此無論是公共文件還是私人文件，只要涉及加拿大歷史并具有學術研究價值，他們都會盡可能全面地加以收集。這也使得早期加拿大檔案館的公共服務工作主要還是局限于為歷史學家們提供（檔案資源方面的）研究指導和幫助。事實上，正如加拿大公共檔案館第五任館長威爾弗萊德•艾•史密斯（WilfredI.Smith）所說：“既然聯邦政府開始于1867年，那么在幾年之內要把它的文件看成是檔案是不現實的。”

這或許是早期大多數加拿大檔案工作者的文化心態。最后，早期加拿大公共檔案館廣泛收集歷史文化資源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保存加拿大整體文化遺產的重任，而其花了近一個世紀積累起來的豐富文化收藏，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后成為加拿大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和國家美術館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加拿大公共檔案館早期發展模式，是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與文化背景，因而也使得加拿大檔案事業在國際檔案界具有鮮明的特色。

作者：譚必勇 單位：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