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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作家評論雜志》2015年第四期

欲望一詞，并非一定是貶義。欲望是人的生命能量之源，是人的生命本能體現(xiàn)，人不可能沒有欲望。欲望，有不斷地蒙生于機體的生理根據(jù)。幾億年前，正是欲望，令人類的祖先不滿足于爬行式的捕獲獵物，不滿足于采擷野果的樹間攀援，不滿足在暗夜中恐怖地踡縮，在暴雨和寒風中瑟瑟地戰(zhàn)栗，不滿足于不知身前身后事的默默死去，不滿足于僅止是繁衍后代的做愛，不滿足于赤身裸體的徘徊……正是這一系列的生存的不滿足，使人類的祖先發(fā)明了工具，發(fā)現(xiàn)了火，挖掘了可以驅(qū)寒避熱的洞穴(這又正是后來的房舍、高樓大廈)，發(fā)明了文字，記述了歷史，學會了思維，創(chuàng)造了美與科學，并進而有哲學、政治、經(jīng)濟、宗教、藝術(shù)，各種樂趣無窮的社會文化與生活享受，有了愛情，有了理想，有了永恒的人性與敬畏的超越。正是欲望之于人的巨大力量，之于人類發(fā)展的巨大貢獻，很多智者哲人給予“欲望”以肯定。中國古人指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人之所以勤事者，必系利之所驅(qū)。民之利者:信可倚、酬可取、榮可顯、情可寄;①二十世紀的西方的哲學家們針對西方文明對感性生命壓抑的情形，給予感性欲望本體意義的肯定，如尼采熱烈推崇張揚自然生命欲望與生命力量的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弗洛伊德則將最能體現(xiàn)人的原始欲望的俄狄浦斯情結(jié)視為人的偉大創(chuàng)造力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見，蕓蕓眾生的生活之欲，既具有現(xiàn)實生存的合理性，也具有歷史生存的合理性。文學對于城市人們的欲望敘事，合于人的生存規(guī)定性，從藝術(shù)規(guī)律來看，它也合于藝術(shù)是對人的生命本質(zhì)展現(xiàn)的藝術(shù)規(guī)定性。欲望具有兩面性。欲望是人的發(fā)展的原動力，而又正是這欲望，引發(fā)了貪婪，設計了計謀，知道了欺騙并因此不斷地行騙與被騙，有了欺詐，有了謀殺，有了面對權(quán)勢的諂媚，有了手足相殘，有了出賣，有了背叛，有了腐敗和墮落，以及無休止的壓抑、煩惱、恐懼、絕望乃至自殺。弗洛伊德看出了人的欲望的兩面性，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在欲望中建立的人格結(jié)構(gòu)———本我、自我、超我，無意識、前意識、意識，它們在欲望中生命一體化，并不斷地進行生命提升。而任何“我”的壓抑，又都是欲望的壓抑，進而是人格與精神壓抑。超越壓抑便是升華，欲望本身就有超越性，欲望的動力結(jié)構(gòu)是超越結(jié)構(gòu)。參悟欲望的本質(zhì)，沉入生命的內(nèi)核，方能真正地書寫欲望，中國當代城市文學的欲望書寫恰恰缺失沉入生命的對欲望本質(zhì)的參悟。

欲望的兩面性構(gòu)成人的生存的兩面性，人的生存的兩面性又進而演繹出豐富多彩的人生。這便是欲望的悖論，這悖論使書寫城市欲望的作家們既沉痛又無奈，既迷惘于欲望的世俗歡愉，又絕望著欲望的世俗歡愉，致使很多作家成為尚未參悟欲望真諦的欲望的絕望描寫者。蘇童格外敏銳地感受著欲之于當代中國城市人的沉重、空前地活躍、可喜與可怕。他在充滿憂慮的心境中畫出了這幅欲望的人生百態(tài)圖。然而，蘇童看到更多的是人因有欲望而導致的弱點或者罪惡，是生活陰暗或兇險，于是有了面對物欲橫流的城市的絕望。蘇童把自己拋入千年莫解的欲望的悖論，他當然無力求解，他只是展示這段欲望的生活，只是在這段欲望生活的展示中完成他的思索。顯然，蘇童不是縱欲主義者，但他也無意于禁欲，他在欲望的誘惑中守護著平穩(wěn)的生活，并把這種平穩(wěn)的基調(diào)奏響在他所描繪的蛇飛的世界。平穩(wěn)敘事，是蘇童對于欲望之絕望的伴奏，平穩(wěn)包含著通融，也包含著無奈。格非也在《隱身衣》中表現(xiàn)了他對城市欲望橫流的絕望，他的絕望是以“逃離”的方式呈現(xiàn)，他費盡心機地營造一個音樂的“象牙塔”，宣揚著“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他春夏與秋冬”的逃離哲學，且不說他的逃離哲學的現(xiàn)實合理性與可行性，單是他的既然不能“兼濟天下”，何不妨“獨善其身”的逃離態(tài)度，足見出他對欲望世界的絕望之程度。王十月的絕望表現(xiàn)在他讓他筆下的主人公爬上高高的高壓線鐵架，讓身處絕境的小老板俯瞰這個充滿欲望的城市，領悟出人的渺小與卑微:人無論怎樣驚心動魄地努力與掙扎，都會為由這個城市所代表的世界所吞沒。慕容雪村、邱華棟們更是絕望，他們在作品中直接扼殺了對于年輕人來說如同陽光雨露的愛情與友誼，甚至用筆下主人公陳重、肖然的暴死街頭扼殺了年輕人的生命，然后冷靜地告訴你:“世界越繁華，人就越容易走丟。”②對欲望絕望的單向度書寫是中國當下城市欲望書寫的主要形態(tài)，在如此的描繪下，城市充滿罪惡，令人沮喪，令人絕望。

蘇童、格非、王十月、邱華棟、慕容雪村們的城市欲望敘事乃至對城市欲望泛濫的刻骨銘心的“絕望”之感受，是中國當下城市的欲望寫照，無論怎樣，都為中國當代城市文學創(chuàng)作增添了雖難免平庸但令人感奮的一筆。但如果從文學應具有的文學價值去考量，除了感覺他們尚未沉入生命內(nèi)核去領悟欲望真諦，進而全方位地敘寫欲望外，還覺得他們的城市敘事缺失什么。海德格爾面對遠離神性，物欲橫流的世界，曾寄希望于詩。他認為形而上學的邏輯語言(哲學理性語言)與構(gòu)成人“此在”生活的“日常語言”(公共話語與大眾權(quán)力話語)，都是對人的本真存在的遮蔽，使人們“在他們的語言中并不在家”，只有詩的語言才是“存在”的家，因為詩的語言是超越現(xiàn)實世俗最接近“神性”的語言，海德格爾所指“神性”，在伽達默爾看來是一種人所向往的呈現(xiàn)良知與美好的神圣的無限美妙之維度，海德格爾說:“詩從躍動、喧囂不已的現(xiàn)實中召喚出幻境和夢，而我們早已習慣了這種現(xiàn)實。可是，恰好相反，詩人所相信的和所言談的才是真實的。”①他認定詩人是召喚“神性”的使者。海德格爾沒有把自己的個人體驗陳述為黑格爾的絕對真理，他在神性向往中啟發(fā)著讀者的神性向往。榮格看到了每個時代都具有的時代偏見與由此而帶來的這一時代人們的精神疾患，也寄希望于文學，他認為文學所包含的集體無意識力量使其閃耀著神圣的光輝，可以成為人類社會的導師、先知和引路人。集體無意識作為人類共同具有的生命圖示，展現(xiàn)著人類的普世性精神與情感，這些普世性精神與情感具有永恒有效性，是文學的魅力之所在。海德格爾與榮格都提到了文學的一個重要屬性，即文學的審美超越性。文學的審美超越性使文學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人類文化樣態(tài)(政治、道德、法律甚至哲學)的特質(zhì)，在飛揚著文學想象的文學空間中，文學家可以俯視這個世界，可以做著超越于現(xiàn)實的理想的夢。

文學的審美超越性，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本質(zhì)屬性，是文學價值呈現(xiàn)的重要維度。從這一維度去考量中國當下城市文學，便看到了蘇童、格非、王十月、邱華棟、慕容雪村們這些作家筆下的城市文學缺失所在，即沉入下去又能超升出來的審美努力。應該說，中國的作家們也做了超升出來的努力，如蘇童曾說，他想通過金發(fā)女郎的塑造“表達一種亮色，表達對生活的信念與信心。那就是在一個非常混亂無秩序的社會，有一個東西始終存在，在金發(fā)女郎身上，寄托著某種不確定的東西。在飽受蹂躪之后，仍然保持著最后的信念。帶著這種信念，和一顆破碎的心，最后命運驅(qū)使她，又帶著一個女孩的身體，回到北方。這是比較溫暖的”。閱讀《蛇為什么會飛》，確實感受到了作者寄予金發(fā)女郎身上的某種“信念”，然而這“信念”是那樣的模糊，那樣的不確定，這證明著作者對他所說的“信念”認知的猶疑與不確定。對于這個物欲橫流世界的認可與無奈，阻礙了作者對精神理想的堅定追求;格非也做著努力，他寄希望于音樂。他塑造了一幫不食人間煙火的音樂人，讓他們躲在陰暗的角落里，蔑視這個世界，過著一種自得其樂的隱身人生活，然而，這種“逃離”的努力之效實在微弱，當主人公“我”無家可歸時，連格非自己都懷疑大隱于市的可能性;王十月在《國家訂單》的結(jié)尾處用小老板站在鐵架高處立誓要重現(xiàn)工廠光明的情節(jié)來寓意人性的復歸，但這一情節(jié)和整部小說表現(xiàn)的人世蒼涼、命運無奈相比顯的微不足道且有矯揉造作之感;邱華棟、慕容雪村則完全沉淪于欲望的城市，陳重、肖然們不僅是欲望城市的受害者，更是城市欲望的追隨者、制造者，他們攪動起城市的欲望，又犧牲于這欲望之中，邱華棟、慕容雪村感嘆他們“犧牲”的命運，卻缺失對他們放任欲望、制造欲望的道德譴責，對欲望的宣揚要遠遠大于對做人的基本正義感的強調(diào)。因而，與海德格爾、榮格這樣的文學大師相比，中國作家缺失的是對文學價值本質(zhì)認知的大視野、大襟懷，缺失的是文學家應具有的悲憫人生、引導民眾的責任意識與寫作努力。這一維度的缺失，使中國當下城市欲望的書寫淪為概念的表述，誘惑、邪惡、傾軋、犯罪、毀滅，就是概念的展示。

文學審美超越性的缺失，在于作家的文學批判意識的缺失。文學是對世界的一種認知方式，文學的認知不同于哲學認知、宗教認知，它是審美認知，是包含著文學的審美理想的審美認知，當文學所面對的世界偏離或背離文學的深刻性與神性時，文學就背離了自己。一個作家，只要他還堅守著審美的神性向往，他就會保持著對偏離或背離神性向往的現(xiàn)實的批判警覺與批判熱情。批判意識，是不可或缺的文學意識，是文學的價值體現(xiàn)。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的西方，經(jīng)啟蒙運動推動并迅速發(fā)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出現(xiàn)了與人的生存自由、社會公正相抵牾的種種情形，曾是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啟蒙同路人的文學開始轉(zhuǎn)向與反叛，成為一種對社會審視的異質(zhì)力量，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文學、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乃至二十世紀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都自覺地承擔起了對社會批判的文學職責，所以才有巴爾扎克向物欲橫流的金錢社會開戰(zhàn)的滾滾驚雷，才有卡夫卡面對人的異化發(fā)出人類歸宿何在的吶喊的霹靂閃電，才有雨果、狄更斯、薩克雷、卡夫卡、薩特、加繆、貝克特等千古流芳的卓越作品。薩特提出文學介入生活的理論，他認為對社會生活種種異化現(xiàn)象批判，是文學家的職能，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他文學理論主張的踐行。就是在中國，文學批判意識的展揚也常在時代的關鍵時刻發(fā)揮著作用，沒有魯迅的批判精神，何有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民族救亡時刻展現(xiàn)的民族之魂。

文學批判來于文學的清醒，文學的清醒來于文學家領悟人生的深度，這是一個沉入生命又能超升出來的過程。反觀中國當下城市文學創(chuàng)作，這種建立在沉入生命又能超升出來的批判意識又有幾許表現(xiàn)?格非在小說中向讀者反復講的道理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的啊，亂就讓它亂吧!”“如果你不是特別愛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問底的話，如果你能學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會突然發(fā)現(xiàn)，其實生活還是他媽的挺美好的。不是嗎?”①慕容雪村告訴你的是，在一個激情充溢、喧囂混亂的城市，徹底地把自己的所有都出賣吧，“否則，你就沒有任何希望。”②我們多么希望從蘇童、格非、慕容雪村等中國作家的小說中得到的不是這種逃離充滿欲望城市的“良策”，不是“聲有哀樂，世事無解”的感嘆，不是“出賣自己”的告誡，而是如何在這個欲望城市獲取生存正能量的激勵，或者能從積極的方面激發(fā)我們對物欲橫流社會乃至更為深邃的人的生存問題的探索與思考.

作者：王純菲 單位：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