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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族先民設計的裝飾圖形往往取材于自然界中的各種自然現象和自然物，如人們將水波、行云、樹葉等自然現象或者自然物采用夸張、概括等藝術表現手法，設計成水波紋、云紋、葉脈紋等，體現了強烈的生活氣息和鮮明的地方民族風格。

先秦時期，壯族先民的裝飾圖形設計還體現于廣西左江流域的崖壁畫藝術之上。左江流域崖壁畫分布于廣西寧明、龍州、崇左、扶綏等縣境內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兩岸的懸崖峭壁之上，經學者統計共81個地點180處有崖壁畫，能夠辨認的圖像計4500個。崖壁畫圖形主要有人物、動物、器物和自然物四類，其中以人物圖形最多，是各處崖壁畫的主體圖形占85%以上。人物圖形呈正面和側身兩種形態，雙手曲肘向上舉，雙腳叉開呈半蹲狀；動物圖形以犬圖形居多，呈站立狀或者奔跑狀，有的地方也繪有鳥類圖形；器物圖形主要是以祭祀儀式中所使用的道具為主，如環首刀、鐘、鼓、劍、鈴、面具等；另外，還有一些自然物圖形，如太陽圖形等。這些圖形設計抽象、簡潔，體現了壯族先民高度的概括能力。單個圖形元素之間的組合設計也體現了特定的功能性和目的性，如動物圖形通常與懸掛刀劍的正身人圖形組合在一起，且置于畫面的中心位置，旁邊則繪有不同的正面或者側面的相對小些的人物圖形或者動物圖形，學界一般認為這是壯族先民舉行宗教祭祀儀式的再現，起到護佑戰爭勝利、保障人丁興旺、驅災避禍的作用。

在左江崖壁畫上發現有許多銅鼓鼓面的圖形，因此可以認為這一時期壯族先民已經普遍使用銅鼓，也表明了銅鼓在當時的神圣地位。另外，壯族地區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刻畫字符設計。戰國時期，甌駱故地的刻畫符號增多，且多刻畫于墓葬陶器之上。

平樂銀山嶺戰國墓中出土百余件有刻畫符號的陶器，這些刻畫符號通常出現在陶盒、杯、缽、甕、罐、瓿等器物的底部、下腹部或肩部。另外，武鳴馬頭安等秧戰國墓以及岑溪花果山戰國墓、羅泊灣一號漢墓等地出土的陶器、青銅器等器物上也有刻畫符號圖形。[2]鄭超雄教授認為這些刻畫文字應該是壯族先民們記事的符號，用于處理人民的征伐、宗教典禮等生產生活中的大事。此外，云南濮越也在牛骨片上刻畫符號。壯族裝飾圖形設計藝術是壯族傳統文化精神的沉積物，它和社會物質生活結成一體，具有強烈的功能性傾向，它同壯族宗教、巫術禮儀、祭祀等精神形式之間一起構成文化整體。我們認為壯族裝飾圖形設計藝術作為壯族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生產方式相適應，任何一種裝飾圖形設計藝術都是在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不同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會產生不同的設計藝術形式，因此，壯族裝飾圖形設計藝術作為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和載體，其有著豐富的內涵與外延，其涉及壯族人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壯族社會形式、宗教生活、日常生活、習俗等。基于這樣的思考，筆者認為先秦時期壯族裝飾圖形設計藝術主要有三個基本特點：首先是裝飾圖形藝術的生活實用性與裝飾性結合。在先秦時期的壯族設計藝術當中，其生活實用性和裝飾性是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如陶器上的耳、蓋、紐等最初都是為了實用而設計的，其裝飾圖形也是具有象征和實用功能的。

其次是這一時期的裝飾圖形設計藝術充分體現了當時的生產水平和技藝能力。如新時期時期陶器之上的裝飾圖形設計就是人們當時藝術設計制作方法的產物，這樣裝飾圖形也促進了器具設計制造和人們對形式美的認識。第三是設計藝術與社會文明緊密相連。先秦時期的壯族設計藝術無論是石器、陶器、青銅器上的裝飾圖形設計藝術等人工制品都蘊藏著當時社會的樸素、純真的人文意識，這是一種以功能為準則的生動、自然的設計思維，體現了當時壯族社會文明的發展程度。先秦時期的壯族裝飾圖形設計藝術為我國的設計文化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財富。

總而言之，先秦時期的壯族先民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之中，創造了燦爛的裝飾圖形設計藝術及其文化。雖然先秦時期壯族先民的裝飾圖形設計藝術及其文化尚處于初級階段，但許多實用、美觀的裝飾圖形已經開始出現，并成為后世壯族裝飾圖形設計藝術的雛形，時至今日仍然為筆者的設計提供著重要的參考。

作者：吳紅梅單位：廣西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