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論近代私藏之殤與皕宋樓陰影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文化創傷通過歷史事件的發酵能夠轉化為文化記憶。晚清公藏之厄如甲骨、敦煌之屬，私藏之厄如清末四大藏書樓的圖書折損，這些藏書史上的重要事件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爭議，直至今天仍是學術研究的重要話題。從晚清以來的藏書史進路來看，知識界產生的古籍流散危機感導致了典籍歸公、典籍出版、學術研究等文化現象，曾經的傷痛記憶已經轉化為社會文化轉型的動力。

關鍵詞:近代;清末;皕宋樓;文化創傷;文化記憶

美國社會文化學家杰弗里亞歷山大提出創傷理論，強調文化創傷建構的社會屬性，認為創傷研究具有一定社會思想文化的記憶特征。陶東風則以具體的文學現象對文化記憶理論進行了闡釋，認為文化創傷具有社會文化參與、建構的屬性，不是作為一個自在事實存在，某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如歷史遺物，在記錄歷史的過程中把創傷記憶進一步轉化為客體化的文化記憶［1］。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藏書文化一直是以穩定性和自足性為主流，但經歷了西方外力的強迫，傷害并改變了其固有的軌道，而且殖民主義的掠奪本質加上國內農民戰爭的蒙昧特質，導致包括藏書設施的大量破壞，古籍藏書的大量損失，形成了近代的文化創傷。

一、琴劍飄零皕宋空的年代

晚清以降，受政局衰變大氣候的影響，公藏之厄如甲骨敦煌之屬屢屢上演，而私家藏書樓存在的社會環境亦崩裂受損。諸多藏書家藏書樓就如大海波濤中脆弱的偏舟，瀕瀕船翻書沒。東南各省的藏書經歷宋元以來近千年的積累，可以說是書樓林立，但遭遇清末列強入侵、太平天國戰亂，積累千年的珍貴典籍損失很大，確切的損失數目尚無學者統計，筆者謹通過一些典型案例結合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的書厄史研究來說明問題。1932年，陳登原寫作《古今典籍聚散考》時曾提出幾條具體原則，即貴因、貴果、貴近、辯證［2］1。舉凡影響書籍聚散的原因、結果都收入其敘述體系中。鑒于古人撰寫史書樂于道古而忽視他們的近代史，陳登原一反前例，非常重視近代書厄史書寫，如對浙江文瀾閣四庫全書遭劫后的艱難修復、山東海源閣遭劫、上海東方圖書館遭毀等有影響的文化痛史。相較于葉昌熾《藏書紀事詩》重在人物掌故，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則重在事例陳述。私家藏書由聚書之癖經聚集之苦而成秘書之病，故難免人存書存、人亡書亡之弊，這固然是“人愛其私，人戀其藏”的本性所致，但從愛書以德的國家功令出發，若藏書家身故之后藏書盡歸公家，私德之自覺亦為高風可仰!［2］21就晚清私家藏書話題而言，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蘇淵雷先生1978年12月參觀天一閣時留題了一首詩:“琴劍飄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崢嶸一閣留天壤，文獻東南此大宗。百軸琳瑯書畫業，殘碑斷碣蘚苔中。園林景物依稀在，一代風流屬范公?！保?］312詩中就提到了蜚聲海內的清末幾個藏書大家族，“琴劍飄零皕宋空”是指浙江常熟鐵琴銅劍樓之瞿氏、歸安皕宋樓之陸氏，“八千卷散海源同”是說到了山東聊城海源閣之楊氏、浙江錢塘八千卷樓之丁氏，“崢嶸一閣留天壤，文獻東南此大宗”就是指作者參觀考察的浙江省天一閣范氏了。相對歷史上那些“縹緗萬卷鄴侯架，遺與兒孫飽蠹魚”(清代陳孝徵詩)［3］310的藏書家來說，這些藏書家藏書樓顯示出了“崢嶸一閣東南美，書卷長藏天地間”(蘇淵雷題)［4］的強大文化使命感，留給世人以回想者甚多。在“琴劍飄零皕宋空”的年代，讀書人抑或知識人的心態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狀況?這是今天的研究者需要關注的。2007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將《日記雜志》上王紹仁教授發表的《從皕宋樓到靜嘉堂———訪書日記》作為“日影叢書”之一單行出版，王紹仁教授《寫在前面的話》中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日本，在靜嘉堂，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依然是隨處可見，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是那么源遠流長。泱泱中華何等輝煌!當然，近代的中國史充滿了屈辱和憤恨，讀起來太沉重，永遠也不能忘懷。如今，我國綜合國力大增，國際地位日顯，我們完全有理由拂去歷史的塵埃，打開時代的篇章，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正視歷史，展望未來?！保?］王紹仁教授寫作這篇文字的時候，離光緒三十三年(1907)皕宋樓所藏秘珍運往日本靜嘉堂已經整整一百年了，同樣在光緒三十三年，英國漢學家斯坦因來敦煌，首次帶走570種精品。拋開民族情感先姑且不論，能夠以一種平淡的研究心態來彌補前人的疏失，這也許是最應該去做的事情。我們還是回到那個時代，所要思考的是皕宋樓事件到底是怎樣發生的?給人帶來的沖擊有多大?我們能夠從中獲得什么經驗和啟發?據當代學者錢婉約考證，1906年初夏至歲末，董康游日本，卜居東京小石川，與漢籍版本專家島田翰結識，兩人并于秋日同赴京都、奈良訪書。在董康《刻皕宋樓藏書源流考題識》一文中有記載:“丙午(1906)初夏，余游日本東京，獲交島田彥禎(翰)……時余卜居小石川，島田頻來寓所，析疑責難無虛日。秋日相與訪書于西京奈良間?！保?］381907年，因為靜嘉堂購入陸氏“皕宋樓藏書”，島田翰作《皕宋樓藏書源流考》，在中國印行時董康為之“題識”，他是最早知道國寶流失的中國學者。董康在跋文中言:“今春，彥楨(島田翰之字)馳書相告，巖崎文庫以日金十一萬八千圓購陸氏書，有成議。余初謂陸氏為吳興望族，剛父觀察逝世未久，何致貨及遺書。嗣彥楨寄示《皕宋樓藏書源流考》，并囑附梓《訪鐐錄》內(彥楨游中國，觀瞿、楊、丁、陸四藏書家所記)，始信其事果實?！保?］38董康在跋文中還表達了寧愿毀掉也不想失去的沉痛心情:“陸氏《藏書志》所收，俱江浙諸名家舊本，古芬未墜，異域言歸，反不如臺城之炬，絳云之燼，魂魄猶長守故都也。為太息者累月?！保?］38董康在文中還記下了當時學術界、藏書界對陸氏藏書“舶載以東”的強烈反映:“聞皕宋樓書既歸日本，全國學子動色相告，彼此相較同異，如斯世有賈生能無痛哭!”［6］39并對余下的其他大藏書樓的命運表示擔心:“嗟乎!往事已矣。目見日本書估之輦重金來都下者，未有窮也。海內藏書家與皕宋樓埒者，如鐵琴銅劍樓，如海源閣，如八千卷樓，如長白某氏氏等，安知不為皕宋樓之續?前車可鑒，思之能勿懼與!……用作紀念，保存國粹，匹夫有責，凡百君子，當有以教我也。”［6］39王式通在《皕宋樓藏書源流考》題辭中也道:“三島于今有酉山，海濤東去待西還。愁聞白發談天寶，望贖文姬返漢關?！保?］25將皕宋樓易主東瀛，比擬為蔡文姬身陷匈奴，其痛心可想而知。一直積極資金準備收購皕宋樓藏書的張元濟在1911年與繆荃蓀通信憶及此事后仍悔之莫及:“丙午(1906)春間皕宋樓書尚未售與日本，元濟入都，力勸榮華卿相國撥款購之，以作京師圖書館之基礎，乃言不見和，今且悔之無及。每一思之，為之心痛。”［7］關于皕宋樓藏書流入日本的原因爭議很大，最具代表性的是“不肖子孫”“內乏書籍鑒別知識，外無固守家業之力”“子孫無能、坐吃山空，耗竭家中財產”，這種分析以顧志興先生1987年出版的《浙江藏書家藏書樓》和嚴紹璗先生《日本漢籍珍本追蹤紀實》［8］為代表，皕宋樓不僅是中國文獻淪落異邦的標志，也成為國恥的象征符號［9］。但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臉譜化”逐漸淡化，陸樹藩主持出售其父皕宋樓藏書的動機逐漸清晰。首先是日本買方涉及此事的資料的公布，如日本靜嘉堂文庫平成四年(1992)出版的《靜嘉堂文庫宋元圖錄———解題篇》［10］等，其次是皕宋樓后人徐楨基《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的出版，根據這些材料，顧志興先生修正了以前的看法提出了“經商失敗售書說”，皕宋樓藏書的出售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后，而且中介人島田翰確有利用陸樹藩經營湖絲失敗急需款項及對藏書價值不甚清楚等弱點而購置的［11］。還有一種意見也非常有現實意義，靜嘉堂收購陸心源藏書是對中國官員、學者赴日大量收書西歸的回應，同時也是支持日本學界的學術研究［12］。日本明治維新之際，崇西學，廢漢學，大量的漢籍被低價拋售，流入書肆。當時先后赴日的有何如璋、黃遵憲、楊守敬、李盛鐸、繆荃孫等就收集了許多善本秘籍。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即是他滯留日本四年在書肆頗得舊本的系統記錄。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評論說:“無論是就其藏書的冊數，還是書籍的質量，都足以與陸心源的文庫相匹敵，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楊守敬從日本帶回大量漢籍一事，當時在日本也掀起了議論風潮，而陸心源文庫被日本收購時，中國的眾多學者、文化人實際上也是激憤不已、悲痛難當、捶胸頓足……如若中日雙方互換立場，想必我們也會發此感慨，這種心情不是不能體會的……陸心源文庫的喪失，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次慘痛的經歷，但如果立足于全局考慮，它對日本的影響絕對不少，使日本的有識之士能再度領略中國文化的深厚，我相信這足以彌補它所造成的損失?！保?3］巖崎彌之助當然不愿意再看到大量日藏漢籍回流中國。當后來靜嘉堂覓得機會、購得了享有盛譽的中國陸心源藏書，他認為“這不但與我文庫有重大的關系，就是我邦文獻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14］。1907年，董康刻《皕宋樓藏書源流考》后所作《題識》可證明學術研究之目的:“近年日本學者研究歷史，覃思冥索，進步可駭。茲復驟增秘籍，單詞只義，孤證是求，溫故知新，必為史學別生一途徑?！保?］38錢婉約進一步從中日文化學術交流角度分析了日人來華訪書的時代政治背景和學術動力。甲午戰爭之后，出于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情報興趣，日本舉國上下普遍加強了對中國的關注，一批學者、外交官開始進入中國訪書。同時，西化較早的日本學者，通過修學旅行感受中國，派留學生到中國進行語言和專業的進修，以及專家的文獻調查、考古考察，系統性地建構了日本中國學體系，它既是日本關注中國、殖民中國的社會思潮在文化學術領域的折射，又構成近代日本中國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15］。

二、考文獻而愛舊邦的努力

從皕宋樓藏書舶載而東的悲劇，中國藏書界產生了深深的古籍流散危機感。如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深感日人收購之威脅，學界人士亦十分擔優。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恰巧聽說八千卷樓藏書亦將散出，遂請著名藏書家繆荃蓀到杭州與丁氏后人洽談，最后以七萬五千元的低價成交，全部藏書由端方所創議建立的江南圖書館收藏。而丁申之子、丁丙之侄修甫決定以低價將藏書售與南京之舉為繆荃蓀所贊:“自遭家難，君摒擋所藏悉還公債，而不留絲毫以備一己之需，固杭人所共諒。至以書籍，全歸江南圖書館，價雖稍貶，而書無所逸，易一地耳。書固可按目而稽。在江南，猶在丁氏也。君籌之熟，計之決，識者尤知其苦心矣?！保?6］如今，皕宋樓書空樓殘，劫馀之物寥寥。不管怎樣，作為歷史的遺跡，它給后人留下了無盡的感嘆和深刻的警示。同樣作為晚清藏書四大家之一的海源閣，經歷楊以增、楊紹和、楊保彝數代人努力也未能保全閣書不虞，經過1930年被盜后，軍閥、土匪亦對之造成巨大損失，余經王獻唐整理歸入濟南市圖書館。我國歷史上有聞名無名之藏書家，每每節衣縮食，傾力輸財，使藏書蔚為大觀。但終因子孫不肖而不免于水火刀蟲，像浙江寧波范氏之天一閣、吳興劉氏之嘉業堂兩家能保持藏書樓所及今者委實不多。1919年春，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四部叢刊》，張元濟撰《緣起》云:“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知新溫故，二者并重。自成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保?7］同樣在戰火連綿的1938年6月12日，著名文獻家王獻唐先生在攜山東圖書館古籍轉移入川途中為屈萬里所著《載書漂流記》作題辭也用“故家喬木嘆陵遲，文獻千秋苦自支”以道護圖書保存文脈的艱辛［18］。胡道靜教授1984年夏嘗撰文說:“居嘗為言，愛我中華祖邦，恒起故國喬木之思，為喬木徵者，文化發達，綿綿不絕，古籍宏富，甲于寰宇。是雖作者之眾，亦賴藏家之多也?！保?9］很好地闡釋了古籍作為故國文化的象征意義，喬木之于舊家，文獻之于故國，構成了相對應的指稱和隱喻。作為重要的文化話題，皕宋樓之禍與敦煌西流、甲骨東渡等一起帶來的典籍損失給近代學者以重大的文化創傷，從反面警醒、激發了數代藏書家的民族情感和憂患意識，藏書理念的更新勢在必行，“化私藏為公有，漸成部分藏書家處理個人收藏的方式”［20］。此后，私藏歸于圖書館成為共識，典籍歸公成為歷史的大勢。從晚清以來的藏書史進路來看，知識界的古籍流散危機感與近代典籍歸公、典籍出版、學術研究等的加強和改善有莫大聯系。由此可知，曾經的文化傷痛記憶已經轉化為社會文化轉型的動力，從那以來的藏書文化和圖書館文化發展不斷近代化的歷程就是最好的明證。參考文獻:［1］陶東風．文化創傷與見證文學［J］．當代文壇，2011(5):10－15．建立特藏室時清點為500冊。⑤中控室，是文化共享工程縣支中心的局域網與外網的銜接點，是縣支中心主要設備的集中區與控制中心，通稱為機房。它是縣支中心建設的重點和核心。電子閱覽室主要為讀者提供計算機終端，供讀者觀看和瀏覽共享工程資源。⑥1993年政策取消獨立編制，2017年因參加第六次評估需要，重新申請機構代碼，建立獨立事業編制，但實際上仍不獨立，財務、人事權仍歸文旅新廣局。⑦關于文教分家時間有兩種說法，《涼城縣志》記載為1979年，據現任館長王曉玲回憶，是1980年。分家后教育局搬遷至新華街與青林路相交稍北地段。文化局仍在舊文化館院內。

參考文獻:

［1］涼城縣志編纂委員會．涼城縣志［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823－824．

［2］吳澍時．民國時期縣市圖書館政策法規研究［J］．圖書館，2017(8):38－44．

［3］范興坤．我國當代圖書館事業政策的時代特征研究［J］．圖書與情報，2013(4):18－22．

［4］熊焰．清末和民國時期教育行政管理機構改革的歷史回顧與評價［A］//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教育史研究》編輯部．紀念《教育史研究》創刊二十周年論文集(3):中國教育制度史研究．2009:463－468．

作者：王安功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