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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國家教委制定了《全國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七五”科研規劃》，這是我國建國以來第一個較為系統的高等學校文科科研規劃。［3］通過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使高校的科研力量逐步地組織起來，并緊密圍繞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及重大問題展開研究。恢復與重建學科體系，加強學科基礎建設是這一時段的首要任務。這一時段全方位加強學科基礎建設的幾個重要標志：一是一些文科院校和科研機構開始恢復、重建。1978年先后恢復了一些被撤銷的文科院校如中國人民大學，高校相繼恢復重建了一批研究所（室），積極展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二是恢復和重建基礎學科，大力擴展和調整學科結構。為加強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1980年國家教委的《加強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有計劃地、積極地開展高等學校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積極恢復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經濟管理等中斷多年的學科；人口學、民族學、未來學、宗教學、人類學等薄弱和空白的學科要認真創造條件，迎頭趕上。”［3］這樣，過去長期被視為資產階級“偽科學”而被取消的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得以重新恢復，曾經占據“顯學”地位的文學、歷史學、哲學又回歸本位，與經濟社會建設密切相關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應用性學科愈來愈受重視，同時，順應學科分化趨勢，一些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不斷涌現。三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受到經費資助，科研管理得以加強。1979年國家教委首次設立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管理部門———文科科研處，1986年印發《國家教育委員會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科研項目資助經費管理辦法》，1988年印發《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科研管理暫行辦法》，初步建立起了科研管理制度體系。從1981年起，國家教委每年從教育經費中撥出約300萬元用于資助文科研究，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開始有了固定的經費來源。1983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立并于1986年開始實施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國家教委也先后設立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博士點基金、規劃基金、外國圖書引進基金和古籍整理基金等。四是學術回歸本位，全國性學術團體紛紛創建。1978年國家教委下發了《關于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使“”期間被迫停刊的一些大學學報相繼復刊，原有的一些刊物也從濃烈的政治色彩逐漸回歸到學術研究自身，學者開始回歸自我，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自主和尊嚴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學界不僅開始對純學術問題進行真正的學術研究，而且對中共黨史和國際共運史，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等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研究對象，也開始了真正學術的、學理層面的研究。”［4］與此同時，一些民間學術團體紛紛成立，如中國社會學學會、中國教育學會、中國政治學學會等相繼重建和成立，有力地推動群眾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展開。

“現代化”作為這一時段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或范式，被越來越多的高校理論工作者所接受。1983年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從此，“三個面向”就成為我國教育戰線的一面旗幟，并于1985年寫進《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之中。從此，“三個面向”成為貫穿整個80年代校園學術文化的最強音，并決定了這一時段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走向。鄧小平指出：“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后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說）比外國落后了。”［5］鄧小平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開拓視野和轉換視角鋪平了道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現代化突然變成了一個最響亮的詞，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并進入了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之中。由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現實需要，現代化研究成為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多學科共同關注的大課題。”［6］這樣，“現代化”無論在認識層面還是價值層面上都支配了80年代的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成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導話語。伴隨著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各種社會文化思潮涌入國門，國外大量的人文社會科學著作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在中國掀起了西方文化熱，深刻地影響著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這場西方文化熱中，西方學術著作的引進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走向未來”叢書、“面向世界”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是重要的代表。［7］人們不僅接觸到了康德、新康德主義，黑格爾、新黑格爾主義，也接觸到現象學、解釋學、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分析哲學，以及現當代政治學、法學、教育學、經濟學等。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經常出現在研究者們的參考文獻中，盧梭、斯密、韋伯、哈貝馬斯、胡塞爾、布迪厄、福柯、海德格爾等思想家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心智”。有學者研究認為，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作品對中國學界產生了主導性影響，中國學術心智的社會科學半區基本被美國大學所支配，而人文學科半區則為德國大學所主導。［8］在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的理論資源，以開闊人們的學術視野與思辨能力，使得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在學術與政治、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痛苦選擇中，開始以批判的姿態去確立學術論說的自主性。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現代啟蒙的時期，各種新的思潮、流派和新興學科不斷涌入中國高校，陳平原稱之為“學術史上充滿激情和想象的變革時代”。

根據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需要，這一時段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和重建在階級斗爭和‘’中摧毀的學科，大量翻譯、引進西方的最新學術成果，用于解釋和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中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學術的邏輯與政治的邏輯區別開來，在學術研究中起主導作用的不再是政治邏輯，而是學術自身的內在邏輯，學術逐漸獲得了相對獨立于政治的自主性。”［9］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并納入國家規劃，各學科在大學課程中的設置，學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全國性學術團體的成立和高校學術刊物的出版，標志著人文社會科學在我國高校已大致建立起來。科研機構和學術組織的不斷建立，海外學術資源的大量引進，不僅為學術的全面復蘇提供了有力支撐，而且有利于形成布迪厄所謂的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知識文化場域，從而擺脫完全受制于外部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支配的狀態。隨著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資助制度的建立，為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場域開展有計劃、大規模的知識生產提供了經濟資本，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也開始逐步走向制度化。據《1991年全國高等學校社科統計資料匯編》統計，1991年全國設有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高等學校513所。社會科學教師12萬人，比1981年翻了一番；其中，教授4530人，比1981年增加三倍；副教授23587人，比1981年增加五倍多。當年撥入研究與發展經費4430萬元，研究課題11054項，發表學術論文58044篇，出版著作3984部，提交研究咨詢報告和鑒定成果968項。［10］

一、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場域的發展與規范：20世紀90年代

進入20世紀90年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逐步邁上了知識化、專業化的軌道。導致這一變遷的宏觀社會背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讓人們擱置了“姓資姓社”的論爭，獲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并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出臺，為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推動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進一步繁榮和發展，1994年國家教委制定了《關于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見》。這是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步入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所描繪的發展藍圖，在其后的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十五”規劃及“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實現，一個明顯的標志是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自覺性明顯提高。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強科研管理是推動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繁榮發展的關鍵性一環。這一時段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是從1991年起建立了全國普通高校社會科學統計年報制度，把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納入國家科技統計序列進行統一管理。二是1995年設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1998年印發了《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作為教育部的三大獎勵之一，每三年評一次，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勵形成制度化。三是對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進行規劃設計，1996年國家教委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要點》，這是“建國以來高校第一個全面系統、具有宏觀指導意義的科研事業發展規劃。它首次突破了科研規劃僅僅是項目規劃的舊框架，把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方針、科研項目、科研成果、科研經費、人才培養、科研機構、學術交流、科研管理、信息資料等要素統統納入科研規劃的范圍之內，形成了整體規劃、重點突破、協調發展的態勢。”［11］四是制定和實施“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人文社會科學）”，解決高校后繼人才問題。從1997年到2000年，教育部分四批評選出經濟學等21個學科共有154位入選者列入培養計劃。在有關部門和高校人才培養計劃的實施配合下，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科研能力和學術水平普遍提高，一批中青年學者成長為學術研究骨干，基本上扭轉了學術骨干隊伍后繼乏人的局面。［12］這些改革措施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規范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進一步為高校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中的主力軍地位奠定了基礎。探尋學術發展理路，對學科發展狀態和影響發展問題進行反思，是這一時段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大特點。經歷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和市場經濟的洗禮，學界開始全面反思改革開放10年來的實踐和研究狀況，一批具有自我反省意識的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抽身于思想界，進入專業的學術界，通過學術史和學術規范的重建和傳統國學的梳理，為中國學術和文化奠定一個更扎實的知識基礎。”［13］事實上，這種反思意識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已萌芽，1988年陳平原在《瞭望》上發表的《關于“學術語法”》似可標示。陳平原認為：“做買賣得講‘商業道德’，做游戲得講‘游戲規則’，做學問當然也得講‘學術語法’。”［14］陳平原這里講的“學術語法”就是指學術規范。在《學人》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的倡導下，此后又在《中國書評》的強力推進下，中國學術界逐漸掀起了一場學術規范化運動，被譽為是“九十年代中國的一大學案”。［15］當然，這場大規模的學術規范化運動之所以能夠持續展開，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的。“”結束后，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落實，學者獲得了獨立的人格和地位，學術擺脫了對政治的被動依附和跟從，具有了獨立的品格和尊嚴，需要建立學術規范。［16］在學科恢復重建之初，各學科尚處于建構學科體系，創立門戶階段，無暇顧及學術規范建設問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無論是恢復重建還是新建的學科，大多完成了體系建構而進入充實和發展階段。正是在這種時候，學者們普遍發現自己所在學科的發展面臨著學術規范化的制約，即缺乏規范化。因此，不同學科的學者不約而同地感到建設學術規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紛紛把學術規范建設當作是推動本學科發展的頭等大事。［17］這是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開始走向成熟的不可或缺的必經階段，其象征性和建設性意義遠大于其所取得的實質性成果［18］：一方面它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學術規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學術規范建設營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另一方面揭開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建設的序幕，為中國的學術規范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關注學術史的發展，矯正學術失范，是這一時段的又一重要現象和重要特點。

20世紀90年代伊始，學術史研究就進入了學者的視野，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就是最早的開拓者，1991年由他自己主編出版的《學人》首開“學術史筆談”專欄，同時他親自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現代學術史”課程，并由此而開辟了一個問題域，引發出了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群中各學科的一系列反思性論文與專著，這種熱潮一直持續到了今天。從1995年到200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陳平原主編的“學術史叢書”共計有14種，主要領域和內容包括“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學科史研究、著名學者的個案研究等方面。［19］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發展，從總體上可以說是由接續斷裂、全面復蘇到空前活躍、碩果累累的繁榮期。這一時期，學術研究的成果、經驗是非常豐富的，其負面因素（如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的學風浮躁、學術不端行為）和教訓也是不可小覷的。為推進學術不斷前進、健康發展，學術應該總結自身，學者應該回瞻自我。于是當代學術史研究帶有必然性地成為了學術熱點。［20］通過對學術進程的描述和評判，正面或負面地凸顯某種學術規范，是學術自覺的重要表現，對促進學術規范化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據《2000年全國高等學校社科統計資料匯編》統計，2000年全國設有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普通高校達739所，比1991年增加226所，社科教師隊伍24．3萬人，比1991年又翻了一番；當年撥入研究與發展經費6．23億元，比1991年增加15倍；研究與發展課題總數31942項，比1991年增加近2倍；發表學術論文153366篇，比1991年增加3倍；出版著作5000余部，比1991年增加20％；提交研究咨詢報告和鑒定的應用研究成果5107項，比1991年增加5倍。［21］這些成就表明，高校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中的主力軍地位得到牢固和加強。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來，隨著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界日益強調“知識增量”和努力建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傳統，反思與重構越來越成為一種思想主潮。這種思想主潮彰顯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共同體的“身份”意識更加明晰，責任感和自覺性正不斷強化。其所隱含的學理邏輯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現有體制、機制下，人文社會學科的自主性正在逐步生成，特別是在對西方新的文化危機的參照中更加倡明了民族性話語的“本真性”和生命力。二是本土學術話語的知識形態在歷經了中西方不同的生產模式和“內在肌質”的對比、交融之后，需要進行螺旋式的演變，以期形成自我的超越和精神的傳承。［22］正如鄧正來先生所言：學界在這一階段的努力，“主要是從知識上對學術規范化這個論題進行討論并從經驗上對它加以踐履，進而使這場以‘中國學術規范化’為名的運動具有了一種結構性的力量。這場學術規范化運動的關鍵，在于它將我們的關注點從原本側重于社會科學如何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外部性關系問題轉向了社會科學內在的發展機理即自主規則的問題。”［23］

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場域的改革與創新：進入新世紀以來

進入新世紀，高校人文社會科學迎來了新的科學的春天。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的前列，就不能沒有繁榮發展的人文社會科學。隨著人文社會科學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國家對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予以了高度重視，堅持要把社會科學擺在和自然科學同樣重要的位置，并且極其強調理論創新的重要意義。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強調要“堅持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2003年中共中央頒布《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專門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制定的文件，提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大任務。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成立了教育部社會科學發展領導小組，加強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宏觀領導；成立教育社會科學委員會，發揮專家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參謀咨詢作用；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條件的改善，不斷加大經費投入力度，有力推進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這一時段，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最突出的成就是，教育部研究制定了《關于進一步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若干意見》，啟動實施“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整體實力顯著增強。隨著高校的辦學自主權逐步擴大，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管理體制改革成為這一時段的熱門議題。實現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新的繁榮發展，就要切實通過考驗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消除各種制度性壁壘，整合科研力量，孕育和催生新的學科、新的研究領域和新的研究方法，完善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組織創新體系。以重點研究基地建設為龍頭，改革高校科研機構體制和運行機制是這一時段的重要特征。1999年為貫徹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和《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計劃》，教育部啟動實施了《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建設計劃》，按照優化結構、合理布局、突出重點、兼顧基礎和應用研究的要求，重點研究基地在“機構開放、人員流動、內外聯合、競爭創新”方面進行了多項制度性的改革，圍繞“帶（給）課題進基地、完成課題后出基地”的運行機制，建立了基地主任負責制，研究人員聘任合同制，駐所研究制度，學術休假制度，學術委員會制度等。一些重點研究基地還在落實這些改革要求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制度創新。［24］在重點研究基地的引領示范作用下，一個由“985”工程創新基地、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省級研究基地、校級研究基地組成的金字塔形人文社會科學創新平臺體系初步形成。“重點研究基地的建設使高校科研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單一依靠政府撥款、下達課題的科研體制和運行機制正在向以課題為中心、多渠道籌集經費的新型科研體制轉變。”［25］重點研究基地的建設過程，也是探索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科研管理體制創新的過程，為不斷深化高校科研管理體制和科研組織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這一時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實施。

2004年中共中央的《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中，決定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教育部制定了相應的工作方案。在教育部廣泛動員和組織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積極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一方面，充分發揮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實力雄厚的優勢，重點建設了一批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基地，集中力量開展理論研究；另一方面，通過設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不斷拓展學科領域，豐富學科內涵，重點加強理論學科建設，推進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體系建設，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的工作。此外，在、教育部等六部門組織推動下，通過定期舉辦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教學科研骨干研修班、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骨干教師研修班，提高中青年骨干教師和科研人員的思想素質、業務素質，已成為人才隊伍建設的品牌項目和重要抓手。作為上一時段學術規范化運動的接續，加強學術規范建設，反思和批判當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失范”狀態，遏制和整治學術腐敗仍然是這一時段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社會和學術界對加強學術規范建設，整治學術腐敗做出了許多努力并取得了富有建設性的成果：一是政府管理部門高度重視學風和學術規范建設。在學界內外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和學術批評的推動下，學術規范及其建設問題終于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2001年教育部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綱要》中，首次從政府層面明確提出“遵守學術規范”的要求，2002年教育部印發了《關于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標志著學術規范建設從探索爭鳴階段進入到整治行動階段。二是成立相關組織機構，強化學風建設。2006年教育部成立了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2009年成立了教育部學風建設協調小組，下設社科類學風建設和科技類學風建設辦公室。全國高校相繼也建立學風建設組織機構，發揮學校學術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在學術研究、學風建設中的主導作用，制定相關制度和實施細則，逐步形成領導有力、責任明確、協調配合、監督到位的學風建設工作體制。［26］

逐步建立健全科學的規章制度，努力用完善的制度促進良好學風的形成。教育部先后出臺了《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進一步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意見》、《關于在學位授予工作中加強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建設的意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指南》等規章制度，為高校推進學風建設工作提供了依據。四是改進科研評價機制，形成正確科研導向。2006年教育部《關于大力提高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意見》，在進一步調研的基礎上，又制定了《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標志著立足創新，實現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由重數量增長到重質量提升的轉變，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向更高質量邁進奠定了堅實基礎。當然，這只是學術規范和學風建設的“重要一步”，我們必須承認，它還沒有徹底遏制住學術腐敗現象，高校課程設置中沒有學術規范這樣的最基本的學術入門課程，大批的學子缺乏基本的學術素養教育等等，由于這樣一種事實的存在，學術規范建設依然任重而道遠。經過學界、政府、社會十多年合力進行的學術規范建設，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僅與國外學術界對話、交流與合作時變得更加容易，而且為學術共同體的成長、學生生產力的提升搭建了越來越規范的機制、環境和平臺。”［27］據統計，“十五”期間，高校共出版著作達11萬多部，比“九五”增長53％；107萬多篇，增長71％；提交研究報告7．5萬篇，增長2．5倍；科研經費達52億，其中政府投入21億，比“九五”增長5．5倍。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約2800次，比“九五”增長2．4倍；參加國際會議10萬多人次，增長2．5倍；在國外期刊1．3萬多篇，增長1．6倍；與國外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合作項目2600多個，增長1．8倍。［28］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為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為推進高等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結語

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場域的回顧，可見其經歷了一個由恢復重建到規范發展，由積極探索到深化反思和改革創新的變遷過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宏觀背景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場域從恢復重建到蓬勃發展，并以其特殊的功能積極承擔著推動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的學術使命。30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始終貫穿著對自主性的追求，我們走中國道路、探索中國模式、推介中國經驗，在回應時代的訴求中發出了應有的聲音。我們既可以從宏觀的視角總結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改革開放所做出的學術貢獻，也可以從微觀視角觀察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取得的進展與成效。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其自主性發展問題。應當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自主意識開始產生并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由于諸多的因素，自主性不足仍然是其更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從知識發展的視野來看，一個缺乏自主性的知識生產體系不大可能提供幾何級數的知識增量；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缺乏自主性的知識只能起到宣傳解釋權力意志的作用，不可能匡正實踐進而指導實踐。故此，借助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回眸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其中的經驗教訓很值得我們認真地總結和反思。

改革開放伊始，隨著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重新喚起了國人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尊重，而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又為我國社會科學界面向西方國家的重新開放創造了機遇。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在自覺或不自覺、主動或被動之中，逐漸地被納入到國家學術體制之下，承載了不同歷史時期學術的“政治”使命。知識社會學告訴我們，在知識生產的自主性還沒有充分獲得的情況下，任何類型的知識和知識分子都只有通過其與政治權力、市場需求或大眾生活之間的緊密關系，才能確保其在社會中的中心地位。［29］正因為有著這種負載，學術權力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強制化，以及實現并維護這種權力的“學術體制”本身的政治性架構，就成為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一個鮮明“特色”，這不僅形成了當代中國學術活動中“體制與權力”的錯綜復雜關系，也產生出人們在學術活動中對于這種關系的屈服或鉆營。［30］特別是在當今整個社會轉型過程中，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制度建構中的“瓶頸”和一系列新問題的產生，其實都與這一體制所余留的傳統慣性相關聯。隨著高校體制改革的推進，學術領域權力結構的改革雖有分權取向，但由于各種原因行政權力的優勢更為明顯。這就使得高校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具有明顯的行政主導和“計劃學術”的色彩，行政管理部門不僅控制了學術資源的分配，也同時主宰了學術成果的評價系統。布魯貝克指出：“無論學院還是大學都不是一個政治團體。它的職責不是行政管理，而是發現、發表和講授高深學問。它的管理不是根據人數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是以知識為基礎。”［31］由于權力和市場因素滲透到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之中，因而產生了嚴重的異化。許紀霖先生認為，這種異化簡單地說就是，“規范化異化為形式化，制度化蛻變為行政化，而學科化導致了封建化。”［32］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高校知識生產主體對行政主管單位的依賴性，犧牲了知識生產的獨立性，偏離了學術自主的方向，與培育學術場域的獨立和自治背道而馳。如果說在學科恢復重建之初，為了使其盡快步入規范化、制度化和學科化，由國家政府主導建立學術體制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的話，那么，隨著學科的逐漸成熟發展，建立學術場域，就要克服現行學術體制的弊端，建立真正以學術為本位、以學術自主為核心的學術體制就成為當務之急。有鑒于此，我們需要對產生學術不端的體制性因素進行追問和反思，而不只是在體制內修修補補，需要進一步深刻思考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建構與政治、經濟、社會的關系，尤其是知識與權力的錯綜復雜的關系。鄧正來先生富有創見地提出了“知識規劃”的概念，認為在轉型時期，知識的生產處于“自上而下”的“知識規劃”時代：第一，存在著一種“規劃的知識”，這樣的知識并不是以理論脈絡和知識發展范式為依憑，而是以某種規劃為根據的知識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應的“類型知識”。第二，存在著一種“類型知識”，即違背知識場域邏輯的知識。這樣的知識同樣不是以理論脈絡和知識發展范式為依憑而是以其他各種需要（比如社會需要、經濟需要和政治需要）為根據的知識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應的知識。［33］應當注意到：“知識規劃體制”和經濟、政治等現實社會需求機制為知識生產者所提供的生產動力是單調的，它甚至構成了一種吞噬性的力量，粗暴地將知識生產者的才情、智慧、記憶力、想象力和創新力完全無情地吸納，使之卷入“知識生產”的物化運動過程之中，［34］導致知識生產者缺乏自主創新精神，進而影響學術的自主性。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當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須對我們這個‘知識規劃’的時代以及其間的知識類型進行全面的討論和批判；另一方面，必須對這種為知識生產機器所支配的知識類型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進行分析和反思……只有在這種反思的過程中，我們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識到我們原本不意識的隱含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之中的各種社會條件或權力關系，進而把我們從這個‘知識規劃時代’中解放出來。”

當然，改善我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場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和任務。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相關的發展戰略和長期的發展目標，并通過政策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為知識生產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另一方面，人文社會科學的自主性發展，更離不開學者們自覺和自主的創新性探索。缺乏學術自主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就無法正視中國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也無法系統地吸收人類思想的智慧，無法從容地搜尋自己學術傳統與歷史源頭，有時不得不陷入“用中國經驗論證西方學術邏輯”的尷尬局面。［36］改革開放30年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在創造豐碩成果基礎上，積累了豐富的中國經驗，學術自主意識正在進一步提升，與中國經驗相伴成長起來的學科，可以說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世界的問題。推而廣之，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如果能夠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領域的發展模式有所貢獻，那么也是對全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37］為了保持學術的自主性，我們需要以30年來的知識生產場域回顧為契機，充分利用中國社會歷史性變遷的巨大舞臺和現實性寶貴資源，形成自己的學術話語，為世界人文社會科學貢獻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自己的創造和智慧。

作者：王永斌脫蕓單位：蘭州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