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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經濟與城鎮化之間存在交互作用的耦合關系，其耦合作用強度的測評以及耦合協調發展的驅動機制構建已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以淮海經濟區為研究對象，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和熵值法，測算了淮海經濟區旅游經濟與城鎮化耦合協調度．結果表明：淮海經濟區旅游經濟與城鎮化耦合協調度總體較高，隨著時間推移，耦合協調程度向好，省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差距較大．

關鍵詞：旅游經濟；城鎮化；耦合協調發展；淮海經濟區

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發展就一直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尤其是十八大以來，城鎮化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持續高度關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成為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的主要舉措．進入21世紀，旅游業已成為經濟活動中最強勁和最有活力的產業之一．黨的報告提出，我國旅游業已經進入大眾旅游時代，發展模式正由景點旅游逐漸轉變為全域旅游．地方的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等方面也將深受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深遠影響．與此同時，隨著旅游業地位的不斷提升，作為旅游活動得以開展的物質載體———城市，其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對旅游業能否良好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促進旅游業與城市化協調發展已成為當今旅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旅游業作為一種關聯帶動性較強的服務性行業，是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重要動力，旅游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城鎮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也有利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城鎮化的發展也為旅游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提供基礎和保障．因此，旅游經濟與城鎮化之間存在交互作用的耦合關系，其耦合作用強度的測評以及耦合協調發展的驅動機制構建已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已有的旅游與城鎮化互動關系方面的研究主要從產業發展、空間結構和社會環境3個方面進行．章智濤歸納了城鎮化與旅游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并研究了在旅游業發展帶動下的沁河流域皇城村城鎮化推進情況［1］；以與旅游經濟發展相關的時間序列數據、面板數據及人口城鎮化指數為基礎，余鳳龍等研究了國內旅游經濟發展情況與城鎮化的關系以及城鎮化對旅游經濟提升的意義［2］；王兆峰等指出，通過聚集機制與擴散機制，旅游業不斷助力小城鎮的開發與擴展，而小城鎮在發展的同時通過消費拉動、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產品的更新與形象完善來提升城市旅游發展效率，小城鎮與旅游之間存在互相促進與互相推動的雙向關系［3］；利用2000～2013年的省域面板數據和空間面板計量模型，王坤等實證研究了城鎮化質量和城鎮化規模對旅游經濟產生影響的直接效應與空間溢出效應［4］．對旅游與城鎮化耦合協調發展的研究也已經有了一定基礎，如：丁紅梅測算了2004～2012年合肥市旅游產業與城市化耦合協調發展狀況，發現兩系統經歷了2004～2010年的失調階段與2011～2012年的低級協調階段［5］；沈國俊等以黃山市為例，測算了其10年的旅游產業與城鎮化耦合協調發展情況［6］；生延超等以湖南省為例，選取2008年相關數據，分析了全省旅游產業對經濟的推動作用［7］；王坤等以長三角地區為例，選取2001年和2012年的截面數據，分析了區域城市旅游經濟與城鎮化耦合協調發展的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及其驅動機制［8］；王兆峰等以張家界為例，選取2001～2010年數據，研究了旅游產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耦合發展情況［9］．可以看出，關于旅游與城鎮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一地，進行歷時性區域的比較研究較少．本文以淮海經濟區20個地級市為例，研究2005～2015年旅游經濟與城鎮化協調發展情況．

1研究對象與研究區概況

淮海經濟區于1986年成立，包括山東的棗莊、臨沂、日照、濟寧、泰安、菏澤和萊蕪，江蘇的徐州、連云港、鹽城、淮安和宿遷，安徽的宿州、淮北、亳州、阜陽和蚌埠，以及河南的開封、周口和商丘，計20個地級市，共有51個區和97個縣．全區面積18．0984萬km2，區域內交通網絡星羅棋布，由新石、京九、隴海、京滬“二縱二橫”鐵路干線組成“井形”框架，高速公路有連霍、日東、京滬、京福及其他國內重要交通干線，共同構建成密集的運輸網絡［10］．淮海經濟區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截至2017年底，全區共有5A級旅游景區10家．淮海經濟區旅游業的發展前景也因為區內豐富的旅游資源而展現出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時如何合理配置資源也是旅游發展的關鍵問題．2017年國務院對《徐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7～2020）（2017年修訂）》予以批復，從國家層面上首次明確認可徐州作為“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的定位，江蘇因此把徐州建設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列為三大任務之一，江蘇省代表團在全國兩會上聯名提出議案將淮海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淮海經濟區的重要地位和發展前景可見一斑．盡管淮海經濟區有著豐富的旅游資源以及很大的發展潛力，但相對于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淮海經濟區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旅游業發展上都處于低谷，因此，對其研究有特殊意義．

2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數據來源城鎮化數據來源于2005～2015年的《山東省統計年鑒》《安徽省統計年鑒》《江蘇省統計年鑒》《河南省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旅游經濟數據來自山東、安徽、江蘇和河南4省的旅游政務網．參考麻學鋒等的做法［11］，對于少部分統計數據中出現的異常值或個別缺失數據，基于實際情況，進行插值修正，補入數據．計算分區耦合度和協調度時，將淮海經濟區分為魯南、蘇北、皖北和豫東4區域，將地區內各城市原始數據經統一標準換算后累計相加，每區域擁有一組換算后的原始數據，基于此數據再進行后續計算．

2．2指標體系參考王坤等對長三角的研究思路與方法［8］，建立指標體系（表1）：城鎮化發展水平和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分別作為一級指標，城鎮化發展水平下設立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4項二級指標，旅游經濟發展水平下設旅游經濟效益、旅游市場規模、旅游發展效率3項二級指標。

2．3計算步驟確定指標體系的常用方法包括層次分析法、專家咨詢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非模糊數判定矩陣法、優序圖法等［12］．選擇熵值法作為本文指標體系權重的計算方法，其基本思路是通過計算指標的信息熵，根據指標的變化程度來決定指標權重．信息量越小，不確定性就越大，熵也就越大；信息量越大，不確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13］．耦合是物理學中的一個概念，它特指兩個或者若干個物體、系統或者運動形式通過相互作用從而彼此影響的現象，在此過程中子系統以及要素的相互作用形式決定著系統的特征，這種現象通常用耦合度來表現．顯然，城鎮化u1和旅游經濟u2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兩個重要的子系統，且二者關系密切，因此有學者將物理學中的耦合度模型引入地理要素系統協調發展的研究中［14］，公式為 協調是指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其內部各個系統之間相互協作、共同促進甚至妥協讓步從而達到事物發展最優效果的情況．這種作用通常用協調度來衡量．它代表系統或要素之間在發展過程中彼此和諧一致的程度．由此可見，耦合和協調是兩個不同概念．協調是系統或要素間的良性的互動，而耦合則有可能是系統或者要素之間的相互促進，也有可能是惡性的抑制甚至破壞關系［15］．耦合度能夠反映系統間的協調情況，但卻忽視了系統的發展水平．例如各個子系統的發展水平都很低，其耦合度值卻有可能很高．為避免這種情況，引入系統綜合發展水平模型：T＝au1＋bu2，式中a，b均為待定系數．經過咨詢專家，這里設a＝0．4，b＝0．6．為更好地判斷城鎮化和旅游經濟之間的耦合關系的協調程度，引入協調度模型。

2．4耦合協調發展等級劃分根據耦合度和協調度的計算值并采用均勻分布函數法，參考王坤等的研究結果［4］，將耦合協調發展情況進行類型劃分．耦合度可劃分為4種類型：0≤C≤0．3，說明城鎮化和旅游經濟之間是低水平耦合階段；0．3＜C≤0．5，二者處于拮抗階段；0．5＜C≤0．8，表明二者處于磨合階段；0．8＜C≤1，二者處于高水平耦合階段．協調度的類型劃分與耦合度類型劃分相似：0≤D≤0．3，說明二者處于低度協調耦合階段；0．3＜D≤0．5，二者處于中度協調耦合階段；0．5＜D≤0．8，二者處于高度協調耦合階段；0．8＜D≤1，二者處于極度協調耦合階段．

3區域旅游經濟與城鎮化耦合發展分析

3．1耦合度的時序變化根據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出的結果，選取2005，2010與2015年淮海經濟區旅游經濟和城鎮化的耦合度，并借助ArcGIS聚類工具對測度結果進行可視化（圖1）．整體來看，淮海經濟區城鎮化和旅游經濟的耦合度較高．2005～2015年，淮海經濟區的耦合度值在總體上呈現先降再升的趨勢，波動較大，2005～2006年驟減后，波動上升．整體的高耦合度值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淮海經濟區的城鎮化和旅游經濟的關系密切．從4個區域來看，魯南、蘇北、皖北、豫東的城鎮化和旅游經濟耦合度高，2014年起，4個區域都進入了高水平的狀況．10年間，豫東地區的城鎮化與旅游經濟耦合度在4個區域中長期占據領先地位，但從2014年起，有所下降，呈現衰減趨勢．魯南地區的耦合度水平也相對較高，長期僅次于豫東，且增長穩定，2014年開始，超越豫東，位居4區域之首．蘇北地區自全球金融危機后，城鎮化與旅游經濟耦合度明顯下滑，之后回升，且波動較大，但明顯低于2005年水平．皖北地區城鎮化與旅游經濟耦合度長期處于4區域中的最低值，但2012年開始，增長明顯且穩定，逼近、超越蘇北．從城市個體來看，臨沂、連云港、濟寧、泰安和日照的城鎮化與旅游經濟耦合度長期處于高水平，雖然10年間有所波動變化，但始終處于高水平階段，并未影響這些城市在淮海經濟區的領先地位．徐州與淮安相似，大部分時間處于高水平，但2008～2011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出現了明顯下降，甚至跌入磨合的水平，2012開始回升，但在同類高水平城市中排名靠后．萊蕪、宿遷、菏澤、棗莊、蚌埠和商丘的城鎮化與旅游經濟耦合度在淮海經濟區處于低值，且在10年間波動起伏較多、較大．其余城市在2005～2015年，都在拮抗、磨合與高水平階段內存在著較多波動．

3．2耦合度的空間格局可以看出（圖1），淮海經濟區各城市旅游經濟與城鎮化的耦合度呈現非均衡的空間格局，耦合度值從0．258到1．000分布不等．3個年份最低的分別為棗莊、蚌埠和商丘，最高的分別為濟寧（2005，2010年）和臨沂，說明其分布極不穩定．淮海經濟區3年的耦合度均值分別為0．926，0．898和0．947，表明淮海經濟區旅游經濟和城鎮化復合系統整體上還處于高水平階段．省域對比來看，耦合度由高到低分別為豫東、魯南、蘇北和皖北地區．從旅游經濟與城鎮化耦合度的空間分布及其演變上看，2005年處于高水平耦合階段的城市主要有泰安、日照、臨沂、濟寧、徐州、連云港、鹽城、淮安和商丘9市．2015年，淮北、亳州、宿州、阜陽和開封5市也已上升至高水平耦合階段，而鹽城降至磨合階段，商丘降至拮抗階段，兩市均退出高水平階段．由此可見，淮海經濟區城市旅游經濟和城鎮化之間基本達到良性共振耦合，復合系統也趨向有序結構．達到高水平耦合階段的地區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較為豐富，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

4區域旅游經濟與城鎮化協調發展分析

4．1協調度的時序變化整體來看，淮海經濟區城鎮化和旅游經濟協調度較高，大部分地區均處于高或中度協調階段．2005～2015年，淮海經濟區城鎮化和旅游經濟的協調度基本保持著逐年增長的態勢，且在總體趨勢上的增長率較高，說明淮海經濟區整體上城鎮化和旅游經濟的發展協調性向極度、高度協調發展．從分區來看，魯南、蘇北、皖北和豫東4個區域城鎮化和旅游經濟的協調度較耦合度產生的變化較小．2005～2015年，除皖北始終處于中度協調外，其余3區域都處于高度協調．魯南與皖北總體呈現協調度增大的態勢，皖北地區的變化更為明顯，隨著時間推移保持增長，在2015年，已經逼近高度協調耦合階段．蘇北地區在高度協調耦合階段存在波動變化，而豫東則在一定程度上表現降低的態勢．從單個城市來看，魯南地區的泰安、濟寧等城市協調度極佳．泰安市自2005年就處于高度協調階段，波動增長，至2009年進入極度協調階段．濟寧市晚于泰安，至2011年進入極度協調階段．日照市則在2009年達到一次極度協調階段，后又回歸高度協調．臨沂、徐州、連云港、淮安和開封的城鎮化與旅游經濟發展也呈現出較為協調的狀態，2005～2015年都處于高度協調階段．鹽城市除在2012年為中度協調之外，其余年份都處于高度協調階段．其他各個城市的協調度則相對較低，主要在中度與高度協調之間來回波動，阜陽與蚌埠兩市在2005～2015年的前中期都有波動進入低度協調階段的情況．

4．2協調度的空間格局從圖2的旅游經濟與城鎮化的協調度空間分布及其演變上看，2005年處于高度協調階段的有日照、臨沂、徐州、連云港、鹽城、淮安和開封7市．2010年，泰安市進入極度協調階段，其他城市依然處于高、中度協調階段行列，與2005年情況一致，略有波動變化，但是協調階段并未發生改變．2015年，除原先的幾個高度協調城市外，阜陽和萊蕪兩市進入高度協調階段，而泰安和濟寧兩市則進入極度協調階段，說明這幾座城市的旅游經濟和城鎮化水平均相對較高，復合系統協同發展效應較強．總體而言，淮海經濟區各市的經濟與城鎮化協調度雖逐年有波動變化，但變幅不大，相對穩定。

5結論與討論

2005～2015年間，淮海經濟區旅游經濟和城鎮化的耦合度與協調度變化雖有一定波動起伏，但總體在較高水平的范圍內呈現出上升的態勢．至2015年，耦合度與協調度都已經達到高水平層次．根據耦合度與協調度的時間變化與空間分布情況，淮海經濟區內的高水平區域主要在區域內東北部分布，可以將區域內的4個區域分為3個層次：長期高水平階段上升地區———魯南，跨水平大幅上升地區———皖北，不穩定變化地區———蘇北、豫東．雖然各區域都能表現出一定的耦合度與協調度的總體特征，但各地區內都有個別城市與區域整體的表現相異，如魯南地區的棗莊，皖北的阜陽，蘇北的宿遷等，這些城市都是區域內的極值分布區，深入研究其中的原因與機制有利于區域下一個時期耦合度與協調度的優化．與陜西省2001～2011年城市化水平與旅游業的耦合協調度［16］相比，淮海經濟區的相關數值也具有地域性塊狀分布的特點，但整體水平要高于陜西省．而相對于浙江省2007～2015年大部分城市長期保持相同位次的格局［17］而言，淮海經濟區中部分地區的位次格局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豫東、蘇北）．可見，國內不同地區旅游經濟和城鎮化的耦合度與協調度具備各自的特點．在分區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整合處理，對我國的旅游經濟和城鎮化優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雖然本文從地級市到地方區域的尺度對淮海經濟區旅游經濟和城鎮化的耦合度與協調度進行了時空變化與格局的探討，但是不同城市和地區耦合度與協調度的發展差異以及內部變化的相關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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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晨 史春云 單位：江蘇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