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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對科學的解釋:從“直接說明”到“無形之手”

一方面，霍爾并不否認有經驗證據支持科學哲學的“直接說明”，因為，“大部分科學家喜歡研究，這是他們的生活。他們感覺特別幸運去做他們想做的，而不必再通過做其他的事來獲得報酬”，“科學家認為他們是在探索經驗世界的客觀知識。”［1］165科學家以真理為科學活動的目標，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可以保證科學活動結果即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成功。這一點在霍爾看來是顯而易見的。但另一方面，霍爾認為這種情況只是科學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內容。更重要的是，科學的客觀知識更多并不是通過直接的正確認識而獲得的，它往往是通過“偏見”和“犯錯”來實現科學積累的，“這看起來就像炸彈之于和平一樣的悖論。我認為科學的存在和最終合理性可以用偏見、嫉妒和非理性來解釋。”［4］32所以，霍爾認為科學哲學僅僅靠“直接說明”模式來解釋自然科學的成功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傳統哲學的“直接說明”模式是基于這樣一個基本的假設:科學家相對于其他人類社會群體來說是有特殊性的，“這種直接說明需要我們把科學家和其他人明顯區別開來，特別是科學家要比其他人更渴望真理。”［1］165霍爾緊接著說:“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的科學，科學家經常宣稱他們心目中擁有更高的目標。他們不關心諸如引用、成果的認同和諾貝爾獎等這樣微不足道的獎勵。他們只關心知識的自身價值。”［2］122但事實并非如此，科學家作為社會成員的一部分，并沒有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崇高，這種宣稱只能誤導科學哲學研究。霍爾認為，作為個體的科學家，首先我們必須考慮他們的社會職業，科學家的主要職業動機是對“認可的渴望”(thedesireforrecognition)，這是壓倒一切的個人目標:“如果只用科學家想認知世界的動機來解釋科學的成功，那么我們就不能對此給出合理的解釋。”［1］164這樣一來，科學家的目標與作為一個整體科學的目標就并不像傳統科學哲學所設想的那樣是一致的，實際上它們之間存在很大矛盾。霍爾為此還類比了經濟學現象: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每個人的有意識的經濟行為并不相同，活動的目標也不一致，這種情況最終導致了經濟領域的一種整體的無意識的行為現象。同樣，每個科學家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目標，并且會做出相應的行動，這種有意識的行為通過某種科學的社會機制，最后也產生了一個類似于經濟學現象的整體無意識的結果。所以，這并非像“直接說明”模式解釋的那樣，科學共同體的一致意識最終達到了一個共同的行為結果，并推動了科學的進步和發展。事實上，科學家的“有意識的行為”卻導致了整體科學的“無意識”結果。所以，霍爾認為傳統哲學解釋是存在問題的，我們必須關注和強調對科學家個體和科學共同體目標的統一說明，這是霍爾所謂的要引進經濟學“無形之手”的解釋來說明科學內在運行機制的原因:“在無形之手的解釋中，一個特別的結果被描述為一系列的個體科學家有意識行為而達到的無意識結果，個體在心目中都有一個目標，并相應行動;但他們關注的效果卻是產生了一個不是他們目的的結果。”

二“獨立性要求”:“無形之手”解釋的先決條件

如何才能說明科學家的“有意識行為”導致了整體科學的“無意識”結果呢?從1988年出版《科學作為一個過程》開始，霍爾就一直致力于從自然主義角度進行說明。像其他自然主義者一樣，霍爾的研究視角也是從經驗分析轉到了對科學的發展變化和生物進化的類比研究方面，霍爾認為，“自然科學之所以獲得成功，我們可以在科學的社會組織結構中找到答案。科學的社會組織最核心的一部分可以稱之為“看不見的手”的機制。”［2］117相對于傳統自然主義以物理學作為研究范本的情況，霍爾則試圖把科學哲學與自然科學，特別是和生物科學結合起來具體闡明“無形之手”的自然主義觀念。霍爾“無形之手”理論的出發點是，傳統科學哲學忽略了科學家的目標與科學的整體目標之間存在的不一致問題，就是說個體科學家的“有意識行為”和作為整體科學的“無意識”結果是相互獨立的。所以，“無形之手”用于解釋這一問題的前提可以進一步概括為“獨立性要求”(theindependencere-quirement)，即“無形之手”解釋的適合條件是個體科學家的目標與科學的整體目標的互補相關性。霍爾指出“獨立性要求”的基本內容是:“科學家‘個人’的目標和科學的目的是否充分獨立以至于他們可以實現目標的交叉。”［2］123這也就是說，科學家的個人行為與作為整體科學的成功是兩個相互獨立的事件，而非傳統科學哲學所設想的那樣是一回事。如果真像霍爾所描述的那樣，科學家的目標和科學整體目標是相互獨立的，那么科學哲學的“直接說明”模式就的確存在很大問題了。在霍爾看來，傳統科學哲學失敗的原因在于“直接說明”模式的單一性，它沒有意識到“獨立性要求”的存在。由于科學家個體與整體科學目標的不一致，致使傳統科學哲學的解釋失去了有效性。霍爾在這種情況下引入了“無形之手”學說，這正如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等人所理解的那樣，經濟學中的“無形之手”模式是在個體分散化決策模式下引導個人經濟行為達到有效的資源配置的方式。“無形之手”正好適合說明“有意識行為”和“無意識結果”之間的關系。為此亞當•斯密指出，現實生活中的個人，“既沒有想要去推進公共利益的發展，事實上也不清楚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推動公共利益的發展”，人們關注的只是各自的利益問題，“但他受一種無形之手作用，推動了本來不是其意愿的結果。當然，并不是事情來自于他的意愿就會對社會有害。他追求的只是個人的利益而已，但結果卻是更有效地推動了整個社會的利益，甚至比真心想推動社會利益人的行為更有效。”［5］在科學實踐中，“無形之手”是引導相互競爭和合作的科學家們達到良性發展的有效方式，這種模式的前提和經濟學“無形之手”的前提是一致的。面對科學共同體內部每個科學家復雜的利益需求和目的，“直接說明”卻僅僅簡單地把科學家的真理追求作為解釋依據，就以偏概全了，正如經濟生活中的單個人，他們經濟行為的動機是無法整齊劃一的，這也是亞當•斯密用“無形之手”說明經濟學現象的理論基礎。由于科學活動與經濟活動相類似，科學哲學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就變成了個體科學家的有意識行為與整體科學的無意識結果的關系問題。霍爾通過對科學的發展變化和生物進化之間的類比，主張應該深入到科學的社會結構中，把科學活動的社會機制和社會市場機制作比較。霍爾用“信譽”(credit)來類比經濟學中的“利潤”，用“科學知識”來比喻經濟學中的產品。這樣，科學家為了各自的“利潤”，他們相互合作和競爭，“利潤”不再只是純粹的知識和真理追求，而是一種“認可”(recognition)。霍爾還特別以科學界的優先權之爭為例來說明科學家的目標不僅僅是知識和真理，“如果科學家只對，甚至是基本只對科學本身感興趣，那么優先權之爭將會很少或不存在，但它們是科學發生不和諧的常見原因，并且這種混亂阻礙了科學的進步。”［2］122－123所以，在霍爾眼里，科學內部不斷出現的科學爭論和科學不端行為大大印證了他的觀點，作為整體的科學目標在于真理，而個體科學家的目標則不是，他們也像其他社會群體一樣是在追求各種“利潤”(信譽)。

三“無形之手”運行的社會結構

自然主義認為，“傳統經驗主義忽略了科學的社會結構，而自然主義哲學應盡量去避免這種錯誤。”［6］149霍爾的解釋也是建立在這一觀念上的，“無形之手”是要通過對科學微觀結構地描述來實現對科學良好運行的說明。科學共同體作為一個充滿合作與競爭的綜合體，其特殊性就在于科學家個體動機與科學總體目標之間非同尋常的關系方面，特別是在于二者的良好互動的環節上。霍爾說，每個科學家就像生物界的個體一樣力圖實現自己基因適應性的最大化，科學家也是要實現自己觀念的廣義適應性(conceptualinclusivefitness)，盡量使得其他科學家也接受其觀念和說明。［4］319這是科學家要獲得的最大利潤即信譽。更進一步來說，信譽決定了科學社會運行的基本過程，以信譽為基礎的科學共同體運行的深層根源是科學的獎勵機制。具體而言，在科學獎勵機制的調控下，科學家的個人動機通過融入一定的社會結構達到了與科學的完美結合。科學家個人目標的實現，要以一定的社會規則和運行機制為基礎，而科學整體目標的實現，也以科學家的社會活動為中介。這就是一種類似于亞當•斯密所謂的“無形之手”機制，“無形之手是這一情況，即當個體按照他們以自我為中心的目標而采取行為，在此過程中卻帶來了一些無意識的，作為其中一部分的更大群體的更一般的結果，提供了更一般性的解釋。”［2］117像默頓一樣，霍爾認為“認可”是科學活動中科學家想獲得的最基本獎勵和利益動機，這也解釋了科學家對“認可”渴望的原因。“認可”是指科學家希望其他科學家承認和利用他的研究成果，這是對他工作給予的最佳肯定和表彰。其中，霍爾認為最重要的“認可”就是對他科學工作成果的使用()，這主要表現為科學家對他科學觀念和理論的“索引”(citation)和應用。［6］164在這里，霍爾不太像默頓那樣特別強調科學的優先權問題。在他看來，科學家的觀念和工作在同行中被廣泛使用和索引是最重要的“認可”，即使這種觀念不一定是他最早提出的，科學界同行的應用和索引的頻率能夠表明對該科學家工作的真正認可程度。為了獲得科學界的“認可”，每位科學家首先要做的是進入科學共同體的社會結構和體系之中，通過某種社會結構才能獲得進一步的“認可”。科學家需要進入某個專門的科學研究領域，在學界前輩那里學習和繼承這一學科的一些世界觀和方法論，用庫恩的話說就是先進入某一研究范式，學習范式所蘊涵的形而上學自然圖景以及相關學科的專業形式系統、符號系統和專門術語。霍爾特別指出，這種情況即使在發生科學革命的時期也不例外，因為革命性的科學工作也需要繼承，在科學家沒有進入一個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科學共同體之前，他不可能有任何意義的科學工作。［6］165而且，科學家也不可能在沒有任何別人工作的情況下，做出真正的科學貢獻。這是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的關鍵一步。其次，為了實現科學家各自的“自我利益”，科學共同體內的相互合作是必然的。科學家為了獲得他人的“認可”，也就是讓別的科學家認可和應用他的研究成果，科學家就需要確保自己研究成果的可靠性，這樣其信譽才是可信的和有保證的。同時，科學家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也是進一步獲得同行“認可”的必要條件，這還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間接支持(即你也需要引用別人的成果)，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自我利益”。再進一步來說，科學家對各自利益的需求決定了“科學欺詐行為的后果比日常生活的欺詐行為更加嚴重，因為這會使利用相關成果的所有科學家的工作失去意義。”這就要求，“科學家一定要深化自己的研究，同時利用他人的工作成果。”［4］4由于個體科學家對“認可度”追求的最大化要求，在“看不見手”規則的引導下，一個科學動態體系得以良好運行，科學家和自然科學本身都在這一社會結構中最終獲得了最大可能的利益。最后，在“無形之手”力量的推動下，個體科學家的目標與作為整體科學的目標達成了一種和諧:科學合作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科學假說受到了嚴格檢驗，科學觀念自由交流，弄虛作假受到共同體的排斥。科學家相互利用各自的研究成果，在“無形之手”作用下達成了一種雙贏狀況，科學研究成果受到其他科學家的關注和引用，這意味著他的科學工作的被認可;同時，引用這些成果的科學家也通過這些科學成果，從而使自己的研究獲益。所以，“無形之手”決定了“科學的完美運行”，“這一機制的關鍵之處在于在不同人之間作用的分配。”［4］4科學作為一種動態體系，各個科學家的“產品”和“認可”在這樣一種均衡狀態下達成了微妙的平衡，它們相互制約、相互依賴，整個科學的進步表現為個體科學家利益達到一定的平衡和某種內在的和諧秩序。

四余論

“無形之手”的解釋代表了自然主義的一個新方向，它在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霍爾通過對“無形之手”的論述，為科學哲學發展了一種新的有希望的科學辯護模式，“霍爾采取了一種自然主義的進路，一方面，他避免描述性的認識論，另一方面，他又避免對科學知識現象的一般見解的失望的一種描述性方法。在這兩方面，霍爾的工作堅持了，如果不是科學的科學，至少也是自然主義的哲學的前景。”［7］在奎因之后自然主義“這個口號聽起來很好，但人們還是很難就此清楚它真的意味著什么。”［6］149直到霍爾對“無形之手”的論述，自然主義才第一次較為全面的給人們展示了自然主義新的說明模式。霍爾認為，傳統科學哲學停留在了科學知識的辯護和證明的瑣碎細節上，但卻忽略了科學的時間和社會這兩個更重要的維度，“從社會視角評價科學的變化是正確的:當個體的科學家的決定存在偏見時，集體的力量有時是對科學有利的。”［8］294－295尤其是社會因素，在霍爾看來這才是科學哲學研究中極其重要的現象，因為只有科學家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所作所為才是“真正的科學”［4］344所以，科學哲學應該關注科學家的行為以及科學家行為構成的社會結構，只有這樣才能超越傳統哲學研究，發展出新的科學哲學。當然，霍爾對“無形之手”的論述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所羅門評價說:“這些是樂觀的幻想。因為這種幻想建立在選擇性地對歷史數據的關注上:它只注意科學變化中特別成功的案例，注意‘偏見’在科學爭論中的作用，而沒有注意到科學變化中的其他方面”，事實上，“在科學變化的很多階段，規范性的評價是可能的和恰當的。”［8］294也就是說，霍爾像其他自然主義一樣，在對傳統科學哲學糾偏的同時，也不自覺陷入了另一種自然主義偏見。其次，霍爾將科學的發展變化看成一個類似于生物進化的過程，“科學通過變異與選擇而變化”，但這種類比的基礎是什么?霍爾沒有給出說明。科學畢竟是一種人文社會活動，我們不能完全把它等同于自在自然界，科學具有鮮明的人性特點。霍爾的解釋明顯忽略了科學屬人的這一實際情況，“我們沒有理由像霍爾所暗示的那樣引入無形之手的機制來解釋科學的成功，因為許多科學實踐和機構的建立就是由科學家有意設計來實現科學的目標的。”［1］172這又進一步涉及“無形之手”解釋的另一問題，即其解釋的不充分性。科學共同體如果確實存在著像霍爾所說的情況，即科學家們各懷不同的科學目標從事科學研究，對這種“有意識”科學活動所造成的“無意識”的活動結果，當然可以用“無形之手”模式來解釋。但是，還不能因此完全排除“直接說明”存在的必要性，因為至少“大部分科學家把追求知識作為他們的目標之一，那么他們集體實現了科學的目標并不奇怪。”而且，“許多科學機構的目的就是要保證科學的有效性”，這也是科學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推手，威瑞稱之為“隱藏之手”(thehiddenhandexplanation)。［1］172可見，霍爾的確夸大了“無形之手”的作用。簡言之，霍爾像其評判的實證主義一樣，也只關注到科學的某一方面內容，在對傳統哲學做出針鋒相對的解釋時，其“論證顯得過于簡單了”，尤其是他在將生物界與社會文化的進化論類比，很有新意，但同時“還需要更多的工作要做”。

作者：賈向桐單位：南開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