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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史料研究》2017年第1期

摘要:抗戰后期，宋美齡的訪美之行為艱苦卓絕抗戰的國民政府爭取到了大量援助物資與國際聲望，但卻沒能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中國戰場的既定戰略。宋美齡的訪美之行也存在著差強人意的地方，究其緣由，一方面出于宋美齡個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則是中國自身實力低下以及中美兩國戰略利益不盡一致。

關鍵詞:宋美齡;抗戰外交;美國

在整個國民政府戰時外交實踐中，從1942年到1943年之間宋美齡歷時七個月的訪美行程頗為引人矚目，也最具代表性，對于中國爭取外援、促進中美兩國消弭分歧、合作對日作戰意義重大。正如當時美國的一篇評論文章所言:“不斷的掌聲、歡呼和贊美的評論，證明中國的第一夫人已經感化了無數人士傾心于中國。”［1］48－49但事實上，宋美齡的訪美之行并未完全實現其既定目標，也遠未達到理想的預期。究其原因，主要應歸于兩國對日作戰的目標和利益存在沖突。本文擬通過對當時國際大環境下兩國各自的立場、中國的現實情況以及宋美齡自身條件等三個方面進行解讀，分析其訪美未達預期目標之個中原因，力求最大程度地還原這段歷史。

一、宋美齡訪美的大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發動的襲擊使美國朝野徹底拋棄了孤立主義，促使美國政府加入到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之中。而經過四年艱苦卓絕抗戰的中國也終于結束了孤立無援的境況，開啟了中國在亞洲戰場與美英共同對日作戰的新局面。自此，同盟國以美國為主導，開始了包括經濟、軍事、外交在內的全方位對華援助。然而，現實并不總是樂觀的。在國際層面，盡管盟國同意共同對法西斯作戰，對付共同的敵人，但中國與美英盟國間在諸如戰略目標、作戰意圖、國家利益考慮上卻不盡相同，大到歐亞兩個戰場孰輕孰重的戰略判定，小到入緬作戰的具體計劃和作戰目標，盟國之間均存在著或多或少的矛盾。面對日本在東南亞和太平洋上咄咄逼人的態勢，如果這些沖突不在合作初期著手加以解決，必然會對日后整個亞洲戰區的戰局產生負面影響。在中國戰場上，日本挾珍珠港事件之余威，于1942年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先后侵占了云南、廣西、華北、華東地區的大片領土。同時，由于滇緬公路被切斷，中國能從美國獲得的補給越來越少，使得中國抗戰形勢愈發嚴峻。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中美兩國領導人均認為，盡快解決分歧、加大合作是贏得對日作戰的關鍵。1942年10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特使威爾基訪華，并對表示，希望夫婦能向威爾基說明中國抗戰遇到的困難。在信件的末尾，羅斯福總統提出希望宋美齡能盡快訪美。［2］也希望利用宋美齡訪美，打破宋子文集團對美外交的壟斷，開展一次能直接游說美國高層的“夫人外交”，爭取得到美國政府的諒解，盡快解決中美間的爭端，并同時向美國民眾宣傳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以改變自身形象，促使美國政府擴大對國民政府的援助。于是，宋美齡便受之托，于1942年11月以治病為由，開始了對美國的訪問。

二、美國既定外交戰略是宋美齡所無法撼動的

眾所周知，二戰時期美國政府推行的是“先歐后亞”戰略。該戰略最早確定于1941年1月至3月美國和英國在華盛頓舉行的參謀長級會談最后報告“ABC－1”。而美國之所以在日本入侵美國太平洋島嶼之后仍未改變其既定戰略，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日本軍隊獲得的勝利在美國這種帶有天生種族優越感的民族看來不過是暫時的，日本也根本沒有能力完全占領英美等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對此，曾感嘆，美英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之所以會迅速潰敗，正是因為他們太不把日本人(亞洲人)放在眼里。［3］66其次是現實因素。在德國擊敗法國占領西歐之后，其國家實力遠超越日本。至1942年初，德國及其軸心國盟友包括在被占領國，累積的煤炭和鋼產量均超過3億噸，汽車和武器生產在當時已居世界第一位，具備了強大的戰爭潛力與實力。同時，美國的重工業城市多集中在更靠近歐洲的東部地區。因而，無論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還是出于能更快地輸送兵力及武器的考慮，羅斯福政府更傾向于“先歐后亞”這一戰略。以至于在對日開戰兩星期后，羅斯福仍在與英國聯合召開的“阿卡迪亞”會議上指出:“盡管日本參戰，形勢與一年前有了變化，但德國仍是軸心國的關鍵。英美戰略的基本原則是保證主要兵力用于對付德國，其他戰區只能用所需的最小兵力保衛關鍵性的利益。”［4］

除了堅持既定戰略外，美國政府還有一層考慮。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陸軍總兵力的94%。［5］488因而，在美國人看來，中國戰場是一片能充分消耗日軍有生力量的沼澤泥潭，在無更多精力西顧的情況下，美國希望繼續利用中國廣袤的土地拖住日本陸軍主力，滯遲其南進，以集中力量對抗橫行歐洲的納粹德國。換句話說，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美國需要中國獨自承擔起對日本的戰略牽制，配合美英軍隊的作戰，而這種支持主要表現在經濟上增加貸款，用以穩定中國國內貨幣市場，外交上予以道義上的聲援支持，軍事上提供武器裝備和訓練指導，但拒絕向中國戰場投入本土作戰部隊。雖說援助物資總量逐年擴大，但也是以自身所需為根本考量。因此，在美國政府眼中，中國戰場的主要作用就是戰略牽制，這也就決定了國民政府所期望的物資及聲望支援在美國人眼中并非那么必要。迫于國內戰事的壓力，政府的想法則是試圖通過宋美齡的訪美之行，勸說羅斯福政府調整其既定的“先歐后亞”戰略，希望美國把作戰重點和方向，包括將主力部隊放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并且借此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以便中國能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這就與美國“先歐后亞”戰略下的對日作戰目標存在著根本上的沖突。盡管如此，在訪美期間宋美齡仍得到了美國自上而下的熱烈歡迎，也達到了宣傳中國抗戰以獲取美國朝野認可的目的。通過周旋，她募捐到了一筆可觀的經濟援助，同時美國政府也做出了未來給中國更多援助物資的承諾。然而，這一系列“慷慨解囊”并不意味著中美戰略利益的完全吻合，相反，恰恰體現出的是中國被美國所“同情”、所“施舍”。

三、中國國內政治的混亂使美對宋的請求持猶豫態度

除了受制于“先歐后亞”戰略之外，當時中國國內政治的混亂也是美國對宋美齡提出的擴大援助請求望而卻步的主要原因。這種中國“國內政治混亂”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貪污腐敗盛行;二是政黨、派系關系混亂，相互傾軋。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不僅在國內遭人唾罵，在國外也屢遭詬病。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這樣看待國民政府:“它變得如此腐敗無能，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沒有共產主義運動，恐怕也會爆發另一場革命。”［6］196這句話并非聳人聽聞，例如，宋子文曾利用自己職務的便利，干涉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的物資進口，他侵吞租借物資款項的事早已被美國所察覺。“在美國，到處流傳著關于宋子文和孔祥熙以及他們的家族大量投資并從中獲利的傳說。”［7］47政府高層的腐敗往往具有更強的輿論殺傷力。同時，由于管理不善，時常爆出租借來的物資出現腐爛于港口的新聞，這無疑使國際社會對中國能否妥善分配使用援華物資持懷疑態度。而美國情報顯示許多基層軍官、地方軍閥“通過在戰線兩邊的走私買賣大獲其利”［8］1628。中國軍隊的腐化導致的作戰能力低下，也是作戰物資本來就不很寬裕的美國不敢大膽放手對華援助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對外謀取援助還存在另一個阻力，即集團戰略上的消極防御和實際行動中的保存實力、打壓異己行為。抗戰時期，竭盡所能地壯大“正規軍”，傾軋中共，排斥地方武裝，而美國政府的立場則是反對因中國內戰而導致抗日統一戰線分裂，由此導致中國戰場出現動搖甚至是內亂，從而打亂其既定戰略。因此，美國不愿意看到挑起國共糾紛，希望盡可能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牽制日本在中國的軍隊。

在1943年抗日戰爭的白熱化階段，陳重兵于西北地區，加緊訓練軍隊，企圖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而不是全力對抗日本，便遭到了以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為首的美國軍事顧問團的強烈反對。由此不難看出，美國軍界及政府早對中國國內的腐敗和政府消極抗戰有所耳聞。在整個抗戰中后期，美國之所以堅持對華提供援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國不愿看到中國因孤立無援而退出戰斗，所以就出現了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援助能不給就不給，能少給就少給，可以給予口頭承諾，但不必件件都落實。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宋美齡訪美之行的收獲必定小于預期，而后來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中國國際地位低下也給宋美齡訪美活動帶來了很大難度。所謂“弱國無外交”，從清末開始，中國積貧積弱，一直是帝國主義國家欺凌的弱國。二戰爆發后，由于中國在反法西斯戰場的特殊地位，中國國際地位有所提升，并能和美、蘇、英共稱“四強”，但實力上卻無法與三國平起平坐。正因為實力不濟，國民政府對美國有著很強的依賴性，一直向美國表現出友好姿態，以獲取美國朝野對華的好感。一直有意加強中美英之間的軍事合作和情報交流，恰在德意日三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后，立即向美國表達了加強合作的意愿，并保證在三國合作中“當隨美國之領導”［9］102。當德國和意大利準備承認偽政權時，又呼吁美國應挺身而出，加大支援國民政府的力度，以穩定民心并提升軍隊士氣。由此可見，國民政府外交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宋美齡訪美之行也無非是一個弱國向一個強國基于共同目標盡力爭取更多的援助，其自主性必然大打折扣。正如她美國之行發回國內的第一封極為簡短的電報所云:“沒有人對我們感興趣。”宋美齡的感觸是中美地位落差的真實反映。四、宋美齡個人的歷史局限性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宋美齡突出的外交能力、個人魅力以及高尚的民族氣節雖然一直為人們所敬仰稱道，但殘酷的現實政治和她所生活的時代決定了其外交活動，包括歷時7個月的訪美之行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時代局限性。歐文•拉鐵摩爾，作為的唯一的私人外國顧問，曾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蔣夫人的價值和重要性被過分夸大了，尤其是被美國人。他們把她看成是現代中國的象征，頭腦簡單的人認為就其出身而言只是個軍閥，甚至連英語都不會講，而他的妻子則受過美國教育，英語說得極佳，因此她應該是政府的主心骨。

事實并非如此，筆者認為，這兩個人的政治因素大于感情因素。事實上，能充分利用她在美國的聲望，她的聲望確實較高，但其價值有限。”［10］131具體來說，宋美齡個人的歷史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宋美齡的整個訪美活動是受制約的，所有動向均由在幕后關注與操控，其個人幾乎沒有自主權。例如，宋美齡每次與美國政要舉行會談都要提前咨詢，以獲取相關立場和對策。會談結束后，也要及時向蔣匯報會談成果。她每次進行宣傳和演講的主旨和目的也都要遵循的旨意。歸根結底，宋美齡是以的“第一夫人”的名義出訪美國的，其目的就是配合的戰略目的，盡可能為國民政府尋求更多的國際支持和援助。因此，在宋美齡訪美期間，的意志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而宋美齡只能屈居于“外交特使”的身份。其次，政府的反共立場導致宋美齡未能全面、客觀地宣傳中國戰場情況。正如前文所說，國民政府的腐敗和消極抗戰立場早已被國外所熟知。在宋美齡訪美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竭力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事跡也早已被諸如埃德加•斯諾等西方媒體人所見證。針對上述中國的國內情況，尤其是中共的浴血抗戰，宋美齡在美國極少提及，更沒有對美國人期望的政府民主化改革做出任何保證或展望。

“她的宣傳活動的中心目的只是致力于為國民政府盡可能地獲得廣泛的實際好處，而對中共武裝的英勇抗戰閉口不談，并伺機對的反共政策粉飾。當時已有許多對中國抗戰有著深刻認識的有識之士感覺到，宋美齡所竭力這染的那個抗戰中國政府發生了種種‘令人沮喪的現象’。”［11］284－289如此一來，宋美齡訪美之行向美國政界所展現的不過是國民政府的一副“搖尾乞憐”之象，并沒有展現出應有的誠意，更沒有表現出任何信心。宋美齡本人所處的階級和政治立場決定了僅憑她本人是無法改變這一外交困境狀況的。國家利益是一國外交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根本，總結全文可以看出，二戰期間，美國作為一個需要兼顧兩洋作戰的大國，東西戰場孰輕孰重是由其自身利益決定的，并不會因宋美齡一次到訪而調整;同樣，宋美齡所代表的是一個深陷戰亂且政治腐敗的貧弱國家，更沒有足夠的外交資本和影響力來促使美國國家戰略的轉變。由此觀之，宋美齡1942—1943年的訪美之行雖說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絕不能稱得上是一次完美的外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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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曠原 單位：河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