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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刊》2017年第6期

摘要：拉克勞與墨菲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表面梳理以及通過對葛蘭西、阿爾都塞思想的繼承和批判性吸收來說明后馬克思主義的出場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邏輯必然，但事實卻并非如此。促使后馬克思主義得以形成的真正的思想資源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以后現代主義為主而搭建成的多重融合的理論場域，其中現象學、后分析哲學、后結構主義等才是促成后馬克思主義出場的最真實的思想誘因。

關鍵詞：后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話語

對于后馬克思主義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理論淵源如何梳理，其思想性質如何定位，學術界目前依然存在較大的爭議，而上述問題也成為研究后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難點問題。要想突破這些學術難題，就需要深入到后馬克思主義真實的理論場域中，才能將其破解，以還原后馬克思主義真實的思想身份。

一、多重理論場域的融合是后馬克思主義出場的思想誘因

學術界認為緣起于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等的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在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就已經終結，或者說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止于阿爾都塞。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出現了后現代的轉向。所謂的后馬克思主義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后現代轉向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有著廣泛影響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對后馬克思主義的界定，存在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后馬克思主義是指受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借鑒了后現代主義的有關概念、觀點和思維方式，并運用到馬克思主義研究上而形成的一群思想和理論的集合體。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則僅是指由英國政治哲學家拉克勞和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中所表達出的思想觀點，以及針對左派對該書的批判，拉克勞、墨菲在理論回應時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理論主張。本文是從狹義上來使用后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的。這種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其最基本的理論觀點是，由于當今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使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理論不再符合西方社會實際，傳統的革命動力從原本的經濟地位之爭越來越讓位于話語權的斗爭，于是革命主體越來越演化成不同的話語主體，傳統的階級對抗話語正在越來越被多元主體的激進政治民主話語所置換。這些基本理論觀點顯然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存在差異，甚至是對立，故而西方傳統左派一直拒絕承認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馬克思主義，但拉克勞與墨菲本人則認為，后馬克思主義并“不意味著在馬克思主義之外，或反馬克思主義”［1］5。

他們之所以這樣認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他們看來，后馬克思主義思想并非空穴來風，它早就隱匿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邏輯中了，只是當今更加復雜社會階級關系、政治環境和多元的社會斗爭現狀，促使后馬克思主義及其探討的理論問題在當今時代愈加凸顯出來。“當代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特征不可改變地消解了那些政治虛構的最后基礎”，加之“當代社會斗爭的極大豐富性已經導致了理論危機，正是理論與政治之間雙向運動的中間點上，我們自己的話語才得以定位”［1］2。因而拉克勞與墨菲堅決地認為，后馬克思主義不僅不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而且恰恰是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有益探索，繼而極力主張后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的必然延伸，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種合法性的書寫。但事實果真如此嗎？縱觀《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拉克勞與墨菲表面上確實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視角來梳理后馬克思主義的發生路徑的，但我們千萬不要被拉克勞與墨菲對所謂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索列爾三種馬克思主義危機反應方式的歷史梳理，以及對所謂的包括盧森堡、列寧、葛蘭西在內的馬克思主義霸權譜系的歷史考察所迷惑了。筆者認為后馬克思主義得以形成，除了拉克勞與墨菲對身處其中的當達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關系、社會斗爭、意識形態等現實狀況作了較為深刻的思考外，以后現代主義為主搭建而成的多重融合的理論場域，才是促發后馬克思主義出場的真正的思想誘因。

二、三種西方現代哲學思潮是后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來源

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中，拉克勞與墨菲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梳理，盡量顯示出后馬克思主義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但在1990年由拉克勞獨立撰寫與出版的《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中，拉克勞則直言不諱地指出后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次“斷裂”。為什么拉克勞對后馬克思主義與傳統馬克思主義之間關系的態度會發生如此的轉變呢？這主要是緣于《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出版后，遭到了杰文斯、密里班德等英國傳統左派的指責，甚至被斥責為“修正主義”。但拉克勞與墨菲并不認同傳統左派的非議，特別是拉克勞決心要與傳統左派進行更加徹底的理論上的辯論，在經過一段時期的深思熟慮后，拉克勞表示要無怨無悔地擁抱后馬克思主義，并且道出其走向后馬克思主義真實的理論發生學基礎，即后馬克思主義其實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生發出來的，后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邏輯延伸，而是在借用馬克思主義有關概論、命題、論斷和分析問題的框架的同時，又淡化與疏離馬克思主義，但這種淡化與疏離在拉克勞看來，并不預示著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無關，也并不表明后馬克思主義存心要拒絕了馬克思主義，而是其不再從整體上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只是碎片化地選擇馬克思主義中某些所謂的“好的方面”來加以繼承和進一步進行理論演繹。拉克勞之所以不認同傳統左派對他與墨菲的批判，是因為拉克勞從內心認為他們其實是在“守護”馬克思主義，或者說是一種“放棄式”的守護。此話怎講呢？聯系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國際政治環境和世界政治思潮的實際情況來看，拉克勞與墨菲認為要使馬克思主義在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橫行以及后現代主義大行其道的境遇下仍然能以某種方式存活下來，就必須不惜“放棄”某些他們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局限性”的東西，因為若固守這些理論中的“局限性”不放，馬克思主義可能會在當時環境下連最后存活的希望都沒有了，甚至真的可能走向后來福山鼓吹的那個“歷史終結”的局面，而這個局面確實是拉克勞與墨菲內心里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正是如此，拉克勞與墨菲對那些批判他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人相當反感，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所創立的后馬克思主義恰恰是在馬克思主義遇到危難之時對此進行的一次有益的“援救”，是以“破釜沉舟”的方式來打一場馬克思主義的守護戰。

拉克勞認為傳統左派并不理解他與墨菲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中所表現出的良苦用心。為此，拉克勞在《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中不再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視角來梳理后馬克思主義的出場路徑，因為這種梳理并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傳統左派的認可，于是，拉克勞改變了理論闡發的路徑，著重論述他與墨菲本人是如何步入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道路上來入手，從而更加明確地來闡述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立場與理論要旨。拉克勞認為他的后馬克思主義之路與墨菲之間既存在明顯差異又有著相似之處。拉克勞指出，早年墨菲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和理論觀點主要受到阿爾都塞的影響，而他的有關馬克思主義最初習得則源于阿根廷左派的政治實踐。當墨菲將阿爾都塞的有關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用到拉美政治分析上時，經歷了拉美政治實踐運動洗禮后的拉克勞也在深入研究阿爾都塞的思想。此時無論是拉克勞還是墨菲都認識到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新意跌出，但無法與實際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實踐切實地結合起來，即使在理論上，阿爾都塞所主張的多元決定論，其背后依然隱藏著的大量的經濟主義的殘余。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二元劃分也人為地制造出一種理論上的“緊箍咒”。另外，阿爾都塞的思想還存在著對意識形態的階級主體的沉迷與執著，這些在拉克勞與墨菲看來，都嚴重地窒息了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為了跳出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藩籬，拉克勞與墨菲幾乎同時將目光投向了葛蘭西，因為在葛蘭西那里存在著革命主體多元思想的萌芽和革命文化領導權的思想，而這些都是拉克勞與墨菲所重視的理論主張。至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后馬克思主義其實并不是從整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生發出來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中有關盧森堡、考茨基、伯恩斯坦、索列爾、普列漢諾夫、列寧等人的思想譜系的考察，只是結論在前，材料論證在后的一種“學術游戲”，這種譜系考察有違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真實情況，至少存在偏頗之處。

如前所述，僅從馬克思主義傳統來說，后馬克思主義最多可以說部分繼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觀點，同時對以阿爾都塞為主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必要的反思，其身上所具有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基因并不多。如果后馬克思主義真的像拉克勞與墨菲所言的那樣，是對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繼承與發展的話，那么鑒于葛蘭西和阿爾都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中的地位，以及葛蘭西和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秉持的堅守態度，后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身份在西方傳統左派那里應該不會產生那么多的質疑。而事實上，后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身份從其出場的一開始就受到傳統左派強烈質疑，這只能說明，傳統左派并不認可后馬克思主義導源于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思想。那么，后馬克思主義主要理論來源到底是什么呢？其實，葛蘭西、阿爾都塞的思想只是拉克勞與墨菲后馬克思主義發生學的理論觸點，真正為拉克勞與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鋪開了相對完整的理論場域的卻是異常復雜的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正如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伍德所指出的那樣，《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實際上是把歐洲左派中具有右傾傾向的那一個小派別的核心立場一股腦地撂在了一起”［2］47。對此指責，拉克勞在《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中并沒有給予反駁，反而更明確指出，“有三個來源激發我工作的靈感：現象學、后分析哲學，以及其它總體上成為后結構主義的思潮。”［3］256墨菲也曾指出促使她與拉克勞合作撰寫《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嘗試著把拉康、德里達、福柯等后結構主義者思想家所闡發的政治理論運用到我們的研究中和政治實踐中”［4］169。如此看來，拉克勞與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確實不是從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事實與邏輯的本身出發所構建出的一套政治哲學理論，而是想方設法將西方現代哲學理論嫁接到馬克思主義中來，并試圖激活馬克思主義在當代西方社會的活力，努力嘗試讓馬克思主義與各種新興思潮進行碰撞，避免其患上時代失語癥，應該說拉克勞與墨菲的主觀愿望并沒有過錯，本意也不在于要否定馬克思主義，但客觀地講，這些激活方式、努力嘗試及其和在所難免的部分思想主張已經過多地越過了馬克思主義的底線，其所以招致了傳統左派的非議和責難，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三種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對后馬克思主義形成的具體影響

下面我們具體來考察一下，拉克勞所言說的三種思潮對后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到底起到了何種作用。首先是現象學。胡塞爾現象學認為對任何事物的意識呈現都是不全面的，都存在一定視域問題，總體性地把握事物其實是不可能的，并認為“第一，外部實在事物在意識中顯現；第二，在想象中被綜合起來的、虛構的對象在意識中顯現；第三，在反思或范疇直觀中，觀念對象在意識中顯現；第四，情感、欲望和意愿在意識中的顯現等等”［5］9。結合上述主張，我們不難看出，現象學具有強烈的反客觀主義傾向，并以反客觀主義為基礎呈現出了對總體性的質疑，而這與后馬克思主義對總體性、客觀主義的批判具有一致性。拉克勞承認他的反客觀主義主場和強調偶然性、非總體性的思維受到胡塞爾的影響。另外，現象學中的“加括號”思想，即對本質、基礎等具有形而上學本體論色彩的問題進行“懸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后馬克思主義的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思想的確立起到了推動作用。其次是后分析哲學。后分析哲學的代表人物是維特根斯坦。在《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中，拉克勞主要論述了維特根斯坦反“硬性規則”思想對后馬克思主義接合思想形成的影響。“對于維特根斯坦來說，如果每一個規則的應用情形如此這般地修改了規則，那么就不能說正在運用這個規則，但可以說，在正不斷地建構和重構該規則。”［2］251拉克勞認為維特根斯坦反對把抽象規則“硬化”“固化”，主張每種抽象規則的應用的背后都有其特殊的背景，抽象規則的應用過程其實就是對規則的重構過程，因此抽象規則與其應用之間不是對應性的映射關系而是某種具有偶然性的接合關系。正是接合關系才使得某些抽象規則在具體的情況下雖然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具體的規則意義已經發生了改變。這說明抽象規則就如同漂浮的“能指”，它的意義只有在與問題、事實等具體“所指”的接合中，才能呈現出來。另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對后馬克思主義話語理論啟發作用也不容忽視。“維特特斯坦所謂的語言游戲的一部分，是我們稱之為話語的東西的一部分”［1］119。后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一種恰似游戲般的拆解和重新組裝，雖然看似其與馬克思主義還存在某種“家族相似性”，但確實已面目全非。另外，“對于維特個斯坦來說，語言游戲是連接語言法則、客觀情境和生活形式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6］21，因而語言游戲是直接面向日常生活的，同樣，拉克勞與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所言說的“話語”也包含了其對日常生活的一種體驗。最后是后結構主義。

它對拉克勞與墨菲后馬克思主義思想最終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福柯、拉康、德里達等后結構主義大師對拉克勞與墨菲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格外顯著。在此主要談談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對拉克勞與墨菲的影響。筆者認為福柯與拉康對拉克勞與墨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微觀的技術層面上，所以拉克勞與墨菲在文本中有時還要對福柯、拉康的理論進行一番交代和具體論述，而德里達的影響則是宏觀的、根本性的、原則性的，因而在文本中并沒有過多的具體論及到德里達的思想，但誠懇地表達出對德里達及其解構思想的認同。拋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出版晚于《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這一客觀情況外，就思想實質而言，我們甚至可以判定拉克勞與墨菲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中所要構建的話語政治學與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所要打造的解構政治學具有思想一致性，二者所共同擁有的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大膽解構、盡力拋棄是多么驚人的相似！兩者對當代資本主義采取了一樣的批判態度，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價值追求表現出了同樣的敬重情懷。但我們也必須要指出的是，德里達的解構思想雖然對拉克勞與墨菲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影響，但就兩者的還是存在著重要的差異。首先，德里達重在解構之本身，建構之維被其消解在解構之中，因此，主觀上德里達并不想建構什么馬克思主義，而拉克勞與墨菲在主觀上是要通過解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來建構馬克思主義，形成一種“解構與建構”并重的后馬克思主義范式。其次，德里達畢竟是從解構主義切入到馬克思主義上的，因此，他在解構、拋棄馬克思主義時幾乎沒有顧慮，只要站在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就行了，解構后的馬克思主義也成了一種“幽靈”性的存在。而拉克勞與墨菲無論如何還是割舍不掉其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的情結”，在解構、拋棄馬克思主義時還是有所顧忌的，總想抓住他們自認為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中好的“理論碎片”，并試圖加以繼承和弘揚，也就是說在他們內心深處還存有某些想推進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愿望。

四、如何評價多重融合的理論場域下的后馬克思主義

如何看待拉克勞與墨菲將現象學、后分析哲學、后結構主義等與馬克思主義關聯起來，創立后馬克思主義這一問題呢？首先，拉克勞和墨菲對上述理論資源的運用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即不是簡單的拼湊，而是有機的融合，盡量使其整合成一套激進的政治話語體系。其次，拉克勞和墨菲對上述三種思潮的運用既是一種理論自覺也是一種思想上的無奈之舉。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他們在主觀上確實是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馬克思主義，也曾試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譜系中探尋理論資源，但無論是盧卡奇、葛蘭西、阿爾都塞等人的思想都無法滿足他們的理論訴求，因此才使他們將目光更多地投向現象學、后分析哲學、后結構主義等現代西方哲學，應該說這種理論投向或者轉向并不是隨意自發的，而是具有明顯的自覺意識，同時也包含著對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所存在著的理論缺陷的某種反思，甚至可以看成是一名后馬克思主義者在探索馬克思主義道路上的一種無奈之舉。最后，拉克勞與墨菲對上述思潮的理論資源的使用是有很強的目的性的，那就是想通過現象學、后分析哲學、后結構主義等思潮來激活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探尋在西方后工業化時代，階級主體高度分散，甚至破碎的情形下，革命如何可能、革命道路如何構建等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應該說這些方面探索的答案，未必正確，但其探索精神還是應該值得肯定的。

綜而論之，把握拉克勞與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比其他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思想困難，針對別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思想，我們重在理解與評析即可，因為其觀點的不足之處、錯誤之處往往是一目了然的。即使不理解，也往往不是因其思想深刻、艱澀造成的，主要是緣于對其運用的一些概念不甚了解所造成的，這只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原因，在實際的學術研究中并不是最困難的。而要把握拉克勞與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觀除了要解決因某些概念方面的技術性問題所造成的理論難題外，其困難還在于一方面要求我們必須深入到整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邏輯中來考量其理論得失，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考慮他們曾經的左派運動經歷，同時又要深入到當代西方多元的理論場域中考察其思想上的是是非非。也許這些也并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他們提出的一系列與馬克思主義發展有關的重要問題是我們這些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度中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所無法回避的，同時也必須作出積極的理論應對，而這則需要我們不斷進行更為艱辛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

參考文獻：

［1］拉克勞，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3］拉克勞．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4］墨菲．尚塔爾•墨菲談競爭主義、卡爾•施密特以及激情在政治中的作用［A］／／周凡，李惠斌．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5］俞吾金．現代性現象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6］墨菲．政治的回歸［M］．王恒，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蔡正麗1；李明2 單位：1．安徽建筑大學，2．安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