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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基于作者過去的研究，輔之以對認知心理學等學科的領會，提出關于語言本質的哲學思考。我們的語言系統觀包括這五個層級：1）語音、詞匯和語法各自成為一個系統，三者又共同構成一個語言系統；2）普通話與方言構成一個系統，共時與歷時構成一個系統，各個具體的語言構成人類語言系統；3）語言能力與人類的其他認知能力一起構成人類的認知系統；4）語言與社會文化歷史傳統構成一個系統；5）語言與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構成一個系統。這種思想對未來的研究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語言系統觀；共時歷時；認知系統；符號表征能力；語言能力合成說

0．引言

語言是什么？不同的學者關于這個問題會有不同的認識，這不僅影響一個學者觀察問題的視角，也影響其學術成果的領域及其重要性。不同語言學流派的根本差別，就是源自他們的語言哲學觀的分歧。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形式語言學派認為，語法是個獨立的系統，是人類生物進化的結果，人們與生俱來就擁有一個普遍語法，兒童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代入具體語言的參數，從而習得一種語言（Chomsky1997：219－394）。然而認知語言學派則認為，語言是人類的一種認知能力，它與其他認知能力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同時語言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受社會文化乃至自然規律的影響（Langacker1987：11－55，1991：13－50）。這種對語言的不同認識，決定了他們所采用的概念、研究方法和成果上的差別。我們對語言的認知既區別于喬姆斯基學派，又有別于國際上流行的認知語言學的觀點。過去二三十年來，我們一直走一條“向語言學習語言學”的道路，利用語言學的概念理論，吸收科學的邏輯方法，通過對語言的大量調查，嘗試揭示語言自身的規律。對于國際上各個語言學流派，我們既不刻意迎合又不排斥反駁，而是采用“拿來主義”，只要是有助于我們研究目標的一概不排斥。本文則是我們過去近30年研究語言的一個理論總結。

1．語音、詞匯和語法所構成的系統

11語法化過程的普遍特征語言的系統性首先體現在語音、詞匯和語法三個部分的有機統一上。這方面最典型的例證就是實詞的語法化，它往往涉及三個方面的變化：第一，語音的簡化或者弱化。第二，語義的虛化或者抽象化。第三，語法功能的獲得與穩定。現代漢語的實現體標記“了”是唐末宋初才出現的，它就經歷了這三種變化。它的中古讀音是lieu①，調值為上聲，在語法化過程中，復韻母變成央元音［ə］，調值丟失而成為輕音。“了”原來是表達“完成”義的普通動詞，可以獨立做謂語動詞，而它在語法化之后只能附在其他動詞后表達動作行為的實現或者完成。同時，“了”發展成為一個體標記后，使用范圍大大擴大，出現頻率大幅提高，表達動作、行為或者屬性成為現實的抽象語法意義。類似地，英語的將來時標記begoingto也經歷了這些變化（Hopper＆Traugott1993：1－17）。它是由具體的行為動詞go變成了將來時標記，意義上抽象了，而且其使用范圍也擴大了。在口語里，表達將來時標記時，它常被讀成begonna，其語音形式出現了簡化或者弱化。

12語音和語法的相互制約關系

121語音的變化誘發語法發展語音與語法處于一個系統中，因而語音的變化會誘發語法的發展。漢語動補結構的產生與發展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漢語語音系統的簡化和新概念的增加，為了保證詞匯的語音區別特征，雙音化趨勢越來越強烈。這促使單音節動詞和單音節補語在賓語缺省的情況下，逐漸失去其間的邊界，最后融合成一個語法單位，從而使得原來出現于其中的名詞賓語只能出現在整個動補短語之后。下面是中古時期的有關用例：（1）吹我羅裳開。（《子夜四季歌》）（2）喚江郎覺！（《世說新語•假譎》）如上例所示，那個時期賓語都出現在動詞和補語之間，到了現代漢語則變成了“吹開我羅裳”“喚覺（叫醒）江郎”等。其發展的過程為，“吹”和“開”、“喚”和“覺”等之間的賓語經常不出現，在雙音化趨勢的作用下，“吹開”“喚覺”等逐漸變成一個不可分割的語法單位，類似于雙音節的復合動詞，此時賓語只能出現在其后（石毓智2003：66－95）。現代英語語法系統的形成也是由于英語詞匯的一個語音變化誘發的。根據Barber（1993：175），從古英語到近代英語，英語詞匯的最后一個非重讀音節全面喪失，而原來這個詞尾的音節負載著重要的語法信息，指示主格、賓格、人稱等語法關系。因為這些語法標記消失，英語就采用兩種辦法來補救：一是句子語序由原來的SOV和SVO自由選擇而固定為SVO一種，目的是利用語法位置來區別主格和賓格，主語在動詞前，賓語在動詞后，而且主賓語也不能自由省略；二是介詞等虛詞的語法地位越來越重要，所表達的語法意義也就越來越豐富。也就是說，因為英語形態標記的丟失，它的整體語法特征正朝著漢語的方向發展，即主要依賴語序和虛詞這兩種語法手段。

122詞匯的語音形式決定其語法表現語音和語法的密切關系還表現在詞匯的語音形式影響其語法手段上。一個詞匯的語法表現形式決定于兩個方面：一是概念內容，二是語音形式。漢語詞匯的音節數目會制約其語法特征，以名量詞重疊表遍指來說明，比如“人人”“事事”“個個”“條條”等。然而這里有一個嚴格的語音限制，只允許單音節的名量詞重疊成雙音節的，所以“架次”“嘟嚕”等就沒有相應的重疊式。因此，下面一組時間名詞的用法就不同：年→年年、月→月月、天→天天、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時間名詞類似于量詞，可以直接受數詞修飾，因此可以像量詞那樣重疊表遍指。雖然從意義上看，“星期”也應該可以重疊，但是因為它是雙音節的，不符合名量詞重疊的語音限制規則，所以沒有相應的重疊式。對于漢語的動詞和形容詞，它們重疊式的最多音節數目限制是四個音節，單音節的可以重疊成雙音節的（如“看看”“大大”等），雙音節的可以重疊成四音節的（如“商量商量”“干干凈凈”等）。然而，兩個音節以上的動詞和形容詞就沒有相應的重疊式，比如可說“美化美化我們的環境”，然而卻不能說“∗機械化機械化我們的家鄉”等。英語詞匯的音節數目也對其語法形式有制約作用。英語的形容詞比較級和最高級有兩種方法，一是用形態的手段，比較級加詞尾⁃er，最高級加詞尾⁃est；二是用詞匯的手段，比較級加themore，最高級加themost。單音節的形容詞只能采用形態手段，比如richer、richest等；雙音節的情況比較復雜，兩種手段都有；三個音節及其以上的形容詞則只能采用詞匯手段，比如themorebeautiful、themostbeautiful等。

123一種語言的語音系統影響其語法表現形式漢語的語音系統有兩個特點：一是具有聲調，二是一個音節往往代表一個最小的有意義的語素，通常對應于一個漢字。所以，聲調和音節是漢語語法范疇兩種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上古漢語里，漢語存在一種普遍的語法手段，用聲調變化來表達“使成”（causative）范疇（王力1989：262）。例如：（3）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上例的“來”是“使……來”之意，應該讀去聲。現代漢語仍部分保留上古漢語的這種聲調用法，比如“飲”普通動詞“飲酒”，讀第三聲yǐn；如果表示讓牲畜喝水“飲牛”，則讀第四聲yìn。英語是音素語言，所以常用一個沒有任何詞匯意義的音位符號來表達一個語法范疇。比如英語的音素⁃s就具有三種功能：名詞的復數標記（threebooks）、領有格標記（John􀆳scar）和第三人稱動詞的現在時標記（heworksnow）。一種語言的語法范疇主要采用哪種語音形式來表達，沒有高下優劣之分，也沒有發達與落后之別，而是決定于這個語言的語音系統。英語單獨一個音素［s］就負載三種語法功能，它在具體的上下文到底是什么用法，要靠使用語境來決定，因此很難說用音素表達語法范疇就比用聲調或者音節就清晰明確。13語義與語法的相互制約關系一種語言的語義系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語言的語法特征。不同語言的語義系統差別很大，這是因為不同民族觀察認識世界的視角和方式各異造成的。語義系統的差別主要表現在詞匯概念內涵和外延的差別上，特別是概念數目的設立上，我們以與物體傳遞有關的動作行為的概念化來說明這一點。漢語是不分方向的，而英語是區分方向的，所以漢語的“借”對應于英語的兩個反義動詞：borrow（借入）和lend（借出）。漢語的“小李借了老王一萬塊錢”就有歧義，一個意思是“小李的錢給了老王”，另一個意思則是“老王的錢給了小李”。因為漢語這類動詞最常出現的句式就是雙賓結構，結果使得漢語的這種結構也具有雙重表達功能，既可以表示給予義，又可以表示取得義（石毓智2004）。例如：（4）a．小李買了小王一輛自行車。b．小李賣了小王一輛自行車。上述兩句話的意思正好相反：（4a）表達取得義，指“小李從小王那里買到一輛自行車”；（4b）則是給予義，指“小李賣給了小王一輛自行車”。然而，英語的雙賓結構則是方向性明確的，只有給予義的一方才可以用于雙賓結構，要表達取得義時就要選擇其他句型。例如：（5）a．JohnlentMary100dollars．b．Johnborrowed100dollarsfromMary．結果，英語中的雙賓結構只允許給予類動詞進入，比如“JohnsoldMaryabicycle”這句話，可以直接翻譯成漢語而意思不變，就是“約翰賣了瑪麗一輛自行車”。可是“JohnboughtMaryabicycle”就不能這樣翻譯，因為它與漢語“約翰買了瑪麗一輛自行車”的意思正好相反，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約翰買了一輛自行車，作為禮物送給瑪麗。”也就是說，英語buy用于雙賓結構所表達的意思仍然是給予義。漢語的雙賓結構所表達的意義是雙向的，既可以表達物體從主語到間接賓語位移，也可以表達相反的位移方向；而英語的雙賓結構所表達的意義則是單向的，只能表達物體由主語向間接賓語位移，而不能相反。我們認為，造成英漢兩種語言的對應結構的不同語法功能的原因是用于其中的動詞的語義特征，漢語表達物體傳遞的動詞從古到今都是雙向的，因而所出現的語法結構也是雙向的；而英語的相應動詞則是單向的，而且只有給予類動詞才能用于雙賓結構，因而有關的語法結構也只能表達給予意義。上面這種現象說明，一種語言動詞系統的語義特征會影響其語法結構的表達功能，語義與語法之間存在相互制約的關系，兩者共處于一個系統之內。

2．語法的系統性

21構詞法與句法之間的關系語法由構詞法和造句法這兩部分構成，兩者之間相互制約，共同構成一個語法系統。漢語復合詞十分豐富，約占整個詞匯的80％。復合詞結構與句子結構基本一致，不同結構的復合詞在語法功能上也不一樣。我們用兩個方面的例證來說明它們之間的關系：一是內部結構為VO的復合詞帶賓語的限制，二是內部構造不同的形容詞所采用的重疊形式不同。英語的marry和help都是普通的及物動詞，都可以帶賓語，比如“TommarriedLisa”“JohnhelpedMary”等。然而漢語對應的動詞“結婚”和“幫忙”則不行，要引入相關的人物，必須借用其他方式（石毓智2010：54－64）。

22語法規則作用范圍的普遍性語法規則是作用于某一類現象的，而不是局限于個別的例子。我們在這里以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漢語學界的一個傳統課題為例來說明，即關于“王冕死了父親”這句話的分析。迄今為止，很多學者從自己的理論興趣出發，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假設，主要有徐杰（1999）的“非賓格動詞”說，朱行帆（2005）的“輕動詞位移”說，潘海華、韓景全（2005）的“話題基礎生成”說，沈家煊（2006）的“糅合類推”說，黃正德（2007）的“中間論元”說等。但是，所有這些分析都存在一個問題，只關注這個特殊的用例。

23語法是一個具有交際功能的網絡系統索緒爾（1999：111）把語法比喻成一盤棋，他以此來說明，任何具體的標記或者形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其他成員共處于一個系統之中，相互關聯相互制約。這個比喻的優點是強調了語法的系統性，缺點在于它具有誤導性，因為在行棋的特殊階段，某些棋子是可有可無的，不影響整盤棋的結局，這一比喻帶來一個蘊含義，似乎某些語法手段是可有可無的。然而我們認為，任何語法手段都是這個有機體的一部分，都扮演著自己不可被替代的角色。語法是一個具有交際功能的網絡系統，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比喻，而是有具體的表現形式。我們把語法標記看作這個網絡系統的一個“結”，同一個語法標記往往具有多重功能，由此出發可以把各種各樣的語法結構聯系起來，最后展現出一個系統。第一，工具式與處置式的交叉關系。“拿”既可以引進工具名詞，例如“他拿毛筆寫字”，又可以表達處置義，例如“別人拿他開玩笑”。第二，處置式與被動式的交叉關系。“給”既可以表示處置，例如“他給杯子打碎了”，又可以表示被動，例如“門給風吹開了”。第三，處置式與雙賓結構的交叉關系。比如處置式“他把書還我”可以變換成雙賓式“他還我書”等。第四，被動式與兼語式的交叉關系。“讓”既可以引進兼語，例如“他讓小王去辦事”，又可以表示被動，例如“老李讓汽車撞到了”。第五，雙賓結構與話題化結構相互轉換。雙賓結構“他還我書”可以變換成“書他還我了”等。上述各種語法結構的關聯只是舉例性質的，可以說明任何語法手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可以通過標記的多功能性來認識語法的系統性。語法網絡系統還表現在另一方面，同一語法結構有核心功能和邊緣功能之別。比如處置式的典型標記是“把”，表達對某一對象的物理處置，“他把桌子搬走了”涉及到物體的位移。然而稱謂則是“把”字的非典型用法，此用法可以用“管”表達，比如“山西人管土豆叫山藥蛋”等。當謂語為“怎么樣”等詞語時，“把”與“拿”都可以用，比如“你能拿他怎么樣”。然而謂語如果是非及物的慣用法時，只能用“拿”不能用“把”，比如“大家拿他開涮”“別人拿他開玩笑”等就不允許換為“把”。也就是說，在表達處置上漢語有“把”“拿”和“管”三個語法標記，“把”代表核心功能，只在邊緣功能上與“拿”和“管”交叉。在表達處置這個語法范疇上，這三個語法標記協同合作形成一個小系統。“語法是一個具有交際功能的網絡系統”這一判斷具有三層意思：第一，每種語法手段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第二，各種語法手段協同合作共同完成交際功能；第三，同一語法手段的多個功能之間，或者表達同一語法范疇的各個功能之間，具有核心與邊緣之別。這如同一個漁網，中間位置網格的重要性高于邊緣位置的，但是哪個都不能少，否則就會出現“漏網之魚”。

24語法的共時和歷時統一索緒爾把語言的共時系統與歷時系統對立起來，認為兩者是相互獨立而互不相干的，這反映了那個時代對語言認識的局限性。其實，不論哪種語言，絕對靜止的、穩定的共時系統是不存在的，語言始終處于演化的過程中。所謂的“共時系統”都是該語言歷時長河的一個片段，它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走向未來的一個片段。語言是個有機的整體，這從演化的角度看得最清楚。語言發展的典型模式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就是一個局部變化會引起連鎖反應，從而帶來一系列的變化，結果往往會改變該語言的整體特征。這就像一個有機的生命體一樣，局部發生了變化，會引起整體的反應。根據我們的研究（石毓智2003：199－223），現代漢語區別于古漢語的一系列重要的語法特征，都是來自于動補結構的產生和發展。這些語法特征主要包括以下這些：第一，處置式的產生，“將”“把”等的語法化。第二，被動式的多樣化，“叫”“讓”等的語法化。第三，新話題結構的出現，如“我昨日冷酒喝多了”（《老乞大》）。第四，體標記“了”“著”“過”的誕生。第五，“得”語法化為補語標記。第六，動詞重疊式的出現。第七，“動作行為＋結果狀態”的句子組織信息原則的形成。第八，謂語結構的普遍有界化。

3．共同語、方言和其他語言所構成的系統

31共同語與方言之間的系統性共同語言與其方言構成該語言的共時系統。普通話與方言的差別非常大，表現在語序不同、標記差異、范疇類別等眾多方面。表面上看起來，紛紜復雜的方言現象似乎是隨機的，雜亂無章的，其實它們與共同語言之間也存在系統的對應規律。這種系統性可以從歷史發展不平衡上明顯地看出來。前文談到，漢語動補結構的產生帶來一系列的變化，然而動補結構在不同方言中的發展速度是極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會帶來相關語法形式的差異。凡是動補結構不發達的方言均呈現以下的結構特征（石毓智2016：443－463）：第一，處置式不發達，其標記不固定或者零標記。第二，體標記系統不成熟。第三，仍保留中古可分離式動補結構。第四，缺乏動詞重疊式或其語法意義不一樣。第五，動補結構不能帶賓語。第六，謂語結構有界化程度不高。方言中也具有一些不同于普通話的創新形式，反映了人類語言的共同特征，具有語言類型學上的意義。普通話用“V＋了”表示動作的完成（“我吃了午飯”），其相應的否定形式為“沒＋V”（“我沒有吃午飯”）。其實這種表達既不對稱，形式也復雜，肯定式是在動詞之后加上一個“了”，否定式則是在動詞之前加上“沒”。然而閩南話、客家話、廣東話等很多方言的完成體表達則是既對稱又簡潔，肯定式用“有＋V”，否定式則是用“冇＋V”。世界上很多語言都是采用來自領有動詞表達完成體的，諸如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都是如此，比如英語的例子：“Ihaveeatenmylunch”（我沒有吃午飯）和“Ihaven􀆳teatenmylunch”（我沒有吃午飯）。領有動詞向完成體標記的發展，其背后有一個深刻的認知理據，兩者擁有相同的概念結構。

32漢語與其他人類語言之間的共性根據目前調查的結果，人類有6700余種語言，它們一起構成人類語言系統。表面上看起來，人類語言千差萬別，不學習這種語言就無法理解它。然而人類語言如同人類自身的生理基礎一樣，雖然不同民族的外表差別很大，但是他們則具有共同的生理特征。漢語和人類其他語言共同構成一個更大的系統，即人類語言系統。我們探討漢語現象時，如果所提出的假設不僅能夠解釋漢語的有關現象，而且還能夠解釋其他語言的有關現象，那么這種假設就很可能是正確的。結構助詞“的”是現代漢語中使用頻率最高且用法最復雜的標記，它的誕生是漢語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很多學者對“的”的來源提出了各種假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四家：呂叔湘（1981）的源于“者”字說；王力（1989：224）的源于“之”字說；江藍生（1992）的源于方位詞“底”字說；石毓智、李訥（1998）的源于指代詞“底”字說。王力和呂叔湘都是20世紀最杰出的漢語語言學家，那個時候還沒有語法化的觀念，人們習慣于在上古漢語中尋找現代語法標記的祖先，如果發現兩個功能相仿，就會認為早期的這個形式就是來源。20世紀歷史語言學家的這種思路就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上古漢語的“者”和“之”又是從何而來的？然而從語法化的角度來看，任何語法標記都是實詞演化的結果。我們認為，漢語史上先后出現的這一組結構助詞相互之間并沒有來源關系，它們都是從自己的指代用法中獨立發展出來的。

33人類語言的系統性人類語言的系統性表現在很多方面，這里我們只舉兩個方面的例證：一是一種語言的句子基本語序對一種語言整體語法特征的影響，二是兩種相關的語法手段不相容于一種語言。從整體上看，人類語言是一個系統，因為代入的參數不一樣，就會導致一系列的差異，而句子基本語序的選擇就是參數代入的差別。兩種語法手段不相容于一個系統，也說明它們的系統性，只有一個系統內部的兩個成分才會出現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所謂句子語序是指主語、謂語和賓語的相對順序，從邏輯上講，這三種成分有六種可能的排列，然而人類語言最常見的語序只有兩種，即SVO和SOV，前者如漢語、英語等，后者如日語、韓語等。一種語言一旦選擇了哪種基本語序，就會影響其語法演化的方式，從而決定其語法標記系統的整體面貌（石毓智2016：942－956）。這里所說的“整體面貌”包括以下三層意思：第一，該語言的語法系統主要是采用分析式（periphrastic／analytical）手段，還是形態（morphological／inflectional）手段。第二，語法標記系統的復雜程度如何。第三，標記哪些句法成分。不論從歷時角度還是從共時角度，都可以看出一種語言的基本語序與其語法系統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4．人類語言能力與其他認知能力

所構成的認知系統我們通過對認知心理學最新研究成果的借鑒，特別是對當代語言學的反思，提出了“語言能力合成說”的假說（石毓智2007，2008：2－14）。這個假說的基本思想是，語言能力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獨立于其他認知能力的，它主要由以下七種更基本的認知能力協同合作的一種綜合能力：符號表征能力、數量識別能力、概括分類能力、記憶遇見能力、聯想推理能力、聲音形狀辨別能力和空間時間感知能力。這七種基本認知能力，是人類能夠創造語言和使用語言所必需的，缺一不可，但是并不限于這些能力，它們只是最主要的那幾種。這就是為什么兒童必須在發展出這些最基本的認知能力之后，才能開始習得語言。實驗心理學的證據表明，這些基本的認知能力都是嬰兒在十個月之前自發出現的，即天生的能力，而后嬰兒開始出現獨詞句等語言現象。語言能力合成說的真正意義在于，認為人類的認知能力是分層級的。在這個層級系統里，語言能力不是處于最基層，而是處于第二層級的認知能力。語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認知能力協同合作的結果，而這些基本的認知能力并不是專門為學習語言而設的，它們還用來學習掌握其他各種各樣的知識系統或者技術能力。也就是說，每種基本的認知能力都具有多重的功能，諸如數學、音樂、繪畫等方面的能力也都離不開它們。上述假說直接挑戰喬姆斯基的先天語言能力的觀點。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語言能力不是天生的，它是一種復合的認知能力，由更基本的認知能力構成，而這些基本的認知能力則是天生的，是人類生物進化的結果。這一假說從根本上動搖了喬姆斯基語言學的基礎。認知語言學雖然認為語言能力不是獨立的，然而到底與其他認知能力處于什么樣的關系之中則語焉不詳。我們的假說也澄清了認知語言學長期以來一個含混不清的觀點。

5．人類語言與社會文化

聯成一個系統語言是交際工具，人們的任何交際行為都必須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廣義上講，社會環境包括該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飲食習慣、思維特點等。社會環境對語言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詞匯，我們這里只談兩個社會文化影響語法的例證。表達“死”這個概念的動詞在絕大多數語言中都是不及物的，即不能帶賓語②，也不能用于被動句。然而在日語中則有“這個小孩被他爸爸死了”的表達，原因是日本男士有一種自殺文化，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就會選擇這一絕路。在日本有這種社會現象，一位父親不管自己孩子的生活而自殺，讓其孩子家人遭受痛苦磨難，結果就有了日語這種表達。此外，日本社會的等級觀念非常強，下層要對上層處處表現出敬意，這種現象反映在語言中就是敬語的語法標記非常發達。

6．語言與自然現象所構成的系統

人類語言的語法規則也與所生存的自然環境密切相關，很多語法規律是自然規律在語言中的投影（石毓智2001：2－7）。人類所生存的自然環境通過人的認知折射到語言中去，往往表現為各種語法規則。自然環境包括兩個主要方面———時間和空間，下面就每個方面各舉一個例證說明自然規律對語法規則的影響。

61時間一維性對語法規則的影響時間從過去到現在再到將來一維流失演進。時間是抽象的，看不見摸不著，它的存在只能通過運動變化才能體現出來。每種語言都有各種各樣的語法標記來表達時間信息，這些標記一般都是與動詞結合在一起的。因為時間是一維性的，同一個時間區間會有多個動作行為發生，那么在計量時間信息時，只能選取其中的一個動作行為來標識，其他動作行為的信息都依賴這個動作行為來指示。這種規則表現在語言中的一條語法規律，如果一個句子內部包含有兩個或者更多發生在同一時間位置的動詞，只有一個動詞可以帶上具有時間信息的語法標記，否則就會違背語法規律。

62形容詞的有標記和無標記任何客觀存在的物體都具有三維屬性，這是制約人類語言的一條重要語法規則。所謂形容詞的有標記和無標記現象，是指具有反義關系的一對形容詞，在特殊的句式中，一方的詞義被中性化，涵蓋相對一方的語義范圍。比如“小王有多高”問句照顧到了從“矮”到“高”的所有高度，這種現象就叫作形容詞的無標記現象。7．結語本文根據我們自己的研究經驗，提出了語言研究的系統觀，這也是我們關于語言本質的哲學思考。這既有認識價值，也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我們的語言系統觀包括五個層級或者方面：1）語音、詞匯和語法各自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三者共同構成一個語言系統。2）共同語言與方言構成一個系統，共時與歷時構成一個系統，每個具體的語言構成人類語言系統。3）語言能力與人類的其他認知能力，諸如符號表證能力、聯想記憶能力、空間辨識能力等，一起構成人類的認知系統。4）語言與社會文化歷史傳統構成一個系統。5）語言與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構成一個系統。語言研究的系統觀可以拓寬研究視野，既有助于發現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也有助于提高論證的科學性。中國語言學界與歐美語言學界的差距，不在于是否提出某種新概念或者新理論，而在于關于語言最本質問題的認識差距。

作者：石毓智 單位：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