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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圖書館是集文獻資源、信息、人才為一體的文化教育中心,是我國文化扶貧工作的中堅力量。研究高校圖書館的文化扶貧工作,對縮小城鄉貧富差距,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援助處于不利位置的弱勢群體或個人的社會服務為切入點,探討了文化扶貧與社會服務之間的關系,分析了國外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的五大方面:法律支撐、合作援助、精準幫扶、延伸服務及評估機制。并基于國外高校圖書館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高校圖書館文化扶貧工作的現狀,提出中國高校圖書館在文化扶貧工作中要不斷創新延伸服務內容、建立圖書館法律法規體系、精準文化扶貧體系、合作幫扶體系和績效考核評估體系的對策,以期為我國高校圖書館推進文化扶貧工作,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弱勢群體；文化扶貧；精準幫扶；信息鴻溝

1引言

社會服務是指以援助貧困的、遭受痛苦的社會處境不利的群體或個體為目的而提供的服務[1]。社會服務不同于公共服務,公共服務面對的是所有公眾,而社會服務的對象是指因幼小、衰老、貧困、殘疾等原因而處于不利位置的弱勢群體,目的是維護公平正義,促使其融入社會,最終改善其生存條件[2]。早在1627年,法國圖書館學家諾代在其撰寫的《關于創辦圖書館的意見書》就提出“圖書館要一視同仁,不應該只為特權階層服務[3]”。1862年,美國聯邦政府頒布的《莫里爾法案》規定了大學圖書館必須為社會服務的責任,掀起了用文化知識援助弱勢群體的運動,得到了各大學圖書館的普遍支持,大學圖書館社會服務開展起來[4]。1955年,日本文部省提出高校圖書館必須向弱勢群體敞開大門的報告,得到筑波大學圖書館、名古屋大學圖書館、東京工業大學圖書館的熱烈響應。

隨后,日本大學圖書館的社會服務工作日漸普及[5]。同時,法國、英國、加拿大、意大利、韓國等發達國家,其大學圖書館社會服務工作,也在政府的引導和規范下,快速開展起來。總之,經過多年發展,國外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服務工作,已經日臻完善,達到了較高水平。相比之下,我國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工作則剛剛起步。2002年,我國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第21條規定:“有條件的高等學校圖書館應盡可能向社會讀者和社區讀者開放”,倡導高校圖書館在做好校內讀者服務工作之余,開展社會服務工作[6]。但作為集文化資源、信息、人才為一體的文化教育中心,高校圖書館如何援助遭受貧困的群體?事實上,一個人或地區的貧困,表面上看是經濟問題,但從更深一層考察,往往是文化的貧困,人們的收入通常與其價值觀念、文化素質、生活方式等密切相關。而文化扶貧即著重于對貧困區域的文化進行改造,加快貧困區百姓固有風俗、習慣、心態及價值觀的解構和重建。由此可見,我國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服務工作主要就是文化扶貧,即扶人,扶智,幫助貧困地區勞動者提高文化素質,徹底消除貧困,避免富后返貧。2015年12月9日,文化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了《“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建設規劃綱要》,對文化扶貧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將文化扶貧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綱要》指出:“實現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貧困地區,加快推進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服務脫貧攻堅大局、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任務”[7]。

2016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在《關于開展2016年“全民閱讀”工作的通知》中進一步表明,高校圖書館要充分利用人才和館藏資源,加強技術成果轉化,通過閱讀活動,對貧困地區的脫貧工作提供智力支持[8]。我國學者近兩年才開始對高校圖書館的文化扶貧工作展開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文化扶貧精準識別研究,包括扶貧對象及扶貧項目精準識別研究,如王堯[9]結合多維層次分析模型與日志記錄法對目標人群進行識別,引入“RHB戰略”對文化扶貧項目進行識別;二是關于提升基層文化單位服務軟實力和培育農村“自組織”能力建設為目標的“精準扶貧”新機制研究,如段小虎等[10]基于矩陣式組織結構的項目制“文化扶貧”拓展了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政策空間,以項目合同制管理為手段,以智力支持為內容,以提升基層文化機構服務軟實力為目標,探索了文化“精準扶貧”新機制;三是對口幫扶項目機制研究,如馮永財[11]調研了陜西省貧困地區基層圖書館現狀,分析高校圖書館對口幫扶貧困地區圖書館的可行性,提出基于項目管理理論的高校圖書館與貧困地區基層圖書館對口幫扶機制。而本文則采用新的視角,對國外高校圖書館開展社會服務工作進行認真分析和總結,結合我國高校圖書館文化扶貧的現狀,構建出適合我國本土的文化扶貧具體實施對策。

2國外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分析

2.1法律支撐

國外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起步較早,均有強大的法律體系作保障。高校圖書館開展社會服務工作,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社會服務工作是難以為繼的。因此,美國、日本等國家均對高校圖書館服務社會的經費來源,在法律上做出詳細規定。如美國聯邦政府2007年修訂的《高等教育法》,專門對高校圖書館的經費來源做出規定,聯邦政府將以基本撥款、額外補款和特殊撥款方式,保證高校圖書館的經費來源,使其得到法律保障,也使美國高校圖書提高了為社會提供服務的積極性[12]。“不以規矩,不成方圓”,除經費來源外,為保證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工作能夠合理、有序開展起來,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還制定了兩百余部法律,對高校圖書館參與社會服務的資源配置、人事安排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規范。如美國《國防教育法》、《美國2000年教育戰略》等法案中均對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的內容進行了全面規定;馬薩諸塞州2010年修訂的《圖書館法》對各類型圖書館間的合作也進行了規范;《加利福尼亞州圖書館法》規定了包括高校圖書館在內的各類圖書館,都要參與到館際互借的項目中來[13]。國外發達國家完善的法律支持體系,對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工作給予了強大支撐,確保了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事業健康發展起來。

2.2合作援助

國外高校圖書館在提高社會服務質量的同時,為避免資源重復建設,大都會與社會組織、企業等合作,共同為社會用戶提供信息服務。如美國西肯塔基大學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共同舉辦內容豐富的圖書節活動,吸引很多文化水平低、很少走進圖書館的百姓參與活動,提升了弱勢群體主動獲取知識的興趣[14]。美國楊伯翰大學圖書館通過與互聯網檔案館合作,發揮互聯網檔案館圖像處理技術的優勢,共同開發以貧困地區特色資源為內容的數字館藏,為貧困區域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15]。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田納西州大學圖書館及加州大學戴維斯圖書館等均與公益組織合作,開辟了“4-H”、“Cardi-nalKdsCubil”、“K-12”等為困難家庭少年兒童提供援助的項目,幫助孩子們利用互聯網學習新知識,在線溝通和交往,樹立自信心,引導他們健康成長[16]。總之,各國大學圖書館通過與公共圖書館、政府、企業等的合作互助,擴大了用戶獲取信息的范圍,提升了社會服務的質量。

2.3精準幫扶

為提高社會用戶的滿意度,盡可能為其提供最適合的服務,國外高校圖書館通常會細分社會服務對象,對殘疾人、兒童、老年人、失業者等加以區分,為不同群體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服務。如美國奧本大學圖書館,針對行動障礙讀者設置了專門自習室,室內有無障礙衛生間和盥洗室,以方便殘疾讀者使用[17]。弗吉尼亞大學圖書館在其館內電腦上安裝了ZoomTxte、Kurzweil3000、JAWS等軟件,專門為視力障礙、朗讀困難或注意力缺陷的讀者提供輔助閱讀服務[18]。西肯塔基大學圖書館深入社區,專門針對低學歷人群開展了“一本書,一個社區”的閱讀推廣活動[19]。日本女子大學圖書館依托本校幼教專業,在圖書館開辟了兒童閱覽空間,針對少年兒童提供服務[20]。日本桃山學院大學圖書館從1983年就開始為盲人讀者提供對面朗讀服務,提高了盲人讀者的入館率[21]。日本福祉大學圖書館為行動有障礙的讀者提供服務,可以幫助讀者查找圖書館資源,并下載、打印相關資料[22]。細分不同的社會服務對象,使國外大學圖書館社會服務發力精準,提升了社會服務的實效。

2.4延伸服務

國外高校圖書館為滿足不同社會服務對象的深層次需求,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延伸服務項目。如1964年美國總統林肯.約翰遜提出向貧困宣戰時,得到了美國高校圖書館的大力支持,紛紛開展了“社區行動”計劃,將黑人、下崗工人、老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納入高校圖書館提供延伸服務的范疇,通過開展各種閱讀活動,提高了貧困人群的知識水平,縮減了社會貧富差距[23]。日本京都大學等高校圖書館為老年人、殘疾人、青少年等弱勢群體,開展了大學圖書館信息技術培訓活動,提升了弱勢群體的信息獲取能力[24]。德國漢堡大學圖書館及法蘭克福大學圖書館在雙休日、寒暑假等為中小學生開辦畫畫、演講、親子游戲等活動,以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25]。韓國高校圖書館邀請部分下崗職工擔任其圖書館的助理館員,幫助他們提高收入水平,增強社會尊嚴感[26]。通過深入社會,開展不同內容的延伸服務項目,國外高校圖書館滿足了不同群體的深層次需求,提高了社會服務滿意度,體現了高校圖書館的社會價值。

2.5評估機制

目前,國外大學圖書館評估早已進入“強調以全社會為中心,關注對社會的貢獻”的高級評估階段[27]。1990年,Boyer提出大學圖書館除科研服務、教學輔助外的第三項功能即社會服務,并強調對社會服務也要進行量化評估[28]。隨后,美國很多大學圖書館均采用Boyer的研究成果,將社會服務結果納入館員的業績考核中,以督促館員努力提供社會服務。2004年,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還出臺了《大學圖書館評估標準》,在服務評估體系中設置了一系列與社會服務相關的考核點[29]。同時,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年評估報告,均包括合作服務、援助服務等內容[30]。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為使社會服務評估常態化,還成立了社會服務評估辦公室[31]。另外,社會服務提供程度還作為國外大學圖書館參與評獎的關鍵因素。總之,常態化的社會服務績效評估體系,確保了國外大學圖書館社會服務事業能夠持續、快速地向前發展。

3我國高校圖書館文化扶貧的具體實施對策

我國幅員遼闊,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均衡,貧困人口大多分布在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面對我國的特殊國情,借鑒國外高校圖書多年社會服務的成功實踐,筆者構建出我國高校圖書館開展文化扶貧工作的具體實施對策。

3.1建立圖書館法律法規體系

我國教育部在2016年重新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中四次提到了高校圖書館社會服務的問題[32]。中國圖書館學會在《關于開展2016年“全民閱讀”工作的通知》中提到“高校圖書館應響應國家精準扶貧號召,充分利用高校圖書館人才和館藏資源,加強技術成果轉化,通過閱讀活動,對貧困地區的脫貧工作提供智力技持[33]。”但這些均是從政策上進行引導,并不具備法律的效力。要確保高校圖書館文化扶貧工作有序向前推進,必須從國家到地方出臺一系列法律法規,對高校圖書館參與文化扶貧工作所涉及的經費、人事、管理等相關問題進行規定,使其在具體操作上有法可循。首先,國家應頒布一部《高等學校圖書館法》,對高校圖書館在文化扶貧工作中的各種經費來源進行規定,將高校圖書館提供的知識援助服務納入政府購買的范圍,從法律上確保政府給予扶持,為大學圖書館持續投入文化扶貧工作提供物質保障。其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要頒布相應的法規,對高校圖書館文化扶貧工作的具體實施、動態考核及各種獎懲措施做出規定,確保文化扶貧工作在正確的軌道上向前推進。

3.2建立精準文化扶貧機制

目前,我國所開展的文化扶貧工作,存在嚴重的“一刀切、一鍋端”現象。對扶貧對象的年齡、學歷、經歷、地域等情況不加以區分,對扶貧對象的個性化文化需求不予以重視,導致文化扶貧經常扶不到點上,老百姓對文化扶貧項目參與度不高,很多文化扶貧項目達不到預期效果。例如湖南湘西自治州建設的農家書屋,收藏了很多種植、養殖方面的文獻,但卻缺少湘西自治州的特色產業如百合、富硒柑、茶葉等方面的書籍,老百姓很少光顧這些書屋,不僅浪費了資源,也無法發揮文化扶智乃至脫貧的作用[34]。高校圖書館在文化扶貧工作中,為避免出現上述問題,就必須建立起精準的文化扶貧機制。首先要正確識別文化扶貧對象,真正的扶貧對象應該是因為文化水平低而影響了經濟收入的群體。要對這部分人建檔立卡,登記個人信息,再利用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不斷更新信息,達到動態管理的目的。其次要正確識別文化扶貧項目,要充分考慮文化扶貧項目的針對性、可行性和效益性,有效的文化扶貧項目應該是能夠滿足當地文化需求,得到當地百姓支持,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項目。另外,要注意到不同年齡、不同地域、不同學歷層次的扶貧對象,其文化需求也不同。比如針對殘疾人,我們應該登門為其提供各種輔助閱讀的技術服務;對老年人,我們應該為其提供視頻、音頻等資料,幫助其快速接受新知識;對于留守兒童,我們要派大學生志愿者駐村陪伴閱讀,讓他們在吸收知識的同時,體會到溫暖的人文關懷。當然,同一個扶貧對象的文化需求也會隨著年齡增長,生產經營活動改變,家庭收入改變,而產生變化。因此,我們要隨時關注大數據變化,經常與扶貧對象溝通,及時調整服務內容,滿足其新的需求,以達到精準文化扶貧的目的。

3.3不斷創新延伸服務內容

1992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扶貧政策,得到了各級文化部門的積極響應,但是由于我國地域遼闊,貧困地區地理位置偏僻,目前在貧困區仍然存在幾個主要問題亟需解決。一是貧困區文盲、半文盲數量眾多,僅有1—2%的人能讀書看報;二是貧困區百姓缺少積極健康的休閑活動,經常依靠封建迷信、賭博等活動度過農閑時間,形成不良社會風氣;三是貧困區百姓與外界信息溝通不暢,信息鴻溝嚴重,生產活動存在盲目性;四是貧困區科技人才匱乏,生產效率低,無法將資源優勢轉化經濟優勢。高校圖書館參與文化扶貧,就要不斷延伸、創新服務內容,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逐步滿足貧困區百姓的各種文化信息需求。高校圖書館可以選派黨員干部,深入偏遠地區,送書送報,指導當地農民閱讀書籍、期刊等,不斷提升其文化素質。高校圖書館可以與大學生社團合作,深入農村組織文藝演出、書畫展覽、放映電影等活動,豐富百姓業余生活的同時,鼓勵百姓勤勞致富。高校圖書館還可以選派專業館員,為農民開辦信息技術培訓班,幫助農民樹立信息意識,提升農民信息獲取能力;邀請農學、畜牧業專家,為農民進行種植、養殖技術培訓,幫助農民解決生產中的各種技術難題,提高生產效率,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3.4形成合作幫扶體系

文化扶貧是一項需要全社會參與的系統工程,但我國文化扶貧工作發展至今尚未形成有效的協同合作體系。作為文化扶貧工作的主干力量,高校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分別隸屬于不同的管理部門,相互之間溝通少,很難形成脫貧合力。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在廣州、深圳等發達城市,已經出現高校圖書館與政府、企業深度合作的典型事例,但在西部地區,高校圖書館由于觀念、體制等因素的影響,與政府、企業等溝通甚少,尚未開展任何形式的合作扶貧。各高校圖書館本身在文化扶貧工作中,也大多各自為政,尚未出現共同援助的案例。高校圖書館參與文化扶貧,要節約資源,提高幫扶實效,就必須與政府、企業、其他圖書館開展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合作的文化扶貧體系。首先,高校圖書館可以與貧困區政府合作,共同開發包含旅游信息、勞務信息、農產品市場信息、實用技術的農業信息網,暢通百姓與外界溝通的信息渠道,逐步走向富裕。其次,高校圖書館可以與貧困區龍頭企業合作,邀請學校專家為企業工人進行技術培訓,還可以將本校科研成果應用到企業生產實踐中去,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最后,高校圖書館還可以聯合其他高校圖書館,對貧困縣圖書館開展多對一或多對多的幫扶工作,這樣既可以避免資源的重復建設,又可以形成幫扶合力,加快貧困區公共文化體系建設的步伐,為當地百姓營造出良好的文化環境。

3.5建立文化扶貧績效考核評估體系

目前,我國陜西、湖南、吉林等省的高校圖書館已經開展了文化扶貧工作,但很多工作卻存在“雷聲大,雨點小”的現象。例如陜西省幾所高校圖書館,在對口幫扶貧困縣圖書館工作中,只表現為一年捐書一次,年底到基層圖書館交流一次,缺少對基層館館員的長期指導和培訓,在智力支持方面有所欠缺[35]。因此,要確保文化扶貧工作能落到實處,深入開展起來,必須要建立起長期有效的考核評估體系。從宏觀層面上看,政府要引入第三方機構對高校圖書館文化扶貧項目進行動態監測,對扶貧項目的實效進行考核。考核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要看高校圖書館是否設立了文化扶貧辦公室,是否有專人對此項目負責。第二要考核項目內容是否符合扶貧對象的需求,項目運行情況及目標完成情況等。最后,要對扶貧對象進行調研,考察其對扶貧項目的滿意度。總之,考核機構要對扶貧項目進行全面測評,認真分析實際數據,給出客觀結論。從微觀層面上看,各高校圖書館的文化扶貧辦公室,也要對每個文化扶貧項目的運行情況,進行監測,調控,以確保文化扶貧的精準度。高校圖書館還要建立起內部激勵制度,設置文化扶貧考核指標體系,對館員文化扶貧工作進行量化考核,考核結果要與館員年終考評掛鉤,以確保文化扶貧工作持續、深入發展起來。

4結語

我國文化扶貧工作還處于初級階段,認真總結和學習國外成功經驗的同時,要注意根據本國實際,開拓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文化扶貧之路。我國高校圖書館要帶頭打響中國文化扶貧的攻堅戰,發揮出自身資源優勢,深入農村,精準幫扶,為提高貧困區域農民科學文化素質,轉變陳舊思想觀念,從根本上擺脫經濟貧困,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做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唐美榮；馮永財 單位：西安科技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