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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政治是當今海洋國家爭奪國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之一。隨著生產力水平與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愈發看到海洋的戰略價值，海洋政治成為沿海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要義。深入思考、探究海洋政治呈現出的鮮明特征，有利于全人類更好地以和平手段利用海洋、發展海洋，避免通過非法、暴力途徑解決海洋爭端。

［關鍵詞］海洋政治;海洋強國;哲學視角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海洋成為世界政治活動的中心，沿海國家普遍依托海洋發展經濟、擴大艦隊、圈占土地，海洋政治也隨之進入人們的視野。海洋政治是指以對海洋權益的發現、占有和保持為目的的政治活動的總和。進入21世紀后，海洋承載了人們可持續發展與進步的希望，成為各個國家政治角逐的擂臺。海洋以其獨有的戰略價值催化了海洋政治的發展，誰忽視了海洋政治的發展，誰就會處于世界進步的劣勢當中。若要更科學、合理地認識、理解海洋政治，需要深刻把握海洋政治的本質特征。

一、海洋政治的整體性

各個國家所處的地理區位、自然環境、具體國情等存有差異，海洋戰略的總體布局紛呈多樣，但海洋政治所反映出的整體性特征也十分明顯。海洋政治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一個內部各構成要素相互協作的“生態系統”。海洋政治的整體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從理論內容來看，海洋政治是一個結構緊密、邏輯嚴謹的理論體系，是關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學說。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是貫穿在海洋政治整體性中的主題。海洋政治是各構成要素以系統結構的方式存在的，而不是機械地將海洋要素與政治要素相加得出的結果。海洋政治作為整體所發揮出的資源優勢與輻射效應是各構成要素在孤立狀態下不具備的。各構成要素在脫離海洋政治的整體之后，所能發揮的功能與特性是十分有限的。首先，海洋政治原本就是一個整體。從海洋政治的形成背景來看，海洋政治是解決所有涉海問題的手段。為了保障自身的海洋權益不受侵犯，任何一種海洋政治要素都無法獨立解決海洋爭端。海洋政治不是一個固步自封的理論體系，而是不斷向前探索發展、始終處于時代前沿的理論體系。海洋政治從萌芽到豐茂，是一個內涵不斷豐富、不斷自我創造的過程。沒有海洋政治的整體性，就不會有各個構成要素的產生與發展。從海洋政治的實際運用來看，各構成要素互相影響、錯綜復雜，但絲毫不影響整體的一致性，其最終目的都是要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實現國家的政治利益、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在應對外部壓力時，海洋政治會依靠自身的整體性，調動各構成要素進行整體運作，產生整體一致的行為選擇。其二，從實踐發展來看，海洋政治是一個有邏輯起點、邏輯主線、邏輯結果的理論整體，是融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為一體的完整體系。只有在把握海洋政治整體邏輯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推進分門別類的具體研究、具體措施，實現全面進步。海洋的自然屬性決定了海洋政治的社會屬性，海洋政治是人類文明和海洋發展的一種重要表達方式。通過考察海洋國家的歷史軌跡會發現，他們的政治策略與發展重心與廣袤的海洋息息相關，彼此存在一種天然的“默契”，這種默契產生的根基就是海洋政治的整體性。海洋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單元，時時刻刻影響著沿海國家的發展。歷史上無論哪一個國家企圖獨占海洋，最終都無法阻擋其他國家利用海洋的腳步，亦無法割裂海洋自身的整體性。最先從新航路中獲取暴利的西班牙與葡萄牙一度為航線歸屬問題而展開激烈的交鋒，都想控制海上航道，阻斷他國與東方諸國的貿易往來，并通過教皇強行劃分海洋歸屬。格勞秀斯在其著作《論海洋自由》中強烈抨擊了西葡兩國的做法，并認為海洋是不屬于任何人的財產，是公共占有的，是為人類共同使用的。格勞秀斯的觀點是以海洋政治的整體性為基礎的，因為海洋本就是一個整體。

二、海洋政治的結構性

海洋政治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整體，但如果沒有各構成要素的相互支撐，就不會有整體的良好發展。海洋政治的構成要素并不是彼此獨立、互不相關的，而是互相影響、有序聯系的。各個構成要素都扮演著特定的角色，以特定的方式聯結，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離開任何一個要素，都不可能準確地理解其他要素，更不可能全面把握海洋政治。海洋經濟是海洋政治的基礎。海洋經濟是指對海洋進行開發、利用的各類產業活動的總稱。早期的人類受制于生產水平與技術水平，只能粗放式地開發海洋，從事簡單的捕撈、航運等活動。但是，自新航路開辟以來，海洋不再是往來的屏障，儼然變成了一處全新的寶藏。海洋經濟一時間獨占鰲頭，成為大多數國家發展的倚仗。英國的雷萊爵士就說過:“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貿易，誰控制了世界貿易，誰就控制了世界財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20世紀以來，在科學技術的帶動下，海洋經濟呈井噴式發展，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規模與增長速度對海洋的依賴性大大增強。海洋經濟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政治活動、經濟活動最活躍的領域之一，深刻影響著世界經濟結構。諸多國家都依靠發展海洋經濟，維護政治穩定，提升綜合國力，提高國際地位。在21世紀，海洋經濟催趕著人類開發海洋的腳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整體發展，左右著國際政治的走向，創造著人類歷史的新輝煌。海上力量是海洋政治的保障，通常指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也就是馬漢提出的“制海權”。海洋不單單是連接世界的橋梁，更是貫穿歷史的紐帶。海洋將原本孤立的大陸聯系起來，將不同的文明互相傳播，通過戰爭改變了世界的總體格局。人類歷史是海洋與軍事交織的歷史，海上力量作為政治手段為國家和平發展提供了穩定和諧的海洋戰略環境。在海洋被利用的初期，海上力量承擔著保護航線的重要作用。隨著國際局勢不穩定因素的增加，各國海洋利益規模不斷擴張。“海洋國家利益的得失直接影響著國家政治、經濟、安全、文明的進步走向，決定或影響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1］為了更有效地保障國家的核心利益，海上力量完成了從被動防御向主動威懾的過渡。是否具備一支藍水海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準之一，海軍力量的強弱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在海洋爭端無法回避的時代，只有擁有強大的海軍，才有可能發展海洋政治，才有可能在21世紀的激烈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2］海軍不純粹是一種武力威懾，在和平時期是宣揚和平、加深理解、增進友誼的外交手段。海軍作為和平時期唯一能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活動的軍種，既展示國家實力，又宣揚國家的外交政策，有力地保障海洋政治的順利發展。海洋意識是海洋政治的動力，是人類社會在長期海洋實踐中形成的關于海洋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性的總體認識和反映，體現了人類社會對海洋認識和利用的漸進過程，決定了海洋政治行為的確立與選擇。海洋意識是人們認識海洋、走向海洋、開發海洋、經略海洋的先決條件，海洋意識的發展體現著人類對海洋逐漸認識的過程，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海洋事業。人類對海洋的最初探索限于近岸、浪小的海域，對海洋的認識局限于“魚鹽之利”“舟楫之便”，對海洋充滿了敬畏。但隨著生產力與科技的進步，人類在海洋上的活動范圍逐漸擴大，對海洋的認識不斷加深，開始從敬畏向駕馭轉變。新航路開辟之后，海洋在人類眼中不再是割裂陸地的屏障，而成為連通世界的橋梁。人類對海洋的認識越來越全面，海洋意識開始向全球性、綜合性轉變。觀念的產生為人類活動提供了思想基礎，促進了社會的進步發展。如果沒有觀念的變革，人類社會將停滯不前、失去活力。海洋意識為海洋政治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各種可能，是海洋政治發展的思想動因，是海洋政治發展的精神推動力，“是對海洋與國家興衰內在聯系重要性的充分認知”。［3］任何一個沿海國家如果不具備與時俱進的海洋意識，就注定會被時代的洪流卷至谷底。海洋政治的結構性就如同著名的木桶效應。一只木桶想要盡可能多地盛水，每一塊木板都要保持完整，但凡有一塊木板長短不一或者有破損，這只木桶就不可能盛滿水。海洋政治中的各個構成要素相當于這些“木板”，它們共同構成了海洋政治，在海洋政治這一有機整體中發揮著各自的功能，決定著海洋政治的發展水平，促進著國家海洋事業的綜合發展。

三、海洋政治的動態性

海洋政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單向的、僵化的，而是流動的、靈活的。把握海洋政治的動態性并掌握其變化規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開發海洋資源、建設海洋產業、維護海洋權益。從海洋政治演進的歷史過程中可以清晰地探尋到海洋政治的運動規律，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陸地是人類的主要生存空間。早期人類囿于落后的技術條件，只能在陸地上進行一切活動，廣闊的陸地在人們眼中仿佛是無邊無界的。事實上，陸地被更為浩瀚的海洋圍繞，海洋的面積遠遠大于陸地的面積。人類從陸地邁向海洋，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運動過程。海洋政治活動范圍的擴大在橫向上體現為活動海域的擴大。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建造了數量龐大的艦隊，但船只體積小、質量差，無法滿足遠航的需要。所以在這一時期，人類還是無法了解大海的全貌，海洋政治只能在有限的海域中發展。到中世紀時，造船業、航海技術以及地理學等各項領域的突破為人類進一步探索海洋提供了社會技術條件。歐洲相繼出現了新型的多桅帆船，這些帆船體積大、航速快、載貨多，還配有一定射程的火炮，“這些大船承載著國家對海外土地與資源的需求”。［4］憑借這些新型船只，人類開始了新一輪探索海洋的征程。社會生產力的全面提高使人類具備了全球遠航的條件，大航海時代應運而生。新航路開辟之后，沿海國家爭相派出船隊，希望通過海上貿易或開拓殖民地來獲取財富，原本平靜的海洋一時間成為千舟競帆的角力場，海洋政治的活動范圍由此擴展至全球范圍內的絕大部分海域。海洋政治活動范圍的擴大在縱向上體現為海洋利益爭奪不局限于海面。海洋四通八達的通道作用固然重要，但海水本身以及海底資源也是海洋暗藏的寶貴財富。在科技革命之后，先進的科技使海洋政治的活動范圍進一步向海面以下延伸。人類利用潮汐發電，利用水體冶金，不斷開發海水的功能。此外，海底礦床是大國間博弈的場所，中國、美國等國家紛紛研制新型的潛水器，加緊對海底礦物資源的勘探與開發。海洋政治活動從最開始狹小的海域逐漸擴展至全球性海域，在活動對象上經歷了從海面到海水再到海底的動態過程。其二，參與主體的豐富多樣。人類已突破以陸地為基準的陸權思維，普遍增強了海洋意識。不論是沿海國家還是國際組織，甚至是內陸國家，都積極投入到開發海洋的洪流之中，海洋政治的動態性就彰顯在參與主體的擴大過程中。在海洋政治從萌生至相對完備的過程中，沿海國家憑借其地理區位優勢，尋求財富、擴張勢力。所以，沿海國家一直是海洋政治的參與主體。但隨著海洋政治的不斷運動、全球化趨勢的不可逆轉，海洋政治的參與主體持續擴大，內陸國要求參與到海洋利益分配的呼聲越發強烈。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和平發展成為新的時代主題，所有國家都因為經濟因素被捆綁得越來越緊密，內陸國家通過使用其他國家的出?？谶M出口貨物、獲取海洋資源?！堵摵蠂Ｑ蠓üs》的出臺為內陸國參與海洋開發提供了法律支撐，內陸國逐漸參與到海洋政治之中。除了內陸國家之外，迅猛發展的國際組織也參與到海洋政治的建設當中。其中，1959年成立的國際海事組織具有代表性，它是聯合國負責海上航行安全與防止海洋污染的一個專門機構，也是當今全球海運行業最具影響力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海事組織確定了一整套完善的國際性海洋規范，建立了公平、安全、穩定的海洋秩序，推動了全球海洋事業的發展，是海洋政治的參與主體之一。其三，海洋霸權的頻繁更迭。國家政治利益與海洋政治的發展息息相關。海洋政治對國家政治利益的深刻影響以及海洋政治自身的動態演進，必定會反映在各個沿海國家對海洋霸主地位的爭奪上。海洋是決定地區或世界霸權的關鍵場所，控制海洋、占有海洋是沿海國家追求的目標。“歐洲列強間霸權地位的轉換基本上都是通過海上斗爭及其引起的對海洋控制權的易手而實現的”。［5］藍色大海上的激烈爭鋒，也見證了海洋國家的浮沉起落。早期的海洋爭霸出現在貿易往來頻繁的地中海海域，當時的地中海地區商業發達、資源豐富，沿岸盤踞著希臘、腓尼基、迦太基等當時的海上強國。公元前492年，為了爭奪地中海的控制權，波斯帝國從海上出兵攻打希臘，拉開了國家間海洋戰爭的序幕。在公元前480年爆發的薩拉米斯海戰中，希臘軍隊憑借出色的控船技術、靈活的海上戰術，一舉擊潰了波斯艦隊，從而解除了波斯對希臘的威脅。實力強大的雅典成為古希臘的霸主，建立了對愛琴海的控制權。然而，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節節敗退，元氣大傷。在阿哥斯波塔米海戰中，雅典海軍幾乎被斯巴達艦隊全部消滅，不得不向斯巴達投降，斯巴達成了希臘的新霸主。200多年后，迦太基與古羅馬為了爭搶地中海的霸主地位，爆發了布匿戰爭。這場戰役持續了100多年，最終以羅馬的勝利而宣告結束。羅馬人自此取得了對地中海的控制權，成為該地區當之無愧的海洋霸主，以地中海為依托建立起了東起小亞細亞、西達大西洋沿岸的龐大國家。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政治的極端表現形式，與政治行為緊密相連。各個沿海國家為了爭奪海洋霸主地位不惜訴諸武力，依靠海洋來發展國家、謀求政治利益。海洋霸主地位的不斷轉移體現出海洋政治的動態變化，也驗證了“海殤則國衰，海強則國興”的歷史邏輯。

四、海洋政治具有核心性

在陸地資源日漸枯竭、生存空間日益萎縮、生態環境日益惡劣的21世紀，海洋以其無窮的潛力、豐富的資源成為各個沿海國家政治策略的重心、經濟發展的主線、軍力競賽的舞臺，尚未被完全開發的海洋引導著人類發展的新方向。海洋政治在沿海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具有核心特征。在21世紀，海洋政治決定著沿海國家的未來命運，凝聚、統籌、管理、影響、制約著沿海國家的其他領域，其核心特征便來源于沿海國家發展的現實需要。第一，海洋是沿海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海洋成為沿海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歷史過程的。海洋經濟并不是一開始就在人類發展歷史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人類最初從事簡單的捕撈、養殖、運輸等行業，海洋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十分有限。隨著新航路的開辟，世界的財富向沿海國家敞開了懷抱，沿海國家開發海洋、發展海洋經濟的主觀能動性大大提高，紛紛籌建艦隊、探索世界、開展貿易。歷史上盛極一時的海上強國無一不是憑借海洋經濟成為區域霸主。近代以來，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逆轉，海洋經濟間接促成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在20世紀的后40年，海洋經濟總產值以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發展，海上貿易航道構成了沿海國家的“藍色命脈”。沿海國家僅僅依靠本土或鄰國是無法滿足國家經濟發展需求的，依靠便捷富饒的海洋開發海洋經濟是國家進一步發展的正確選擇。日本是一個土地面積僅有37．3萬平方千米、海洋領土面積高達440萬平方千米的島國。對海洋的依賴感和對自然災害的危機感、對大陸國家的恐慌感交織在一起，成為日本的歷史慣性和精神情結。［6］日本在發展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得天獨厚的海洋地理優勢，把經濟重心從重工業、化工業向海洋產業轉移，充分利用海洋資源、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建設以高新技術為產業支柱的現代海洋經濟。可以說，海洋經濟已經是日本經濟結構中的核心要素。除了日本之外，美國、英國、俄羅斯等沿海國家將海洋經濟納入到國家未來發展戰略的核心地位，以海洋經濟為中心帶動國內的其他產業全面發展。海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深刻影響著世界經濟結構。第二，海洋是沿海國家軍事部署的核心。海洋的通道作用對沿海國家的發展有著非凡的意義，“通過對海洋的分割實現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和控制，通過瓜分殖民地或者勢力范圍來推動國際秩序的發展與演進”［7］。通過控制海上航道來影響或干預陸上權力分配是國際海洋政治的最原始內涵。歷史上，地中海及其周邊海域的控制權一直是沿岸國家爭奪的對象，海域的控制權決定著沿岸國家的實力與地位，在這一時期爆發的幾場大海戰都深刻影響著古希臘、古羅馬的歷史進程。在新航路開辟之后，四通八達的海洋為人類追逐財富提供了新的契機，為歐洲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擴張提供了新的土壤。海洋的通道作用顯得愈發關鍵。誰能掌控海上通道，誰就能掌控世界經濟，進一步左右國際局勢。所以，控制重要航線、取得制海權是沿海國家增強實力、擴大勢力范圍的重要手段，海洋便由此成為沿海國家軍事部署的核心。率先提出“制海權”理論的是美國的馬漢，他認為“贏得了制海權就意味著主宰世界”，必須使用軍事手段來達到控制海洋的目的，通過海戰來消除敵人的海上威脅，并保持對敵人的力量威懾，從而確保本國在海上的自由活動。利益到了哪里，軍艦就需要開到哪里。［8］馬漢的“海權論”提出之后就倍受追捧，成為美國向太平洋地區擴張的理論基礎，由此將國防經費與科技研究都聚焦到海軍力量培養上，海洋成為美國部署軍力、擴張勢力的核心領域。另外，俄羅斯、英國、日本也都將自己的國家利益與海洋捆綁在一起，大力發展海軍。在整個20世紀中，大部分沿海國家都將海洋視作軍事力量發展的核心，把最先進的科技、最優秀的人才投入到海軍建設之中，以維持國家的沿海安全并滿足國家的發展需要。時至今日，海洋依然是國家間維護權益、擴大利益、保持威懾的前沿陣地，依然是國防力量的核心地帶。第三，海洋是沿海國家資源儲備的核心。人類憑借先進的科技，大范圍地探索海洋，大規模地開發海洋。海洋對人類來說是一座巨大的迷宮，人類只觸摸到海洋狹小的一隅，對海洋的認識和把握還遠遠不夠。海洋是資源的寶庫，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無私饋贈。與陸地自然資源的數量相比，海洋自然資源的規模和種類之多令人難以置信。［9］海洋擁有十分豐富的生物資源，占地球生物資源總量的80%，有十分重要的利用價值。根據科學推算，海洋每年可以向人類提供約30億噸的水產品，可以供100億人食用1年，其向人類提供食物的能力是全球所有耕地農產品總量的1000倍。海洋已經成了人類的主要“糧倉”之一，各個沿海國家都將海產品視為重要的食物資源。海洋擁有十分可觀的石油氣資源。海底石油氣資源是海洋蘊藏的寶貴財富，也是沿海各國競相爭奪的重要資源。據科學家估計，海底埋藏著地球半數以上的石油氣資源，僅中國海域的石油儲量就達451億噸，天然氣儲量達14．1萬億立方米。石油氣資源作為重要的戰略物資，一直是國家間爭奪的焦點，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來奪取控制權。海洋巨大的開發潛力聚焦了各個沿海國家的目光，開發、儲備海洋資源成為其首要任務。海洋擁有十分蓬勃的動力資源。海洋共有13．7億立方米的海水，其產生的動能高達1582億千瓦。相比于人類在陸地上利用煤炭、水利、核等生產能量的手段，海洋動能更加環保、穩定，海洋潮汐能、海洋波濤能、海洋溫差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清潔能源。為了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持續破壞，尋求更高效清潔的替代能源，沿海國家將海洋作為能源開發的抓手。不論是海洋經濟、海上力量還是海洋資源開發等一系列海洋行為，都是海洋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都體現了海洋政治在沿海國家發展戰略中的核心作用。以海洋為中心全面提升綜合國力成為沿海國家全新的發展模式。21世紀，人類發展的中心在海洋，爭斗的中心在海洋，憧憬的中心在海洋，海洋政治的核心特征凸顯得越來越明顯。

五、海洋政治具有建構性

自新航路開辟以來，人類普遍認識到海洋的非凡價值，領略到海洋的無窮魅力。沿海國家紛紛開始向海洋進軍，謀求更廣闊的生存空間與更豐厚的政治利益。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地區對海洋提出主權訴求，圍繞著海洋領土、海上航線、海洋資源展開了激烈的交鋒，為海洋增添了不穩定因素。海洋形勢的變化與格局的轉變牽引著海洋政治的演化，海洋政治進入了建構海洋規則與爭奪海洋話語權的新時代，呈現出鮮明的特征。首先，海洋政治的建構以海洋規范為指向。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不同時代對海洋權利的訴求不盡相同，海洋政治隨著社會發展與迫切的現實需要被賦予不同的時代特質，不斷建構新的規則，要求更多的利益。條約規范本是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海洋政治的建構性也以條約規范的方式體現。海洋條約規范是當今海洋秩序的指向標，在描述海洋行為的邊界時積極地塑造、建構著海洋秩序。目前，世界各國都將可持續發展的希望寄托在海洋之上，各國家或地區在全球海域中的深層次合作日益密切。但是，若沒有統一的、規范的、公平的海洋條約規范為指引，各國會將資源與時間浪費在對抗及空談上，難以在實際目標、切實利益上達成一致展開合作，海洋秩序、海洋安全、海洋合作都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二戰結束以來，國際制度與規范的作用日趨顯現。［10］于1982年誕生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海洋政治建構出的產物。該公約對一系列的海洋概念作了科學界定，對全球范圍內的海洋利益爭端、海洋生態保護等涉海行為具有重要的指導和裁決作用，是各國處理海事問題的主要參照。海洋條約規范在各國發生利益爭端時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各個國家按照具體規則解決矛盾沖突，有效地推動了各國在海洋領域的合作，化解了矛盾沖突，建構了更科學、合理的規范內容，促進了海洋政治公平有序的新發展。其次，海洋政治的建構以海洋強國為主導。海洋興則國家興，海洋強則國家強。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大多是海洋強國。［11］迄今為止，不論海洋規則還是海洋政治理論，都是在海洋強國的主導下建構的。海洋利益劃分是海洋政治建構的核心焦點，各海洋國家圍繞這一焦點展開話語宣稱與政治博弈，而最終得出的結果往往反映出居于主導地位的海洋強國的話語內容?？v觀歷史，海洋自由原則、領海、毗連區等制度都由崛起的海洋大國率先提出，然后在它們成為海洋主導國后得到默認并逐漸積累，最后固化為普遍接受的國際準則。［12］不同的海洋國家基于本國的國情、基于對海洋不同的認知與意圖，賦予海洋政治不同的意義，建構出不同的海洋政治理論來解決現實問題。在國際海洋政治的建構過程中，海洋國家在特定時期內對海洋作出的政策選擇與變遷，并非出于對全球海洋的關注與熱愛，而是通過建構一定的話語論證體系來佐證自身利益需求的合理性，從而服務于本國的海洋戰略。例如馬漢提出的“海權論”，就是以擴張美國的勢力范圍、謀求廣闊的海外市場、意欲占領“陽光下的市場”為目的而構建的海洋政治理論。馬漢的理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最符合各國實際需求，為沿海國家向海洋進一步索取提供了理論支撐與道路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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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曹文振．李文斌．海洋自由制度的完善:內涵、主體與動力———基于對海洋政治歷史的研究［J］．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6(1):48－61．

作者：鄒冠男 單位：遼寧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