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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2018年第0期

摘要：基于仁愛精神的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具有三種境界：一是物質層面，是愛人之愛遷移到仁愛萬物，從而加強物質基礎與人的道德關聯；二是倫理層面，是對人與自然經濟活動的倫理規范，促使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做到仁愛誠信；三是人文層面，是為了解決人們所追求的人文情懷，最終實現仁愛和諧。

關鍵詞：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三種境界；仁愛自然；仁愛誠信；仁愛和諧

儒家推崇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標，以內圣外王的仁愛思想為軸心，融哲學、政治、經濟于一體構建其思想體系。仁愛精神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影響至深，特別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思想的影響尤甚。基于仁愛精神下的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體現了三種境界。

一、仁愛自然：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的物質基礎

在儒家哲學思想中，由于“仁”是其最高的哲學范疇，因此，在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中，“仁”也是其靈魂和基石。從經濟發展的最基本條件來看，儒家的仁愛提倡的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仁愛，也提倡仁愛自然、仁愛萬物，即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要熱愛自然，按照自然的客觀規律去辦事，科學地認識自然和合理地開發自然。這也是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中發展經濟的物質基礎。在對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即自然的認識上，儒家體現的是一種道德關懷。“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辭傳》），“仁者，生生之德”（戴震《孟子字義疏證》）。要發展經濟，首先必須要遵循天生養萬物之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不能為了追求經濟的一時繁榮而不顧仁愛的物質性，追求經濟發展也需要盡天道仁義。其次，只有堅持仁愛自然，即“仁民愛物”，才能實現經濟的繁榮發展。儒家認為，仁愛關懷不僅僅局限于人類，還應該包括禽獸、草木等自然之物。因此，仁愛自然是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的物質基礎。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李毓秀《弟子規》）在表面上體現了仁愛眾人，而實質是愛同類族人。而“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則把“愛人”的范圍擴大到了中國疆域之外的全人類，即達到了愛整個族類的高度。“泛愛眾”，盡管不是講世間萬物，但“仁民愛物”（《孟子•盡心上》）的道德關懷變成了不僅僅唯我族類，也包括夷狄，體現了仁愛世間萬物的思想，這對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貢獻。孔穎達提出的“泛愛一切，是容眾方”思想，充分體現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關愛自然。這是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否則，經濟發展必然缺乏與人的發展相統一的重要保障。也就是說，在儒家看來，要發展經濟必須正確對待其物質基礎———自然萬物，保持一種與對人一樣的仁愛情懷。因為自然萬物與人本來就是發源于一體的，而不是人單獨生成的。盡管這種仁愛自然的思想認識在儒家看來只有道德崇高的人才能做到順應自然的發展，但是，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則要求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做到仁愛自然，只有這樣才能既保證人的生存，又保證自然萬物的生存。然而，最重要的是若要發展經濟，讓人成就自己，就必須保證世間萬物同發展。正如張載所言：“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我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張載集•正蒙》）意思是說萬物同源，愛己需愛人愛物，成己必成人成物。宋代的王昭禹則提出了“遂其生，盡其性”的觀點，并且把這種認識提高到了人類處理與萬物關系的“道”，即法則的高度，認為人類不僅應當使萬物“遂其生”，而且應當使萬物“盡其性”。由此看出，儒家的經濟生態倫理思想最終體現的是一種道德關懷，尤其是對待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則更應該顯示仁愛本性。

二、仁愛誠信：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的倫理基礎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在儒家看來，從事經濟和商業活動是可以追求利益的，這是人們合理的正當的利益追求。孟子曰：“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發展，人們不可能僅靠自身的勞動就能滿足所需，人與人之間必然需要通過商品交換來滿足需要。這里強調了社會分工的不斷發展對于促進商品交換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管仲則更加明確地提出了“士農工商”（《管子》）各分其職的觀點，將商作為與士大夫同等重要的人，并強調商業的流通功能，即經濟發展的交換作用。荀子也認為：“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荀子•王制》）可見，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充分肯定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既然肯定了經濟發展中的商業活動，那么，商業活動中的各種行為也應該要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保持和促進經濟的更好發展。儒家還有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誠信之德，它不僅是規范人與人之間正常交往行為的基本準則，而且是評價一個人道德修養高低和品質高下的重要標準。前文提到仁愛萬物就是要愛人愛物，那么，具體到商業領域，仁愛誠信就是在商品交易過程中，不能無視別人的利益，更不能損人利己。在經濟活動中，儒家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反對通過采取不正當的手段來謀取利益，也就是說謀求經濟利益不能罔顧道義，不擇手段。“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這表明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所應堅持的一種態度，對利的追求無可厚非，但要以義為道德前提，符合義就是符合誠信之德。遵守仁愛誠信，不僅應該成為商人心中的道德律令，而且，也會使商人得到收益，提高信譽，贏得市場。孔子曰：“賈羊豚者不加飾。”（《孔子家語•相魯》）這就是說，售賣豬羊的商人應該以豬羊的本真狀態進行貿易，而不能造假摻雜，以次充好。誠實守信是最起碼的商業道德，要做到公平買賣，童叟無欺，只有這樣商人才能夠達到“信者儲也”的境界。班固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貨殖傳》）這說明一個道理，講究信譽、贏得顧客的商人，生意只會越做越大，獲得的利益也會越來越多；而一個不講誠信的商人，可能一時獲利較多，但最終只能是失去顧客，反而獲利不多，甚至生意無以為繼。可見，在商業活動中，商人遵守仁愛誠信，能夠積聚更多的財富。而且，這也是儒家劃分“良賈”和“貪賈”的標準。荀子在《王霸》中說：“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財通而國求給矣。”這充分肯定了仁愛誠信之德對促進商業流通、經濟繁榮和國家富裕的重要作用。

三、仁愛和諧：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的人文歸宿

儒家言義，也言利，義乃倫理道德，利乃商業經濟。但認真分析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對利的追求不是從人類財富增值或貨幣增多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的，而是從如何更好地統治社會，維護社會和諧作為歸宿。“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梁惠王上》）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商業的不斷發達，人們的財富分配必然不斷改變，從而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這必然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矛盾。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這種情況不是倡導仁愛精神的儒家所樂于見到的。儒家希望經濟發展的最終指向是人文關懷，這種人文關懷就是仁愛和諧。仁愛和諧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分配的和諧，即商業的不斷發展帶給人們財富，使人們能夠共同感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實現“均貧富”，使人與人之間做到和諧相處；二是經濟發展與人類和自然的和諧，即經濟發展不能僅表現為一種價值關系，還要充分體現出一種道德關系。在子貢問政中，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表明執政者的為政之道是要滿足百姓的生活需求。“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篇》）這段對話表明，為政要先“富之”，再“教之”。同樣，發展經濟首先要做到“富民”，這也是執政者的責任。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論語•雍也篇》）在儒家看來，這樣的執政者已不是仁政這么簡單了，而是達到了圣的最高道德境界。富民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社會達到和諧的基本條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儒家一方面認為，因為貧富差距的擴大比貧窮更能危害社會的穩定，所以，我們應該“均無貧”，使人們達到共同富裕，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這才是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提出的理想目標。另一方面，經濟的不斷發展，必然會促使社會財富不斷重新分配，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富人和窮人的財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時就需要對富人進行限制，采取調節手段，促進社會和諧。“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對像季氏和冉求這樣的富人應該擊鼓而攻之，對當政者則需要施行仁政以實現人文關懷。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通過“省刑罰，薄稅斂”，使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也即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中的道德教化，實現其仁愛和諧的人文關懷。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中，如何保證人的財富積累既符合義的要求，又符合“均無貧”的要求，這是實現經濟發展中財富分配和諧的關鍵。在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中，既然仁愛自然是其物質基礎，那么，要想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要保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也是實現經濟和諧發展的必然選擇。經濟發展必須具備物質基礎，自然萬物為其提供了物質資料，在開發利用自然上，儒家提倡適可而止。從客觀來說，就是要求發展經濟必須遵循自然規律、維持自然的可持續發展；從主觀來說，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體即人類要克服自我的欲望，不能為一時之利，而不顧自然發展規律，破壞自然。在一切經濟活動中，要體現出對自然的仁愛，給自然以休養生息，從而保證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也即經濟自身發展的和諧。“草木榮華茲碩之時，則斧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荀子•王制篇第九》）在荀子看來，自然萬物生長有著自己內在的生長規律，人類開發自然應該遵循萬物的這種生長規律，不能為了發展經濟而只顧眼前利益，對自然進行掠奪式開發，使動物和植物在幼小之時就夭折了，不能破壞動物和植物的自然生長過程和繁衍后代。可見，儒家經濟生態倫理思想強調的是一種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對待經濟發展應該順時而為，而不能為了發展經濟對自然進行過度開發，造成自然環境不可修復的嚴重后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篇第九》）意思是說，如果為經濟發展提供物質基礎的大自然實現了和諧發展，那么，經濟也必然能夠實現和諧發展。儒家倡導發展經濟，強調經濟發展不僅要體現一種價值關系，更要體現一種道德關系，對自然不能采取功利性的利用方式，而應該堅持仁愛誠信之德，使經濟發展最終體現為一種人文關懷。孔子曰：“修己以安人。”這是儒家希望通過自我的道德修養來促進其他人的道德修養，這其實是儒家“成己成物，參贊天地化育”的一種道德實踐。擴展到經濟關系中，強調經濟的發展要特別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因為發展經濟是對自然的索取，如果毫無節制地過度開發，那么，自然就會遍體鱗傷，甚至給人類帶來相反的結果。今天人類發展的客觀現實，也充分說明了保護自然的重要性。儒家仁愛和諧的經濟生態倫理思想，強調人們在向自然逐利的同時，要保證自然生態系統的自我平衡，以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的雙贏，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四、結語

梳理儒家仁愛精神下的經濟生態倫理思想，其目的是要求人們認清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的身心之間的關系。儒家通過將人的“推己及人”的道德情懷擴展至自然，以仁愛為經濟發展的道德基礎，并賦予其道德情感；強調將經濟活動中的交往，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交由仁愛誠信來規范，最終實現人的身心與社會發展的仁愛和諧。仁愛自然，給自然賦予了愛的色彩，使自然得到保護；仁愛誠信，對經濟交往行為進行倫理規范，使經濟發展既實現經濟價值，又體現道德價值；仁愛和諧，在經濟發展中體現人文關懷，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最終達到儒家強調的超越狀態。

作者：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