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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實世界以整體存在著。若以學科界線來分割，將會導致如盲人摸象一般的認知困境。因此偶爾跨過學科的界線，在教學中嘗試學科交叉與融合，更加有利于學生的學科理解。歷史事件的發生雖然有其本身的歷史邏輯，但是背后都有著廣闊而深刻的地理背景，從地理學科視角切入，可以完善人們對歷史事件認知的拼圖，接近歷史事件的原貌。從地理位置、區域認知、尺度轉換、時空鄰近度、氣候演變和人地關系等地理視角，對古希臘文明的出現、作物的擴散、宗教的傳播、清朝統馭的秘訣和樓蘭古國的消亡等事件進行考察，獲得了新的歷史認知。

關鍵詞：地理視角；歷史認知；學科交叉

長期以來，受蘇聯教育思想的影響，我國中學各學科之間界限分明，教學往往“井水不犯河水”。但現實世界的存在是渾然一體的，需要綜合各學科的視角才能完成對世界認知的完整拼圖。若以學科界線來分割現實世界，則難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而且在經歷高度分化之后，一些學科的發展近年來出現了彼此滲透、相互綜合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科交叉與融合在教學中的嘗試，是對課程實踐路徑和方式的優化與完善。學科交叉與融合，是利用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將相關學科內容交叉與融合，是將其他學科知識運用到某一學科的教學中。歷史與地理學科天然聯系多，在教學中具有學科交叉的先天優勢。地理課程致力于幫助學生養成從地理學視角認識世界的意識與能力，歷史事件理應成為地理觀察的對象之一。而在歷史課程中，“時空觀念作為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內容之一，對正確認識歷史現象和歷史規律，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理解歷史史實，建構歷史聯系，進而進行歷史理解和歷史解釋發揮著基礎性作用。”［1］史地學科教師在教學中主動嘗試，不僅可以拓展學生的認知視野，而且可以加深相應的學科理解，而這也順應地理學科和歷史學科課程實踐的要求。本文以地理視角來考察一些歷史大事件，嘗試著為歷史與地理學科教師提供學科交叉與融合提供思路與思考。地理視角強調的是從地理學科角度切入，運用地理知識、原理、思想和方法等來探尋、認識、理解現實世界。以此切入，可以幫助學生完善對歷史事件認知的拼圖，使他們對歷史的認識更全面、更立體。

一、異軍突起的希臘文明

歷史上，人類曾經在世界不同地區發展出燦若星河的古代文明，比如北非的古埃及文明、西亞的古巴比倫文明、南亞的古印度文明、東亞中國文明以及美洲的瑪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等等。它們或先后出現，或同時存在于世。在這當中，古巴比倫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發育較早，但也先后消失，它們的基因由附近后起的古希臘文明所承續。古希臘發揮了“承前啟后”的關鍵性作用，在承接、吸收其他文明成果的基礎上，開啟了以現代科技、民主政治和西方主流藝術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歷史呈現了實然，卻沒有給出“應然”。為什么是希臘？面對這個問題，通過史地學科的交叉與融合，從地理學科角度來考察，或許可以發現歷史發展“偶然”中的“必然”。

（一）地理位置視角有著“地理學第一概念”之稱的地理位置，指的是地理事物在空間上的分布，用來界定地理事物間各種時間空間關系。它包括“地理考察的對象在哪里、它相對位置和絕對位置的重要意義、位置的發展變化等。”［2］地理位置能夠綜合反映事物生成、發展的環境條件，是地球上一切自然現象形成的基礎。區域位置不同，填充其間的內容及其組織就不同，區域各自的地理特征也就不同。對地理位置的認知一般從絕對位置（經緯度位置）和相對位置（以海陸位置為主）兩方面展開，有時也需要從多尺度、多視角和多時段三個方面進一步深入。需要說明的是，在歷史學和地理學意義上，古希臘都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希臘。古希臘的范圍比今天要大，由小亞細亞最西部和巴爾干半島等組成，其中巴爾干半島又包括現今的希臘、克里特島和其他愛琴海諸島。就經緯度位置來說，古希臘位于中緯度，這就決定了其亞熱帶的氣候特征；就相對位置來說，古希臘位于地中海的東北沿岸，它的東邊曾經出現過巴比倫為代表的西亞文明，而南邊是以古埃及為代表的北非文明。相對封閉的環境使得地中海風平浪靜，這為航運及基于其上的商貿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密切了古希臘與西亞、北非地區的交往。

（二）區域認知視角區域認知就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將地球表層劃分為不同尺度、不同類型、不同功能的區域來加以認識。區域認知的視角要求能夠從空間的視角，運用地圖等認知工具與適當的認知方式分析區位條件，概括地理事物和現象的特征、結構與功能，比較區域差異，能夠運用動態的觀點進行區域分析與評價。以這樣的視角來審視古希臘文明，可以發現，碎片化的格局造就了希臘特有的城邦文化。由眾多島嶼和半島組成的古希臘，不會像中國古代那樣容易出現大一統的政治體，但卻為多達數百個城邦文明的出現提供了地理條件。單個城邦人數有限，有利于公民直接參與政治，西方民主政治的雛形遂孕育于此。地中海及其獨特氣候孕育了工商文明。古希臘地區屬于地中海氣候區，夏季高溫干旱，再加上山石多，土地貧瘠，不適合糧食作物的生長。為生存計，需要從其他地區輸入糧食，地中海恰好提供了便利的水運條件，這樣以交換為目的的商業就應運發展起來。在與其他地區陌生人發展商貿的過程中，促進了契約精神的生成和商品生產的精細化，由此孕育了古希臘的平等觀念和審美習慣。這些都為后來的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礎。

二、作物的擴散與宗教的傳播

人類歷史就是人類在地球表面的遷移擴散史。其間，伴隨著農作物和宗教等的傳播，在地表上形成了一條條隱形的“巨流”。如今我們身邊常見的那些農作物，很多是歷史上先后進入中國的。早在商朝年間，原產西亞的小麥和大麥就沿著中亞、新疆、河西走廊一線進入如今甘肅、山西一帶。兩漢前后，原產中亞的葡萄、石榴、核桃、西瓜、胡椒、菠菜等農作物相繼傳入中原地區。唐宋之間，原產越南的占城稻傳入中國，并逐步在南方普及。從中亞進入中國的農作物在境內擴散的路徑大致與佛教境內傳播路線一致。所有宗教自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漫長的傳播之路，并最終繪制了這個星球上最壯觀、最重要的人文地圖，同時深刻地塑造著地球上的安全格局，這啟發美國學者亨廷頓寫出了皇皇巨著——《文明的沖突》。從地理視角觸摸這些“巨流”，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歷史上農作物和宗教傳播的路線。

（一）人口空間移動視角人類在地表的空間分布與移動構成了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從地表出現開始，人類就在地表不停遷移，不斷地改變著人口的分布狀況。人口在空間的移動帶動了農作物的擴散和宗教的傳播。例如，在司馬遷所說的張騫“鑿空西域”之后，葡萄和苜蓿隨著往來兩地的旅人到達長安。美洲作物玉米、紅薯也是由歐洲人帶到東南亞的殖民地，然后再由我國東南沿海“下南洋”的移民帶回中國。土豆（馬鈴薯）最早就是由荷蘭殖民者引進臺灣，所以也叫荷蘭豆，然后再由移民臺灣的大陸居民帶到大陸。人口空間移動對宗教傳播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作為文化現象，人群從一地遷往另一地后，會將他們的宗教信仰帶到新遷入的地區。宗教史上，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后，歐洲殖民者隨后大量涌了進來，也使得原主要分布于歐洲的基督教將版圖擴大到了美洲。

（二）地理時空鄰近度視角人類的空間移動，總是率先發生在時間或空間上相近的區域間。為此，以地理時空臨近度視角切入可以更準確、更深刻地理解這些“巨流”發生發展的背景。在此視角之下，小麥向東擴散的過程中，首先由西亞傳往鄰近的中亞，接著傳入我國新疆地區，再經由河西走廊進入甘肅，然后傳入中原地區，以后更進一步取代了原先的粟和黍兩種小米，成為中原地區那時最主要的糧食作物。考古揭示，小麥傳入中國至少有兩個途徑，即草原通道和綠洲通道。草原通道的傳播路線是：西亞——中亞——歐亞草原諸青銅文化——中國北方文化區——黃河中下游地區；綠洲通道的傳播路線是：西亞——中亞——帕米爾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兩側的綠洲——河西走廊——黃土高原地區。無論哪條路線，都體現了“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理時空鄰近度的觀察視角。佛教在歷史上的傳播同樣也是首先影響、覆蓋鄰近地區。自起源之后，佛教首先從北印度向南、西和東三個方面傳播，并因傳播路線之別而形成了所謂“北傳佛教”與“南傳佛教”兩大流派。其北傳的過程大致如下：先由發源地向西北方向傳入中亞，然后由中亞傳至我國新疆地區，然后經由河西走廊向東進入中原地區，再由中國大陸進入朝鮮半島，最后到達日本諸島。時空鄰近度的視角也可以揭示帝國擴張的過程，比如清朝由東北起家，向南方和西部地區不斷地擴大著王朝的版圖。

三、清朝統馭天下的秘訣

與中國歷朝相比，清朝始終保持著遼闊的疆域，并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基本版圖。面對如此遼闊的疆域，人口處于絕對少數的統治者是如何實現有效控制的？傳統史學一般認為，清兵入關，然后儒化，因此獲得漢族讀書人的價值觀認同，隨后慢慢接受了統治，天下遂逐漸穩固。但是近年來，“新清史”為人們提供了另一種歷史圖景，誰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地理學科或許可以提供獨特的幫助。

（一）空間尺度視角在地理學科中，空間尺度轉換被視為地理學研究的“第一方法”。空間尺度對應的是地理考察范圍的大小。尺度轉換是利用某一尺度所獲得信息來推測其他尺度上的現象，既可以向上尺度轉換，也可以向下尺度轉換，前者稱之為尺度擴展，后者稱之為尺度收縮。“研究問題時要考慮大小尺度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不同尺度之間進行視角轉換，運用‘變焦’的方法觀察分析地理事物和現象的形成和演變……從而使我們對地理事物和現象的認識更客觀、更全面。”［3］傳統清史，表面上涵蓋了中國全域，但其考察重心無疑落在漢人生活的東部地區，西部廣大區域由于地圖投影的原因被人為地縮小并邊緣化。這就好比哈哈鏡一樣，歪曲了歷史的真像。如若將考察的尺度擴大到整個亞洲，則重心落在中亞地區，原先的中原地區則不過處于“內陸亞洲”的邊緣地帶。在此視野下可以發現，清朝疆域是由“內陸亞洲”和“東亞沿海”兩部分組成的，其中內陸亞洲在文化屬性上又分為滿、蒙、藏的薩滿—喇嘛教文化和西北干旱地區的伊斯蘭文化，它們都不同于東亞漢人的儒家文化。正是在這樣大的空間尺度下，統治者看到了疆域內存在的巨大差異，并相應地采取了不同的統馭策略：在漢人區域主動接收儒家的價值觀，自覺延續明朝的眾多制度；在蒙藏地區（即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通過喇嘛教和世俗的滿蒙聯姻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安排實現有效控制。這其實也遵循著地理學“因地制宜”的重要思想。

（二）因地制宜視角因地制宜的前提是地域差異，是因為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條件以及歷史發展基礎。歷史上我國地方行政管轄往往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西漢初年，鑒于秦在敗亡之際卻沒有諸侯相助的教訓，漢庭除沿襲秦的郡縣制之外，同時又實行了封建制——分封部分同姓或異姓諸侯王，以拱衛中央。武帝時，今新疆等地并入漢朝疆域，隨后因地制宜地設置了與內地“郡縣制”和“分封制”都不同的西域“都護府”，有點類似于今天的民族區域自治。北魏由崛起于東北的鮮卑族建立，在魏文帝全面漢化之前，統治集團在中原及大部分地區沿襲“郡縣制”，而在鮮卑族內部及東北地區實行奴隸制度，形成所謂的“胡風漢俗”景象。唐朝時，中央政府對一些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采用羈縻政策，即承認當地土著貴族的勢力并封以王侯，納入朝廷管理，這些羈縻州與內地行政區域的管轄方式不同。公元10世紀，契丹崛起于北方。遼太宗雄才大略，面對如此廣闊的國土，尤其是掠奪的中原“幽云十六州”，采取了因地制宜的行政統轄策略。《遼史》記載：“至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明朝時，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以“流官”為代表的文官制度臻于成熟。盡管這樣，西南民族地區卻仍由“土司”世襲管理，中央政府對其管轄力弱于內地。而早在入關前，在東北地區擴張的過程中，就對漢人聚居區域采取了與滿蒙民族生活區域不同的統治策略。這種行政上的因地制宜并非一成不變，在歷史發展中也會因時制宜。比如對于蒙、藏之間的今新疆地區，清朝統治者初期保留某種程度上的自治，輔以軍事手段控制；但在左宗棠收復伊犁之后，就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直接管轄了，也即所謂“改土歸流”。西北地區的歷史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四、消失

在大漠中的“樓蘭”今天，我國西北地區給世人的印象是：干旱、荒涼，沙漠、戈壁廣布……可是歷史上這片土地也曾經森林廣布、水草豐美、牛羊遍地。古今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人震撼，也令今人難以置信。歷史文獻為我們呈現了西北地區曾經的面貌。魏晉時期，匈奴人赫連勃勃贊美黃土高原北部的陜北靖邊白城子“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并在此筑統萬城，建立大夏國。又“根據《漢書•地理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等書考證，黃土高原西部的甘肅隴東、隴西、蘭州和寧夏一帶也曾密布森林。”［4］也正因此，西北地區歷史上曾經廣泛分布著包括古樓蘭在內的眾多國度，單就兩漢前后文獻明確記載的就多達三十六個。這些島狀分布的綠洲經駝隊連綴成亞歐大陸上古老的商路。后來卻先后湮沒在漫漫黃沙之中，匯成一片沉默的“死亡之海”，讓一度暢通的絲路成為畏途，留下一處處荒廢已久、無比蒼涼的故城、遺址，在亙古歲月中無聲地訴說著過往的熱鬧與輝煌。它們都去哪兒了呢？一些學者認為人們之間的沖突、征戰以至于屠城是滄桑巨變的禍首。但那些若有若無的史料、若明若暗的史跡描繪的終究是一幅模糊的畫卷，很難讓現代人信服。但是如果從地理學科視角看去，這幅歷史畫卷卻變得清晰起來。

（一）氣候演變視角全球氣候變暖近幾年一直是國際政治的熱點話題，控制“溫室效應”的共識也從廟堂走向民間，使得“低碳生活”成為更多人的自覺選擇。可是，這也給公眾造成了一種認知上的誤區，仿佛人類是氣候變化的元兇。事實遠非如此。研究發現，地質時期以來地球表面的氣候一直處于變動之中，表現為冷暖干濕交替，而人類的出現是很晚才發生的事情。可見，氣候的演變首先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長期來看，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非常巨大，它會影響到作物的分布，進而影響到農業生產，并最終影響到人類的生產方式與生存狀態。歷史文獻從側面佐證了我國氣候曾經的變化。《詩經》中有“若作和羹，爾唯鹽梅”的詩句，就揭示了梅子與鹽在商周時期是我國北方人民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可是作為亞熱帶水果的梅子，現今主要分布在我國長江以南地區，北方基本絕跡。另外，大象在我國古今的分布狀況也可以佐證氣候曾經的演變。“安陽殷墟發現有水牛和野豬等熱帶亞熱帶動物；甲骨文記載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產的，河南原稱豫州就是一個人牽著大象的標志。”［5］而如今，野生大象只分布在我國大陸最南端的云南西雙版納地區。可見，相比于商代，我國北方氣溫總體下降了。與此同時，自南宋以來，我國西北又出現了變干的趨勢，并在明末清初時達到極致。這應該是我國西北地區環境變化的重要背景。變干后的西北地區因缺水環境承載力大幅下降，使得生物的生存變得愈加艱難。這應該是我們理解西北歷史演變的地理大背景。

（二）人地關系視角人地關系的視角既要考慮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也應注意到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協調的人地關系要求人類的活動必須與自然環境的承載力相適應，一個地區的經濟規模與結構，必須同資源規模與結構大體上相吻合。比如，在干旱地區，水資源高度緊缺，人類生存與生產需要的水資源就不能超出地區水資源的持續供給能力。近代以來，西北地區氣候變干的同時，綠洲的人口規模也越來越大，人地關系的脆弱平衡很快被打破。人類活動對于西北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尤其是在近現代人口激增的壓力下進行的盲目、掠奪性的開發。造成原有生態系統的破壞，導致嚴重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以引水灌溉為基礎的人工綠洲的擴大“常常以流域下游天然綠洲大面積荒漠化為代價”。［4］人地平衡隨之徹底走向崩潰，其結果就是“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因而，近年來這些地區以人口搬離為標志的“異地扶貧”就成為必然的政策選擇。比如，寧夏有名的“西海固”地區，許多地方的環境承載力已經低到人類無法在其中生存，只有搬遷到條件較好的地區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困擾他們的生存問題。這樣，在氣候自然演變和人地關系失衡的疊加作用之下，我國西北那些綠洲上的古國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深處。以地理學視角考察歷史，是歷史和地理在各自教學過程中學科交叉和融合的有益嘗試，既豐富了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也拓寬了歷史學科考察、理解的視角。學科交叉與融合是對課程實踐路徑和方式的優化與完善。

參考文獻：

［1］馬維林.歷史課程目標中“時空觀念”的理解維度［J］.教學與管理，2017（9）.

［2］張萌萌，蔚東英.認識“地理位置”——基于多尺度、多視角和多時段的方法［J］.地理教育，2014（11）.

［3］宋波.空間尺度思想對中學地理教學的啟示［J］.地理教學，2016（16）.

［4］吳曉軍.論西北地區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J］.甘肅社會科學，1999（4）.

［5］田蘋，李紹云，李耀寧，等.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影響分析［J］.環境保護循環經濟，2009（3）.

作者：丁生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