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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西奧迪尼在其《影響力》一書里，指出在美國普遍存在著“當一名受害者在痛苦中掙扎著需要幫助的時候，卻沒有一個旁觀者伸出援手”的情況，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凱瑟琳•季諾維斯（CatherineGenovese）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和“小悅悅事件”性質類似，但情況還更為惡劣，對此案的反思導致了“多元無知”概念的提出。1964年3月13日，紐約皇后區發生了一場兇殺案，29歲的婦女凱瑟琳•季諾維斯凌晨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一陌生男子用刀殺死。在長達35分鐘的作案時間里，兇手追逐受害者三個街區，并在她聲嘶力竭的求救聲中將其殺死。在這段時間里，38個鄰居透過窗戶目睹了兇殺案的發生，卻沒有一個人費神撥一下報警電話，最終季諾維斯因失血過多而去世。這場悲劇發生以后，《紐約時報》進行了如下的報道：“在半小時內，38名皇后區令人尊敬的守法公民眼睜睜地看著兇手在丘園三次追逐并刺殺同一個女子。有兩次，他們發出的聲音和他們的臥室里突然亮起的燈光都讓兇手吃驚地停了下來。但每一次他都返回去，找到她并刺死她。整個過程沒有人一個報警。”事件震驚了美國，其后新聞和報道的基調也同中國類似，質疑美國是不是變成了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社會。有的將其歸咎于電視上的過多暴力，導致人們對現實中暴力的過分容忍。更多的媒體人則認為是都市生活，使得個人與群體疏離，導致人的“非人性化”。

但社會心理學家仔細研究了相關報道以后，卻得出了不可思議的結論，認為之所以會發生這一悲劇事件，原因是旁觀者人數太多。因為目擊者的人數越多，使得每個人覺得自我責任越輕，這個道理適宜于中國的一句俗語，“三個和尚沒水吃”。而且人們在選擇行為的時候，通常會采用社會認同的行為模式，他人的行動是自我行動重要參考，若他人采取若無其事的態度，人們也會自然地模仿。為了證明這個觀點，社會心理學家曾做過實驗，讓一個人在大街上假裝癲癇發作，若是一個人在場時，他獲得幫助幾率是85%，而當五個人在場時，獲得幫助的幾率只有31%。除了人數，還有幾個因素會影響到人們是否參與到幫助中去。一是對事件重要性的判斷。假若危險情況是確定和明顯的，人們施以援救的幾率會大得多。例如我們很少看到溺水時旁觀者冷漠的新聞，這是因為類似的危險顯而易見。二是通常文化習俗里人們表現得老成，舉止穩重更容易受到尊敬。三是對于陌生人，人們通常難以判斷其求救的表情和危險程度。以上也是都市為什么看上去比鄉村社會更為冷漠的原因。那么參照上述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小悅悅案件里，大量的新聞和評論將其指向18個路人的冷漠事實上是不公平的。來自各地的打工者，在路過一個陌生街區，于下午5點并不能看清楚形勢的黃昏，又聽不到2歲的小孩發出的明確求救信號，因此不能主動停下來救援，是情有可原的行為。

可惜的是縱觀相關的評論和報道，提及了“多元無知”這一基本社會心理學現象只有一家媒體，絕大多數都犯了當年美國媒體的錯誤，將基本的心理現象無限拔高，這反映了社會科學素養的缺失。過去比較強調記者的科學素養，但是一直沒有注意社會科學素養的培養。這使得小悅悅事件里18個路人被過分的指責，承擔了太多的罵名，而廉價的指責并無助于事件的解決，反而導致對社會道德水平過于悲觀的估計。在小悅悅事件新聞報道和評論里，違背社會科學常識的還有其他，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情況幾乎是很多新聞報道的通病。上述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接下來筆者從統計和概率的角度探討小悅悅及其相關事件中存在的報道誤區。

通常新聞記者是好事之徒，喜歡對突發事件進行報道，并上升到普遍的意義，但這歸納意義的過程其實存在著以偏概全的極大可能性。依據統計和概率規律，個體只能有限度地代表整體，例如一個人的犯罪，這并不能否認其家庭，更不能牽扯到他的種族和國家。而在小悅悅事件里，眾多媒體不是將其視為個案處理，探討出現類似情況下避免危機，而是提出過于宏大的命題。有媒體這樣寫道“因為小悅悅的悲劇，是在以一種極端殘忍、極端血腥的方式，告訴我們：道德病了，人心病了，制度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很顯然，小悅悅的遭遇，又一次次戳破了我們社會的道德膿皰，推倒了那些虛華與矯飾的沙塔，也是對GDP神話的某種嘲弄。”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不負責任的評論，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目前還沒有找到很好的測量手段來評價。中國既有小悅悅案這樣的悲劇，但也有最美司機、最美媽媽等充滿正能量的案例，要說明道德整體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需要更大規模的統計和測量。國外有學者就指出，概率統計知識應當是公民的基本素質。

不具備這方面的素質，從事新聞報道就很難避免夸大其詞，以偏概全，造成社會不必要的損失。以最近發生的復旦大學研究生投毒案為例，2013年4月16日，復旦大學研究生黃洋因被其室友投毒，不幸去世。悲劇發生后，媒體進行廣泛報道，有的指出這是醫學院的教育缺乏人文素養所致，有的評論說“只有高智商、缺乏高情商的大學生，充其量不過是存在缺陷的半成品，而情商扭曲的高材生甚至可能成為貽害社會的危險品”，有的指責這是中國長期以來應試教育的結果，有的提出中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就有問題，還有的建議徹底改變現有的大學生住宿體制，將合租制改為自愿選擇或者一人一屋。只有少數媒體能夠比較客觀地指出，大學生的精神和心理疾病發病率的問題。事實上報道新聞的時候，人們對大學生這個樣本的理解就已經出了概念上的錯誤，似乎發生惡性案件是不可思議之事。但客觀而言，大學生目前早已不是擴招前的數量，有統計指出中國在校大學生的規模已經將近3000萬，相當于英國人口的一半。在這樣規模的人口基數下，出現精神疾病，發生刑事案件的數量自然會大得多。有人指出相比過去，大學生同室相殘的新聞數量多了很多。但如果比較下人口基數，以及媒體的日漸開放，大體上大學生同學關系并不比過去有多大變化。為一個偶然的案件，而去指責整個教育制度是荒唐的，如果為此改變現有大學住宿結構，將是人力財力的極大浪費。再舉一個媒體常犯的統計錯誤。在中國新聞媒體里常有癌癥村這樣的報道，指出某地特定癌癥疾病發病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并指出這是當地化工廠等所致。因為看統計數據，似乎不應有同一疾病在某一地區明顯多發，但事實上并非一定如此。

以扔硬幣為例，大家都知道正反的可能性是一半對一半，但現實情況里，并不會出現正一次、反一次輪流出現的情況，而是某段時間正面多些，某段時間反面多些，很多癌癥村也可能是這樣。高于常規數量的病例集中在一個地方是概率上非常容易出現的情況，新聞里有某人連續中大獎、某罕見病發生于一個家庭的情況，這其實并非少見。統計和概率是理解社會的重要手段，但數據有時也會以微妙的形式撒謊，如果不是科學的測量，得出的數據將會很大程度上誤導公眾。小悅悅事件里，有輿情調查中心就做了如下的調查，數據顯示當問及“‘你認為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相比十年前有何變化’時，絕大多數受訪者對當今社會的道德水平不樂觀，有九成以上（94.2%）的受訪者認為相比十年前，現在社會的道德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其中82.1%的受訪者認為‘有很大倒退’，還有12.1%的受訪者認為‘有一些倒退’”。參加調查的有兩萬多人，樣本數目很大，看上去也很科學正規，并且在互聯網上參與填寫問卷。但這個數據并不科學權威，如果作為社會科學論文，一定通不過基本的學術評審。互聯網的問卷調查不是科學的統計方式。它首先在樣本總量上就把大批不能上網的中國人排除在了統計之外。其次，網民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絕大多數網民是20-40歲之間的年輕人。

在互聯網上愿意投票的人本身就對這個事件有了比較強烈看法，他們表達意愿強烈，但大量不愿意表達意見者的看法就被忽略了。這就像評選歷史上最偉大的美國職業籃球運動員，姚明當選的可能性極大，因為愿意支持他的人極多。以不科學方法得出的統計數據，只能代表填寫了兩萬多張問卷的網民看法。然而，上述問卷又是從具體案例出發詢問的抽象問題，誘導性是非常明顯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就發現，隨機設定的數據會影響人們對價格的判斷。例如，在屏幕上隨機播放一個數字，其后詢問被試者某個商品的價格，得到的回答大體在這個數字上下范圍內。那么小悅悅事件的新聞發生在先，再詢問對中國社會道德的看法，自然會得到更為負面的評價。在設計調查問卷上，有傾向性的題干也會有操縱數據的嫌疑。如問及“你是否支持中國出臺有關見義勇為、幫助別人的法律”時，結果顯示，七成多（74.8%）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僅一成多（13.3%）受訪者“不支持”，剩余11.9%的受訪者表示“無所謂”。做統計問卷時的基本常識就是人的態度是容易為問卷所左右，因此提出問卷時應當采取中立的立場，并且需要將問題進行細化。上面調查里使用了見義勇為這樣的詞匯，作為社會認同的規范，讓人去選擇不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題干本身也存在邏輯的陷阱，見義勇為是一件事，幫助別人又是另一回事，被糅合在一起同時出現于問卷里，但幫助他人未必就是見義勇為，明顯有誘導被調查者的嫌疑。

現在新聞報道里大量的引用互聯網調查數據，似乎這就代表了民意，這并不是科學的做法。舉目所見，大量顯然沒有受過統計訓練的問卷夾雜其中，它不但不能反映民意，反而是在操縱民意或者說愚弄民意。現在新聞主管部門在大力強調新聞責任，在加強新聞記者新聞觀、價值觀學習的同時，也要提高記者和評論員的社會科學素養，多了解一下社會科學常識。只有這樣，記者才能更好地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

作者：楊碧玉單位：江西日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