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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論壇雜志》2015年第五期

1我國與信息領先經濟體的ICT差距

2014年世界經濟論壇的《2012-2013年全球信息技術報告》[4]顯示，2012-2013年網絡就緒指數(NRI)十強繼續由北歐經濟體、“亞洲四小龍”以及最發達的西方國家主導。北歐國家芬蘭、瑞典和挪威因有優良的數字基礎設施和創新系統，躋身前五名。“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我國香港、韓國擁有最有利于企業家精神發揮的卓越商業及創新環境，荷蘭、美國和英國充分認識到信息通信技術帶來的新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大幅投資以提升數字化潛能，均躋身十強。我國內地、巴西、墨西哥及印度等大型新興經濟體的NRI排名均下滑，其中我國內地下降4位，排第62名；巴西下降9位，排第69名；印度下降15位，排第83名。比較發現，雖然NRI都有增長，但近年我國內地NRI排名持續下降，2011-2014年NRI排名分別為第36名、第51名、第58名、第62名。比較《全球信息技術報告》中的基礎設施與數字內容、個人使用互聯網、與ICT相關的法律等指標，我國內地與發達經濟體在信息資源配置方面的差距呈擴大之勢，數字鴻溝加劇。(1)與NRI十強基礎設施與數字內容指數比較。信息基礎設施與數字內容是信息資源配置的核心和基礎，包括電力生產、移動網絡覆蓋、國際互聯網帶寬、網絡服務器安全、數字內容可獲得性等五個下位指標。在148個經濟體中，我國內地電力生產排第61名，移動網絡覆蓋排第54名，國際互聯網帶寬排第125名，網絡服務器安全排第111名，數字內容可獲得性排第67名。我國內地國際互聯網帶寬和網絡服務器安全排名如此靠后，說明我國內地不只是與發達經濟體差距大，在全球也屬于落后地區，這嚴重影響我國在信息時代的國際競爭力乃至安全。(2)個人使用互聯網指數比較。《2012-2013年全球信息技術報告》中有個人使用互聯網指標，我國內地得分為42.3，在148個經濟體中排第78名(比上年下降4名)。與前十強相比，我國內地相差很遠，不用說與歐洲國家挪威(95)、瑞典(94)、荷蘭(93)和芬蘭(91)等信息強國比，就是與近鄰韓國(84.1)相比也差了一大截(見圖1)。互聯網作為知識經濟時代最重要的信息獲取渠道，我國內地近年雖然在基礎設施建設、網絡接入等方面取得進展，但與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相比還不夠，這意味著在提升互聯網普及率方面，我國內地需要更得力的政策和更大的投入。(3)與ICT相關的法律指數比較。《2012-2013年全球信息技術報告》中的法律指數(ICT相關的法律)是衡量一個經濟體法律對ICT發展的影響。與ICT相關的法律直接作用于ICT發展，是調整信息資源流通與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我國內地得分為4.3，在148個經濟體中排第52名。要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ICT差距，首先要縮小制度差距。從圖2可看出，即使是NRI十強，法律指數得分與其綜合實力也不相稱，近年一直穩居前六的瑞典、荷蘭、瑞士的該指標得分排名依次為第11名、第16名、第22名。我國內地雖然法律指數得分與NRI十強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但從排名(第52名)看，該項得分與綜合排名(第62名)以及其他指標比，比較理想。(4)我國內地與NRI十強知識產權保護指數比較。《2012-2013年全球信息技術報告》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數，我國內地得分為3.9，在148個經濟體中排第53名。這在我國內地各項NRI指數排名中，屬于相對靠前。

2我國地區間信息配置差距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相繼啟動以金關、金卡和金稅為代表的重大信息化應用工程；“十五”期間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對信息化發展重點進行全面部署，作出推行電子政務、振興軟件產業、加強信息安全保障、加強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加快發展電子商務等一系列決策[5]。“十一五”規劃提出“三個重點領域”和“三個基礎條件”(信息產業、網絡基礎設施和信息安全)部署，確立惠及全民、普及應用的信息化目標。2013年8月國務院印發《“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強調加強戰略引導和系統部署，推動寬帶基礎設施快速健康發展，加大光纖到戶、農村寬帶進入鄉村、公益機構寬帶接入力度。經過20多年發展，我國信息設施逐步完善，信息內容逐漸豐富，信息技術日益成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與此同時信息鴻溝加劇，表現在東部與中西部之間、城鄉之間，不同職業、不同收入、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之間的信息差距較大。

2.1各地區網絡普及率差距東部與中西部信息差距明顯，表現在網絡滲透率、學校信息化水平、圖書館資源儲備和服務輻射范圍、電信業發展水平等方面。2015年1月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國網民6.49億，互聯網普及率47.9%。至2014年底，互聯網發展地區間差距呈穩定下降態勢，但各省份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北京、上海、廣東、福建互聯網普及率較高，超過65%，江西、云南、貴州等互聯網普及率較低，均不到36%。2013年江西、云南、貴州、河南等互聯網普及率較低的省份網民增速最快，北京、上海、廣東等互聯網普及率較高的省份互聯網網民增速放緩。城鄉信息差距依然不可小視。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間各種資源分配不平等，進一步拉大城鄉差距。信息差距是城鄉諸多差距中的一種，城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信息資源儲備、信息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導致城鄉信息獲取方面的巨大鴻溝。我國互聯網總量呈增長趨勢，城鎮和農村的網民普及率也呈現不同的增長趨勢。截至2014年12月，我國網民中農村人口占27.5%，規模達1.78億，比2013年底增加188萬人，城鎮網民增幅較大，比2013年底增加2929萬人；2014年城鎮互聯網普及率超過農村34個百分點，這表明城鄉互聯網普及率差距有擴大趨勢，中西部和農村貧困地區中小學教育信息化建設投入嚴重不足，信息基礎設施落后，教學手段陳舊，中小學計算機普及率低，網絡設施不健全，與東部相比差距驚人。

2.2政府信息公開差距政府是最大的信息資源掌控者，一方面政務活動積累大量政務信息，另一方面公共財政投資產生海量的科學數據與信息。2014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政府透明度指數報告》指出，整體而言，2013年政府信息公開力度加大，政府透明度提升，但主動公開不理想。對31家省級政府實施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評估結果表明，地區間差距明顯，排在前三位的天津、安徽、江蘇得分依次為71.75、71.44、71.23，排在后三位的西藏、云南、遼寧得分依次為41.01、40.16、37.70，最低和最高得分相差1倍。《中國法治政府評估報告(2013》)對全國53個較大的市的政府信息公開情況進行評估，指標總分為40分，53個較大市的平均得分為24.20分，平均得分率為60.50%，25個城市得分高于平均分，占總數47.17%，28個城市得分低于平均分，占總數52.13%。

2.3公共部門信息配置差距

2.3.1公共信息共享工程及其局限中華文化信息共享工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工程、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科技基礎條件平臺中的科學數據共享平臺、科技文獻共享平臺建設工程在推進信息共享方面取得階段性成果，但面臨諸多障礙。以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為例，截至2013年8月，中央財政累計投入轉移支付資金2.96億元，帶動全國各級財政投入數字圖書館建設經費約5.14億元，覆蓋33個省級行政單位、374家公共館，超過200萬持證讀者可通過虛擬網訪問推廣工程數字資源，年服務讀者近5000萬人次。同時結合地區差異和民族特色，專門為西藏推送超過140TB數字資源，為新疆推送近130TB數字資源。截至2013年6月，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共享的資源范圍覆蓋19個省份約80家圖書館，共享資源總量達2385TB。但從200萬持證讀者及年服務5000萬人次看，這種均等化服務遠遠未能達到目標，對彌合信息差距所起的作用有限。

2.3.2各地公共館配置差距我國圖書館擁有的信息資源遠遠不能滿足讀者需求。除公共館外，其他類型圖書館大多只面向特定的讀者群開放，并不向所有公眾敞開大門，故為公眾提供信息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到公共館身上。按照20世紀70年代的國際標準，每5萬人應擁有一家圖書館，每家圖書館服務半徑通常為4公里。至2011年底，我國平均每44萬人擁有一家公共館，平均每3201平方公里擁有一家公共館，與國際標準差距明顯。我國公共信息服務機構分布不平衡，東部與中西部差距大。中西部公共館普遍配置不足，為數不多的基層公共館大多面臨購書經費短缺的窘境。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基層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部發達地區縣市級圖書館迅速發展，出現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縣(市)級公共館[6]。各地公共館總藏量存在很大差距。至2012年底，總藏量最多的是上海，為7202.43萬冊，接下來是廣東、江蘇和山東，分別為6567.24萬冊、6489.71萬冊和4237.26萬冊；總藏量最少的三個地區是西藏、青海、海南，依次為68.57萬冊、379.49萬冊和532.54萬冊，上海總藏書量是西藏的105倍！人均擁有公共館藏書量能更客觀地反映各省公共館對讀者信息需求的滿足程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圖書館信息公共獲取情況。從全國范圍看，人均擁有藏書量普遍不足。2012年全國公共館人均藏書在3冊以上的地區只有上海，人均擁有藏書冊數3.03冊；情況最差的西藏、河南和河北人均擁有藏書依次為0.22冊、0.24冊和0.27冊。勿庸諱言，上海民眾獲取圖書館信息優于西藏、河南和河北。

2.4各地廣播、電視和電影資源配置差距廣播、電視是公眾獲取文化信息的重要渠道。近20年我國廣播電視事業得到很大發展。原廣電部和國家計委于1998年啟動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充分利用衛星、無線、有線等手段有重點分步驟消除農村廣播電視覆蓋盲區，2012年完成已通電行政村和20戶以上自然村的村村通建設任務，全國廣播、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分別達到97.06%和97.82%。但地區間發展并不平衡，2012年底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蘇廣播人口綜合覆蓋率達100%，但廣播人口綜合覆蓋率最低的貴州只有88.5%。當然，廣播電視傳輸網不再是音視頻唯一的傳輸通道，電信網、互聯網也成為廣播影視節目和視聽服務的傳輸載體。隨著互聯網與云計算、寬帶和智能終端等新技術的融合，高質量、智能化、跨屏融合的互聯網電視業務迅速擴展。特別是進入4G時代后，互聯網電視、IPTV均可隨時隨地提供個性化的高清電視服務，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任何設備”看電影。膠片拷貝發行放映方式被數字拷貝的網絡發行傳輸、衛星發行傳輸和數字化放映取代。到2012年底，全球IPTV用戶達8000萬。2013年我國批準開辦20家網絡廣播電視臺、608家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機構、7家互聯網電視集成播控平臺，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覆蓋336個地級以上城市和855個縣級城市；IPTV用戶接近2500萬，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終端用戶超過4700萬，網絡視頻用戶達3.89億，手機在線收看或下載視頻的網民數達1.6億，并呈持續增長態勢。廣播電視節目的豐富為公眾日益增長的文化信息需求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雖然廣播電視節目總量快速增長，但內容主要針對都市主流人群，適合落后地區或邊緣人群的節目少之又少。

2.5各地出版業差距書報刊是文化信息的重要載體，近年我國書報刊出版呈增長態勢。在圖書出版方面，各地區發展不均衡，2012年我國出版的圖書主要集中在北京，高達167942種，排在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的上海、江蘇、吉林、湖南和湖北出版圖書依次為21744種、17951種、15963種、11122種和10162種，其余省份出版圖書種數不足萬種，青海(543種)、西藏(701種)和貴州(856種)竟不足千種。期刊、報紙出版種數也體現出北京高度集中態勢。2.6各地區研發投入差距R&D經費投入的多少直接決定著創新信息的產出，創新資源的合理配置是地區經濟發展是不可或缺的驅動力。從圖3可以看出，各地研發投入極不均衡，江蘇、廣東、山東的研發投入遠高于其他地區，與這三個地區比，西藏、青海、海南和寧夏等幾近于無。

3區域信息配置差距消弭契機與發展趨勢

雖然我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我國不同地區之間在信息資源配置方面的鴻溝尚未彌合，某些方面的差距還在拉大，但正深入滲透人類社會生活的云計算技術、迅猛發展的移動互聯網與智能終端給區域性信息資源配置差距帶來了消弭契機，區域性信息資源配置差距類型也因此發生更迭。

3.1改變信息資源配置模式的云計算技術降低了信息接觸門檻云計算是信息技術的重大突破，是有效解決信息技術資源和能源浪費、避免重復建設、促進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關鍵技術，將逐步改變信息技術應用方案和數據中心建設模式。云計算在互聯網基礎上的重大突破在于其將所有硬件資源、信息資源、系統軟件、應用軟件集中起來，形成面向大眾的即用即付服務模式。云計算技術背景下，信息資源的域外云端存儲與遠程取用已成常態，如同從存錢在家到將錢存放銀行，或如同從自家院子里水井取水到安裝上自來水，銀行網絡與自來水系統如果暢通，錢取自哪家銀行或水來自哪個自來水廠，對于取用人來說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信息不管是存放在自己電腦、智能手機，還是存儲在谷歌位于美國、歐洲的云計算中心，對普通的信息使用者而言亦無關緊要。譬如，亞洲、非洲偏遠鄉村的青年若有聯網電腦或智能手機，便可以在線獲取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知名高校的慕課類信息資源。云計算環境下信息資源配置模式也正在發生變化，直接沖擊著傳統的信息資源配置理念，信息資源配置理論發展面臨新契機。在云計算技術支持下，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對區域性信息差距的縮小與消弭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與可能，這意味著云計算技術改變了信息資源的流通與配置模式，對傳統的信息資源配置理論與相關法律政策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3.2移動互聯網與智能終端的迅猛發展成為區域性信息差距縮小的契機數字電視、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的快速發展為縮小區域性信息配置差距提供了契機。2013年我國手機網民達5億，其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81.0%，手機成為我國網民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手機技術門檻低，是互聯網向農村地區、低收入群體滲透的重要途徑。在手機上網普及過程中，運營商的推動作用將繼續存在，通過網絡套餐和3G、4G號碼的推廣宣傳活動促進手機用戶向手機網民用戶轉換。尤其是針對農村等相對落后地區居民，在加大手機上網宣傳的同時，還應開發更多和農村生活相關聯的應用，提高農村居民對互聯網的興趣，從而促進其對互聯網的使用。手機網民規模的持續增長一方面得益于3G、4G普及、無線網絡的發展和智能手機的價格持續走低，為手機上網奠定了使用基礎，促進網民對各類手機應用的使用，尤其為網絡接入、終端獲取受限的人群提供接入互聯網的可能。智能終端快速普及、電信運營商網絡資費下調和Wi-Fi覆蓋逐漸全面將成為信息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契機。事實表明，對于貧困經濟體而言，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信息資源配置差距，彌補天然的地緣劣勢，融入現代信息社會的起始路徑可能是手機而不是電腦。TheEconomist雜志的Therealdigitaldivide一文強調手機對貧窮國家人們的巨大作用。

3.3區域性信息資源配置差距類型正在更迭隨著各國信息化工程的推進，區域性的信息基礎設施與接入差距逐步縮小，但信息內容配置、信息技能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擴大。信息資源配置差距不應只涵蓋ICT基礎設施的普及程度，還應包括使用信息通信技術給經濟和社會帶來的影響。這意味著隨著區域性信息資源配置差距類型的更迭，信息資源配置經費的投入應隨之發生改變。當信息貧困地區在硬件配置方面有了基本保障，信息資源配置方面的投入有待向信息內容與信息素養提升等方面傾斜。信息內容方面除了書報刊配置，很重要也容易被忽略的是數字信息的版權許可費用，隨著全球知識產權保護的整體擴張趨勢，版權許可費用的需求將逐年提升。信息素養方面的差距將成為縮小區域性信息差距的關鍵，目前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加大信息技能培訓方面的投入將是各國的選擇，因為信息時代國民信息素養直接影響國家競爭力。

4結語

從2011年至今，我國連續4年NRI排名逐年下降，我國與信息化先進經濟體在基礎設施與信息內容、個人使用互聯網、與ICT相關的法律等指標的差距越來越大，這意味著我國與信息強國的信息資源差距呈拉大趨勢。原因是我國區域間尤其是城鄉之間信息資源配置不均衡，體現在不同地區間信息資源配置差距明顯，包括網絡普及率、政府信息公開、公共部門信息共享、廣播電視節目綜合覆蓋率、公共館信息資源配置、書報刊出版、研發投入等。但云計算技術的應用與滲透將改變信息資源的流通與配置模式，降低信息接觸門檻，移動互聯網與智能終端的普及帶來彌合區域間信息鴻溝的契機，多種因素作用下我國信息資源配置區域性差距的方向和類型正在轉變和更迭。美國管理學家彼得提出的木桶原理告訴我們均衡發展提高整體效益，決定木桶盛水量多少的關鍵因素不是其最長的板塊，而是其最短的板塊。一個國家好比一個大木桶，每一個群體都是組成這個大木桶的不可缺少的一塊木板。國家的最大競爭力往往不只取決于某幾個群體的超群和突出，更取決于整體狀況，取決于是否存在某些突出的基數較大的弱勢群體。各種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絕大多數的邊遠地區及農村人口、城市的弱勢群體在信息革命與網絡革命中被邊緣化了，從而形成了新世紀新型的知識貧困人群和信息貧困人群。龐大的被信息社會邊緣化的信息弱勢群體的存在，是我國從信息大國轉變為信息強國難以逾越的障礙。根據邊際效用理論，邊際效用遞減，要取得最大的效用，公共財政的陽光首先要普照到“信息窮人”的身上。因此，縮小區域間的信息資源配置差距，以公共利益為價值目標與終極追求的公共政策，應該發揮重要的調整作用。

作者：肖冬梅 吳秀文 單位：湘潭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 湘潭大學知識產權學院 2012 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