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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婦女雜志》2014年第七期

一、北方多為少數民族政權，氏族制遺風大量存在，南方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深遠

南北朝時期，在漢民族廣泛分布的南方地區，漢民族早已進入文明社會，儒學禮教思想逐漸深入人心，男尊女卑的觀念已經形成；而在少數民族中廣泛分布的北方地區，有些民族還處在從原始部落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的階段，保留著大量的母權制的殘余，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北方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擁有一定的權力與地位。

南北朝時期的北朝基本為少數民族政權，北魏、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它們或為鮮卑人所建，或為鮮卑化的漢人所建，雖然入主中原，但仍舊保留著大量的氏族制殘余，加上極少受到禮教的約束，所以當時婦女的地位較高。《后漢書•烏桓列傳》記載烏桓人“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說明在母系氏族遺風仍有重要影響的烏桓族，婦女享有崇高的地位。鮮卑族在進入文明程度較高的中原地區前，它的父權制剛確立不久，母權制的遺習仍然較多地存在著，北魏是在奴隸制發展尚不成熟的是時候步入古代社會的，入主中原后，鮮卑族的發展進程雖然很快，但原始社會的風習仍不可避免地有所遺存，因此在其社會生活中還保留有鮮卑族的舊有習俗———婦女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這是他們母系氏族殘余存在的表現。所以在母權制遺風大量的影響下，北朝婦女表現出歷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點，北朝上層社會的女性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東晉朝廷偏安江南，北方五胡十六國與之相對峙；與東晉相銜接的南朝四代又與后來在北方建立的北朝相對峙。東晉十六國與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中州士人避亂南遷，南北政權劃江而治，使南北文化獲得了相對獨立發展的機會。南朝地區，自居為華夏正統，上承秦漢，政治思想統一，儒家禮教對其影響深遠。漢武帝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宣傳天人感應思想，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被官方利用的統治哲學。漢代儒家禮教思想被獨尊，儒家禮教思想中宣揚的婦女觀念也隨之被世人接受進而根深蒂固。在儒家禮教思想萌芽的周代，以周公為代表的統治階層制定的禮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婦女的活動范圍，進而影響了她們的地位。春秋戰國，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古代禮制逐漸完善，對婦女的限制也日漸嚴格。儒家祖師孔子對周禮加以發揮，奠定了宗法禮教理論，在孟子、荀子的宣揚下，一套系統、完備的倫理思想體系建立了起來，與當時的古代制度相適應。

《儀禮•喪服-子夏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周易•家人》：“女正位于內，男正位與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禮記•內側》：“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詩經•小雅》:“無非無儀，唯酒事是議”；《孟子•滕文公下》：“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等都是儒家經典中有關婦女行為和社會活動限制的規定。《禮記•效性》：“一與之齊，終身不放，故夫死不嫁”；《儀禮》：“夫者妻之天地，婦人不二折者，猶日不二天也”；《周易•恒》：“婦人貞潔，從一而終”等是關于婦女貞潔觀的規定。早期的儒家禮教思想以等級制度、尊卑關系、三綱五常為基礎，對秦漢以后男尊女卑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理論基礎，至此，儒學禮教成為了束縛婦女的枷鎖。《周易•系辭》：“乾為天，是陽物，乾道成男；坤為地，是陰物，坤道成女，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觀念早有宣揚，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得到進一步強化。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學家把“三綱五常”作為儒學禮教的中心，建立了“貴陽賤陰”、“男尊女卑”的倫理觀念。其后班固、班昭等對《禮記》、《儀禮•喪服》中的“三從四德”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基本完成了儒家倫理道德的政治化與系統化。

“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最終形成，成為古代統治王朝的禮教核心。在秦漢大一統的背景下，官方統治哲學進一步約束著人民的思想，儒家禮教理論中宣揚的“男尊女卑”的觀念也逐漸根深蒂固，并且在社會生活活動中得以實踐，致使在漫長的古代統治時期，婦女地位低下。北朝地區是在奴隸社會發展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進入文明社會的，民族遺風大量存在，其母權主事的風俗影響深遠。南北朝時期，漢族早已進入了文明社會，在漢族廣泛分布的南方地區，在儒學禮教制度的約束下，他們的“男尊女卑”觀念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南北朝時期南方婦女所享有的社會、家庭地位。

二、門閥士族制度內部對南方婦女地位的影響，而北方婦女在經濟、家庭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

南北朝時期，士族門閥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上層，規定“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這個時期，門閥制度已經確立，以家庭為基本內容的名家理論必然受到門閥階級的提倡，因此，父母包辦婚姻、婦女守節、男子納妾等現象仍然是司空見慣。士族是南北朝時期地主階級的核心和主題，是社會的統治力量。兩晉南北朝時期，士族按門當戶對的原則締結婚姻的歷史形態雖然在走向衰弱，但在依靠古代禮法、社會風尚等因素構成的比較牢固、穩定的古代家庭里，男性是家庭的中心，男性父系家長擁有懲戒權、財產統理權和婚姻決定權，而女性則是處于從屬卑下的地位，尤其在上層社會，女性的婚姻常常要與政治、權力、家庭興旺聯系在一起，她們難逃被賜婚的命運。《南史.儒林王元規傳》記載“郡土豪劉瑱者，資材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茍安異壤，輒婚非累！’母感其言而止。”從這段材料中可以得到兩個信息，第一：門第觀念森嚴；第二，女性的婚嫁由男性家長決定，沒有自主權。

婚姻地位是婦女地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北朝時期的南方婦女由于門閥士族內部嚴格的婚嫁制度，婦女的婚姻被男性父系家長掌握，雖然受到人性解放、婚戀自由思想的影響，但占據社會主流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倫理道德觀念仍然深深束縛著婦女。在中國古代的家庭中，婦女主內，食物烹飪一般由婦女承擔，魏晉南北朝依然如此，但她們在社會生產活動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此時期的婦女，上自皇后，下至平民，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社會生產活動，尤其是平民婦女，她們是社會生產的一支主力軍。當時婦女從事的勞動主要是養蠶與紡織。《魏書•太宗紀》載:“非夫耕婦織，內外相成，何以家給人足矣?”又《顏氏家訓•治家》謂:“河北婦人，織組續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于江東也。”

這些都反映的北朝時期婦女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情況。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實行的均田制中有關于婦女對土地使用權的規定，“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北魏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規定授予婦女一定數量的土地，這就使得婦女享有較高的經濟權利。均田制經歷北齊、北周、隋朝、到唐中期被兩稅法代替，期間關于婦女授田的規定有所改變，但是北朝時期婦女仍擁有一定的授田數量，至唐時期，婦女不再授田，經濟地位大大下降。由此可見，北朝婦女辛勤勞作，成為男子耕作的得力的助手，是家庭物質生活的提供者之一。

三、南北方婦女地位的差異減小逐漸走向融合

宗白華先生說：“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這個時期的女性在自由、解放氣息的影響下，積極探索生命的意義，展現出女性高度的自覺意識與鮮明的精神風貌。南北朝時期女性的地位在中國古代社會這個歷史長河中來看并沒有發生本質性的變化，但其發展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南北朝時期的女性具有較高的家庭和社會地位，這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所決定的，但南北方婦女地位發展又存在一些不平衡因素，大體來說，北方婦女的地位要高于南方婦女。分裂走向統一始終都是歷史發展的潮流，南北方女性地位區域差異也在民族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消失，走向統一、融合。隨著古代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女性地位愈加降低，社會從屬地位越加明顯。

作者：張忠賢單位：四川省德陽市中江縣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