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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文化中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討論

孟子明確提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孟相信人性本善，認為人之自我救贖的最根本力量在于人自覺自愿為善的本性，所以在規范他們的言行之時，法律作為一種外在力量，自然不及誘發人性固有之良善以感召其行為來得更加可靠。但在面對具體的現實問題之時，性善論者的觀點就與各種違禮犯罪的行為及其原因背道而馳，由此產生了矛盾。所以儒家思想雖則認為政治國須立足于“德”，但他們并沒有全盤否認法律的作用，相反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法律對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效果。正如孔子所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以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由于人性復雜多變，道德與禮教并不能完全承擔規范人們行為的任務，所以尋求法律這一輔助手段來支持德禮教化法律就有理可循了。只是法律的輔助作用不應該且不能與德禮教化的宗旨相違背。儒家學派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則認為所謂之善者皆是后世人為之，人性本惡，而惡必生犯罪，因此，在人性惡的道德觀下，他指出制禮必用刑罰。

與儒家“性善論”不同，先秦法家不相信人性本善，他們認為趨利避害、好逸惡勞、貪生怕死乃人之本性，也是犯罪的唯一根源。與此同時，他們更不相信禮教道德可以收到改善人性而致天下大治的功效。所以為維持社會秩序，在政治姿態上應當表現為取法排禮，具體到刑事政策即是以惡止惡、以殺止殺、以刑去刑的重刑主義。商鞅提出:“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他在秦國的實踐就很好地回答了如何治民這一問題，即“行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另一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在從荀子那里繼承認識人性求諸自然的進路的同時，又探索以往法家在治國治世方面所提出的理論，并從道家“人法自然”的思想中獲得了啟示，提出了一套更為詳善的治理思想。韓非子的治世之道可概括為賞、罰二字，或者說刑、德二柄，只是兩者之間不可等而用之，需要置于不同等的位置上，并且應該以罰為主、以賞為次，以重刑為核心、以德禮為輔助。

二、結語

歷史地看，傳統中國政治實踐的反復驗證了這樣一個道理:“無德任刑”或者“棄刑任德”都會導致社會動蕩與統治失敗。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調節器，是為政者進行國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在終極目標上，它和占統治地位的倫理道德具有一致性，只是它們在功能及其實現方式上有所差異。要想使它們各自實現其獨立主體的品格和價值，得到真正的發展，就決不能相互替代或使某一項役使另一項。傳統法律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歷史意義，于我們更多的應該是借古思今。現代化的法律相對于傳統的法律，雖有著一系列更完備的屬性，如對民主、自由、平等、權利精神的貫徹，對科學理性的追求，對血緣網絡的瓦解等。但是，現代化的法律更是在傳統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法律文化傳統依然能為現今社會提供大有裨益的參考價值。譬如，傳統法律中的錄囚制度、對老弱病殘婦幼者的恤刑制度、對死刑特別慎重的會審制度等，均具有“仁”的因素，這對機械化和功利化的現代社會及其法制而言，并非沒有一點積極意義。

古代諸子百家關于“德治”、“人治”、“法治”的思辨，從一個方面為我們揭示了道德與法律的關系，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傳統中國法律文化的特色。作為一種歷史文化資源，它的價值不是復制歷史，而是為新的歷史提供資源，這對當今社會的“依法治國”而言，未嘗不是一種文化內涵和精神力量。

作者：蔡若融單位：四川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