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哲學角度下社會分工的價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韋昭解釋說：“民勞于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也。”生活在貧瘠的土地上的人們必須辛勤的勞作才有收獲，因為勞苦所以時時注意節儉，因此善心就產生了。這一思想來源于周公，周公說：“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周公認為一個愛惜糧食的人的內心是善良的。明清時期的哲學家繼承了周公以來有關農耕勞動有利于保持人性純樸的思想。陳確在《古農說》中說：“季俗澆偽，胥為禽獸，惟農人勤樸，未失古風，而勞苦十倍于古，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農焉而已矣。”張履祥在《子孫固守農士家風》中也說：“實論之，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

張履祥還主張“躬耕養志”。此外，還可以從農業本身的特點來理解農耕勞動對農民本性的影響。首先，農民必須了解并遵循某些自然界的規律例如季節的交替、雨水的規律等才能順利進行生產勞動。其次，農民的生活與工作的場所就在自然當中，自然現象也對農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土地的特性、動植物的生長與死亡等等，農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會對這些現象有著某種思考，對自然之道有著或深或淺的理解，并不自覺地把這種理解引向自己的日常生活，用以指導日常行為。例如人們常說：“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在秋天枯萎凋落，農民們看到后自然引發出一種對人生的感懷，人生短暫，要珍惜生命等。老子也是從對自然的認識當中體悟大道，他說：“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當然，農民對自然的觀察與體悟沒有老子這么深刻，但是二者都是由自然之道引向人生之道，農民對天道的體悟使他們獲得了天道的一部分，這也就是“德”，王弼說：“德者，得也。……何由得德？由乎道也。”人們后天所獲得的德性是從對天道的認識體悟而來的。如果說農耕勞動對農民本性的影響還只是一種較為被動的影響，那么從事讀書這一職業對人性的正面影響更帶有讀書人本身的自覺意識，同時也是職業本身對人性的要求，《孟子•盡心上》說：“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讀書人正是靠踐行仁義這一精神產品來服務社會的，讀書的最高目的是為了達到人性的最高境界。《荀子•勸學》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荀子認為學習先從做士人開始，最終目標是要做圣人，這無疑對讀書人的品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就一般人的人性而言，沒有固定的產業就不能保持恒久的善性，可是對于士人來說，不論是窮困還是顯達都能夠保持自己恒久的善性。其次，學習的過程與學習的方法影響著讀書人的本性。學習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大道，在道家看來，獲得大道的過程也就是不斷減損自己的欲望直至清靜無欲的過程，“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同時，只有做到了清靜無欲，才能觀察到道的微妙之處，老子說：“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科學研究就是為了追求自然之道，學者們認為科學研究這一過程本身的特點直接影響了科學家的本性。古人認為行醫有利于善性的養成，從醫學理論到行醫過程都影響著人們的心性。古代醫家認為醫學的倫理精神與儒家有著相通之處，甚至到宋代，醫家有了“儒醫”之稱。家鉉翁認為醫儒相近，醫學原理與儒家理論有相通之處，他說：“醫，學問之道也，近于儒，進則為儒矣。……蓋儒以心運，醫亦以心運。……事雖殊而理有相似者耳。”孫思邈認為德性修養是成為大醫學家的前提，他說：“大醫治病，心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如此可為大醫。”從以上材料可見，醫學理論、行醫過程都影響著人們的心性。

一、社會分工對人性的負面影響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如何治理社會成為了一門專門的職業。“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孟子也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君子考慮的是如何治理他人、治理社會，也就是說如何做官。“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然而，是否能做官以及仕途是否順利除了需要個人才智和修養，更主要地取決于君主，所以孟子說：“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莊子也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為臣的憂灼心理：“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在韓非子看來，身在官場的臣子的性情完全為國君所改變：“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妒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是否能做官以及仕途是否順利并不能完全取決于自身，而更多地取決于君主的喜好，一旦內心為外在環境所役使，人性便異化了。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從事不同的職業的人們有著各自的職業利益。古代哲學家們認為，社會分工所造成的不同職業利益給人性帶來了不同的影響：“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于濟彼也，迫于利也。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于彼也，迫于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于救彼而又德彼也，迫于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故無為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在孟子看來，造箭的人與制盔甲的人擁有相同的品性，但是造箭的唯恐不能傷人，而制作盔甲的唯恐人受傷，這兩類匠人不同的心理是由各自的職業利益決定的，所以說選擇職業不可不慎重。韓非子也說，造車的希望人富貴是因為人們做官后會來買車，給他帶來利益，做棺材的希望人早死是因為別人的死亡能給他帶來利益，并非造車的人一定心善而做棺材的人一定心惡，而是各自不同的職業利益決定的。《無能子•固本第十一》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做棺材與行醫的人，并非有憎愛，而是“各諧其所欲爾”，做官的人也是如此。正如羅國杰所說：“不同職業的不同利益和義務造成人們不同的職業良心。”墨子正是因為看到了不同職業給人性帶來的不同影響，所以拒絕弟子既學墨家理論又學習射箭的請求。《墨子•公孟》載：“二三子有復于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成學”指學習好墨家的理論，“兼愛”、“非攻”是墨家思想的核心，通過學習墨家理論教會弟子們要愛人。而學射箭的目的是要傷人，讀書與射箭給人性帶來的是相互沖突的影響，墨子說，即便是修養很高的“國士”，邊戰斗邊幫扶別人，還是做不圓滿，因此他拒絕了弟子學射的請求。孟子提出的要慎重選擇職業的觀點深深影響了后來的知識分子。明末清初之際，遺民們的物質生活艱難，可仍然堅持不從商，因為在他們看來，讀書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人性修養的境界，而從商卻容易敗壞心性。張履祥說：“商人近利，易壞心術。”

張履祥甚至反對以行醫取利，他在《言行見聞錄二》中引程長年的話說：“醫不可不知，但不可行，行醫即近利，漸熟世法，人品心術遂壞。”以上所說的是職業利益對人性的影響，那么，由于社會分工的需要，人們將學習、使用不同的職業技術，古代思想家們認為，職業技術的使用也將給人性帶來負面影響。莊子便認為，技術的使用不利于保持人的清靜本性。《莊子•天地》篇記載了一個丈人灌園的故事，老人不用機械抽水而選用費力的水罐，理由在于：“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15］弗洛姆在《惡的本性》一書中也批評職業技術給人性帶來了負面影響，他認為在工業社會當中，人們的智慧和個性隨著測試手段的強化變得標準化了，人變成了機械人。

不僅職業技術不利于保持人的清靜本性，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不同的勞動場所、勞動過程等也將影響人性。劉康德對工匠勞動的勞動場所、勞動過程的特點以及勞動成果的預測性對工匠心性的影響做出了很好的分析。由于社會分工的必然性，人們必然要選擇某一種職業。莊子認為，不論從事哪一種職業的人，其本性都不免受到職業本身所帶來的影響。《莊子•徐無鬼》篇說：“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于歲不物于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從事各種職業的人們都沉溺、局限于各自所從事的職業，從而也就遠離了自己的清靜本性。

二、社會分工對人性影響的相對性

以上談到了由社會分工所帶來的不同職業對人性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從事同一種職業的人們完全可能表現出不同的人性，因為人性還受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文章開頭提到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社會環境除了職業環境以外，還包括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等，以下依次討論這些因素對人性的影響。首先來看自然環境對人性的影響。《管子•水地》篇認為，水“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由此，人品性的善惡智愚都直接由水質決定。《水地》篇舉例說：“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閑易而好正。”管子進而認為，水對國家治理有著重要影響。“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其次，政治影響人性。統治者的亂政搞壞了人性，而好的政治促使人性變好。孔子說：“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再次，豐衣足食是保持人性善的經濟基礎。前文提到農耕勞動有利于農民淳厚品性的形成，但并非說農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善良的本性。古代哲學家們紛紛指出只有豐衣足食人們才能保持善良本性。墨子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兇，則民吝且惡。”

孟子也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管子也說：“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對于人性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法國哲學家狄德羅很生動地說過一句話：“當肚子在喊叫的時候，良心和名譽的呼聲是很微弱的。”以上論述了各種具體環境對人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一些古人認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并且，有一部分人的天性是不變的。例如，孟子就主張人性善，他認為人天生就有一種惻隱之心，人們看見小孩掉進井里都會產生一種惻隱之心，這種惻隱之心的產生不是為著要和小孩的父母攀交情，也不是為了要在鄉里朋友中博得名譽，也不是厭惡那小孩的哭聲才這樣。惻隱之心是天然的，如同人有四肢一樣。

孟子在論證了人的天性中包含有惻隱之心后，進而指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法國哲學家盧梭的話很好的為孟子的性善論做了解釋，他說：“憐憫心在人類能運用任何思考以前就存在著，又是那樣自然”，“一切社會美德正是從憐憫心這種性質中產生出來的，即使禽獸有時也會顯露出一些跡象。”他還引詩說：“自然既把眼淚賦予人類，就表示出：它曾賜與人類一顆最仁慈的心。”當然，盧梭在人性論的一些看法上與孟子不同，例如，孟子認為憐憫之心使人區別于禽獸，但盧梭認為禽獸也有一些跡象。然而，他們都認為憐憫之心存在于人天性之中，并且，憐憫之心是美德的開端與基礎。道家更是從宇宙生成論的角度論證了人性本善，道家認為包括人在內的萬物都是在道的支配下產生的，而“道常無為”，道的根本性質就是清靜無欲的，那么作為道的產物的人的本性也必然是清靜無欲的、善良的。哲學家們承認環境對人性的影響，但他們同時認為有一部分人的天性是不變的。孔子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子認為最上等的智者和最下等的愚人的本性是改變不了的。在孔子的時代，道德善惡總是與智慧高低聯系在一起。智有道德的意義，干好事往往能獲得好的回報，這常稱作智。干好事意味著道德上的善，因此孔子這句話可以理解為一部分人的聰穎、善良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最后，人自身的修養是保持人性的重要方法。

前文提到做官給人的性情帶來了諸多負面的影響，但并非每一個做官的人都這樣，例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他們并沒有因為做官而改變自己的性情。同樣在官場，有人品行壞有人品性好，究其原因，是為官者的用心是“懷仁義以事其君”，還是“懷利以事其君”，如果是為了利益而做官，那么必然患得患失，精神不得安寧。行醫也是如此，張履祥說：“無論厥術之精粗，其存心之際，已有仁不仁之殊矣。”不論醫術高低，內心在考慮時已經就有了仁與不仁的區別，因此，人性的善惡與否，還是與自身的修養直接相關。綜上所述，古代哲學家們在社會分工影響人性這一問題上作出了廣泛的討論，他們肯定從事讀書、農耕勞動等職業有利于保持人們的善良本性，而當官、做工匠、從商則給人性帶來負面的影響。同時他們還看到社會分工對人性的影響是相對的，還從自然環境、經濟環境、政治環境以及人性的可塑性和個人修養等方面對人性的影響予以了討論。古代哲學家們為我們深入討論社會分工及其所造成的職業影響人性這一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以往討論職業道德時，主要討論的是某一職業的從業人員所應當遵循的道德原則和規范，以及如何通過職業實踐達到該職業所要求的道德品質。但是往往忽視了從業者所從事的職業對人自身本性的影響，本文的探討將補充職業道德研究的缺陷。同時，在社會分工日益精細化的今天，如何應對工業社會對人性的負面影響，避免出現“單面人”、“機械人”，本文將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某些啟發。

作者：周耿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哲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