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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宇宙創生與人之偉大

方東美的哲學是將生命、宇宙和美感圓融貫通的全體，他始終以美的眼光，整體關照宇宙之生命。他稱“人總是同天合起來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中國人的宇宙觀是一充量和諧的格局，是動態的和諧。”其中包蘊的生命體驗與感悟呈現于各式的創造之中:宇宙及人之創造。就二者之聯系，他談到:“人是一個參贊化育者，天地宇宙的創造精神即把握在人的創造生命中。”方氏對宇宙創生與人之偉大奧妙的探詢，灌注在對代表中國哲學精神的四大傳統文化(他歸結為原初儒家、原初道家、大乘佛學、新儒家)的闡發中。鑒于儒家這一術語的多重性，方氏以原初儒家之名界定其所論范圍，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其一，尚古文化傳統與理性哲學的轉化;其二，基于人的偉大和世界的和諧一致而構建的深刻的思想體系，視孔、孟、荀為原初儒家中圣者的代表。方東美對原初儒家注重傳統與力圖創造的思想給予中肯評價，并輔以《尚書》和《周易》為證，擇取《尚書》中的“皇極”訓作“大中”，作為民族象征性的“攝取世界的一切”的“中心符號”。方氏對原初儒學的解讀，使得被譽為“先儒”的萁子成為關注要點，他不同意有些學者將“五行說”歸入原初儒家的說法，結合箕子對《尚書》中“洪范九疇”的解說，方東美認為，作為一種宇宙論的思想，箕子首先提出了“五行說”，并極力肯定箕子所論“五行說”在中國自然哲學的起源之解釋中的作用。這與他如下的論斷相吻合，他稱:“中國文化是把物質世界作為生命精神的起點”、“五行說的天然使命是創生與發展生命”，先賢們的理想是“把人的生命展開去契合宇宙”。“當人與自然相一致時，宇宙間的美麗就此產生”，方氏對“五行說”的歸屬及作用的獨到看法，沖擊了諸多學者對“五行說”與原初儒家關系的立論。方氏對《尚書》及上古神秘主義思想的追溯與辨析，探詢了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孕育之源，努力為自身的哲思之理尋求文化根基。

對于哲學，方氏曾言:“總攝種種現實與可能世界中之情與理，而窮其源，搜其真，盡其妙之謂哲學。”他擇取原初儒家“時者”的精神氣質，推舉最能代表儒家哲學的《易》之變動不居的形貌精神。從《周易》中攝取“生生之德”的普遍生命精神，佐證他對“情”與“理”的雙重追尋。《論語•子罕》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一深沉的生命感懷可謂合其風貌。形成于儒家的這一藝術精神的靈魂深入到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影響著代代學人。中國藝術中的這種人文精神體現了生命創造的中心，負載著個體強烈的生命情懷和生命美感，促成“自然人”走向“道德人”。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記》卷二十一第九章)儒家的圣賢越過神秘宗教的庇護，以禮論道。孔子的論述，預示著儒家關于政府依靠德性統治觀念的誕生，標示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神權政治向德治的過渡。從方東美的闡述中可以窺到原初儒家的另一功績在于肯定了創造性宇宙中人之偉大。儒家“時者”將萬物均投注于時間的熔爐，專注于對時間概念的解釋。而經由孔子及其弟子演繹的“十翼”，使《周易》超越了占卜之意，富有形而上的意味。孔子的革新得到方氏的稱頌，從方氏邏輯建構六十四卦的嘗試，亦可觀之。在儒家形而上的體系中，方氏力贊蘊含“天道之創造力量”和“人性之原有價值”的思想。他對《易》之形而上學意義所蘊原理概述如下:其一、生命原理。生命包含萬物并與大道交織。作為普遍活動的實體，生命彰顯自身于空間中，而且通過偉大的無限創造性沖動之動力征服其局限。其二、旁通原理。生命原理雖然高度思辨，但可以通過旁通原理加以邏輯的證明。其三、創造之創造原理。其四、作為價值實現過程的創造性生命原理。由此，方氏稱原初儒家之說致力于宇宙的客觀秩序，是由滲透在時間過程中的充沛創造力構成的理論。他說:“人通過理性的功能從自然能力向完美理想的發展便是儒家人類之偉大的理由。”儒家“宇宙與個人的整體觀念”影響著方氏哲學方法論中的整體觀。同原初儒家擇取祭祀禮儀的宗教之義通向《易》之哲學的路徑有別，方氏稱原初道家試圖擺脫宗教，超越儒家對現實的執著，徜徉于理想的精神領域，凝聚為“空者”的精神風貌。道家生活、行動、存在的空間世界為方氏所關注，其想象的夢幻世界亦為方氏追隨道家哲人步入的太玄境界。方氏稱:“道家是中國形而上學領域內的最孤獨者”，其虛幻的氣質促使方氏將它歸入道教———一個雖自命正宗但非真正道家的派別。

老子所論，作為天地根基與萬物歸宿的“道”，由方氏賦予其獨特解說:“就本體論和超本體論而言，道是無限的太一，就宇宙創生角度而言，無限的大道乃是貫通一切的功用，具有無窮的力量，就現象學而言，道的屬性可被分為自然屬性與人工屬性兩類，就性格論而言，其自然屬性所表明的至高之德，原屬于道之本性，但會進入到圣人身上，后者在當下世界里真正體現了道。”圣人的無私與高覺可以超越有限直達無限。方氏把老子“道”論中“有”、“無”之辨，以圣人的使命歸為“一”論，使道之玄境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往返推進，也正如他對哲學價值的評述:方東美反復強調哲學之志業在于“依健全的精神領悟有情天下之情趣，使生命活動中所呈露的價值如美善愛等循序實現……哲學須是盡人之性，使世間有情眾生各奔其敬生、達生、樂生的懿德。”

對于道家精神的真正繼承者莊子，方氏稱頌其對老子宗旨的辨義，分析《莊子》云:“永遠的無與永遠的有均預先決定于至高的統一體(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采取空虛之形式的本真不會毀壞現實的萬物之實有”。方氏稱莊子這一形而上學之沉思的高度深受孔、孟、和惠施的影響。莊子肯定儒家《易》之哲學中時間不斷通向無盡未來的連續轉化過程，但基于“反者道之動”，力主應該通過靜止的遙遠過去而去探索玄之又玄之理，因為時間在過去和未來兩個方向上都是無限的，儒家所言的原始創造力在道家于理論上進行了消解。方氏通過無限哲學理解莊子寓言式的《逍遙游》，在追求解放與自由中打破有限，以尋求生命之美好，精神之翱翔，這是方東美對道家哲思的圓融闡發，而道與儒的相遇，則是方氏圓融、貫通之理的旨趣。這一哲思原理，在他《中國的人生觀》一書中亦有體現，論及自然，方氏曾說:“對于我們來說，自然是宇宙生命的流形，以其真機充滿了萬物之屬。”據此，他界定自然為世界的一切。同西方許多學者指稱的機械秩序性的現象界不同，方氏時刻把人的生命力與宇宙自然的流動生機相映。鑒于此，方氏推斷于中國形而上學中的宇宙與個人，可以促成這樣的共創力，即“人的創造直可以與天地的創造比美”。其間的活力緣于人類以自己的生命貫通宇宙全體，成就于人類的哲學文化中，而中國文化便是以藝術和哲學作為決定因素的，最能真正代表東方文化。

相對于中國儒道的原始血統而言，方氏把佛家思想的傳入與發展視為與儒道思想互促的過程。儒家的現實困惑與道家的玄境在佛家“雙回向”的法理中尋得了一定的平衡，顯然他們各行其道，并不相消融，其間的纏繞與互動被方氏以旁通之法引現。他把佛教視為生命發揮的過程，而不是消極的宗教修行過程，其“雙回向”的觀點指涉向上的追求和向下的關照與提升。這些是由它關照現實問題而起，在《中國大乘佛學》里他強調:“佛法之偉大，在于拯救一切有情生命，朝向更高的精神生命之境。”［20］方氏總結其要義在于整體關照、聯絡結成整體之關系，認為“原初儒家、原初道家、大乘佛學、宋明理學”四大文化傳統的匯合處乃是中國文化的最高成就。這些不同的體系有著些許共同的特征，即儒家的“貞夫一者”、道家的“圣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佛家絕對的“一真”的覺悟，可謂人道、天道、悟道互成“道”論。

二、詩與生命相映———詩哲的“理想文化”之訴求

作為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方東美的哲思之路在由西入中和援西歸東的學術之旅中不斷推進，他從形而上學的視角對中國諸派的哲學思想逐一闡發并加以融通，試圖為中國哲思的“普世性”找尋支點，在重整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同時，把目光投向了全世界的理想文化模式，形成構建宇宙之和諧文化的宏愿，這促使他晚年的思想有了調整，晚年的他把從“超人文化”轉向“理想文化”的探詢及對哲學、宗教和藝術之生命精神的貫通，作為建構理想文化的支撐點。他說:“尼采之超人的空洞理想當以希臘歐洲中國三人合德所成就之哲學智慧充實之”，其智慧即為“希臘人、歐洲人和中國人各在生命領域中創獲如許燦爛文化價值”，超人乃“合德完人”。方東美晚年的“理想文化”主張以“真實而有價值的世界”為客體，以智慧的人類為主體，以佛之輪回為聯連，構筑推動人之生命精神層層提升的理想境界，并借助華嚴法界觀在宗教實踐的意義，由此境界向下將理想的生命精神落實于現實的世界。其“理想的文化”中構筑了不同的生命領域，并努力貫通，他談到:“把建構在物質基礎上的所有存在，逐層提升，以生命世界為上層，以心靈世界為較上層，在此基礎上發揮藝術的理想，建筑藝術的世界，培養道德的品格，建立道德的領域，透過藝術與道德，再把生命提高到神秘的境界———宗教的領域。”盡管方氏重視宇宙中的所有生命，然而普遍生命作為宇宙的本體意義和價值的實現離不開人的生命精神的體現，最終他的生命本體論哲學始終關注在主體的“人”的身上，關注藝術在人的精神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

方東美把理想文化實現的途徑落在了中國文化蘊含的獨特藝術精神上。他談到藝術精神滲透于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具體表現為重體驗、善妙悟的哲學方法。他說:“中國哲學方法上之體驗在對此宇宙人生靜觀默識，意念與大化同流，于山峙川流鳥啼花笑中見宇宙生生不已之機，見我心與天地精神之往來。此乃藝術胸襟之極致。”在對中西文化傳統的比較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闡釋中，攫取“生命”的核心范疇，層層深化其生命本體論哲學的基石。“生命”作為方東美哲學的核心范疇，作為宇宙人生及本體地位的最終確立，在于他對中國原初儒家經典《易經》的解讀。他說:“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一個以生命為中心的本體論，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所謂的原初存在乃是生命的存在。”中國藝術精神的高妙處與哲學精神相吻合，主體人格的提升有賴于藝術精神的彰顯，他說:“從中國哲學來看，乃是一種價值的境界，其中包蘊了無限的善性和美景，中國民族生在這完善和純美的宇宙中，處處要啟發道德人格，努力追求至美至善，同時，涵養藝術才能，藉以實現完美的理想。”

方氏的這一論斷顯出，中國藝術中人與天地精神之往來的生命體悟，凸顯了生命創造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哲學“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想傳統。生命沖創之完成得益于藝術之境的完成，方氏以生命為本體論的哲學思想的構建始終通達于哲思與藝術之境的回旋之途。這也是方東美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中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形成及發展所作的獨特性概括，在“思”與“詩”間架構起生命的橋梁，見出“生命”的核心范疇。方氏就生命之詩或詩之生命方面的介紹，論及中國文化之詩歌藝術興盛發達了數千年的特質。懷特海“哲學與詩境相接”的理念于方氏的闡述中成為詩與生命相映的理想文化之訴求。而宗教、哲學與詩在精神上的貫通則藉于生命創造的奇跡得以宣泄。在不間斷回向傳統的同時攝入西方思想，構成了其哲思的主要路向與方法。哲學精神與文化精神相映，則彰顯了東方文化的“生命精神”，成就了中國文化以“愛”與“悟”為理趣的“共命慧”，如他所說:“太始有愛，愛贊化育;太始有悟，悟生妙覺，是為中國智慧種子。”在對中國人宇宙觀和傳統哲學精神的考察中，顯出方東美對中國藝術精神之哲學根基的探微。

他對生命本體論哲學的探詢，顯出闡釋與建構同在的理論傾向。其思想與儒家的理想社會秩序的訴求及實踐行為者、道家的理想人物———具有無法局限的品質之太玄境界、佛家普度終生之理想相一致。從“藝術、哲學、宗教”三者合德的視角建構其理想文化，開辟了中國傳統文化哲思探詢的新思路，重視人的精神文化對社會價值的創造意義，其精神文化在價值結構上是將藝術、宗教和哲學“三者合德”的，其中哲學基于核心地位。這也是他不斷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生命哲思的理路之初衷，他指出，自然界因理想而改變，個人提升到道德、美感和宗教的境地，中國倫理文化發展的道德，指向眾生之福祉的探求，而詩與生命相映正是方東美通向哲學之境界的主要路徑，。中國藝術的理想，流轉于看待哲學、藝術與生命的關系———“一以貫之”的生命體悟。有學者談到通過“人文的途徑，透過生命創進而達哲學”是方東美哲學思想的立足點，這在一定程度上顯出了方東美以宇宙創生與人之偉大為重要內涵的生命本體論哲學的特質。

總之，方東美立足生命本體哲學的基點，以《周易》純粹的儒家思想來貫通佛家《華嚴》的思想，將儒道佛融通相照，援引近代法國柏格森和英國懷特海的思想，多方貫通，力證東方人融貫型的世界觀，并努力向西方世界推介。這一理論視角充分展現了面對現代性的沖擊，中國文化學人拯救民族文化傳統，構建“古今”交融之文化孜孜不倦的追尋。方東美先生于世界總體文化背景下展開中國哲學傳統工作的重建和自我哲學思想的建構，極具現代開創意義，也是創造性精神于其思想體系中的呈現。

作者：李梅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