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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教育的形式逐漸實現民族傳統教育與國家主體教育的融合

據歷史記載，重慶民族地區主要活躍著巴人的足跡，巴人歌舞《踏蹄》對民族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公元前361年，秦滅巴，置巴郡之后，巴人不斷分化，小部分融入了漢族，大部分成為了該地區少數民族的先民。秦統一中國之后，漢文化與巴文化的交融得到加強。在歷史上，重慶的世居少數民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民族的歷史文化及其相關知識和技藝通過口頭傳承來實現。在學校教育產生之前，主要以兒歌、民歌、擺手舞、擺手歌、祭祀及其它民族儀式(諸如哭嫁和鼓社)等方式開展教育，以生產技能、生活常識、民族禮儀、民間文化等為主要的教育內容。隨著學校教育在重慶民族地區的逐漸興起，加之漢代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重慶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接受了漢文化的洗禮，儒學的文化教育對重慶民族教育的影響深遠。

漢代以后，重慶民族教育一直在輸入狀態中發展。受到封建中央王朝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引導，隋朝以來科舉制度的吸引以及推行儒術教化和建立官學制度的政策推動，重慶民族地區各縣均辦有儒學。從重慶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發展來看，中央封建王朝為了鞏固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通過“儒化”政策，對少數民族成員實施以封建儒學為主要內容的教化。在少數民族地區以《四書五經》開科取士，提倡“忠君”、“尊孔”，灌輸“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推行漢語言教育和漢族封建禮教。彭水縣和酉陽直隸州，是當時重慶渝東南地區封建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心，漢語文在這里得到了推廣，少數民族也逐漸習慣于用漢語交流，出現了“凡是溪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的狀況。《明史•保靖宣慰司傳》記，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下詔:“土官應襲子弟悉令入學，漸染風化，不入學者，不準承襲。”該政策不僅提高了土司及其子弟的儒學文化水平，而且使儒學文化在當時引領社會文化發展方向的中上層階級中得到深入，利于廣大下層少數民族成員接受儒家倫理教育，漸染華夏封建禮儀風化。改土歸流之后，少數民族與漢民族的文化交流更加廣泛和深入。清政府在民族地區推行文教為先，懷柔漸化的民族教育政策。重慶少數民族地區開設了“苗學”、“義學”，書院和私塾在改土歸流之后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考試錄取中特別注重向少數民族傾斜“以示獎拔”。隨著清代大一統格局的建立，清王朝的教育體系已經擴展到了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教學方法、教材選用全部仿效漢族，少數民族成員從小誦讀儒家經典，研習中華文化，練習八股文，參加科舉考試，爭做忠臣孝子。

民國時期，酉秀黔彭石雖為苗族和土家族聚居之地，學校教育與漢族聚居的其他地區各縣無大的區別，各級學校的學制、課程均執行任子癸丑學制和壬戌學制的規定，別無二致。新中國成立之后，在1951年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批復川南文教廳“開辦少數民族教育”，同年，酉陽專屬制定《酉陽區少數民族文教工作計劃》，制定了少數民族教育方針，對該地區教育制定了特殊的發展政策，如要求各學校組織少數民族教師學習共同綱領和民族政策，去除民族自卑感，對少數民族教師給予優待和照顧，經費由地方在少數民族補助經費下予以補助等。1980年教育部及國家民委頒發了《關于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見》為民族教育發展提供了保障，使重慶民族教育得到迅速的發展，民族教育管理體制逐漸完善，民族教育網絡，民族教育學校相繼建立。當下，在重慶渝東南民族地區，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等少數民族文化融合于國家的主體教育之中，實現了民族教育的“多元一體”。

(一)民族教育的對象由貴族子弟走向全民受制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重慶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發展一直受阻，直到唐宋年間才略見有了通曉漢文的少數民族仕人和知識分子。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貧民子弟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限制了其進入學校學習，唯有極其少數的富家子弟及酋長子弟有條件和資格進入附近的州縣學接受學校教育。重慶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發展的繁榮時期出現在唐宋之后，但封建王朝在這種經濟基礎落后地區推行的土司政策極其形成的土司制度和少數民族教育政策限制了受教育的對象。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封建中央王朝委以少數民族土司子弟世襲土司官職，從明代開始，將土司繼承人不入學不準承襲職位納入強制性的規定中強迫土司土官及其子弟入學。通過特恩、歲貢、選貢三種途徑送土司子弟進入最高學府國子監接受教育，據《明會典•禮部三十五》卷77載:“成化四年，令‘土司學，照州學例，三年貢二人’，并在學習上予以特殊的關照”。土官地區開設的儒學、學宮等，只能為少數土官子弟、族人和富家子弟提供就學機會，對廣大勞動人民子弟來說幾乎無緣，有的土官利用手中的權力，阻礙當地有志之士參加科舉考試，此時的學校教育是一種貴族子弟獨享的有等級限制的教育。清王朝時期，重慶民族地區各縣都設立了官學，也有部分私學，只是這里學校多數集中在漢民族聚居的城鎮，少數民族只有富家子弟才能夠就學。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在教育上廢除了土司時期不準士民入學、“違者罪至族”的禁令，在各府、縣設立考棚，開科取士，以“土三客一”，多取土民少取客民的原則，照顧土童入學。

民國政府時期，在重慶民族地區創立了女子學校，滿足了女童入學的要求。1937年國民政府公布了《各省市失學民眾強迫入學暫行辦法》，其中要求“失學民眾強迫入學事宜，應由縣市長督策全縣市教育行政人員，各種小學、各種民眾學校及警察自治人員協同辦理，上述人員考核時，得將此事項視為特別注重事項。”要求政府工作人員以勸告、警告、罰鍰、征工等方式強迫失學者復學。1940年12月時任省教廳視導員稱“酉秀黔彭四縣沿成距離動輒三百華里以上，山大人稀，非有特殊之具體辦法不易普及國民教育。鄉村地方近多虎豹，人民尚有仇打仇殺的惡習，國民學校在寒冬有無胯者。可知當時重慶民族地區學校教育普及情況欠佳，接受學校教育的人數有限。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重慶少數民族地區普及了九年義務、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和消除中小學危房，專門開辦了少數民族學校，諸如民族小學、民族中學、民族職業學校和民族師范，實現了每一個少數民族子弟入學的愿景，保障了人人平等的接受教育。

(二)民族教育在人才培養上造就了少數民族的知識分子群體在重慶民族教育的發展過程中，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少數民族人才，他們為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重慶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發展得益于這批杰出人才的努力和實踐，他們為民族教育的發展譜寫了一曲動人的旋律，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酉陽宣撫司冉邦興創立了土家人第一所自己的學校。酉陽司學建立后，促進了重慶其他民族地區興學。重慶民族教育發展中培養的一批知識分子文人在傳播漢民族文化和傳承本民族文化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土家族文化中以詩歌最為著名，酉陽冉氏則是雄踞詩壇，其子弟中，才人雅士，源源涌現，從酉陽立學以后，歷經二百余年，遭遞連綿，代代不絕。石柱土司馬宋大也“嗜學工詩，善操琴作畫”。乾隆壬辰進士，酉陽州冉廣橘，曾任山西屯留知縣，后辭官歸里，授學訓誨，“四方從游者數百人，登科甲者累累”，并著有《寓庸堂文稿》《二柳山房雜著》等。在渝東南地區，酉陽冉氏家族的冉崇文、冉廣鯉、冉正維、冉正岳、冉瑞嵩以及陳汝燮、陳厚禮。田序統、黔江的陳景星，石柱的冉文濤等，都是當時土家族聞名遐邇的文人。陳汝燮更是“得其宗法、自成一家”，作詩900余首，全部收集在《答猿詩草》中。

酉陽的冉崇文著有《酉陽直隸州總志》、《二酉紀聞》、《小酉山房雜錄》等。一部分優秀人才也成為了封建王朝的領導者，出生于今重慶市酉陽縣冉仁才，“年少而好學，文韜武略過人”，自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升為天水郡開國公之后，先后擔任蒲州(今重慶萬州區)、梁平(今重慶梁平縣)、灃州(今湖南灃縣)、沅州(今湖南常德市)，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等地刺史，前后任職40年;出生今重慶彭水縣的田英，“漢文化水平極高，唐王朝任命他為溪州(今湖南沅陵縣)刺史”。除開一些在歷史上記載比較詳實，并在社會發展中做出貢獻的優秀人才之外，自唐代以來的科舉考試中，也涌現出來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參加科舉考試中進士、舉人者較多，重慶民族地區的各縣均有人金榜題名，其分布較廣泛也反映了當時各地的教育水平。唐宋時期，彭水考中進士5人，出現作家1人，出現武將1名，酉陽出武將1名。明清時期，明代酉陽州五貢4人，清代進士4人，舉人11人，武舉人3人，五貢81人，合計103人。黔江縣，明代舉人1名，五貢24人，清代舉人9人，武舉5人，五貢178人。彭水縣，明代舉人10人，五貢57人，清代進士3人，舉人20人，武舉人5人，五貢146人。

二、重慶民族教育發展的反思

(一)發展民族教育的主要責任在政府通過歷史的梳理顯示重慶民族教育發展處于時興時廢的狀態中，一旦政府實行平等的民族政策，重視民族教育發展，大力投入教育經費，民族教育猶如一支奇葩在巴渝大地綻放。若是政府實行歧視的民族政策，忽略民族教育的存在，民族教育就被邊緣化，發展處于停滯狀態。民族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民族大團結，維護民族地區的穩定，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發揮著重要作用。政府是發展教育的主體，也是發展民族教育的主體。政府通過制定民族教育的方針、政策，從民族教育觀念和思想上引領民族教育的發展，確保民族教育發展的方向。發展重慶民族教育，重慶市政府應依據國務院頒發的《關于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關于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出臺《重慶市民族教育條例》，制定重慶民族教育發展規劃，用政策和制度為民族教育發展的質量和民族教育的經費投入提供保障。民族教育政策應反映重慶民族教育受現代化沖擊導致民族特色不濃厚的現實境況，體現重慶民族教育與其他地方民族教育的差異性。在發展民族教育中，政府更應理清職權，明確任務，從宏觀的層面調控民族教育的發展，對民族教育的管理應形成一套比較完善的運行機制，管得靈活，管得有藝術性。

(二)發展現代民族教育不能脫離民族性和傳統性民族教育發軔于民族地區，扎根于民族地區，服務于民族地區，發展民族教育一旦脫離其賴以存在的文化根基、歷史傳統和服務面向，也就丟掉了民族教育發展的魂，抹去了民族教育之本。“傳統指由歷史沿傳下來的、體現人的共同體特殊本質的基本價值觀念體系。傳統一般都是人們生活中最權威的行為模式，它滲透在一定民族或區域的思想、道德、風俗、心態、審美、情趣、制度、行為方式、思維方式以及語言文字之中，具有極其寬泛的內涵。傳統具有明顯的延續性和群體性。”民族教育的傳統性以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為載體，反映了民族教育中由歷史流傳下來體現民族群體特質面的屬性。新中國成立之前，重慶民族教育在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中失去了民族性，走了一條拋棄民族性和傳統性的教育發展之路，作為發生在民族地區的教育，嚴重的缺乏民族性，是重慶民族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大敗筆。現代性是當今世界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可回避的事實，它以不可阻擋的強勢，挾其巨大的成就和對傳統社會的蕩滌沖擊著現代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民族教育在現代科技理性和現代化生活的催生下衍生出現代性的特點也不能脫離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獨特性及傳統性，民族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弘揚民族傳統性的基礎上借助現代性的沖力創新發展。在全面完成“兩基”攻堅任務，全面追求“高水平”、“高質量”教育的時期，重慶民族地區教育的發展水平較之重慶其它地區仍有較大差距，重慶民族教育的發展不僅需要外生性的發展，更需要內生性的發展，它不能脫離民族賴以生存的文化脈絡單純的傾向于數量的積累，而應融合傳統性、民族性與現代性，發展具有土家族文化和苗族文化痕跡的重慶民族教育，發展有民族文化之根的民族教育。

(三)實現民族教育的功能是發展民族教育的目的民族教育是指對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活動以及表現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的穩定的共同的文化傳播和培養該共同體成員適應本民族文化的社會活動。民族教育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不同于普通教育，固然發揮著獨特的功效。民族教育除具有教育的一般功能之外，還具有另外兩個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幫助少數民族個體或者成員具備適應以主體民族文化為主的現代主流社會的能力，以求得個人更好的生存與發展，另一方面是幫助少數民族個體或者成員能夠繼承和發揚少數民族優秀文化遺產，以獲得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領域的平等權利。民族教育功能的實現度反應了民族教育發展的程度，民族教育發展的水平越高，民族教育的功能發揮得越好，反之民族教育功能處于無能狀態，民族教育發展的水平一定欠佳。衡量民族教育發展水平的高低，關鍵在于民族教育功能實現程度的高低。只有發揮了民族教育功能的民族教育才是有質量的民族教育，發展民族教育就應當實現民族教育的功能，因此要樹立“功能———目標”的民族教育發展觀。

重慶民族教育發展史是一部由教育的邊緣走向教育的主流的歷史，重慶民族教育在當初落后的狀態中不斷崛起和發展。縱觀重慶民族教育發展史，是一部追求公平發展的歷史，重慶民族教育在當初不公的狀態中尋找公平發展的路徑，提高民族教育的地位。當下，教育公平也是民族教育追求的目標，只有在公正公平的視野下民族教育才會有真正的發展。

作者：冉隆鋒單位：長江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西南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