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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學》月刊封面抽象風格下的潛在語匯

生活書店立于左翼文藝雜志界，應對報刊檢查制度的方式是多樣的，歸結起來主要有三：其一，改換刊物的名稱與封面，如《新生》周刊之于《生活》周刊；其二，真實的編輯人、出版人不在名單中列出，或頻繁更換作者化名，如魯迅之于《文學》、《譯文》與《太白》；其三，色彩避免使用大面積的紅色，通過文字與圖像的包裝使其看起來更接近于一本商業性很強的雜志或純文學雜志。關于第三種方法，《文學》月刊可以作為一個例子。沈永寶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北斗》創辦之初，曾有意辦得‘灰色’一點，以保生存。《文學》更注意保護色，盡量使它像個‘商’字號雜志。此法果然有效。”《文學》月刊運用策略一次次躲過被查禁的危機，從1933年7月1日創刊到1937年10月共出版9卷，半年編1卷，每卷6期。促成它誕生的因素總的來說主要有兩點。一是話語傳達的需要。“左聯”成立后，曾出版過《萌芽》、《文學導報》、《北斗》、《文學月報》等刊，但都未久即被國民黨當局禁止。1933年5月，魯迅在申報《自由談》上的文章受到壓制，不能再發表了。“左聯”的文藝刊物，要公開地、長期地出版，已是不大可能了。左聯的理論家和作家失去了話語表達的陣地。而文藝雜志是文藝戰線的重要媒介，“‘左聯’自己辦的文藝雜志已無法出版，出路何在呢?采取什么政策，什么方式才能不僅繼續戰斗，而且擴大戰線的范圍與影響?”這增加了新型話語媒介誕生的迫切性。二是文化市場的需要。曾經的主要載體《自由談》是以文藝性短論為主，不是文藝類的專刊，所以并不合適作為長久的思想陣營。1932年淞滬抗戰以后，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和印刷廠被炸毀，《小說月報》因此停刊，并且之后也不予復刊。這樣，當時全國文壇上缺少了較穩定的一流的大型文學刊物。鄭振鐸因此向茅盾提出了創辦“一個‘自己’的而又能長期辦下去的文藝刊物，象當年的《小說月報》”的建議。1933年5月6日，《生活》周刊上登出《文學》的出版預告：“……編行這月刊的目的，在于集中全國作家的力量，期以內容充實而代表最新傾向的讀物供給一般文學讀者的需求。它為慎重起見，特組九人委員會負責編輯。聘請特約撰稿員數達五十余人，幾乎把國內前列作家羅致盡凈。內容除刊登名家創作，發表文學理論，批評新舊書報，譯載現代名著外，并有對于一般文化現狀的批判；同時極力介紹新近作家的處女作，期使本刊逐漸變成未來世代的新園地；又與各國進步的文學刊物常通消息，期能源源供給世界文壇的情報。”綜上所述，《文學》的封面所需要傳達的精神也主要包括兩方面：一、代表“最新傾向”與“未來世代新園地”的時尚感；二、帶有“小說月報”似的左翼話語陣營的暗示。很顯然，前者是圖像視覺層面的要求，而后者是刊物實質的立場，前者因而成了演繹與掩護后者信息的主要途徑。

2《文學》月刊創刊號的封面設計者

《文學》月刊創刊號的封面設計者是誰？資料各說不一。況早期的書刊封面罕有署名，設計者的姓名大多被時間湮沒。接下來筆者嘗試從《文學》月刊創刊號的封面圖像入手，結合出版文獻史料、圖像元素與風格考證《文學》月刊創刊號的封面設計者。陳之佛、鄭川谷都是出版史料與研究文獻中有明確記載的《文學》月刊的設計參與者。莫志恒發表于1981年《讀書》（第2期至第5期）上的文章《二三十年代的書籍裝幀藝術漫談》里提到過《文學》月刊的封面設計者是鄭川谷，遺憾的是，文字并沒有說明鄭所設計的是哪一卷的封面，而鄭氏英年早逝，舉辦個人畫展的愿望未能得償，留下的兩本著作也與個人著史無關。陳之佛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了裝飾圖案設計的學習與探索，在“創美圖文館”關閉之后參與過《文學》月刊的設計，有一部分文章將《文學》創刊號也劃入了陳之佛的設計作品，但是他們都將《文學》創刊的時間錯記為1935年。最能代表《文學》月刊創始初衷的創刊號以及首卷封面的設計者究竟是誰？

2.1陳之佛與《文學》月刊

（1）以從業時間與社會聲望來看，陳之佛1896年9月23日生于浙江余姚，年長鄭川谷14歲。1917年編出了我國第一部圖案教科書；1918年東渡日本，翌年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即今東京藝術大學)工藝圖案科，成為我國早期留日學生中攻讀工藝圖案專業的第一人，學成后回國。1923—1927年間在上海開辦我國第一個設計事務所——“尚美圖案館”（館址設在上海福生路德康里二號），主要服務于“生產廠家和出版單位”。張道一在《尚美之路》一文中作有具體敘述:陳之佛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尚美圖案館’，專門為生產廠家和出版單位作產品、書籍等設計。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他的大量絲綢圖案、封面和裝飾畫等，多是這時期的作品”。他應邀為胡愈之、鄭振鐸等主編的刊物進行封面設計。《陳之佛年表》記載：“一九二五年，應胡愈之之約，為《東方雜志》作裝幀設計；一九二七年應鄭振鐸之邀為其主編的大型文學刊物《小說月報》作裝幀設計。”這當中也包括了由鄭振鐸主編的《文學》月刊。《文學》月刊創立于“尚美圖案館”歇業后的第6年。根據《陳之佛研究》的記錄，歇業之后陳繼續進行著書刊封面設計，“他繼續為魯迅、茅盾、郁達夫、郭沫若的書籍設計的書刊封面，風格生動活潑，變化多樣。這在‘五四’運動后的文藝書刊裝幀中，可說是異軍突起，深受當時廣大讀者的喜愛，影響很大”。根據以上史料分析，陳之佛參與過《文學》的封面設計，并且在《文學》創刊的當年，已經在設計界極具名望，與胡愈之、鄭振鐸等人有過合作，也有《小說月報》等成功案例的珠玉在前，對于《文學》這樣一本經過精心策劃且規模意義重大的刊物而言，聘請陳之佛來完成應當是情理之中的事。

（2）從個人的設計風格而言，陳之佛設計的封面畫大多為線條柔美的人物和植物等變形紋飾，極注重畫面的細節感，刊名文字的設計也偏向纖細，多以曲線構型為主。而《文學》月刊的封面畫使用的是較為粗略的直線形構型，對細部的處理也較為簡單，僅僅是形與形的透疊關系而已，并未如他所設計的其他畫面一樣加劇線、面的對比，增加許多細節點——《文學》因此在眾多案例中顯得較為突兀。當然，畫面的技法與風格并不能成為認定是不是作品設計者的唯一標準。美國學者朱莉亞•安德魯斯曾經作過這樣的比較研究：“《東方雜志》第24卷第7號(1927年4月)的封面，采用的是古埃及壁畫風格的裝飾圖案。《小說月報》第18卷第6號(1927年6月)的封面，采用的是近似于歐洲19世紀末‘新藝術風格’的彩色玻璃鑲嵌圖案。兩件為同一出版社、同一時期的雜志所作的設計，在題材、手法、風格、氣質上存在如此鮮明的反差，幾乎讓人難以相信出自于同一人之手。”

（3）從文獻與史料的記載尋找線索。在這一環節出現了一些不能相符的信息：袁熙旸（發表于2006年）與凌夫（發表于2010年）的文章都將這幀封面用做了陳之佛《文學》月刊設計的圖證，但這兩篇文章都將《文學》創刊的時間錯記為1935年，這或影響了筆者對陳之佛與《文學》創刊號封面設計關系的認定。《上海出版志》在第四編“編輯業務”里提到一句，“陳之佛設計的《英雄的故事》(高爾基著)、《婚姻與社會》、《文學》等書刊的封面均以圖案裝飾為主，色彩渾厚樸實，構圖嚴謹”；在第五編“人物”里并未將《文學》記入陳之佛的主要設計作品中，但陳之佛參與了《文學》的設計這是毋庸置疑的，黃可甚至認為陳之佛一生設計過的期刊只有《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文學》等3種；而經袁熙旸的不完全統計，截至1949年，陳之佛設計過的期刊約12種；并列出了明細，其中，“《文學》第1—4卷，1935—1937年，共24期”；而根據《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圖書總目1932—2007》的記錄，“《文學》1933年7月1日在上海創刊，1933年7月至1937年10月出版9卷，半年編1卷，每卷6期，月刊”。由此可見，《文學》第一、二卷應是在1935年之前出版的。綜上所述，缺乏直接可靠的證據與資料認定《文學》第一卷封面設計的設計師是陳之佛。筆者前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查找確實的資料，但告闕如。

2.2鄭川谷與《文學》月刊

另一方面，鄭川谷進入生活書店的時間很模糊。在現有的研究資料中，對鄭川谷生平的詳細描述十分稀少，籠統的描述又大致差不多。在《中國版畫年鑒》的《木刻講習會學員十三人生平考略》中記載：“一九三一年八月，魯迅創辦木刻講習會，他參加聽講，并在學習期間創作了木刻《湖畔風景》和《自畫像》兩幅。之后，他想方設法，克服經濟困難，轉赴杭州，考入杭州藝專預科學習繪畫，后又入西湖藝術院（當年由林風眠任院長——作者注）就讀。約在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初，他又返回上海，參加了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等創辦的生活書店，擔任書籍裝幀設計工作……”而《文學》月刊創刊于1933年7月，若鄭進入書店的時間是1934年，這在時間上不能吻合。但從這份資料的措辭來看，似乎也不確定具體是在哪一年，所以《文學》出自于鄭川谷之手的可能性也不能被輕易排除。就設計風格而言，盡管《文學》創刊號的封面圖像特征符合鄭氏技法處理的風格——“有的封面以色塊線條切割……題材方面，他和錢君匋不同，不用植物葉瓣來組成，而常用機械零件形象來組合。喜歡用赭石、淡棕、橘紅、黑等諸墨色……”但在缺乏明確的資料印證之前，筆者也不敢貿然將其聯系在一起。幸運的是，筆者在《上海美術志》第五編里找到了確定的描述：“鄭川谷（1910—1938），近代裝幀美術家、版畫家……1933年畢業，到上海，在生活書店從事裝幀設計工作。1936年赴日本考察，其裝幀風格受到日本影響。代表作有……《文學》第一卷第二號（屠格涅夫紀念專號）……”而《文學》創刊號與第一卷其他各期的封面是大致相同的。這份資料也對鄭川谷的設計風格有簡要描述：“其設計用線、面色塊分割的方法居多，圖案多用直線形，也有用石版畫方法表現，形式多樣，構圖新穎，色彩鮮明，喜用土黃、姜黃、焦茶、草綠等色調和宋體的封面字”，這雖與莫志恒所總結的略有不同，但鄭川谷一生設計的書刊封面約有500多幀，是值得去進行歸納與研究的。因大部分未注明姓名而無圖證可查，故結合以上幾份資料與集得的部分鄭氏作品，將其風格特征歸結為五點：一、喜用線、面、色塊分割畫面，構圖靈活；二、封面圖形以幾何形體居多；三、多以機械零件等工業元素來造型，畫面中多暗喻勞動場景；四、封面標題文字多使用宋體；五、設色多用純度較低的暖色系，如棕黃色系，棕紅色系等墨色。以上是從鄭川谷個人的設計技法角度來談的，至于這幀封面的設計邏輯，筆者認為仍有可探討的空間。綜合以上的分析，筆者認為《文學》創刊號及第一卷的封面設計是鄭川谷的作品——時年鄭川谷剛剛完成學業，經歷與名望雖都不能與年長14歲的陳之佛相比，但初入生活書店的他即以專門從事封面設計的員工身份，被委以重任擔任了《文學》月刊的封面設計。在一般的情況下，已經擁有了自己的設計人員的書店，便很少會再去尋求書店外的自由設計師了。在開明書店或其他書店出版的圖書中，很難發現陳之佛的設計作品——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開明書店已經擁有了包括豐子愷、錢君匋、莫志恒、沈振黃等知名設計師。《文學》月刊首卷的封面是鄭川谷結合木刻技法與杭州藝專預科、西湖藝術院學習成果，進行個人風格探索的集中體現，他使用了自己偏愛的造型元素，也受到當時復合美術風潮與刊物宗旨、觀念等因素影響完成了這次設計。

作者：李倩倩單位：四川農業大學風景園林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