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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現代企業是由擁有不同要素的所有者為了獲得各自的要素報酬，通過一組明示的或默認的契約（如法律、合同或文化、習俗等）相互聯結在一起的利益共同體（Coase等），即企業是一組契約的聯結（anexusofcontracts）。作為委托人的債權人與作為受托人的企業管理當局之間簽訂的債務契約，是企業這個契約聯合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要素所有者存在受其自身利益驅使的動機，要素所有者之間會產生利益沖突，因此，有必要對企業契約參與者的權利和義務進行界定、反映和控制，以保證企業整體契約機制的正常運行，降低契約的溝通成本（如簽約成本和監督成本）（Watts&Zimmer－man，1986）。會計信息作為企業契約中各要素所有者的貢獻及應得報酬的界定、反映和控制機制之一，有助于減少信息不對稱，保證企業契約締結活動的順利進行。①

就債務契約來說，由于契約的不完備以及管理當局與債權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作為債務人的企業管理當局有動機以損害債權人的利益為代價來追求私利，如發放清算性股利、投資高風險的項目、放棄能帶來正凈現值的項目等。如果企業管理當局能夠提供綜合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會計信息，就可以為銀行等債權人評價企業的償債能力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從而更容易獲得銀行、其他金融機構或其他債權人的負債融資，并降低負債融資成本；還可以從債權人的角度減少作為債務人的管理當局與債權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并限制管理當局的行為，從而降低債務契約的監督成本和執行成本。

會計信息是由企業生產和提供的，由于信息不對稱條件下企業管理當局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其有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對會計信息進行粉飾、操縱甚至財務造假的動機，其提供的會計信息可靠性無法得到保證。②此時，外部審計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應該通過對會計信息的審計，保證財務報告質量，提高財務報告的可信度，限制管理當局的自利行為，否則就可能被視為違約而需要承擔違約責任（Watts&Zimmerman，1986）。從這個意義上說，審計師與企業簽訂的對財務報表進行審計的合約是企業與債權人簽訂的債務契約的一個子契約。國內外的經驗研究表明，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在債務契約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Smith&Warner，1979；Lefiwich，1980；胡奕明、周偉，2006；李源，2006；李海燕、厲夫寧，2008）。從本質上說，審計服務是一種產品，同其他產品市場相類似，審計服務產品市場也存在競爭，而由于提供審計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眾多，審計服務這種產品也存在質量差異。高質量的審計能更好地發揮獨立鑒證的功能，因此，自法定獨立審計在大多數國家的上市公司中成為一種強制要求后，關于獨立審計的需求就演變成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需求。

那么，審計服務特別是高質量的審計服務是否如預期的那樣能夠達到上述效用呢？也即通過獨立的外部審計能否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和可信度，從而提高債務契約的有用性呢？對此，國內外學者主要探討了審計師特征與債務融資的可獲得性以及融資成本問題（Gul，1987；Blackwell，1998；Mansi，2004；Kim，2006；李源，2006；胡奕明、唐松蓮，2007；李海燕、厲夫寧，2008），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這些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審計師特征與債務融資變量（包括債務融資的數量、成本和期限等）的直接關系，而我們認為，決定債務融資變量（包括債務融資的數量、成本和期限等）最根本的因素是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體現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審計對債務契約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審計師的特征（包括審計質量、審計意見類型等）對債務融資變量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上，即審計師的特征能否提高或降低債務融資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此外，要考察我國轉軌經濟背景下的獨立審計、會計信息與債務契約之間的關系，離不開具體的制度環境分析。③本文以2000年至2007年深滬兩市除金融股以外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考察了審計師特征對債務融資變量以及反映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并區分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的產權性質進行了分析和檢驗。研究發現，就研究的總樣本來說，高質量的審計師對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并無顯著影響，非標準的審計意見能夠顯著降低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相對于最終控制人為國有產權性質的上市公司而言，高質量的審計師對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在最終控制人為非國有產權性質的上市公司中顯著存在。

與以往的研究直接考察審計師特征對債務融資的影響不同，本文主要考察了審計師特征對債務融資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并結合我國轉軌經濟的特殊制度背景，區分公司不同的產權性質進行了分析。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從會計信息的債務契約有用性角度加深對獨立審計本質與功能的理解，豐富有關獨立審計經濟后果的文獻，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同時，通過考察不同的產權制度環境下外部獨立審計對增強會計信息債務契約有用性的差別作用，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獨立審計功能發揮的約束條件，以便為其效用更大程度的發揮提供政策建議，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為了緩解企業管理當局與債權人之間的沖突，降低債務契約的監督成本和執行成本，避免債務人以損害債權人的利益為代價追求私利，債務契約中一般有很多基于會計信息的限制性條款。但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企業管理當局操縱會計信息的可能性無法根除，其提供的會計信息質量無法得到保證。此時，外部審計作為獨立的第三方，通過對會計信息進行審計，可以保證財務報告質量，提高財務報告的可信度，從而限制管理當局的行為（Smith&Warner，1979；Leftwich，1981；Watts&Zimmerman，1986）。基于此，審計師與企業簽訂的對財務報表進行審計的合約，可以看成是企業與債權人簽訂的債務契約的一個子合約。

圍繞獨立審計對債務契約的影響，國內外的文獻主要考察了是否聘請審計師以及審計師的特征（主要是審計師的規模、任期及審計意見類型）對債務融資的可獲得性和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一般認為，在獨立審計成為法定要求之前，自愿聘請外部審計師的企業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貸款的利率水平也較低；而在法定審計成為強制要求以后，聘請高質量的審計師可以更好地對企業管理當局進行監督，從而減少信息風險和債務人的道德風險。此外，審計師的審計意見類型可能會對債務融資的可獲得性和債務融資成本產生顯著影響，當公司被審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后，其債務融資的難度會增大，債務融資的成本也可能會提高。對此，經驗研究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結論。Blackwell、Noland和Winters（1988）研究發現，購買了審計服務的小型私有企業獲得的銀行貸款利率顯著低于未經審計的企業。Kim（2006）把樣本公司劃分為具有投資價值和不具有投資價值的兩個子樣本后發現，在財務杠桿高、不具有投資價值和分析師跟隨較少的子樣本中，審計師特征（包括審計師規模和審計任期）與貸款利率顯著反相關。Mans（i2004）發現，審計師的質量和任期與債務融資成本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Gu（l1987）以新加坡的企業作為研究對象，發現調整的非標準審計意見對貸款主管是否給予公司貸款以及貸款利率都會產生顯著影響。Bamber和Stratton（1997）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審計意見對債權人的風險評估、信貸決策及貸款利率等都有顯著影響。胡奕明和周偉（2006）發現，當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時，其長期貸款數額較少。胡奕明和唐松蓮（2007）發現，審計師的特征（審計師的規模和審計意見）與銀行貸款利率顯著相關。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發現，審計師的特征并未對債務契約的主要變量（如債務融資的可獲得性、債務融資的數量和成本等）產生顯著的影響。Johnson（1983）等通過問卷調查發現，貸款主管對一些主要變量（是否給予貸款、貸款額和貸款利率等）的決策與“會計報告是否經過審計”或“盈利預測是否經過審核”無關。Lin等（2003）以中國證券市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如果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準的審計意見報告，銀行等債權人對其財務報告的信任度會下降，但并未影響其投資或貸款決策。李海燕和厲夫寧（2008）發現，審計師的規模與債務融資成本和債務融資數量之間無顯著的相關關系，若聘請國際“四大”反而會顯著地增加債務融資成本。

以上這些研究之所以未能取得一致的結論，除了與其采用不同的方法及不同的研究設計和樣本數據有關外，還與其均是直接考察審計師特征與債務融資變量（包括債務融資的數量、成本和期限等）的關系有關。我們認為，決定債務融資變量（包括債務融資的數量、成本和期限等）最根本的因素是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體現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而審計對債務契約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審計師的特征（包括審計質量、審計意見的類型等）對債務融資變量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上，也即審計師的特征能否提高或降低債務融資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一般來說，高質量的審計師能夠更好地發揮其鑒證功能，保證會計信息的質量，從而增強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審計師的審計意見也會對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產生影響，如果公司被出具非標準的審計意見報告，則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會顯著降低。基于此，我們提出假說1和假說2。假說1a：高質量的審計師能夠增強債務融資的數量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的正相關性。假說1b：高質量的審計師能夠增強負債融資成本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的負相關性。假說2a：非標準的審計意見能夠降低債務融資的數量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的正相關性。假說2b：非標準的審計意見能夠降低負債融資成本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的負相關性。

審計師的特征（包括審計師的規模、審計意見的類型等）對債務融資主要變量的影響可能還會受到制度因素的約束。產權經濟學特別強調制度對契約結構的決定性影響，并將契約結構視為不同制度環境所引致的交易成本的內生變量，即公司各種契約結構的形成是不同制度下的最優安排，是企業適應外部制度環境的理性選擇（Coase等）。作為反映公司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如歷史成本計價、盈余管理的存在等），在某些情況下并不能作為債務契約的重要依據而提供有關債務人的有用信息，從而降低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此時，審計師的特征對兩者相關性的影響顯然也會受到制約，甚至不存在。本文擬從公司產權性質的角度來考察不同產權制度安排下審計師的特征對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相關性的影響。從我國轉軌經濟的具體實踐來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建立健全，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得到加強。但是，政府在資源分配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作為國有資產重要組成部分的國有銀行，成為政府官員尋租的工具之一，與政府關系密切的企業更有可能獲得銀行的貸款（Cull&Xu，2005；Johnson&Mitton，2003）。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產權性質的企業由于與政府的關系更加密切，更容易獲得政府的支持（如財政補助、稅收優惠等），也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等債務融資。此外，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預會使國有公司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等債務融資，這也是導致國有企業債務融資預算軟約束的重要原因（林毅夫、李志赟，2004）。

因此，與非國有產權性質的公司相比，國有公司債務契約的簽訂會受到許多非市場因素的影響，這會降低會計信息在債務契約中的有用性，從而直接影響外部獨立審計鑒證作用的發揮。基于此，我們提出假說3。假說3a：相對于最終控制人為國有產權性質的上市公司，高質量的審計師對債務融資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在最終控制人為非國有產權性質的上市公司中更為顯著。假說3b：相對于最終控制人為國有產權性質的上市公司，非標準的審計意見對債務融資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在最終控制人為非國有產權性質的上市公司中更為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定義

1.債務融資數量和債務融資成本的衡量。本文用公司期初與期末長短期貸款（包括長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內即將到期的長期借款）的差額（用公司的期初總資產進行平減，以消除量綱的影響）來衡量公司債務融資的數量（反映債務融資的可獲得性），用年利息支出除以期末長短期貸款（包括長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內即將到期的長期借款）來反映債務融資成本。

2.會計信息的衡量。為了衡量獨立審計對債務契約及其相關性的影響，本文借鑒相關的研究，基于反映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7個指標，通過因子分析的方法構建2個因子，作為企業會計信息的替代指標。這7個指標分別是反映企業盈利能力的資產凈利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以及反映企業償債能力的流動比率（current）、速動比率（quick）、現金比率（cash）、資產負債率（flev）和負債資本比率（le）。通過因子分析形成的2個公因子factor1和factor2，用來反映企業的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3.高質量審計師的衡量。審計市場與其他產品市場一樣存在著質量問題，但由于審計質量無法直接觀測，市場需要尋找審計質量評價的替代品。那么，究竟應該以什么作為高質量審計的替代變量呢？絕大多數的研究都支持大規模的審計事務所能夠提供更高質量的審計服務（DeAngelo，1981；De－Fong&Jiambalvo，1991；Becker，DeFond&Ji－ambalovo，1998）。規模產生質量，質量產生聲譽，聲譽創立品牌。于是，“四大”④在西方就成為高質量審計的代名詞。“四大”在中國審計市場上也倍受關注，從2002年起，“四大”開始占據國內審計市場份額的前四名。漆江娜等（2004）的研究證實，國內“四大”的審計收費顯著高于本土事務所，而經“四大”審計的公司每單位資產操控性應計數（discretionaryaccruals）略低于本土事務所審計的公司，說明“四大”在中國審計市場保持了較好的審計質量。本文將以國內“四大”作為高質量審計的替代變量進行分析，并以國內“十大”會計師事務所作為高質量審計的替代變量進行敏感性測試。

（二）研究樣本

本文以2000年至2007年深滬兩市所有非金融類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剔除最終控制人及其他財務數據缺失的樣本后，假說1和假說2的樣本數分別為7392和7111。

（三）研究模型

為了驗證高質量審計師對債務融資數量及債務融資成本與會計信息相關性的影響，我們設立了如下模型：loan（cost）=α+β1factor1+β2factor2+β3auditor*factorl+β4auditor*factor2+β5size+β6growth+β7icfo+fixedeffect為了驗證審計意見對債務融資數量及債務融資成本與會計信息相關性的影響，我們設立了如下模型：loan（cost）=α+β1factor1+β2factor2+β3opinion*factorl+β4opinion*factor2+β5size+β6growth+β7icfo+fixedeffect其中，loan和cost是模型的應變量，分別代表公司債務融資的數量和債務融資成本，loan用公司期初與期末長短期貸款（包括長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內即將到期的長期借款）的差額（用公司的期初總資產進行平減，以消除量綱的影響）來衡量，cost用年利息支出除以期末長短期貸款（包括長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內即將到期的長期借款）來衡量；fac－tor1和factor2是衡量公司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2個因子，利用反映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7個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Auditor表示審計師，分別用“四大”以及“國內十大”會計師事務所來衡量，如果公司前一年度的審計師為“四大”或“國內十大”則為1，否則為0；Opinion是審計意見的啞變量，當公司被出具非標準的審計意見時為1，否則為0。模型的其他變量都是控制變量，其中，size為公司的規模，用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grow為公司的成長性，用銷售收入的增長率來表示；icfo為公司的資金需求，用公司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凈額與投資活動現金流量凈額的差額（用期初總資產平減）來表示。由于債務融資數量和成本主要受以前年度外部審計相關信息和會計信息的影響，本文所有的測試變量和控制變量（包括審計意見、審計師種類、反映會計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的指標及其他控制變量）都用上一年度的數據來表示。為了控制內生性的影響，本文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為了檢驗假說3，本文按照最終控制人的類型將樣本公司分為國有產權性質和非國有產權性質的公司，依據上述兩個模型進行回歸分析與檢驗，以驗證不同產權性質下獨立審計對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相關性的不同影響。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會計信息的因子分析

債權人對企業會計信息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償債能力（包括長期償債能力和短期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上，本文借鑒相關研究，選擇流動比率（current）、速動比率（quick）、現金比率（cash）、資產負債率（le）、債務資本比率（flev）、凈資產收益率（roe）和總資產收益率（roa）共7個指標，通過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提取2個公因子（factor1和factor2），分別代表企業的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變量定義及因子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中可以看出，公因子1（factor1）主要對反映償債能力的指標如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現金比率、資產負債率和債務資本比率有較大的載荷率，而公因子2（factor2）主要對反映盈利能力的兩個指標凈資產收益率和總資產收益率有較大的載荷率。另外，除資產負債率外，因子分析的初始解都較高，說明因子提取的效果較好。

（二）描述性統計

表2是樣本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別列出樣本變量的均值、標準差、中位數、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回歸分析

在描述性統計的基礎上，我們對假說1和假說2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我們首先在不考慮審計師特征的情況下，考察了企業會計信息對債務融資數量和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從模型1和模型4的回歸結果來看，企業的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與企業的融資數量顯著正相關，而與企業的融資成本顯著負相關，說明會計信息在我國上市公司的銀行融資決策中已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司的償債能力與盈利能力越強，越有可能獲得銀行的貸款融資，而且融資的成本越低。在此基礎上，我們檢驗了本文的假說1，即高質量的審計師是否影響債務融資數量和融資成本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回歸結果見模型2和模型5。從回歸結果來看，反映企業償債能力與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仍然顯著影響債務融資的數量和成本，但反映高質量審計師的替代變量與反映會計信息變量的交乘項不顯著，表明高質量的審計師并未對債務融資的數量和成本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產生顯著影響，假說1未得到證實。這也說明銀行在信貸決策中還是更多地關注企業的基本面信息，而不同規模和質量的審計師在銀行信貸決策中并未起到關鍵作用。對于本文的假說2，即審計意見是否會影響債務融資數量和融資成本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回歸結果見模型3和模型6。從回歸結果來看，反映企業償債能力與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依然顯著影響債務融資的數量和成本，而無論是債務融資數量還是債務融資成本，非標準審計意見與反映會計信息變量的交乘項都顯著負相關。這驗證了本文的假說2，說明盡管銀行在信貸決策中并未區分審計師的差別，但對于審計意見的類型還是給予了充分關注，如果公司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報告，不僅會降低債務融資的數量（即債務融資的可能性），還會提高債務融資的成本，這也反映出獨立審計在債務契約中的作用。在對假說1和假說2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之后，我們對本文的假說3進行了檢驗，即審計師特征（審計師質量與審計意見）對債務融資（包括融資數量和融資成本）與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是否會受到公司產權安排的制約，多元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4和表5。在表4的回歸分析中，我們按照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的類型，將所有樣本劃分為國有產權樣本和非國有產權樣本，⑤然后分別考察審計師特征（包括審計師類別和審計意見類型）對債務融資數量與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從表4模型1和模型2的回歸結果來看，在非國有產權樣本中，高質量的審計師能夠顯著增強債務融資數量與反映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但在國有產權樣本中，結果則不顯著。這部分地證實了本文的假說3a，說明相對于國有產權公司，非國有產權公司的債務契約簽訂更多是受市場機制的作用，因而會計信息對債務契約的有用性更強，審計師的質量也就起到顯著的作用，經高質量的審計師審計過的會計報表信息更容易獲取銀行的信貸支持；而國有產權公司的債務契約簽訂受非市場因素的影響更大，會計信息的債務契約有用性大大降低，獨立審計的作用也就顯得無足輕重了。關于不同產權性質下審計意見對債務融資數量與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分析結果見模型3和模型4。從回歸模型的結果來看，無論是在非國有產權還是在國有產權下，審計意見都會顯著降低債務融資數量與反映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假說3b未得到證實，說明無論是國有產權還是非國有產權公司，只要其被審計師出具了非標準的審計意見報告，其銀行債務融資的數量（即可能性）都會受到顯著的影響。表5分析了不同產權性質下審計師特征（包括審計師的類別和審計意見的類型）對債務融資成本與會計信息相關性的影響。從模型1和模型2的回歸結果來看，在非國有產權樣本中，高質量的審計師會顯著增強債務融資成本與會計信息之間的負相關性，即經過高質量審計師審計的會計信息與債務融資成本之間的負相關性更強，而在國有產權樣本中，結果并不顯著，這部分地證實了本文的假說3a。從模型3和模型4的回歸結果來看，在非國有產權樣本中，非標準的審計意見會顯著提高債務融資成本與會計信息之間的負相關性，而在國有產權樣本中，結果并不顯著，這與假說3b相符合，即相對于國有產權性質的上市公司，非標準的審計意見對債務融資成本與反映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在國有產權性質的公司中更為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國有產權公司的銀行債務契約簽訂并非完全是市場因素作用的結果，從而弱化了會計信息的債務有用性，在這種情況下，獨立審計的作用也就無法得到有效的發揮。

（四）敏感性測試

為了驗證本文結論的穩健性，我們還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包括以國內“十大”事務所作為高質量審計的替代變量，對假說進行了檢驗，結果與表3至表5的結果基本一致。總之，穩健性測試的結果證實了本文的研究結論是可靠的。五、結論及啟示反映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在公司的銀行債務融資契約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償債能力越強、盈利能力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獲得銀行的債務融資，而且融資成本也越低。但是，由于會計信息是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由公司管理當局生產和提供的，因此，公司有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因對會計信息進行粉飾、操縱甚至財務造假的道德風險問題，而獨立審計作為獨立的第三方，通過對會計信息進行審計，可以保證財務報告的質量，并約束管理當局的自利行為，保證債務契約的有效履行。那么，不同質量的審計師能否達到預期的效用？獨立審計作用的發揮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本文以2000年至2007年深滬兩市除金融股以外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從高質量審計師的選擇以及審計意見類型的角度，考察了審計師特征對債務融資數量和成本以及與反映企業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影響，并依據公司最終控制人的產權性質進行了實證分析和檢驗。在控制了內生性影響之后，本文研究發現，從研究的總樣本來看，高質量的審計師對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相關性的顯著影響并不存在，而非標準的審計意見會顯著降低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在非國有產權的公司樣本中，高質量的審計師能夠顯著增強債務融資與會計信息之間的相關性，但這一影響在國有產權公司中并不存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從會計信息的債務契約有用性角度更好地認識與理解獨立審計的本質與功能，同時，通過考察不同的產權制度下外部獨立審計在增強會計信息債務契約有用性中的不同作用，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獨立審計功能發揮的約束條件，為其效用更大程度的發揮提供政策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