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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新聞自由觀明確提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只有相對的新聞自由。所以，任何人和國家都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權利，這個權利是相對的。

認識西方新聞自由

我們要了解西方新聞自由就要究其根源。新聞自由又稱新聞出版自由，是指政府通過憲法或相關法律條文保障本國公民言論、新聞出版界采訪、報道、出版和發行等的自由權利。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聞界采集和信息，并提供給公眾的充分自由。最早提出這一理念的是英國政論家約翰•彌爾頓，他于1644年11月在英國下院做題為《論出版自由》的演說中提出“：讓我有自由來認識、抒發己見，并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馬克思指出：“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成為泡影。”關于新聞自由，有兩個著名的憲法性文件，一個是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一個是1791年美國的《權利法案》。其中，《人權宣言》第十一條指出“：自由傳播思想和意見乃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力之一。因此，每個公民都可以自由地從事言論、著述和出版，但在法律規定之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承擔責任。”1791年12月通過的美國憲法修正案《權利法案》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通過建立尊奉某一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不得廢止言論與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集會、請愿、訴愿之自由。”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報紙中的黃色新聞、扒糞新聞和低俗炒作泛濫成災。社會各界對媒體的過度自由提出強烈批評，要求媒體有效地保護公民的權利和利益。1947年美國的“新聞自由委員會”（又稱哈欽斯委員會）出版了一本書《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該委員會委員威廉•厄爾特斯•霍京出版了專著《新聞自由：一個原則框架》，集中闡述了當代新聞自由思想的內容：（1）報業應當享有新聞自由，反對集權勢力和金融寡頭對報界的控制；（2）人類的思想和行為并非完全合乎理性，報業的自由放任主義是有害的，主張積極的自由，使人民能夠利用報刊表達自己的意見；（3）報刊必須承擔社會責任，新聞自由以社會責任為規范，報道新聞要正確而有意義；（4）政府不僅僅允許自由，還必須積極地推動自由，對報業濫用自由加以干涉，維持社會秩序和個人安全，對正當的自由加以保護和支持。

從上述的論著中我們可以發現，新聞自由在理論上不斷得到修正、調整和完善，從絕對走向相對。新聞自由的相對性，指的是在一定范圍、一定限度內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有兩種：一種是積極的限制，這是自由的條件；一種是消極的限制，這是自由的桎梏。第一，新聞自由無法超越必然性的限制，這種必然性包括事實的真相，客觀規律和人實現正當目的的正確手段；第二，新聞自由在法律范圍內訴諸新聞活動的意志，任何報道不能超越人民選擇的法律界限；第三，新聞自由的相對性還表現為一種歷史過程，總是由低級向高級、由不完善向完善發展。從上述歷史分析可以看出，西方新聞自由的理論設計和理想境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但西方新聞自由的現實圖景與之相比相差甚遠，理論的描述是理想化的王國，但是西方國家把“自由”穿上了政治的“外衣”“，外衣”之下的自由必定是虛偽的。

透過“竊聽門”事件探討新聞媒體社會責任問題

竊聽門事件揭開了西方國家“新聞自由”虛偽的面紗，暴露了西方“媒體綁架民意、民意脅迫政客、政客勾結媒體”的扭曲的民主體制，其結果就是留給了人們“百年老報轟然倒塌”的悲哀景象。記得有位學者曾經說過，新聞自由的底線就是責任，沒有責任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西方媒體所謂的新聞自由都是一種“化妝”以后的自我標榜，在現實中，真正做到價值觀的完全獨立是不可能的。透過“竊聽門”事件，我們看到了西方新聞媒體長時間濫用自由而帶來的艱難困境。長期以來，西方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新聞媒體尤其是大型跨國綜合性媒體業巨頭與政界、軍界和商界之間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團。為了鞏固地位，軍政商界會采取一定的手段拉攏媒體，利用媒體巨頭獲取民眾的輿論支持，而新聞媒體也為了追求商業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濫用權利，使用竊聽這種低級違法的手段獲取事實內幕。媒體人享有新聞自由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不能濫用。隨著竊聽丑聞越演越烈，向來捍衛新聞自由的英美政界人士終于忍無可忍，不再沉默。因為這個行業徹底破壞了人們能承受的道德底線，侵犯了西方人最為重視的個人隱私權。

“竊聽門”事件給我國新聞界帶來的啟示

1、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發展道路。新聞傳播活動不僅是社會的產物，也是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產物，新聞文化的發展跟其他文化一樣，都要對外來的東西批判性地接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走適合本國發展的道路。我們國家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的價值理念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國家的新聞傳播制度也是中國特色的傳播制度，我們要建立適應國際競爭環境需要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新聞傳播體系和新聞傳播制度。

2、嚴格堅守新聞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新聞媒體人所操守的職業道德是新聞媒體的生命，所應當具備的社會責任感是新聞媒體的靈魂。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如果新聞媒體人喪失職業道德標準，無視事實的真相，甚至炮制虛假新聞的話，不僅誤導民眾，更將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新聞媒體的責任不僅包括政治責任，還有道德責任。作為一個新聞媒體，不能沒有靈魂，沒有靈魂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也沒有發生的必要性。因此，我們要大力培養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感，這不僅是新聞媒體自身發展的需要，更是維護人民大眾根本利益、促進社會發展大局的需要。

3、完善自律與他律的相結合。新聞職業自律是多層次的，既包含從業者個人執業行為的操守，也包含新聞媒介的自我約束，還包括新聞行業的倫理規范和新聞行業約定俗成的職業慣例等，我國的新聞自律規范還不是很完善，需要不斷加強和提高。然而，新聞他律既包括法律的規范，也有社會對媒介的監督。社會監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拒絕接受某些媒介傳播的信息，包括媒介批評。在中國媒介轉制不斷增強商業性的道路的趨勢下，亟須開展正確的媒介批評活動，促進媒介正確處理權利與責任的關系。總之，新聞媒體應該堅持以自律為主，他律為輔，兩者相結合的手段去改善和提高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規范。

4、把媒體的公信力放在首位，從而提升影響力。信力是檢驗一個媒體影響力和作用力的重要標準，媒體的公信力高低，直接影響到社會的健康發展。新聞媒介是通過內容和品質影響公眾和社會的，要求新聞媒介以良好的品質和對社會、對公眾提供有益的內容。這種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公信力高，可以起到啟明燈的作用，幫助和指引公眾理解事實，客觀地分析新聞事件，形成良性的輿論場，對整個社會的發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公信力低，則說明媒體的號召力和感染力弱，所報導的新聞信息很難使公眾信服，甚至還會產生不好的輿論效果。

公信力的提升關鍵還在于新聞本質的回歸，也就是新聞的真實性。這是任何一個媒體或新聞集團核心競爭力提高的致命點。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在獲取新聞信息的同時萬萬不可以侵犯他人的相關合法權益和權利，不可以利用“新聞自由”之名來破壞法律。竊聽門事件就是很有力的教訓，它不僅突破了道德的底線，踐踏了法律，也引起了公眾的憤怒，使得一個具有168年歷史的報紙暴斃而亡，前車之鑒，必須引起所有媒介的注意，尤其是以追求煽情路線而立足的媒介更要進行深刻的反思。（本文作者：齊昱琿、薛建龍單位：鄭州大學基礎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