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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聞事件改編成電影作為一種資源共享的文化現象，從誕生之日起就對新聞的傳播效果和電影的發展態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新聞與電影互動，引發了受眾對社會問題的深層次思考，使新聞事件得到解決，電影獲得口碑和票房雙豐收，但這背后也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如何去規避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關鍵詞】新聞事件；改編；電影

對新聞改編電影國內外沒有明確的定義，國外多稱其為“新聞電影”“新聞片”，認為這是以紀錄片的形式來解釋新聞事件。彼得•拉夫曼和吉米•普爾迪所著的《好萊塢社會問題電影：從大蕭條到50年代的瘋狂、絕望和政治》一書中，把以社會話題為原材料加工改編的電影類型歸入“社會政治問題電影”的范疇。這主要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電影如何反映社會現實和社會問題。國外學術界大多關注電影里的新聞要素，對電影與新聞的深層互動關系思考不足。我國學者大多認為新聞改編電影是公開報道的新聞事件改編的影片的統稱，屬于新聞IP化的一種。在互聯網+時代，IP不僅可以來自于影視、動漫、游戲、小說等領域，個人、微信公眾平臺、微博都能成為IP。在此基礎上新聞IP的概念應運而生。新聞IP通常分為三類，一類是新聞欄目的IP化，通過優質的原創內容、個性化的IP形象來增強受眾黏性，提高新聞的影響力，例如騰訊的新聞哥；第二類是新聞大項目IP化，例如會議、G20等；第三類是重大報道內容的IP延展，新聞改編電影被歸于此類。

一、新聞改編電影的發展歷程

1898年上映的《哈瓦那灣戰艦梅茵號的爆炸》是根據希臘土耳其戰爭改編而成，這部時長只有5分鐘的電影被認為是新聞改編電影的開端。1921年在我國上映的劇情長片《閻瑞生》則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新聞改編電影的作品。我國的新聞改編電影經歷了三個階段——萌芽期、發展期和成熟期。第一個階段是1930年以前，以電影《閻瑞生》為代表，其是由1920年上海的一則社會新聞改編而成，講述的是濫賭成性的閻瑞生因欠下賭債對當時花國大選獲勝者王蓮英起了殺心，謀財害命將其拋尸野外的新聞事件。電影《閻瑞生》的播出標志著新聞改編電影在我國萌芽。1930-1980年是我國電影的發展期，當時的電影受到政治的影響，以宣傳為主，注重電影的教化功能，希望通過電影改變受眾的思想，宣傳政治主張，與此同時，“第四代導演”主張紀實拍攝手法，使新聞改編電影發展迅速。1980年以后是我國電影的成熟期，如果說“第五代導演”帶領中國電影走向世界，那么“第六代導演”則突破了寫實屏障，越發關注社會底層和邊緣人物，客觀地反映社會矛盾，出現了一批例如《親愛的》《我不是藥神》的佳劇。

二、新聞改編電影的成因

（一）挖掘優質內容，反映社會現實我國的“第六代導演”大多出生于1960-1970年，1980年以后進入到大學學習，他們經歷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所以更加關注社會現實和社會矛盾，重視社會底層和社會邊緣人物，電影的選材大多以社會新聞為主，例如電影《親愛的》來源于《彭高峰三年尋子》的社會新聞，在眾多媒體機構報道這一新聞后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微博上的尋子日記也被網友頻頻轉發，甚至開啟了我國“微博打拐元年”，民眾對兒童的安全教育以及人販子量刑等問題進行了深度思考。同時新新聞主義盛行，記者們擺脫了嚴肅呆板的寫作風格，故事化的寫作手法讓新聞有了清晰的脈絡，可讀性大大提高，更適合進行電影改編，加之很多新聞事件貼近群眾，容易產生情感共鳴，例如電影《紅海行動》改編自也門撤僑的真實事件，盡管當時的媒體對此事件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但是受眾普遍印象不深刻，通過改編后，以電影的方式呈現給受眾，使受眾有了代入感，仿佛親身經歷了也門撤僑的經過，感受到了我國政府對于普通民眾的重視，也反映了中國在全世界地位的提升。

（二）節約成本，提高收益電影本身具有商業性，電影運作商更傾向于在創作階段通過改編成熟的故事，科學精簡的團隊，采用紀實風格來節約成本，控制風險。新聞改編電影多選取的是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雖然人物普通，不需要布置宏大的場面，但是也能通過電影喚起共鳴，引發受眾思考深層次的問題。例如《親愛的》的成本2000萬元，在大陸收獲3.44億元票房，《我不是藥神》的成本7000萬元，票房30億元，電影團隊通過小成本的制作一樣能得到票房佳績。除考慮成本外，票房也關乎電影的最終收益。往往通過新聞事件改編的電影有一定的觀眾基礎，受到移情作用的影響，受眾希望可以將自己看到的文字轉化成可視化的影像，對新聞改編后的電影充滿好奇，這無疑增加了電影觀看人數，電影的投資風險也隨之降低。

三、新聞改編電影存在的問題

（一）題材選取的單一化同質化“第六代導演”大多拍攝的是現實主義風格的影片，關注的是社會底層和邊緣人物，注重反映社會矛盾，《親愛的》反映了兒童安全教育不足和人販子懲治力度不大的問題。《我不是藥神》反映了白血病患者看病貴以及法律道德相矛盾的問題。這些電影選題較為單一，通常是由點及面，通過訴說單個社會底層人物的新聞事件來引發受眾對此類社會問題深層次的思考。但過多的相似題材或主題一致的電影容易造成受眾審美疲勞，影響影片的多元化發展。電影行業也存在著效仿問題，不單單局限于新聞改編電影，趙薇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大熱后，《匆匆那年》《左耳》《梔子花開》等一系列青春片相繼上映。在新聞改編電影方面，《親愛的》大火后，一系列打拐類型的電影片相繼上映，卻沒有收獲佳績。同類型題材電影《失孤》在香港上映卻無人無津，單周票房僅85萬元，在大陸的總票房也只有2億元，沒有超過《親愛的》總票房。《紅海行動》被認為是一部佳作，但是不少受眾認為其與《湄公河行動》《戰狼》相似，只是將單人作戰變成了群體協同作戰，野戰軍變成了海軍。若電影創作者一味效仿他人而不開拓創新走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新聞改編電影難以突破重圍取得進步。

（二）戲劇化改編對當事人造成的二次傷害電影具有娛樂功能，需要通過跌宕起伏的情節來吸引受眾的關注，滿足受眾的精神需求。創作者在對新聞事件進行藝術化加工時往往會加入戲劇化情節，使人物更立體，故事更有邏輯，但是如何平衡真實與虛構的關系仍然是當下需要考慮的問題。影片《親愛的》上映后，人物原型高永俠欲提起訴訟，希望制作方能說明哪些情節是真實的，哪些情節是虛構的。例如在影片中出現的下跪和陪睡并沒有真實發生，創作者在二次創作中加入的煽情性情節使高永俠在現實社會中被人誤解，損害其名譽。《我不是藥神》中對原型陸勇身份的改編，由針織品出口的老板變成了賣藥掙錢的老板，不少受眾對其誤會重重，認為陸勇是為了自身的商業需求去走私印度藥，而真實的陸勇卻是一位白血病患者，走私印度藥的初衷是為了讓病友能與他一起戰勝病痛而不是為了商業利益，這種戲劇化的改編對陸勇產生了負面影響，將其推到了風口浪尖，影響了他的生活。

四、新聞改編電影的發展策略

（一）電影題材選取應朝多元化發展新聞改編電影在內容上多選取的是社會新聞，在今后的內容選擇上可以拓展視野，選擇民生新聞、政治新聞甚至娛樂新聞等。從多方面來客觀呈現社會現實，這樣不僅能提高新聞的社會和藝術價值，也能有效改善新聞改編電影的同質化現象。

（二）弘揚社會主旋律，彰顯人文關懷《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電影由社會真實事件改編，展現了政府堅決維護人民利益和人格尊嚴，突出了兄弟友情愛國情懷和國家尊嚴，滿足了受眾對電影的需求，傳遞了人文關懷。不僅是在題材的選擇上，在內容上也應凸顯人文關懷，電影制作者在對新聞進行改編時應與當事人事先溝通，對于虛構部分給出合理解釋，在當事人允許的情況下進行合理改編，對于一些不合適的情節進行適當的刪減。例如電影《二十二》中，沒有刻意描寫老人們曾經所受的傷痛，沒有聲嘶力竭的哭喊，沒有對日本人及日本政府的斥責，更多的是記錄他們的老年生活以及面對生活的態度，導演甚至將老年人講述遭遇的某些情節刪去，最大程度地尊重這批特殊的老年人。

（三）培養責任意識，推動社會發展創作者在對新聞事件進行二次創作時，往往會將悲慘的結局“美好化”，削弱了事件本應該呈現的價值，影響了受眾深層次的思考。新聞改編電影應該是讓更多人承擔起解決問題的職責，以及讓受眾全面了解事件，從而推動社會的發展。例如，韓國電影《熔爐》播出后，促使韓國修改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條例。電影《素媛》播出后，韓國修改了《教育公務員法律修訂案》《學生人權保護條例》等相關法律，使韓國的法律更加完善。在我國，《我不是藥神》播出后，與其相關的法律法規沒有得到進一步完善，新聞改編電影需培養群眾社會責任意識，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結語新聞與電影的融合使電影業有了新的發展，在新媒體環境下，想讓電影口碑和票房雙豐收就必須整合資源，《紅海行動》《二十二》等電影的成功證明了新聞改編電影這一發展方向是可行的。雖然在此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但唯有不斷開拓創新提高電影的制作水平，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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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燕妮 單位：武漢理工大學文法學院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