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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繪畫、攝影等藝術形式到服裝、飾品、包裝等商業形式，作為符號的搖滾已然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如，好萊塢電影里的配樂與主題曲，大都是搖滾樂；搖滾成為一種服飾風格（如皮夾克、緊身褲、破洞衣褲、馬丁靴等）。然而，搖滾作為一種文化符號，以上提到的只是在當代商業消費社會中搖滾的能指。盧卡契在《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指出：“只要某種思想僅僅是某個個人的思維產物或思維表現，那么無論它是多么有價值或反價值的，它都不能被視為意識形態。某種綜合的思想即便在社會上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它甚至也不能直接變為意識形態。某種思想或思想整體若要變成意識形態，它必須執行某種非常確切的社會功能。”［2］487因此，對搖滾文化的分析不能僅僅停留在符號能指，而是將其作為一種意指實踐，探析其社會功能。最初的搖滾音樂、搖滾文化是強烈抵制商業化帶來的符號化和標簽化的。搖滾文化的發展得益于政治和社會運動。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二戰的陰霾并未散去，對越戰爭打響，反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以及婦女運動不斷，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加上個人價值觀和公民權利受到沖擊，民眾愈加憤怒與迷茫。

受“麥卡錫主義”影響，美國國內政治局勢緊張，反共浪潮波及無辜民眾，自由和民主遭到踐踏，人們無端遭受調查甚至破害。同時，整個社會的消費觀念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沉迷于物質消費。人們在享受物質的同時，也感到精神的空虛，并產生了對物質追求的懷疑。知識分子以及一些年輕人開展文化運動，公開支持某些激進的社會運動。“從根本上說，這種烏托邦式的、浪漫的和宗教的傾向是60年代情感的核心。美國在歷史上時常出現宗教狂熱，如發生在18世紀中葉的‘大覺醒’，其所形成的好斗和反叛的氣氛最終導致了獨立戰爭。20世紀60年代，正是這種精神的狂熱把各類人群聯系在一起，包括教會支持的民權示威者，參加搖滾狂歡或‘大眾聚會’的青年，還有對美國在越南的暴行深惡痛絕的反戰分子。這一狂熱還影響了另一些人，他們有的力圖從性、迷幻藥和搖滾樂中尋求解脫，更多的人則在尋找生活中新的目的感。還有一些人在烏托邦理想的召喚下，背離你爭我奪的社會，‘回歸自然’或到公社里生兒育女。”［3］7起初的搖滾樂文化是為政治的藝術，這表現在文化文本的內含中。鮑勃•迪倫被冠以抗議歌手的名號。雖然他的大多數歌曲內容表達的是愛情和個人感悟但他真正被人傳唱和推崇的還是賦有政治色彩的歌曲。可以看出，是這個時代需要這樣的歌曲，受眾需要這樣的有政治內容的歌曲來承載自身的訴求。這些文本中表達的政治觀點和對社會變革的反思很快擴散成為當時搖滾樂的集體內容。這時的搖滾文化符號承載著更多的意義———抵抗主流、政治訴求、社會變革等。然而，隨著社會運動熱潮的逐漸冷卻，搖滾文化文本的意義闡釋也逐漸削弱，意識形態的對抗性也逐漸消失（當然，這和后工業社會的商業運作也不無關系）。這種意識形態對抗性正是對搖滾文化進行批判的首要切入點。

搖滾文化的意識形態性

“意識形態能使用各種策略使其自身合法化。”［4］76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和亞文化意識形態通過互為他者、互相反對的方式建構自身身份。福柯認為，“意識形態工作所遵循的一條主要原則是：對正常和反常的主體性之間的差別做出解釋。”［4］81對于亞文化意識形態來說，反對的方式和觀念不斷改變，但是，它的意識形態功能卻不會變化。文化發展進程中，不斷地產生反常的文化形式和版本，這種反常的亞文化（或次文化）受到主文化的不斷區分和定義以及批判，最終是為了使主文化的各種形式和版本更加合法化和被接受。因此，亞文化的蓬勃發展是主流文化意識形態默許的結果，兩者互相滲透，互相靠對方建構自己的身份和話語，但亞文化終究是文化自身發展的產物，它不可能完全脫離主流文化意識形態，也不可能站在文化之外抵抗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后結構主義與福柯的觀點幫助我們認識了亞文化的意識形態性。搖滾文化自誕生以來就被歸屬于亞文化。當對亞文化進行論述和分析時，暗含著結構主義的方法論，理清兩者二元對立的在場/缺席的關系，有利于認識搖滾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對抗以及意識形態對搖滾文化的影響和收編。馬克思認為，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發生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與物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物質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政治、精神生活。生產力決定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產物，被經濟基礎所決定，也維護者統治集團的利益。搖滾文化中“反抗”成為唯一的關鍵詞。而正是反抗的遮蔽，才使人忽略最基本的前提———意識形態。搖滾作為符號，標榜著抵抗主流，掙脫束縛，反抗主導意識形態，而普通的接受者也試圖給自己貼上搖滾標簽以示對被壓迫、被束縛地位的不滿。然而，當回顧搖滾文化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這種“反抗”，只不過是意識形態操縱下的產物（正如后結構主義和福柯的觀點所反映的那樣）。我們所處的社會是多變的，快速發展的，主流意識形態也在不斷地變化，在社會的發展和信息的流動中，它的本來凸顯的部分漸漸隱蔽，隱蔽的部分漸漸被挖掘。傳統的界限被打破，意識形態本身也日益模糊。阿爾都塞認為實踐具有意識形態性，當實踐的集體性和特殊性得到認可，這種實踐就一定是一種意識形態。孟繁華指出：“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對其批判的差異和其文化影響也必然引起文化討論和爭辯。”

反抗與收編

當人們談論搖滾文化的反抗的時，把反抗的客體定位為主流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被認為用來掩飾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實施統治的現實。這種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占主導地位，規定文化的價值，或隱或現地主導著人們對文化的區分和接受。這種意識形態分析暗含著一種權力關系。推動這種權力關系運作的便是話語。統治階級用主流的意識形態話語引導和規訓了被統治階級的行為實踐，這便是意識形態的功能性。在這種分析框架下，搖滾文化的倡導者和接受者意識到二元對立的關系，也就是作為亞文化的搖滾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的對抗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搖滾文化得到了自身的身份認同。約翰•費斯克雖然被視為喪失批判性的文化民粹主義者，但他強調的兩種抵抗方式卻值得注意。他認為：“無權者對有權者的抵抗往往采用兩種形式，分別為‘符號抵抗’與‘社會抵抗’，前者首要關注意義、快感與社會身份，后者則呼吁社會經濟系統的變革。”［1］269這兩種抵抗方式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系。搖滾文化的抵抗也采取了這兩種方式，一面通過符號建立身份認同，一面通過實踐呼吁社會改革。搖滾符號確立的異質性抵抗試圖撼動同質性的霸權，也質疑和反抗統治階級在精神與道德領域的領導權。然而，在主流文化和亞文化互相博弈的文化場域內，亞文化的各種形式仿佛總能被意識形態收編。對搖滾文化來說，這種收編有兩種主要方式。一是搖滾文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他者”被不斷定義和轉換為純粹的毫無意義的客體，通過強調和夸大無法調和的差異、反常和破壞性而把它定位在無法分析、無法接受的位置。主流意識形態掌控著媒體，而媒體正是將這種定位無限放大的工具。例如，媒體常常只強調搖滾文化內部充斥的臟話、暴力、性、等內容。這種強調使“搖滾”成為一種反常的、空洞的、無價值的奇觀符號，并且摧毀了搖滾文化想要建構的自身的話語秩序和存在價值。二是主流意識形態將搖滾文化這個“他者”平淡化、去意義化，主動模糊差異、避開反常，從而強調“他們”其實沒什么不同。這是搖滾作為亞文化所無法接受，卻不得不面對的事實。也就是說，搖滾文化試圖通過各種形式和實踐與主流意識形態進行對抗，卻因為無法掌握和反抗話語權而始終無法建立自身的話語秩序。另外，商業化操作也為意識形態收編做了貢獻。搖滾文化的符號被廣泛拼貼在商品中，成為時尚元素，這些符號被抹去了最初代表的抵抗、反常、反主流意義，從而徹底轉換為流行時尚的標志，成為消費者值得擁有的物品。

審視與批判

伴隨著商業社會的發展，主流與亞文化之間的區分已不再明顯。搖滾樂作為與主流流行音樂對抗的音樂形式，已經喪失其曾經所在的位置。搖滾文化和商業相互滲透，喪失了其作為原本追求的獨立地位。主流意識形態對搖滾文化的收編導致了搖滾文化尷尬的處境。一方面標榜反傳統、自由主義，一方面又不能抵抗來自主流意識形態的支配。這使得搖滾文化以及它所代表的青年亞文化開始逐漸回避曾經為了建構身份認同而確立的信仰。早期的搖滾文化的倡導者是用文本表達（包括歌曲、詩歌、小說、電影等）。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商業的滲透和收編摧毀了搖滾文化的內核，搖滾徹底淪為一個符號，在整個大眾文化中流動。搖滾樂隊和流行歌手同臺演出，搖滾歌曲和流行歌曲同時為電影配樂，搖滾樂隊競爭流行音樂獎項，這種趨于商業目的主動向主流文化靠近的實踐證明了搖滾文化的迷失。這種在政治運動和反抗斗爭中成長和擴散的文化在幾十年后的今天已經發展成為商業的附庸和政治的工具。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西方國家總統競選前的宣傳造勢活動中，搖滾樂隊作為嘉賓上臺表演，為黨派和競選者吶喊。搖滾已然成為主導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搖滾文化符號變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搖滾文化最初的反傳統、創新被徹底轉化為商品，變得唾手可得。搖滾從它自身的語境中分散出來，以符號的形式融入主流意識形態文化中，變得容易理解，成為有利可圖的商品。不管現在的搖滾歌曲還有多少反主流主題，搖滾風格的發型、服裝、飾品、妝容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中，而這種風格意味著時尚、流行。這預示著搖滾文化一步步走向死亡。因此，搖滾文化面臨著一個問題。被主流意識形態收編后的搖滾文化何去何從。對搖滾文化的批判有個前提困擾。也就是，批判者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場還是搖滾文化自身的立場。拋開主流文化的立場，就搖滾文化自身而言，批判的核心是其功能的問題。消費社會的物化趨勢已經無法阻擋，搖滾文化是否能保留自身的功能空間，在文化中引發回響呢？面對意識形態收編和主動向主流靠攏的事實，搖滾文化仿佛無路可走。

“亞文化意味著‘噪音’（和聲音相對）：它干擾了從真實事件與現象到它們在媒體中的再現這一井然有序的過程。因此，我們不應該低估了驚世駭俗的亞文化的表意力量，亞文化不僅作為一種隱喻，象征著潛在的、‘存在的’無政府狀態，而且還可以作為一種真實的語意紊亂的機制：再現系統中的一種暫時堵塞。”［6］112因此，與其哀嘆亞文化的消亡，搖滾文化的衰落，不如肯定其巨大的表意力量。無論被意識形態收編還是主動向主流靠攏，搖滾文化都將在其附著和入侵的領域帶來革新。或許搖滾文化支持者和文化研究者們要做的就是推動“搖滾”的持續的意義生成。（本文作者：王垚單位：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