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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表現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互聯網迅猛發展，網絡媒介場域日益成為社會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場域，與此同時，網絡傳播倫理失范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諸多困擾。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有多重表現形態，從層級看，最基本的失范表現為資訊泛濫、垃圾信息、泛娛樂化和傳播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第二層級的失范是個別輿情經網絡傳播無限放大成為“公共問題”而出現群體極化現象，最終引發網絡暴力；第三層級的失范是傳播者利用網絡的虛擬性捏造虛假信息，或出于某一不正當利益訴求惡意傳播網絡謠言、進行網絡欺詐或網絡誹謗。

1.第一層級：網絡傳播中的“三俗”隨著網絡的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微技術的廣泛應用，庸俗、低俗、媚俗之風在網絡媒介的不同樣式和各種社交平臺中肆虐橫行，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大量無用信息層層包裹，格調低下、粗制濫造的文字圖像泛濫成災，以文化作品傳播為例，我國數百個電視頻道的網絡平臺，每年播放數以千萬計的文化節目，色情淫穢、娛樂緋聞鋪天蓋地，理性信息的獲取和傳統社交方式變得困難重重。2010年起，中央高層發聲，從中央到地方重拳整治廣電和文化系統的“三俗”之風；2013年起，宣傳文化部門和新聞媒介著重開展網絡亂象清理行動，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全國開展打擊互聯網傳播淫穢色情及低俗信息專項行動，網絡傳媒生態和社會輿論格局得到較大程度改觀，但嘩眾取寵的“標題黨”現象、搜索引擎網站中格調低俗的廣告圖片信息仍時有出現。

2.第二層級：網絡傳播中的輿論暴力近年來，個別事件引發網民非理性圍觀最終形成網絡輿論暴力的事件時有發生，網絡輿論暴力主要表現為以惡毒語言侮辱謾罵和以“人肉搜索”等網絡過激行為形成網絡輿論集結，從而對當事人進行“通緝”和“追殺”，如2007年“銅須門”事件、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2009年“70碼”事件（胡斌案）、2010年“我爸是李剛”事件（李啟銘案）、2013年廣東陸豐少女自殺事件等，幾乎每年都有引起嚴重后果和社會廣泛反響的網絡輿論暴力事件發生。雖然巨大的網絡申討聲浪有時也表現出一定的積極因素，如2009年“天價煙”事件（周九耕案）、2012年“表哥”事件（楊達才案）等，都是由網絡輿論最先揭開貪腐面紗，使網絡輿論表現為反腐的一把利劍，但網絡申討的無序性和不確定性極易傷及正常的社會秩序，由網絡輿論暴力導致的媒介審判嚴重干擾司法的獨立性，典型的個案如胡斌案、李啟銘案，本來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提前于法庭審判的網絡輿論審判使得司法不可避免地受其左右，從而影響司法公正。

3.第三層級：網絡謠言和網絡誹謗網絡謠言指的是在網上傳播未經證實的特定信息的行為，近年來頻發的網絡謠言主要出現在公眾關注的自然災害、公共衛生、食品安全等社會公共安全領域，多由部分網絡“大V”惡意歪曲或捏造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經網絡水軍傳播擴散而成，網絡謠言嚴重損害公共利益，危害社會穩定。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發核泄漏后的謠“鹽”風波引起了大規模的搶購食鹽事件和民眾生存恐慌，2012年葡萄致癌謠言導致宜春袁州區葡萄滯銷。網絡誹謗則指在網上歪曲或捏造事實損毀他人名譽的一種侵權行為，如一些網絡在線論壇、新聞組、公告板上的人身攻擊、惡意灌水、煽風點火等不良行為，不管是否具有實質惡意，都觸及到了網絡誹謗的邊界。網絡誹謗由于網絡空間的多重特性給受害人造成的傷害遠比普通誹謗嚴重，因而具有實質惡意的網絡誹謗被點擊、瀏覽、轉發達到一定的量，被認定為“情節嚴重”的，甚至構成犯罪。2014年宣判的“秦火火”誹謗、尋釁滋事案件，就是網絡誹謗超越倫理道德失范的范疇構成違法犯罪的典型案例，從2011年到2013年，秦志暉、楊秀宇等人組成網絡推手團隊，以“秦火火”、“立二拆四”為網名，組織網絡“水軍”長期在網上炮制虛假新聞，利用熱點事件進行自我炒作，攫取非法利益，包括嚴重詆毀雷鋒形象，貶損楊瀾、張海迪名譽，捏造“7•23”動車事故國家花兩億元天價賠償外籍旅客的謠言等，引發大量網民對英雄形象、公眾人物和國家機關公信力的質疑，嚴重擾亂了網絡秩序，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最終構成刑事犯罪。

二、傳播社會學視角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深層原因

數字技術操作上的低門檻瓦解了精英傳播的話語霸權，互聯網傳播的草根性和超現實想象一開始就以叛逆的姿態出現，這是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技術原因；傳媒業的過度產業化和市場邏輯是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經濟原因；媒介管理領域互聯網空間管理的相對空白是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制度原因。但從傳播社會學的視角看，我們可以發現，網絡傳播倫理失范反映的技術、市場、制度背后是深刻的社會問題，反映的是傳播中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以及相關社會角色的不平衡和缺失問題，具體而言，社會關系上中國社會轉型期由于經濟政治資源分配不平衡、權力信任危機導致的民眾的普遍性社會焦慮、社會結構上中層組織的匱乏、社會角色上知識分子在新媒體環境中的集體失語，是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主要社會原因。

1.從社會關系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是中國社會轉型期中下層民眾普遍性社會焦慮的新媒體鏡像反映處于社會中下層的民眾，包括一般辦事員和職員、個體戶、無業游民、農民工、下崗工人和城市低收入者等，他們具有不同的職業面貌和身份，并不具有統一的階層特征與共同意識，內部差異性大，但就共同性而言，他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經濟政治資源少，在現實生活中缺乏公共話語平臺和利益表達渠道，社會地位不高。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平穩發展，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由于轉型期社會權力、社會資源占有和分配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社會結構重大變遷所造成的不平衡性和不確定性，他們仍然感覺到社會存在諸多不平等。在單向度的決策思維下，決策過程的不透明也引發了民眾對權力的信任危機，從而導致社會關系的結構性緊張和民眾普遍性的社會焦慮。如中國PX項目相繼在廈門、大連、寧波引發抗爭，并在昆明、彭州等地遭到公眾抵制就是典型的案例。互聯網門檻的低準入使這些在現實政治和經濟社會中被拒之于主流話語權門外的階層獲得了自我地位確認的機會和可能，網絡信息環境的開放、民主和寬松使他們的意志充分得以表達，對大眾情緒與平民價值的認同和對精英傳播與主流話語的排斥，以及以“社會共識”的面目營造民間輿論場，激烈抨擊那些道德假想敵，是他們釋放生活壓力、表達社會焦慮和宣泄對現實生活不滿的一個出口。除少數惡意炮制謠言的網絡推手外，傳播網絡謠言的多數網民并無顯著不良動機，謠言只所以得以生成和傳播，在于它們所體現出的價值判斷往往暗合了民眾對以往社會問題的集體記憶和對當前社會關系的認知偏向。

2.從社會結構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暴露出中國社會中層組織的缺失中國宏觀社會結構長期以來只有兩個層級，一層是國家，國家控制幾乎全部的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另一層就是民眾，作為國家與民眾的中介———社會中層組織，改革開放以后盡管發展較快，據200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3.1萬個，社會社團23.9萬個[9]，但相對于泱泱人口大國比例偏小；從類型看，行業協會構成注冊社團的主體，2001年，這一比例達到45%[10]，而如環保、慈善等公共事務管理、公益服務等方面的組織處在散、小和在民政部門無登記的狀態，這反映了中國市場化發展下政府一個時期的偏好。社會組織數量不足和結構性的缺陷，導致了中國社會組織對政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無論在“外在”效應（如平衡國家權力和公共話語傳播）還是在“內在”效應（如發揮社會資本效用）等方面都是有限的。美國社會學家康豪瑟（WilliamKornhauser）在《大眾社會政治》一書中指出：政治精英-中層組織-民眾三個層級是構成一個發育良好的社會不可或缺的要素。發達的社會中層組織能為民眾與國家對話提供平臺和管理國家難以涉及的領域，具有促進組織成員互相交往和交流以及提高成員政治參與能力、促進公眾認同等多重社會功能，從而擺脫公眾被集體動員進某一情境中去的困境，起著社會穩壓器的作用。中國社會中層組織在數量、多樣性和發展程度上的不足，導致了社會成員與政治精英之間有機聯系和溝通渠道的缺乏，而網絡媒介的扁平化、普及化、匿名性、虛擬性和強大的傳播力使民眾極易被非理性地大量動員進同一個運動中去，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成為必然。

3.從社會角色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背后映射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在新媒體時代社會角色擔當的不足和網絡公共話語的集體失語社會角色一般指人們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期望，社會角色構成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的基礎。知識分子在西方語境中即“intellectual”，有學者將其譯為“智識者”，認為其原意基本上指的是一種類型的群體，這些人具有真知灼見、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以理性給人啟迪，從而產生影響并獲得超出一般人的社會榮譽[11]。中國學界在接受西方“智識者”觀念的時候，一般主張薩義德（E.Said）等西方學者的觀點，將其界定為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具有批判精神、對公共領域的關懷和對政治事務的介入，是“智識者”的重要特征。本文認同中國學者的一般主張，認為知識分子應是具有擔當精神的社會公共角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成長起來的當代知識分子，有著時代特有的人文關懷和道義擔當，但他們在網絡傳播上卻未能作為一個知識階層起到應有的社會批判和價值引領作用。知識分子網絡公共話語的失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知識分子網絡參與占比不足。《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4）顯示，從年齡結構看，網民群體主要以青少年為主，30歲以下占比為57.2%，其中20歲以下占比26%；從學歷結構看，初中學歷及以下人群占比為47.9%，大學本科以上僅占10.8%，《報告》指出，從趨勢看，中國網民繼續向低學歷人群擴散。二是參與和使用互聯網的知識分子公共話語表達不足。盡管一批知識分子正以博客、微博意見領袖身份，參與公共話語的表達，“在各種言論中扮演著社會批判者和道義擔當者的角色，如對舊有體制的抨擊、對道德缺席的反思、對失敗教育的譴責等”，“但人數并不多，且先后卷入各種是非爭端中”；從不樂觀的情形看，網絡新媒體一方面出現了知識分子“對非理性微博場域的迎合”和“虛妄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是“傳統人文知識分子延續性歸隱和缺位”[12]，慣習使他們擅用紙媒等傳統媒體進行話語表達，而對網絡這種新媒體更多以旁觀者的身份參與。而一批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獲得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升為時不久，由此帶來的榮光使他們著迷于時尚與趣味文化的消費，他們雖然擁有知識，卻缺乏社會批判的精力與意愿；相對集中的大學生網民群體，他們青春熱情、個性張揚、關心時政，但他們對網絡的使用主要以娛樂、交際、資訊搜集為目的，有學者調查發現，大學生對于網絡論壇、微博、博客等網絡傳播行為，雖然保持較高關注，但相當比例的人選擇潛水，經常參與的并不多，而且由于大學生自身網絡素養尚不成熟，極易受到輿論的影響導致傳播失范，尚不具備智識者所應有的公共批判性。公共話語的集體失語使知識分子在網絡傳播領域“智識者”角色的光環黯然失色。

三、傳播社會學視角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治理

2013年以來，我國從國家層面加強了對網絡的基礎管理、內容管理和行業管理，在引導網上輿論工作、規范完善網絡視聽節目管理、防范和打擊網絡有組織制造傳播謠言等違法犯罪活動、健全網絡突發事件處置機制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采取了一系列專項行動，如依法封閉部分微信自媒體賬號，嚴懲制謠傳謠的網絡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等違法犯罪團伙，查處或關閉快播公司、人人影視、射手網等一批涉黃、涉暴、涉恐的知名機構和網站，關停迅雷彈窗服務，清理關閉淫穢色情信息賬號等等。剛性治理對網絡傳播失范問題形成了強悍的威懾力，網絡空間和網絡生態走向清朗。但從傳播社會學的視角觀照，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治理，有賴于更和諧的傳播社會關系、更合理的社會結構以及更明晰的社會公共角色的建構。其中，紓緩民眾社會性焦慮、緩解社會結構性緊張需要公共行政部門主動建構公眾傳播的網絡社會空間；社會結構的合理完善需要社會中層組織的大力發展并在公共事務管理和公眾傳播中發聲；新媒體環境下社會公共角色的建構需要知識分子的“智識者”擔當。

1.緩解社會關系的結構性緊張，需要公共行政部門主動建構公眾傳播的網絡社會空間對公眾的關注和關懷體現一個社會的人本取向，也是和諧社會關系建構的根基。社會心理學家塞奇•莫斯科維奇（MonsieurSergeMoscovici）在研究群體行為時指出，對于群體行為的任何誤解或忽視，可能就意味著對當代世界的極端無知，因為這個世界的主要特點就是制造群體社會，而民眾就是這個社會的主角。社會公眾是變動不居的存在，其作為一種群體性的社會身份更多時候是被動員和“詢喚”出來的，通過詢喚而被規范化的網絡社會大眾比作為社會實體存在的公眾往往更強大。社會焦慮是社會結構性緊張的表現形式，指征了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愿望和訴求表達，在信息化時代，網絡社會的扁平化結構使直接民主成為可能，有學者指出：社會熱點事件的利益相關者及支持者傾向于利用網絡作為喚起公眾輿論同情和政府關注的最優方式，為此，公共行政部門有必要擯棄單向度決策思維，主動為大眾政治參與打開一扇機會之窗，為公眾參與公共討論提供全面而平等的機會，從而構建寬松和諧的社會關系。公共行政部門可從三方面建構公眾傳播的網絡社會空間，一是直接搭建網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網絡平臺，以公眾為導向，以再造組織結構、促進公共利益、推進公共服務以及促進民主價值為目標，以政務信息公開、在線辦公和公眾參與為核心內容，對政府門戶網站和電子政務系統進行準確的功能定位和內容架構，尤其要重視公眾參與的設計、建設以及為網民所喜聞樂見的業態、文風、語境建設，注重利用政務微博、微信、網站論壇等新媒體形態建立官民網絡平等對話機制，使網上政務、網上、網上問政聽證和網絡信訪受理等成為常態。二是要善于與非政府門戶網站合作打開民聲通道，暢通民意訴求渠道。如做客知名網站與網民對話，以更開放、更理性的心態聽取不同意見，直面公眾質疑等，讓公眾在經常光顧的綜合門戶網站中接受公共行政部門和政府官員的主動詢喚，讓社會在個體身上充分在場，從而使公眾社會焦慮在公共行政部門主動開放的網絡空間中得以紓緩，降低社會風險。三是要善于借力網絡“大V”建構公眾傳播的網絡社會空間，網絡“大V”作為網上公眾人物其影響力不可小覷，公共行政部門要善于與其主動溝通，使其在網絡社會空間發揮情感動員和詢喚的正向功能、減少負面影響，對部分網絡“大V”主觀惡意的網絡傳播倫理失范行為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則要通過國家政權的強制力和法治手段加以管制和規約。

2.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中層組織是預防和治理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固本良方和諧的社會結構應該是以中間階層為主體，而上層和下層比例都較小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這需要政府加強城鄉統籌、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來實現。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中層組織，則是短時期可行的社會治理模式。當前，我國應大力引導和促進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等多類型中層組織的發展，充分發揮中層組織制度化關系網絡的功能，讓廣大民眾通過成為組織成員促進信息交流、獲取社會資本、推進自發合作，開展公共話語傳播，從而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發揮作用。政府則要加快轉變職能，厘清政府權責邊界，要向企業放權，培育企業成為真正獨立的市場主體；要向公眾放權，擴大公眾的現實社會參與；要向社會放權，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商會、準政府組織、群眾團體、中介組織、草根社團、虛擬社團等各種社會中層組織的作用。第三個放權關鍵在于政府要向社會中層組織開放更多的公共資源和領域，為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和參與社會管理讓渡包括輿論空間在內的社會空間，讓社會中層組織切實承擔起社會公共性事務服務職能、部分行業管理職能、社會慈善和社會公益職能、決策評估職能、公權力監督職能等，減少社會性矛盾和沖突的囤積，加強實體社會的公眾政治參與和傳播疏導，從而從根本上解決網絡虛擬社會的傳播失范問題。

3.網絡精神家園的重構迫切需要知識分子的社會公共角色擔當共時性地經歷傳統、現代與后現代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特有現象，反映在信息傳播領域，精華與糟粕共存、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同堂、真理和荒謬邊緣消解、不同觀點不同話語扁平共處將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存在，況且，中下層民眾能夠共時態擁抱最先進的傳播技術本身意味著社會的進步，關鍵在于知識分子應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成為領跑者。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放大效應，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淪為工業的標準化生產引起的，正如法蘭克福學派在批判美國大眾文化時所指出的，大工業生產憑借現代科技手段的標準化使文化淪為工業產品不斷被復制，文化被物化了，人們需要思考的內在聯系被割裂，獨立思考的能力在不知不覺中喪失，從而異化為機器的一部分，商業邏輯驅動下的大眾傳媒則為這一異化推波助瀾。知識分子不應被文化工業的灰塵遮蔽心靈，淪為如當年美國白領職業者那般作消費上的前衛者、政治上的啞巴和精神上的貧乏者，在網絡傳播中集體失語；更不應成為傳聲筒、擴音器，而應切實擔負起“智識者”角色，在文化工業化、消費市場化、傳播大眾化的社會轉型萬象中確立起應有的問題意識、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在網絡社會中有所關注、有所憂思、有所堅守、有所擔當，成為網絡傳播的引領者和主力軍。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回歸，有賴于知識分子現代科學理性精神的自我覺醒，而滋養獨立精神的人文土壤和制度環境的創造，更是不可或缺的。

從傳播社會學的視角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是社會轉型期各種交織激蕩的社會矛盾在網絡社會的媒介鏡像。傳媒的本質功能應是通過信息傳播整合社會、引領社會，網絡新媒體也不例外。治理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既是網絡新媒體發揮媒體價值和輿論功能的應有之義，也是現代社會成功轉型和理性發展的當然選擇。本文對網絡傳播倫理失范進行社會歸因，并從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社會角色三方面提出公共行政部門、社會中層組織、知識分子在網絡新媒體環境中的作用發揮，旨在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和實踐參考，促進網絡社會的理性運行和良性發展，促進社會正能量的集聚和社會系統的整合。

作者：李文冰強月新單位：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