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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網絡輿論發展的現狀及特點

隨著網絡媒體的普及，我國的網絡輿論從2003年以來獲得了長足了發展。在這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它逐漸呈現出了一些特點，其中一些值得我們關注和反思。

（一）網絡輿論的意見領袖一般都出生草根且充當平民的保護者與政治領袖對身份、地位的要求不同，網絡輿論對領袖的出生沒有階級的限制，他們可以分布于社會的任何一個階層或是群體中。任何一個基于網絡的輿論場都有著自己的“意見領袖”[3]，他們與普通網民之間的關系并非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更多的是處于平等的關系中。和政治領袖相比，網絡意見領袖的產生范圍更廣、更草根化。網絡的匿名性使許多意見都比現實語境來得更真實、準確，因此網絡的意見領袖在面對某一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尤其是弱勢群體利益受侵害時，不會懼怕類似現實生活中的地位限制和群體壓力，可以自由地發表內心的真實想法，為平民辯護。比如鄧玉嬌事件，該女只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子，與政府官員相比，她明顯出于弱勢，網絡輿論在其案件的審理過程中一直在聲援、支持她，這其實就是一種保護，使得當地政府無論在審判中還是在后來的工作安排上都給予她特殊照顧。

（二)網絡輿論通過攻擊強勢階層贏得平民的信任從2003年的黑龍江寶馬撞人案，到2008的貴州甕安事件、陜西華南虎事件，再到2009年的杭州飆車案、湖南羅彩霞事件、湖北鄧玉嬌事件等等，可以發現當前網絡輿論事件的密度越來越高，而且在這些事件中，網絡輿論炒作幾乎都清一色地站在富人和政府的對立面，義憤填膺地維護平民的利益。可以說，“逢官必鬧”、“逢富必究”是互聯網輿論炒作中另一個集中體現。還是拿湖北的鄧玉嬌事件為例，該事件發生后網絡上出現《烈女鄧玉嬌傳》《俠女鄧玉嬌傳》等贊美之文，輿論幾乎呈一邊倒：一方面攻擊淫官黃德智、鄧貴大等人，另一方面，網民聲援支持鄧玉嬌，甚至打出“營救鄧玉嬌”的口號[4]。翻開網絡輿論的歷史記錄，在歷次普通民眾和富人、官員的對抗中，網絡輿論通過制造輿論壓力，成功地聲援了平民群眾，并使得他們在與政府的對抗中取得了勝利，從而改寫了“民告官輸多贏少”的歷史，進而贏得了平民的信任，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普通民眾“有問題就找網絡”的思維定勢。

（三）超越法律的網絡輿論制造媒體審判且威脅司法獨立隨著網絡輿論的發展，法院審判越來越受到網絡媒體的影響，甚至出現了迫于網絡輿論壓力而修改審判結果的情況。如劉涌案，正是由于網絡輿論的壓力迫使最高人民法院提審劉涌案，并廢除二審判決，改判劉涌死刑。本文無意探討劉涌的量刑問題，筆者只關注這一過程。該過程表明，當網絡民意洶涌時，可以通過上級法院的干預左右下級法院的判決。這種新聞報道干預、影響審判獨立和公正的現象，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對案情作出判斷的特征，對涉案人員作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勝訴或敗訴等結論可以解釋為“媒體審判”[5]（P114-133）。事實上，網絡輿論早就遭致媒體審判的責難，比如張金柱案件和夾江打假案的報道中，網民的聲援已經遭受這樣的批評，只不過隨著網民輿論的發展，這樣的批評越來越少，到劉涌案發生時，只有極少數人提到了“媒體審判”、“輿論審判”的問題，相反，倒是有若干人對劉涌案的媒體報道和輿論大唱頌歌，并認為這是輿論監督的勝利。有學者直截了當地指出網絡可能會帶來新形式的媒體審判[6]。由此可見，網絡媒體已經出現了代替法律進行審判的趨勢，并且這種趨勢披有合法性的外衣，得到大部分網民的認可，而且很少有人反思這種審判的深遠影響。

（四）網絡推手的出現，改變了網絡輿論的產生方式和社會效應正是由于熟悉各級政府對網絡輿論處置邏輯，于是網絡上出現了專門幫助平民策劃網絡輿論的專業推手，如陳墨、石方亮等，甚至一些省會城市都出現了網絡輿論策劃公司，將網絡輿論產業化，當事人只要支付相應的費用，就可以享受“一條龍”的服務，在數日達到當事人需要的轟動效應。如央視2009年12月19日報道的“網絡黑社會”就是專門操控網絡輿論并借此維持生計的團體，該團體的某網絡營銷總監曾豪言：我們可以在一夜之間鋪滿最少1500個論壇、六大門戶和三大社區，我們可以做出一種非常多、非常集中的話題局面[7]。上述現象的出現表明網絡輿論的產生方式已經發生了變質跡象，改變了網絡輿論作為公共話語平臺的性質，使之淪落為一種策略或工具。簡單地說，網絡推手的出現已經改變了網絡輿論的監督性質。

二、網絡輿論催生的民粹主義風險及其后果

網絡輿論在十多年的發展中已經逐漸表現出和極端平民政府極為相似的特征，網民輿論具有催生民粹主義的風險。在本節中，筆者將通過網絡輿論和極端平民政體的共性特征闡述當前網絡輿論具有催生民粹主義的風險，而且由于動力強勁、渠道暢通和控制缺失，這種風險強度十分強烈，最后筆者將探討這種風險轉化成危機后的危害。

（一）民粹主義風險的形成對照著亞里士多德的極端平民政體特征和我國網絡輿論發展的新趨勢，筆者發現上述二者有很多相似甚至雷同之處。雖然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點在建國初期就確定了，因而不會變。但是，筆者認為在黨中央打造親民政府新形象的努力中，網絡輿論可能會借機將打造親民政府新形象的努力寬泛化，進而催生民粹主義，因此我國目前存在民粹主義風險。首先，在網絡輿論發展過程中，輿論領袖雖然沒有成為亞氏筆下的裝扮成平民保護人的僭主，但他們確實通過網絡充當了平民的保護者，因此至少已經構成了形成亞氏筆下僭主的條件。其次，亞氏曾說大多數極端平民政體中的領導者在形成自身勢力的初期，都是以“群眾領袖”的身份發家，憑借他們攻擊著名人物的本領以博得平民的信任[1]（P283）。網絡輿論的發展軌跡也有相似的過程，即通過攻擊強勢階層，如富人和官員，從而贏得平民的信任。再次，亞氏曾指出在極端平民政體中，不是法律而是群眾具有最高權力，并且替代他們的法律[8]。對比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當政府面對網絡輿論的高潮時，一般都采取技術性的手段，通過上級政府糾正下次政府審判，這貌似尊重民意，實質是法律的主體性受到威脅。最后，亞氏還指出在法律失去主體性地位的極端平民政體中，煽動家就會出現[8]。筆者在上節中已經提出，近兩年互聯網上已經出現了以制造網絡輿論為生的網絡推手，雖然這個推手和亞氏所說的煽動家還有區別，但至少他們具有共同的特征：制造輿論，鼓動網民。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當前我國的網絡輿論至少在上述四點中已經具備了亞里士多德筆下極端平民政體的條件，當然這些條件還不足以構成極端平民政體的充分條件，但在網絡輿論的推動下，我國政府已經逐漸具備成為民粹主義政府的風險，或者說民粹主義是極端平民政府孿生兄弟，而前者已經正在形成。

（二）民粹主義形成的負面效應如果網絡輿論得不到有效的控制，那么上述民粹主義的風險就會變成危機，屆時普通網民的種種不足將會在民粹主義下急劇放大，同時這種放大的弊端也會反作用于民粹主義，使之更加極端。總結起來，網民具有視野狹隘、容易走極端和被網絡推手利用等缺點。第一，平民視野狹隘，缺乏理性。亞里士多德如是質問平民執政：如果本質鄙俗而又遭逢“囊空家窘”的境況，又有誰能保證他不瀆職[1]（P283）。由此可見，亞氏認為，作為統治階級必須理智且遇事能持遠見。在極端平民政體中，普通平民只考慮個人，最多某一群體的利益，很少能站在國家社會的高度思考問題。由此可見，平民思考問題存在片面性，而且立足點較低，視野狹隘。第二，平民容易走極端，發起媒體審判，使得法律讓位于民意。亞里士多德認為，太丑、太弱、太賤、太窮的人都容易走極端，不愿意服從理性的引導，因為他們往往懶散無賴，易犯小罪，而大多數的禍患就起源于放肆和無賴[1]（P283）。在極端平民政體中，網民總是充斥著質疑、批評、指責，即使案件處在偵查或補充偵查環節、法院尚未開庭審理，“媒體審判”的裁決書似乎已經下達。有評論人感慨于此，甚至用了“全民皆法官”來形容這場近乎癲狂的輿論“盛宴”[6]。還有學者認為，在極端平民政體中，以網絡輿論代替理性的法律，必然會導致群氓政治[9]。

三、民粹主義的風險防范機制探討

民粹主義的危害如此之大，所以我們應該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這種風險。從網絡輿論催生民粹主義的路徑上看，在我國可以通過兩種途徑規避民粹主義風險：一方面遏制網絡推手，將網絡輿論引向正常的監督軌道；另一方面，加強法律的主體性地位，依法治國，并厘清網絡輿論和司法獨立的關系。

（一）風險源頭治理：遏制網絡輿論推手，凈化網絡輿論空間根據古斯塔夫理論，網民其實是各有利益訴求的主體，分散的網民只能是一群烏合之眾。而網絡輿論要催生民粹主義，必須通過網民推手煽動普通網民，并將他們有效地組織起來。中國有句古話“擒賊先擒王”，因此要規避民粹主義風險，不僅要識別網絡推手，更要對他們進行遏制和打擊。首先要加強對新網絡輿論策劃和運作方式的研究，進而在研究的基礎上，對極易被網絡推手利用的網絡傳播形式要監督；其次，各級政府要加強對網站的管理，對于那些罔顧新聞道德、縱容網絡推手，為網絡推手活動提供溫床的網站，要進行嚴肅的處理；再次，各網站要加強行業自律，主動行動起來，與網絡推手劃清界限，禁止網絡推手滲透到網絡編輯、論壇版主等崗位上來；最后，網民要加強警惕，提升自身素質，摒棄無知、盲從、易沖動、愛湊熱鬧的弊病，避免被網絡推手利用。如上所述，只有通過研究者、政府部門、網站和網民共同行動起來，才能砍斷網絡推手的利益鏈條，清除網絡推手的孵化溫床，將已經扭曲的網絡輿論拉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從而達到凈化互聯網的目的，使之真正地發揮輿論監督作用。

（二）風險過程調控：加快法制建設，鞏固法律的主體性地位，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客觀要求。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充分證明，要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小康社會，必須實現依法治國。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明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加快法制建設，做到有法可依。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現代法治國家，必須有完備的法律體系。法制不完備，無法可依，依法治國就無從談起。因此，立法是法制建設的基礎和前提，也是依法治國的基礎和前提。其次，鞏固法律的主體性地位，做到有法必依。憲法和法律是國家的根本依據，因此任何事物都應該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進行，任何個人和組織都沒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權利，不得讓以權代法、有法不依的現象發生，這是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關鍵。再次，加大執法力度，嚴格執法，做到執法必嚴。各級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必須嚴肅認真、一絲不茍地嚴格執法。最后，捍衛法律尊嚴，做到違法必究。對一切違法犯罪行為都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不管誰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機關依法偵查，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只有在源頭上遏制網絡推手，避免其扭曲網絡輿論，并且在過程中加強法律的主體性地位，網絡輿論才不會越位；也只有這樣，網絡輿論才能在我國打造親民政府新形象的努力中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

作者：陳浩然單位：武漢輕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