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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體”（wemedia）的概念是2003年謝恩•鮑曼和克里斯•威利斯兩位學者提出的，它強調不同于傳統的由媒體組織機構掌控的大眾傳媒形態是一種表達公民個人愿望、由公民個人書寫的媒體。彭蘭教授指出，網絡傳播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方式和手段，提高了傳播的效率，而且也使得普通平民參與大眾化信息傳播成為可能。①的確，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普通大眾不僅僅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費者，而且逐漸成為信息的生產者、者。尤其是Web2.0技術推廣以來，廣大網絡用戶的主體性得以凸顯，博客、播客、維客（WiKi）等紛紛出現，個體的聲音得到重視和傳播，能夠展示公民個人記錄、表達公民個人見解的自媒體，在互聯網的母體中孕育和誕生了。

1.自媒體時代的來臨

進入21世紀，互聯網的發展邁入高速成長期，SNS應用、P2P技術、IM即時通訊、BT下載等等紛紛登場，互聯網信息傳播深入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伴隨著博客的出現，個人日記、照片、評論等可以，個人的所見、所聞、所感有了表達舞臺，出版“我的日報”成為可能，表達公民聲音的“自媒體”隨之誕生了。個體的創造力被激發出來，公民個人的話語權具有了與傳統媒體機構角力的空間平臺。但是，由于博客寫作的門檻較高，電腦的攜帶不夠方便，這種自媒體的普及受到了限制。大規模的自媒體內容生產和傳播，則主要借助移動互聯網的技術優勢，它是伴隨智能手機的出現而被廣大公眾接受。2009年初，中國移動、電信、聯通的第三代移動通信3G牌照發放下來，智能手機如雨后春筍般遍布于大江南北，西藏自治區也不例外。可以說，微博的出現促進了“自媒體”的成長，而微信的普及則使“自媒體”在中國大為興盛”。②據互聯網數據中心（DC-CI）的數據顯示，2010年6月，我國互聯網完成歷史性一躍，用戶生產的內容流量超過了網站專業制作的內容流量，即博客、論壇、SNS、微博、問答等應用流量超過了新聞、搜索、電子商務等流量的總和。③這意味著網民已經成為互聯網信息傳播中一種主要的力量，UGC（UserGeneratedContent）即用戶生產內容的方式沖擊和動搖了原來自上而下的、由少數機構集中控制主導信息的互聯網體系；用戶生產信息、記錄新聞、選擇應用、設置議題等等，使得其主體地位被凸現出來，用戶“當家作主”的時代———自媒體時代已經悄然來臨。

2.西藏公眾對于自媒體的希望和憧憬

2014年，筆者和23名藏族學生分赴拉薩、日喀則、林芝等地，開展“西藏新媒體與社會公眾關系調查”等3項互相關聯的專題調研，共計收回有效問卷612份，其中藏族群眾占到受訪總人數的91.3%。根據大量數據統計分析和質性調查反思，初步做出如下判斷：西藏公眾現已形成對手機的嚴重依賴，社會公眾使用媒介的年齡分層差異特別明顯，他們對于一些涉藏新聞信息網站比較冷漠，多數人瀏覽新聞信息時不跟貼、不發言、不表態，存在著“沉默的大多數”現象。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網絡管理過程中的敏感詞限制、普通網民的意見表達“力不從心”等都影響和制約著公眾網絡表達和交流的積極性。在“您認為手機能否成為自媒體？”的項目調查中，92.35%的被調查者則選擇了肯定回答，他們對于以手機為代表的自媒體表現出特別喜愛和熱切期望之情。他們認為，手機可以拍照，把自己看到的生活情景通過圖片發送進行交流；可以用文字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做現實生活的記錄者；可以聊天交友，可以參與社區活動，甚至可以進行語音交流、視頻交流等等。有些公眾認為，自媒體能夠反映藏族群眾的宗教文化需要和風俗習慣，填補了被主流媒體常常“忽略”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公眾自身認為有意義的現象與問題的報道空白。他們在自我編織的意義之網中，似乎找到了價值和尊嚴。

3“.數字公民”的形成和崛起

互聯網中網民個體力量的強大，正是網絡適應了個人發展的需要，特別是P2P（PeertoPeer）即點對點技術應用，實現了用戶之間的直接互聯、直接交換和共享內容，這種技術、構架和思想暗合了互聯網的元思維———“非中心化”的對等聯網，使得人人能夠交互傳播。④而網民作為獨立個體能夠自由表達，也使得傳播回歸到西方語言“Communication”的根源“共有和交流”的本意當中。⑤“數字公民”（DigitalCitizen）或曰傳媒公民（MediaCitizen）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并成長起來。“數字公民”是在網絡已經媒體化的社會里，具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觀念，即利用網絡接受和消費信息，又利用網絡生產和信息的使用者。它不同于傳統的受眾。原來的受眾概念，立足點仍然是傳者本位，突出的是傳者控制信息的采集、篩選和播放的權力。而“數字公民”強調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公民個體的平等權利和自由權利得到張揚，公民以受者和傳者的雙重角色活躍在網絡世界，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單向傳播模式，自主化、個性化傳播成為時代的特征。“數字公民”的形成和崛起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它與自媒體的誕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自媒體是“數字公民”生產、傳播信息的載體和工具；“數字公民”則是操作、運用自媒體的主人和施動者。（1）在我國，“數字公民”誕生可追溯到1990年代中后期。隨著互聯網站和BBS（電子公告牌）在中國的落地生根，最早的一批網民開始了ID(InternetI-dentification，網絡身份)交流、對話，自媒體的雛形開始出現，最初的“數字公民”由此孕育而生。（2）本世紀初，隨著P2P、Web2.0等技術的推廣應用，博客、播客、維客（WiKi）等隨之誕生，自媒體進入快速成長期，“數字公民”的隊伍發展壯大。（3）除了技術條件以外，“數字公民”自我意識的覺醒也是一個重要因素。（4）國家法律制度的跟進。2004年，我國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這是國家對公民權利的高度回應和莊嚴承諾。后來，國務院又頒布實施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公民依法享有了知情權等權利。⑥（5）2009年后智能手機的出現使得自媒體普及化，“數字公民”迅速崛起。隨著3G智能手機的普及，西藏青年也成為以手機為代表的自媒體的主力軍。他們常常關注被主流媒體“忽略”的一些話題；對社會事件，尤其是一些突發事件敢于發表評論，如對2014年尼木縣“8•10”特大交通事故后交管部門出臺的“三限”規定進行熱議，提出合理建議，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管理參與意識。⑦2015年4月，藏族80后新人結婚照在微信圈走紅，雖然說這組照片的主人公來自四川省，但是多數照片的拍攝地卻與西藏自治區密切有關。他們是藏族青年，拉薩是他們心目中的“圣城”，轉經筒、牦牛、碉樓和游牧場景等藏族文化元素成為照片在網絡走紅的重要原因。⑧他們向往現代生活，對傳統文化也充滿懷念；他們生活在西藏自治區之外，而信息生產、傳播的風景內容卻來自自治區之內，手機互聯網的傳播已經解構了地域的內外之分，內外的界限已經在互聯網世界模糊或者說消失。

4.自媒體中的極端聲音

自媒體的出現使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信息的生產者、者，互聯網成為人人都可以參與和使用的公共空間。然而，由于網絡用戶素質的差異和責任感的不同，自媒體生產和的信息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質的區別。從負面的因素來看，自媒體傳播中存在以下幾點不足：（一）自媒體中存在散布虛假信息的現象。個別用戶缺乏社會責任感，或者缺乏專業知識，對事件或問題一知半解，僅憑印象就信息，造成了錯誤傳播；有些人甚至故意制造或散布謠言。（二）有些用戶盲目跟風，缺乏判斷力。網絡中的熱點事件容易引起自媒體的關注，有些用戶“見到貼子就轉”或者點贊，“刷屏”的目的只是為了滿足存在感。（三）獵奇心理驅使，一些用戶在自媒體中傳播涉嫌性或低級趣味的內容。有少數人以為自由就是不受任何的約束，對一些涉嫌性或低級趣味的圖片、視頻等信息特別好奇，隨意傳播。自媒體傳播除了這些與其他省市區的共性問題之外，在西藏社會還存在一種特殊的問題需要關注，這就是“各族人民同以十四世達賴集團為代表的分裂勢力之間的特殊矛盾”。

“西藏處于反對分裂祖國斗爭的第一線，互聯網已經成為我們與十四世達賴集團進行意識形態斗爭的主要戰場”。⑨我們需要警惕極個別的自媒體中的極端聲音，防止以各種方式進行的分裂活動，堅定維護民族團結和捍衛祖國統一。5.輿情治理的基本路徑是對話與引導互聯網使得傳者與受者的交流變得日益重要，個人的興趣、價值和權利得到尊重和彰顯，“數字公民”借助自媒體賦權而逐漸實現人的平等、自由和獨立。馬克思終生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無論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在形式上實現了人的自由平等的歌頌，還是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異化所造成的人的實質上不平等、不自由的剖析和批判，都內在地蘊含著個人主義的基本訴求即個人的獨立、自由和平等。”⑩即馬克思追求的理想目標和互聯網不斷發展所帶來的積極作用在方向性上是一致的。換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社會轉型與互聯網的發展密切相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層次問題需要經濟體制以外的重要因素革新，才能克服險關，順利向前”。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造就了“數字公民”的崛起，“推動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的傳播，并加強了對公平和正義的全民話語解析”，促使他們參與到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改革之中去。輯訛輥西藏的社會發展有其特殊性，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解除的束縛和克服的困難更多。具有強大慣性和超穩定性宗教傳統的西藏社會，在信息化浪潮的沖擊下產生的震蕩會更劇烈，在自媒體傳播中的表現會更復雜。面對紛繁錯綜的網絡環境，我們不能采取簡單粗放的治理方法。那種認為自媒體報道缺乏客觀性、濫用新聞自由、漠視社會責任而一味否定自媒體的觀點，輰訛輥是不可取的。同樣，完全美化自媒體，對自媒體傳播中無視法律的現象聽之任之，也是錯誤的。我們應該遵循網絡媒體、特別自媒體傳播的規律，相信絕大多數網民不是刁民。我們對待自媒體的態度應該以對話和引導為主。網絡時代的傳播不再是主客體間的單向傳播，網民既是話語的生產者也是信息的消費者，“具有明顯的主體性特征，主體性的發揮不再是被約束和控制的單主體性發揮，而是雙向互動的平等對話、彼此交流的關系。”輱訛輥自媒體用戶在社會信息生產和交換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主體地位。哈貝馬斯指出，傳統哲學將人類的生存活動看作是主體對客體的征服和控制，忽視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沒有把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社會世界有機地聯系在一體，只有交往行為模式“把語言看作是一種達成全面溝通的媒介”，在平等、自愿、真誠的言說情境中，參與者通過交往活動在3個世界的相互關系中形成共識。輲訛輥中國社會到了自媒體時代，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實現才具備比較充分的條件，使得“互構”（coconfiguration）和“協商”（nego-tiation）成為可能，而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交流正是信息時展的趨勢。在2015年5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統一戰線要以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為根本任務。我們對待自媒體傳播亦應如此。在網絡輿情建設中，要贏得人心，尊重、理解是前提條件。這也決定了我們對待“數字公民”要采取平等對話的態度。“任何一個熱點事件，其背后隱藏的訴求都是來自現實社會，因而應對網絡輿情，最根本的還是解決現實社會中的問題。”

本屆中央政府強力反腐，廣大群眾拍手稱快，這是贏得人心的重大舉措；同時，不斷加強民生發展，實施惠民政策，政府的公信力也逐漸樹立。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地方政府工作中還有一些不盡如意的地方。這就要求我們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注意輿情引導。對于自媒體中暴露的問題，我們應該及時公開事實真相；自媒體對事件也可能了解得不客觀，我們要客觀、真實地反映事實全貌，及時消除誤解；如果問題一時無法解決，也要說明原因，公布正在采取的措施，回應“數字公民”的疑問。如果一味地、簡單化地強行控制，可能會換得暫時的安寧，但是長期地積壓反而會使得抱怨情緒聚積，導致矛盾沖突增加。我們也絕不能對于網絡世界中的極端聲音掉以輕心。西藏的特殊區情，決定了反分裂斗爭的艱巨性復雜性。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是巨大的歷史跨越。我們必須建立輿情監測分析機制，及時準確地搜集有關極端信息，認真進行分析和研判，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建立必要的和反饋靈效的預警系統。不能把普通“數字公民”在自媒體中反映一些問題、一些牢騷信息當作“維穩”的對象來處理。對于網絡管理必須堅持法治原則，堅持用法律手段制止不法分子的挑釁行為和破壞活動。要區別對待極端分裂分子和盲目從屬人員，對于盲目從屬人員要采取教育、規勸、告誡等方式，充分利用網絡平臺傳播西藏社會的歷史發展必然性，傳播西藏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傳播西藏的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用實際的社會現實問題的改善和解決來回應、釋散各種疑問和困惑，爭取盲目從屬人員在事實和真相面前的醒悟、悔過和自我救贖。

簡言之，網絡輿情治理就是爭取人心的工程。我們一定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改變單純的、簡單化的“控制”和“維穩”取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數字公民”開展平等對話交流協商，旗幟鮮明地反對極端分子的分裂滲透活動，防止行政不作為和亂作為現象，與藏漢群眾真心實意地交朋友，為西藏的民族文化繁榮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而盡心竭力。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西藏社會輿論與媒介引導力研究”（項目編號14BXW040）和西藏民族大學科研一般項目“西藏新媒體發展與公眾關系調查研究”（項目編號為14myY1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陳航行 單位：西藏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