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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網絡輿情是“互聯網+”領域下研究的又一新興課題，雖發展迅速，但短板尚存。筆者通過梳理和總結以往的研究成果，認為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不長，但其相關的理論性和實踐性觀點成果豐碩。但在內涵界定、研究視角、主客體建設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面臨巨大挑戰。

關鍵詞：“互聯網+”；高校網絡輿情；思想政治教育

隨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和遍及，網絡正逐步使我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價值觀念發生變革，已經成為反應社會輿情的重要載體。2016年8月3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10億，上半年新增網民2132萬人，增長率為3.1%。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與2015年底相比提高1.3個百分點，超過全球平均水平3.1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8.1個百分點。我國網民仍以10-39歲群體為主，占整體的74.7%：其中20-29歲年齡段的網民占比最高，達30.4%，學生依然是中國網民中最大的群體，占比25.5%，互聯網普及率在該群體中已經處于高位，他們是網絡的親歷者和推動者。我國正處于社會發展轉型期，各種新的問題與矛盾不斷涌現，對于網絡輿情的引導已經上升到國家安全與治理的高度。然而，怎樣在“互聯網+”領域下探索一種新的理念方式來更科學有效地做好高校網絡輿情工作，已經成為廣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須重視和面臨的重要領域和嶄新課題。本文旨在通過對“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發展脈絡進行梳理，明晰高校網絡輿情的現狀與問題，探尋“互聯網+”視角下的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規律，從而為后續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理論指導和借鑒。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輿情的研究較早，但是由于英美話語體系中沒有用來表達“輿情”的專門詞匯，且對于輿論、民意、民情等詞也并未進行嚴格的區分，所以一般都用“publicopinion”表述。19到20世紀，國外公共輿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意調查。到20世紀后期，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JeremyLipschultz[1]認為在網絡時代，對政治表達自由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于政府的權力，而是對信息的控制和操縱。西方對于網絡輿情的研究多是集中于網絡輿論方面，且都是與政府、民意相關，其研究成果大多是宏觀層面，由于國情的不同，其理論并不能完全符合我國網絡輿情的現狀，尤其是我國高校的實際情況。

（二）國內研究現狀

筆者通過在中國知網中，對“高校網絡輿情”、“高校網絡輿情與思想政治教育”為篇名進行數據統計整理，發現關于這方面的論文研究在2007年之前處于空白狀態，2007年至2013年間，逐年增多，2014年至今，數量劇增。這說明高校網絡輿情等方面的內容越來越受到相關學者的重視。但是，通過分析發現，雖然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已經興起，并日趨成熟，但是對于在“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關方面的論文占據其中的比例不高，二者的研究目前仍處于相對分離的狀態，缺少有深度和廣度、有學術價值的創新性理論成果。

二主要研究觀點

（一）理論性觀點

縱觀網絡輿情的發展脈絡，關于網絡輿情研究已初具規模并形成一定理論體系。而在“互聯網+”領域下關于高校網絡輿情與思想政治教育相關研究卻呈現出零散化、碎片化的特點，并沒有形成相應的理論體系。總體而言，“互聯網+”領域下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互聯網+”領域網絡輿情與高校網絡輿情的內涵研究

目前，我們無法查證“網絡輿情”這個詞是誰第一次提出的。譚偉[2]提出“網絡輿論就是在互聯網上傳播的公眾對某一焦點所表現出的有一定影響力的、帶傾向性的意見或言論”。丁柏銓[3]把網絡輿情的概念簡化為網絡環境中形成或體現的輿情即民意情況。網絡輿情雖然屬于輿情中一種比較特殊的類型，但其本質仍然是輿情，反應的依然是民意狀況。隨著網絡輿情的發展，人們的認識也不斷深入。中山大學周如俊、王天琪[4]認為，網絡輿情從書面上理解，就是在互聯網上傳播的公眾對某一焦點、熱點問題所表現的有一定影響力、帶有傾向性的意見或言論的情況。以上定義雖不太相同，但究其本質是一致的：都是以互聯網為載體；都與現實緊密相關；都是公眾情緒和意見的集合等。從現有文獻的整理來看，學界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的定義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王健[5]認為，高校網絡輿情是特指與高校有關工作相聯系的網絡評論或觀點。吳勇、王玉良[6]認為，高校網絡輿情是在高校網絡中傳播的師生對于某一焦點事件的具有傾向性的看法。這里將網絡輿情的載體局限于校園網絡，且主體是高校師生。鄭蘇法[7]認為，大學生作為網民中的特定多數人群，高校網絡群體性事件就是大學生在互聯網上對其所關心的特定的中介性事項所持的社會政治態度。綜上，學術界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理解的差異主要在于對其載體和主體的理解不同。

2.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的特點研究

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特點的研究，理論學界對此的看法紛繁復雜.陳喜玲[8]認為，高校網絡輿情是在大數據背景下的一種信息的集合，他實際上是一種矛盾的綜合體，由于網絡本身固有的特征，使得高校網絡群體性事件具有自由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控的；網絡信息傳播速度較快，高校網絡輿情就具有了交互性但也具有即時性；輿情主體的隱匿性但輿情內容卻具有外顯性。畢宏音[9]認為，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西方各種理論思潮的沖擊，網絡輿情中網民心理呈現出渴求新知、獵奇探究、彰顯個性、娛樂時尚、減壓宣泄、跟風從眾、追求平等、渴望創新、自我實現九大心理特征。曾潤喜[10]認為，高校網絡輿情除具有網絡輿情的一般特點外，還具有突發性、情緒化、影響廣、易控制的特點。通過對已有論述的總結，雖然學界對網絡輿情的特點看法不一，但大多數都是從網絡輿情的主體、載體、傳播途徑、形成過程等方面進行歸納的。

3.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的成因研究

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的形成原因，學者們也有各自的看法。李新萌[11]將成因大致歸為兩大類，一是常規訴求渠道不暢通，也就是說學校的報紙、意見箱、官方各種媒體等沒有給處在敏感年齡段的學生提供良好的訴求渠道，學生在遇到各種困難與利益訴求時只能轉向非常規的渠道，即網上的論壇、貼吧等，極易在網上產生共鳴，形成網絡輿情。二是學校的各項事物對學生產生的刺激。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教學計劃、教學任務等與學生產生各種沖突。一些學生在網絡上聚集起來發表意見、表達情緒，就會產生網絡輿情。袁富紅[12]從三個方面分析網絡輿情的成因：一是社會因素：當今社會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并不是很協調，物質的高速發展帶來的卻是精神生活的相對滯后。高校是社會中思想開放自由的一個領域，高校學生又是在網民中占絕大多數的群體，他們很容易受到社會各種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二是網絡傳播媒體因素。當今社會對于傳統媒體的監管機制發展較為成熟，但是對于網絡媒體，監管難度大，為了達到利益最大化，一些網絡媒體忽視道德底線，傳播不良思想。三是學生自身因素：當今高校學生多是90后、00后，他們思想開放、張揚個性、期望得到關注，尤其在網絡環境中，他們容易忽視網絡倫理道德，責任意識淡薄，喜歡放大焦點，加大高校網絡輿情發生的概率。通過梳理發現，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的成因，學者們普遍認為主要是，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高校訴求機制不健全、大學生心理特點、高校網絡監管力度欠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落后等。[13]

4.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規律研究

網絡輿情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規律，不同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劃分。有學者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為大學生對公共事件的篩選與認知、意見的互動與整合、行為示范效果的形成三個過程。[14]還有學者認為，包括四個階段，一是網絡公共事件或公共熱議話題的產生，二是網絡事件意見產生及其輿論場的形成、三是網民意見在互動中趨同并產生主導性輿論，四是網上網下多方消解逐步釋放輿論壓力。[15]部分學者還認為可以分為五階段，一是“議程設置”引發熱門話題，二是“沉默的螺旋”引發強勢意見，三是網絡傳播引發“放大效應”，四是負面消息引發“刻板印象”，五是“二次生成”引發輿情擴散。[16]

（二）實踐性觀點

1.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影響的研究

對于“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影響的研究，通過文獻梳理，大部分學者都是持有全面客觀的觀點，都認為其具有兩面性。秦健[17]認為，既要關注高校網絡輿情的負面效應，包括熱點問題的催生效應、偏激言論的放大效應、社會陰暗面的腐蝕效應，還要肯定其正面影響，包括“安全閥”功能、“監視器”功能、“大熔爐”功能。劉燕、劉穎[18]認為，積極正面的網絡輿情能夠客觀地反映社會的變化，對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著積極導向作用，大學生在這種網絡輿情的影響下會潛移默化規范自身行為。李偉東、劉敏姬[19]認為，網絡輿情自身存在的一些特點，如果控制不當對于和諧校園的建設以及高校的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挑戰。

2.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管理工作現狀的研究

由于“互聯網+”領域是一個新興的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的管理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各項工作制度與體系都還沒有完善。鐘漲寶[20]認為，我國高校網絡輿情管理主體不明確，對于輿情信息的管理基本處于“誰建網站誰負責”的局面，沒有建立專門的高校網絡輿情管理機構。冼季夏、顧慕嫻、吳宏宇[21]認為，我國大多數高校均未建立完善的網絡輿情預警、引導與分析研判機制，這樣良莠不齊的網絡輿情會對高校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帶來負面[影響。鄭恒毅、王健卉、李學靜[22]認為，由于資金、技術設備等問題，國內僅有極少數高校采用網絡輿情安全監控系統，大多數僅僅是從制度約束等方面入手，是在輿情產生之后采取的補救措施，而沒有在輿情發生的源頭就作出預警監控。

3.關于“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高效網絡輿情對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白璟、安濤[23]認為，高校網絡輿情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網絡輿情是學生思想變化的“晴雨表”，關注高校網絡輿情可以及時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從學生利益訴求出發，適時調整教學和管理工作。二是由于網絡輿情自身存在的特點，導致大學生發表言論的隱匿性和自由性大大提高，給學校的管理工作造成負面影響，加之不良輿情的傳播，沖擊了大學生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大大降低。王昊[24]認為，網絡輿情的發展及其自身特點，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極大挑戰，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根據其特點和發展規律，提高工作的實效性，避免網絡輿情的負面影響，進行有針對性的工作。廖揚平[25]認為，高校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發揮有利于網絡輿情的形成、發展和傳播，同時，網絡輿情也蘊含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導向等功能，其目的在于警示，而不在于懲罰。

三研究評價與展望

“互聯網+”領域高校網絡輿情研究是伴隨著網絡技術的應用與發展而產生的，高校網絡輿情進入學界視野的研究也僅僅只有10年，目前對于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以下筆者主要從研究成果及研究中的不足之處來進行較為全面、客觀的評價。

（一）已取得的成果

首先“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的基本理論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眾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高校網絡輿情的相關理論進行系統全面的論述，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鐘漲寶、聶建亮對高校網絡輿情的特點、產生原因等基本理論方面的闡述恰恰論證了這一點。其實，“互聯網+”視域下高校網絡輿情多角度研究成井噴式發展。多角度研究主要體現在高校網絡輿情參與者的心理特征分析、通過分析網絡輿情各個時期的特點與成因，提出有針對性的引導策略等。例如孫靜的《網絡群體性事件參與者心理特點與疏導》、陳強和王雅蕾《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泛化現象研究》等。再次，網絡輿情的發展對高校管理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挑戰。最后，新媒體、自媒體、微時代背景下的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也具有時代特色，隨著越來越多年輕學者的加入，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開辟了新的篇章，同時也為和諧校園的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因此，學術方面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二）研究中的不足之處

第一，對高校網絡輿情的概念把握不夠明確。通過文獻梳理，筆者發現眾多學者并沒有對高校網絡輿情的概念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其爭議主要在于主體和載體不夠明確。對于“學生主體論”，有學者認為輿情傳播的主體在于學生，載體是整個互聯網，指出，高校網絡輿情是在校學生對于互聯網上傳播的某一熱點問題所表現出來的有一定影響力的帶有傾向性的意見和言論的總和。還有學者認為，輿情傳播的主體雖然是學生，但載體卻是校園網絡，指出，高校網絡輿情是在校學生對于校園網絡中傳播的發生在校園中的相關事項的看法或意見。對于“師生主體論”，一部分學者認為，是高校師生在互聯網上公開表達的對某種校園事件或社會現象或問題的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共同意見。另一部分學者認為，是高校師生在校園網絡上針對學校發生的各項事件的情緒表達的總和。總體而言，這兩大爭議矛盾較大，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還需要更多研究與論證。第二，對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視角有待深入。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網絡輿情理論本身，近幾年會有涉及到教育學方面，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關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新的要求與挑戰。但是單一的研究視角不利于高校網絡輿情的深入研究與發展，不同學科都有其獨特的視角，為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會提供一種全新的觀點。今后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可以和多學科相交融進行，比如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還要將大數據相關知識運用其中，從而促進高校網絡輿情的深入研究。第三，對高校網絡輿情的主客體建設不完善。目前，高校對于網絡輿情管理工作責任主體意識不明確，并沒有形成專門的網絡輿情監管部門，往往都是在輿情出現之后，尤其是灰色輿情產生影響之后，學校才開始開展工作，但是各部門之間分工不明確，相關部門沒有及時把握輿論的話語權，互相推諉現象時有發生，導致應對措施缺少實效性和連貫性。另一方面，高校網絡輿情的客體建設也不完善。所謂客體，就是指高校網絡輿情的管理觀念、方式和體系。目前很多高校管理者并沒有對網絡輿情的預警、應對和引導形成完善的有體系的管理方式，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傳統的“堵”“刪”等強硬措施越來越不能適應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形勢。

（三）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第一，拓寬研究視角，注意與其它學科相融合。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各自的特點和特定的研究方向，但是每一門學科都不是獨立的個體，只有多門學科相聯系，才能避免單一學科研究的狹隘性與局限性。對于“互聯網+”視域下的高校網絡輿情研究同樣如此，我們要積極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再此基礎上完善高校網絡輿情的相關理論知識，與時俱進，從而形成一個不斷地開放、融合與創新的研究領域，以充實和完善該領域的相關體系建設。第二，豐富研究方式，借助大數據技術。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大數據”這一概念應運而生，要求高校管理者要運用網絡思維和大數據技術來進行網絡輿情的相關工作，做好高校網絡輿情的預測、數據監測、收集、分析與研判。在大數據時代，掌握數據抓取能力與輿情解讀能力，通過加工實現數據的增值，將是未來輿情分析的必備技能。而當前的大數據技術，為高校實現網絡輿情引導工作由監測向預測轉型提供了技術保障。因此，高校要加強大數據技術平臺的建設，加強與相關科研院所的合作，引進培養大數據處理人才，健全大數據技術人才體系，這將是未來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第三，創新研究平臺，順應“微時代”發展。隨著網絡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微信已經成為人們必不可少的溝通交流工具。人們逐漸從QQ、微博等交流平臺轉向微信平臺。大學生永遠是體驗網絡新生事物的主力軍，所以高校網絡輿情的發展在微信上會有最直觀最全面的體現。

微信是“互聯網+”領域下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主陣地，因此，今后高校管理者要牢牢把握好微信輿論話語權，創新傳播形式，結合大學生的實際切實做好微信輿論的宣傳引導工作，實現此研究的科學性與學術價值性。第四，轉化研究范式，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研究范式是一門學科存在和發展的關鍵所在，它既決定了一門學科的存在價值，也關系到一門學科的發展空間。[26]筆者通過現有的文獻資料梳理，發現在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中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范式，只是在以往經驗基礎之上的研究，因而提出的對策也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缺乏有效性措施，對于定性研究方法特別是案例分析法運用較少。因此，對于“互聯網+”視域下的高校網絡輿情要加強實證主義研究，研究范式多元化，才能為高校網絡輿情的分析、管理與引導工作帶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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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湯曉斌 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