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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腐至今，取得了輝煌成就，凈化了官場風氣，同時也讓國人為之振奮。但是，就相關輿情的傳播規律來看也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是社會形態分化引起的，有的是相關輿情傳播視線受阻引起的，還有的是個案背景的特殊性所致。本文將針對這些問題嘗試找到突破口，通過對共性問題的提煉、分析，從而提出建議，進一步完善此類案件的輿情傳播機制，促進反腐輿情態勢的良性發展。

關鍵詞：反腐輿情；傳播視線；輿情平臺建設

在反腐工作中，政府的反腐決心和措施猶如一臺汽車發動機，媒體的監督和評論就像是助燃劑，兩者相輔相成。反腐工作就像是一輛汽車，而汽車能否跑得快、跑得穩，則取決于社會公眾的參與程度。如果參與人數眾多，積極為反腐工作出謀獻策，提供線索，這臺反腐機動車就會全速前進；如果每個人都能做到理性參與，這臺反腐機動車的運行軌跡將有條不紊。但是，依筆者看，就目前的反腐輿情態勢而言，這臺車在不斷提速的過程中，略顯晃動，難免會讓車上的乘客感覺不安全。換言之，在貪腐類案件中建立科學的輿情傳播及引導機制尤為重要，其直接決定了這類案件網絡輿情走勢的穩定性。

1貪腐類案件網絡輿情傳播現象分析

1.1社會形態導致網絡輿情分化

貪腐類案件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環境優化的最大屏障，對于這樣一種社會痼疾，全國人民可謂深惡痛絕。按反腐輿情的正常傳播規律來看，全國輿情對此類案件無疑應同仇敵愾。但是，由于敏感的貪腐類案件通常涉案于政府官員或國企高層領導，而這些人在百姓眼里經常被視為權力的象征，難免會讓社會公眾在憤恨的同時望而卻步，輿情的發起者和傳播者還可能以各種方式被威脅、被引誘，這也更加劇了公眾“仇官”“仇富”的心理。因此，在貪腐類案件的輿情分布上就自然形成了“官方”和“民間”兩大輿論場。這種輿論形態的劃分對于“官方”而言雖然實屬無奈，但也折射出大多數老百姓在看待這類案件時的態度，兩大輿論場中輿論形態的對立在貪腐類案件中就顯得尤為突出。這種社會輿論形態的分化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民間輿論場的“抱團”心理。當民間輿論場熱議某位官員的同時，總會有各種各樣的擔心，如是否會出現官官相護的現象，老百姓心里很清楚，這類案件中他們針對的有時不僅僅是某一位官員，而是顛覆一種社會現象，掀翻一條利益小船。因此，當出現利益群體時輿論是否還會起到作用？此外，如果相關輿情不足以引起社會關注，甚至連媒體是否參與報道都猶豫不決時，自己的話語權是否還有分量？如果是這樣，反倒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的選擇就是尋求更多民間輿論的支持，而社會公眾為擠壓官方話語權的空間，似乎也很樂意達成這種默契，畢竟敲敲鍵盤并非難事，哪怕通過一些輿情造勢的非常規手段也要刻意拉開與官方輿論場的距離，其無疑也是一種擔心報復，躲避輿情風險的心理在作祟。二，官方輿論場的立論不及時。在貪腐類案件發生之后，官方輿論場本無意與民間輿論場對立，但往往由于自身話語權的權威性和嚴肅性，總是被民間輿論場搶得先機，過早放棄了話語權的制高點。這也會給社會公眾帶來疑慮，認為官方輿論場在故意隱瞞事件的真相，或者認為政府工作人員刻意不作為，想要通過輿情的消退對事件不了了之，雖然官方輿論場并無其意，但客觀上也造成了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加劇了兩大輿論場的對立之勢。

1.2圍觀心理導致狂歡式傳播

德國傳播學家諾依曼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論：人們在表達自己觀點時，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并且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極參與進來，促使這類觀點迅速擴散。而當他們發掘某一觀點無人或很少人理會時，即使自己贊同，也會保持沉默。如此循環反復，便形成一種聲音越來越響亮，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的螺旋發展過程。[1]該理論實則也反映出面對輿情時大多數人的一種圍觀心理。而這種心理最大的兩個弊端在于：第一，有可能吞噬真理，正確的觀點無法宣揚；第二，圍觀群眾在從眾過程中出現不負責任的狂歡心態。對于貪腐類案件而言，如果證據確鑿，涉事官員便難逃法網，別有用心之人想要通過輿論混淆是非其結果往往是被眾人唾罵，顏面掃地。因此，第一種弊端出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正是由于觀點和態度的過分統一致使部分人群忘乎所以，妄加指責，一種狂歡式的傳播心態在所難免。這種狂歡式的輿情傳播弊病主要表現為三點。一，邏輯混亂。比如，在“趙紅霞十一名腐敗官員”一案中，由于對趙紅霞本人褒貶不一，引起了眾多網友的非理性評論，出現了很多暴力化、低俗化的網絡語言，其歸根結底還是由于其網友狂歡的心態所致。再如，“鄧玉嬌自衛”一案中，也正是由于網友零碎、混亂的網絡輿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機關的正常辦案程序。二，惡意攻擊。當貪腐案件出現后，有些網友會從多維角度評論該事件，也會有網友提出不同看法，如果事件的切入點和態度與大多數人的觀點產生矛盾時，就有可能會出現語言攻擊，如果這些人再被冠以專家、名人、官員的身份，攻擊的性質可能會更加惡劣。三，謠言四起。針對貪腐類案件，謠言經常是在官方輿論場持續不發聲或者第一次發聲后產生，當網友對官方輿論場沉默的態度忍無可忍，或者對官方的解釋不信任，又或是認為官方輕描淡寫該事件時，就可能給謠言的滋生提供溫床。圍觀心理導致狂歡式傳播表現的更深層原因。首先是官方輿論場自身的傳播規律在貪腐類案件中總會表現出一定的輿情風險規避的傾向，一旦這種傾向被網友擴大，認為是故意而為之，后果將無法預見；其次是貪腐類案件的輿情發展并非有一個固定模式，而無論輿論發起者或參與者，都很難準確預測到其輿情發展的突變因素，加之網民素質參差不齊，出現上述表現便也在情理之中。

1.3角色錯位導致傳播視線受阻

在輿情事件中，無論官方、公眾和媒介都必須對自身角色有一個清晰定位，以保證輿情朝著良性方向發展，如果角色錯位，輿情就會呈現出一種無序狀態，不但不利于事件的解決，反而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官方輿論場實則充當了及時釋疑，減少輿情沖突，還原事件真相的角色；民間輿論場實則充當了幫助所有社會公眾發現真相的角色，而不是混淆視線，引起對抗；而作為網絡媒體，應及時報道真相，幫助公眾理性看待真相，而不是聽命于政府，更不是粗暴地干涉公眾的評價。這種角色的關系就像一場自助餐盛宴，官方輿論場是盛宴的組織者和服務員，負責協調、管理、服務于這場盛宴。而媒介就是廚師，負責提供各種美味的佳肴，至于賓客想吃什么，愛吃什么完全憑自身喜好，其本身是無權干涉的。民間輿論場就像是自助餐盛宴的賓客，可以隨意挑選自己愛吃的食物，但在盛宴中不能無理取鬧，否則就要被管理者請出這場盛宴。如果沒有扮演好以上角色，其輿情的傳播視線就會受阻，即理性的聲音無法繼續延續，各種角色糾纏于不和諧的聲音中無法自拔。在整個輿情事件中，各種角色無法看到自身正確的前進方向，被眼前的爭論和利益蒙蔽了雙眼，從而造成傳播視線受阻。此外，輿情傳播視線受阻的另一原因與網民素質的參差不齊有關。中國網民數量眾多，但其年齡、學歷、收入并非正態分布，呈現出“三低”的整體態勢，這也就導致很多網友只看到眼前利益，缺乏長遠的、有利于事態發展的眼光，特別是針對貪腐類案件這種極端敏感的事件類型，大多數網民更多的只是謾罵和指責，涉案人員也只是網友宣泄情緒的“出氣筒”，缺少建設性的應對策略和實質性的調查方法及線索，從輿情良性發展的角度看充其量也只是原地踏步，甚至可以視為一種倒退。

2貪腐類案件網絡輿情傳播的對策分析

在我國反腐戰逐漸升級，國際廉政指數節節攀升的過程中，整體的社會輿情環境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對于反腐工作的開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在貪腐類案件網絡輿情的傳播規律中不難發現，由于各種原因導致其在輿情發展過程會產生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則在于政府、公眾、媒體三者在此類案件中的輿情角色定位是否清晰，能否相互理解，相互配合。

2.1促進兩大輿論場的相互融合不可否認

兩大輿論場短期內在相互融合的道路上一定會遇到各種難題，比如，在各大媒體對貪腐類案件爭相報道時，每個案件對于老百姓而言都是新鮮的素材，但是對于相關職能部門而言由于長期從事相關工作，態度上難免會出現僵化的表現，而這恰恰是公眾評價政府輿情引導水平的外在標準。出現這種窘境的主要原因是兩大輿論場目前都未認真分析和有效利用貪腐類案件輿情發展的各種資源。在全國宣傳思想會議中強調：宣傳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作為基本職責，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找準工作切入點和著力點，做到因事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其中，已經明確指出兩大輿論場的融合途徑，官方輿論場話語權的權威性是民間輿論場無法比擬的，而民間輿論場“短、平、快”的特點也是官方輿論場難以達到的，如果兩大輿論場都能看到自身的優勢和不足，此乃因事而謀；官方輿論場能夠利用自身的人脈和資源對事件進行全方位報道，民間輿論場及時從不同側面對事件進行補充，此乃應勢而動；兩大輿論場能夠相互配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此乃順勢而為。

2.2致力于反腐輿情平臺的科學建設

目前，中紀委監察部已經開通了貪腐類案件的網上實名舉報制度，扭轉了多年來民眾“舉報無門”的尷尬局面，并聯合公安部、最高檢等部門共同組織專項行動，比如“獵狐行動”“天網行動”等，取得了實效。全國各主流媒體也積極配合政府反腐議題，新華社、人民網等傳統主流媒體對政府反腐信息的報道同步于政府官方網站。同時，主流新媒體開始專門播報反腐案件。近年來，媒體微博、微信也依靠自己強大的傳播引導力，對反腐倡廉議題提供了一個全方位、立體式、相互交錯、巨大的信息輿論場。[2]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在積極建設反腐輿情平臺，與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實現無縫隙對接，針對貪腐類案件第一時間進行調查，在證據確鑿的前提下第一時間曝光并處置，第一時間反饋調查和處置結果。通過強大的反腐輿情平臺建設，及時、充分收集相關信息，科學引導輿情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2]李偉權,劉新業.新媒體與政府輿論傳播[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作者：劉忱 單位：鐵道警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