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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法系保險合同條款的“不利解釋”規則

不利解釋即疑義利益解釋、反作者解釋或者有利解釋，是指在對保險合同條款模糊不清或者產生歧義的文字的理解有爭議時，應該作出對于保險人不利的解釋，同時該項解釋應該有利于被保險人。這種解釋方法起源于羅馬法，隨著格式合同的出現和發展，該規則更加備受關注，逐漸成為世界多數國家對合同條款解釋尤其是格式合同條款解釋的重要方法。保險合同作為一種典型的格式合同，其條款解釋也吸收了不利解釋規則，保險領域最早出現該規則是在16世紀30年代英國的一個保險判例中。該原則的確立主要是因為保險合同訂立的過程中，多采用由保險人以其優勢地位事先擬訂的、更多顯示自身利益的格式條款，對條款內容的確定欠缺保險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因而相對人很難在已經印妥的條款之中訂入保護自己合法利益的內容。因此，在保險合同爭議條款可以作多種解釋理解時，應當作出有利于保險相對人的解釋，以防止保險人利用其自身各種優勢損及相對人利益。適用該規則會由此產生許多問題，理論界也存在諸多爭議。若要正確、合理使用該解釋規則，需要明確、澄清已經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適用的條件，相對于其他解釋規則的適用位階如何，等等。

按照《保險法》有關規定，有利解釋規則是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情形下，對保險合同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有利解釋規則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立法以及理論界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含義，但卻有著不同的命名，這種解釋規則通常又被叫做反疑義利益解釋規則、不利解釋規則以及作者解釋規則等等。筆者認為，根據我國立法現狀以及保險法律制度現展的保護投保人利益趨勢，將該規則表述為有利解釋規則符合現實需要，更為貼切。有利解釋規則作為我國《保險法》明文規定的唯一一項特殊解釋規則，足見其在保險合同條款解釋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及意義，其在立法上的革新既充分體現了對相對弱勢群體有效保護的理念，又反映出我國保險法律制度的現展趨勢。有利解釋規則適用的目的在于利益均衡，并使這種均衡在一定時期或者一定地域內保持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體現出對不當得利者的批判與對利益受損者的保護。一般情況下，保險人一方擬訂保險合同條款并提供給相對人使用，其應對條款的表述負責，并承擔文字表意不清而招致的風險，防止其在保險合同中故意使用歧義文句、詞語，損害相對方的利益。

二、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條件

1．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對象:

格式條款我國1995年的《保險法》中第31條對有利解釋規則作了規定，如果保險合同的保險人與投保人之間，或者與保險合同的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之間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有爭議，在訴訟或者仲裁時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保險合同受益人的解釋。我國《保險法》在2002年修改時，同樣堅持有利解釋規則適用于保險合同的條款。在2009年對我國《保險法》的最新修改中，條文中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對象 被規定為“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所謂保險合同的條款，“即構成保險合同的具體文本條款，具體配置著保險合同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和所承擔的義務。”而格式條款與一般保險合同的條款有區別，不同之處在于這種條款不是基于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總是由一方當事人在未與對方協商的情況下事先擬訂，重復使用”。

由此可見，2009年《保險法》與修改之前的《保險法》對于有利解釋規則適用對象規定不同，兩種不同的適用范圍規定有著根本的區別。根據修改后的2009年《保險法》，保險合同有利解釋規則適用的對象應當限定于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單方提供的格式條款，不能將保險合同的這種解釋規則適用于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保險經紀人所提供的合同條款。從根本上來講，合同中的格式條款仍舊具有合同條款的性質，因此，對于合同格式條款進行解釋時，只要格式條款不與合同的目的相沖突，同樣應該按照合同解釋的一般規則來對格式條款進行解釋。但另一方面，合同的格式條款具有區別于一般合同條款的特殊性，對格式條款的解釋在方法上也具有特殊性。保險合同格式條款產生與存在的最大原因在于效率。通過大量、反復地使用格式條款，能夠節省大量的交易時間和在極大程度上縮減交易費用的支出。但其也有弊端，即對普通消費者來說，很難完全理解格式條款文字、語句要表達的真實含義。當合同雙方就合同有關條款發生爭議時，對合同條款進行解釋，目的是探求合同雙方訂立合同之真實目的。而合同一般條款與格式條款亦存在明顯的區別。在此意義上說，如果保險人與相對人之間就格式條款內容發生分歧，不能確定其真實含義，有必要進行有利于保險相對人一方的解釋。有利解釋規則適用于格式條款，即屬于保險合同格式條款特殊解釋規則之一。

2．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基礎:通常理解

保險合同解釋中的所謂“通常理解”，即當解釋合同條款的含義發生歧義時，不應直接采用合同格式條款提供者對于條文的單方面理解對合同進行解釋，應當按照保險合同的一般當事人對保險合同條款的一般性理解，根據該合同條款所使用的詞句語義、合同的其他相關條款、合同的基本目的、交易慣例、誠實信用原則等進行“通常理解”的解釋。有利解釋規則適用于保險雙方當事人對保險合同條款的內容發生爭議時，這里所指的爭議通常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對于合同條款的內容存在多種解釋，也就是對于爭議的條款可以同時做出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解釋;二是合同條款內容含混，表述不清，這種情形是指合同條款在文辭表述上，一般人無法理解該條款想要表達的確切含義。對于前一種情形，對格式條款進行解釋時應當適用對投保人有利的解釋規則;而對于保險合同中存在的后一種情形，應當根據《合同法》第125條首先進行“通常理解”，也就是先對其進行文義解釋、整體解釋、目的解釋、習慣解釋以及誠信解釋，依據這些解釋規則先行解釋。只有在依據上述解釋方法依然無法根據“通常理解”確定合同條款的含義時，才能采取“有利解釋”規則。換言之，在此種情形之下，“通常理解”的解釋方法應優先于“有利解釋”方法。反之，對于合同條款本身表述清楚，語義明確，無歧義產生，或者即使合同條款存在內容含混不清，但保險合同當事人之間彼此認識一致，也無需進行條文方面的解釋。我國2002年《保險法》第31條沒有關于“通常理解”的規定，司法實踐中，凡是保險相對人對保險條款內容的理解存在爭議，訴訟中法院一般直接適用有利解釋規則，對保險公司十分不利。我國2009年《保險法》第30條對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條件做了完善，引入了有利解釋的前提條件，亦即優先適用“通常理解”的解釋方法。這種修正具有兩方面的積極意義:其一，這是依據保險法最大誠信原則對有利解釋規則的正確運用;另一方面，這種修正也能保護保險人的正當利益，對預防格式條款的濫用、糾正上述不公平現象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助于實現契約自由與實質公平的統一。

三、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限制

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結果難免會使得合同的解釋有利于保險投保人，同時不利于保險人。對于這樣的解釋規則，正確的適用條件限制必不可少，有助于實現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

1．存在的疑義的限制

根據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前提，只有在保險合同的格式條款本身由于所用詞句不能表明當事人意圖而發生疑義時，通過“通常理解”的解釋之后仍然不能明確的，“應當歸咎于企業者之制定不明或援用不當，而且自企業者與消費者法益衡平之觀點，更應為不利于企業者之解釋”，適用該規則。保險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理解上存在疑義是引發爭議乃至訴訟的根源所在。當合同條款內容清晰、語義明確，無歧義存在，或者雖然條款的內容有疑義，但是不會影響到理解合同條款的真實意圖時，即使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內容存有異議，有利解釋規則也不應該適用。理由在于:倘若合同雙方對于合同條款的表述不存在爭議，此時適用有利解釋規則，便可能構成對合同合理內容的扭曲，使得合同的解釋偏離合同的真實目的，以至于損害保險人的利益。在這里，實際上涉及了保險合同格式條款存疑的判斷標準問題。其一，需要判斷對于格式條款的疑義能否達到有礙于確定該條款真實意圖之程度。倘若根據合同的一般解釋方法能夠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便無需適用有利解釋規則;只有在疑義程度達到完全無法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時，才有必要適用有利解釋規則。其二，需要考慮格式條款的內容存疑是否能夠影響合同的整體效力。倘若因該條款的內容會使合同的效力受到影響，便不應該適用有利解釋規則。理由在于，格式條款存疑的內容應當有別于影響合同效力的內容，只有在這種情形下，對格式條款的存疑進行考察才具有實際意義，反之，如果因格式條款疑義的存在使合同歸于整體無效，依然適用有利解釋，只是在做無用之功。如果因格式條款疑義的存在，使得保險合同的效力發生變化，在根據法律的有關規定加以補充后仍不能使保險合同有效，也不能適用有利解釋規則。

2．適用對象的限制

依格式條款之義，承載格式條款權利與義務的雙方當事人應當是作為保險合同格式條款提供者的保險人與不特定多數的一般投保人，保險人與保險相對人應當是規范與被規范的關系，在保險雙方當事人的力量比較之下，投保人通常僅能依保險公司所提供的條款，決定同意訂立與否，很少有討價還價的余地。有利解釋規則的設立是為了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社會一般保險相對人的利益，保險相對人的弱勢地位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屬于經濟上的弱勢一方;二是只能被動地接受保險人事先制定的格式條款，卻無法與保險人平等磋商、洽談之后再訂立保險合同;三是往往以個體人格形式而非團體人格形式存在，這樣，一旦對合同條款發生爭議，這些投保人很難與保險人對抗;四是投保人的保險專業知識不全面，通常只能被動接受保險人的說明或宣傳，不具備足夠的風險判斷能力;五是保險雙方當事人在履約代價方面存在不對等，投保人一方面需要事先繳納保險費，此后對于保險金的取得只能是一種期待利益，另一方面，在保險事故發生以后，投保人一方只能按照保險人提供的保險費率和賠償方案計定保險金額。以上五個方面結合起來表現為保險相對人的綜合締約能力，其弱勢地位即為這種綜合締約能力遠遠落后于保險人所決定。保險法的現展趨勢之一是強調保護投保人利益，保險合同有利解釋規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這種作用。但是，保險合同有利解釋規則僅適用于投保人是社會一般保險相對人的情形，如果保險相對人的地位發生變化，則不能當然地適用有利解釋規則。因此，在適用有利解釋規則之前，應當考察所要解釋的格式條款是否具備上述性質，具體考察辦法要從當事人締約能力以及格式條款制定方式入手。具體來說，有以下三種情況，說明了格式條款不具有適用有利解釋規則進行解釋的性質:(1)保險雙方當事人具有同等締約能力;(2)保險雙方當事人均為熟練的商業組織，熟悉他們所從事的市場并具有相對平等的議價能力;(3)格式條款是由代表保險雙方當事人利益的一個組織制定的。在現代保險實踐中，保險相對人的行列里面已經出現由專業保險中介以第三人的身份保人行保險事，在此情形下，若對格式條款理解發生爭議，不能再作出對投保人一方有利的解釋，因為那既對保險人是不妥當、不公正的，亦顯失公平。有利解釋規則的意義在于有爭議時平衡當事人雙方利益而非必然偏重于任何一方。實踐中，若由非專業保險中介的第三方代替保險雙方當事人擬訂合同，該合同條款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其效力類似于個別約定的條款的效力。若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當事人對該種格式條款的理解產生分歧，也不宜適用有利解釋規則。

3．適用位階限制

(1)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不具唯一性

作為一項特殊解釋規則，盡管《保險法》的規定具有唯一性，但并不能說明法官在對保險合同爭議條款作出解釋時應當一律適用有利解釋規則。事實上，有利解釋規則僅僅是解釋保險爭議條款的一種手段或者方法，并且有著嚴格的適用條件，即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保險合同，對合同爭議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時方可適用。很多情況下，有利原則是不能適用的，而需要采用其他解釋規則。例如，在保險格式條款疑義不具有顯著違法性的場合，條款的疑義未達到完全無法發現其合理意義的程度的場合，疑義本身并不影響合同的效力的場合，等等，一般不適用有利解釋［6］239。因此，有利解釋規則的確是一種獨立存在的特殊解釋規則，但并不是唯一的解釋規則。

(2)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具有第二位性

通常情況下，適用有利解釋規則必然產生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結果。從理論上看，適用該規則能最大程度實現有效、合理地保護投保人利益，限制或者消除雙方存在的不平等狀態，體現公平原則。從實踐上看，如該規則被不恰當地適用，一是加重了保險人的保險責任，二是滋長了一部分被保險人的僥幸心理，企圖獲得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2002年《保險法》對有利解釋規則的規定過于簡單，實務中缺乏可操作性，很難做到恰當地適用，受理具體案件的法官要么以有利解釋規則優先于一般解釋規則而直接適用，要么在錯誤適用一般解釋規則的基礎上適用有利解釋規則。這兩種適用方式顯然都是不科學、不合理的。如果認為有利解釋規則具有優先適用性，就可能造成解釋的結果與當事人真實意圖不符，導致保險人承受本不該承受的利益損失，而投保人卻獲得了本不該獲得的利益;如果在錯誤適用一般解釋規則的基礎上適用有利解釋規則，而不從保險合同全貌、合同的真實目的等方面考察首先恢復保險合同的本來面目，就可能錯上加錯，其結果必然使保險當事人受到不公平對待，那么，這種具有法律價值評價意義的解釋規則也就喪失了本應具有的效用。因此，必須于保險合同條款解釋眾多解釋規則中確定有利解釋規則的合理適用位階，應當認為該規則在適用上是第二位的，即保險合同格式條款發生爭議，存在兩種以上解釋時，首先適用有利解釋規則之外的其他解釋規則對爭議內容進行解釋以確定當事人的真實意圖，只有當窮盡其他解釋規則仍然不能或者難于達到解釋的目的時，方能謹慎適用有利解釋規則。“尤其在我國，保險合同的基本條款和費率均由保險監管機關事先擬定，對投保人和保險人的利益已作了平衡，此時再過分偏向被保險人，就損害了保險人的利益。”

(3)排除適用

若當事人雙方就合同內容經過協商后作出關于合同中包含的格式條款全部或個別的、具體的約定，那么，該約定的條款更能體現交易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在雙方對于格式條款內容發生爭議時，應當首先考慮到有個別約定條款的存在，若個別約定條款與格式條款的全部或部分相沖突，個別約定條款的效力優先于格式條款的效力。在此種情形發生時，因有利解釋規則適用于合同格式條款，故應當排除有利解釋規則的適用，而適用個別約定條款優先解釋的規則。

作者：閆謙遜單位：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立案二庭